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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北京,有两种方式:要么是实地考察,要么是阅读史料。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偏爱后者。  现实中的北京,总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历朝历代的古旧建筑,大多数已灰飞烟灭,侥幸遗存下来的,一般也都经历过今人的翻修、改造,失去了原汁原味。假古董很让人倒胃口。不看也罢。免得破坏了我等原始的想象。  所谓原始的想象,基本上都是由史料里获得的。至少对于我是如此。一本古书,或一幅老照片,有时候比一座实际的城市更容易使我兴奋。或者说,它保留着这座城市最遥远、最鲜明的特征。我只需看一眼就能认出来。一旦身临其境地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我反而容易迷路,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误入了巴黎或纽约:到处都是摩天楼,到处都有霓虹灯。这似乎证明了北京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它却离我的记忆,越来越远了。  很久以来,我是在故纸堆里摸索北京的。摸索着文言文的北京,繁体竖排的北京,古色古香的北京。  读《马可·波罗游记》,这位外国游客描绘的元大都简直像太虚幻景。幸亏忽必烈汗营造的土城墙尚有一段残存。足以证明那一片热土就陈列在我们脚下,甚至还没有完全冷却。  读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我感动于明代这两位秀才对风景的挽留:“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间;字一未详,动色执色。”纵然风景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而消逝了,毕竟在纸上留下了体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故纸堆才是一座城市记忆的温床。或者说,一座城市在故纸堆里孵化着它那恐龙蛋一样快要失传了的往事。  读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我都能找到老北京的影子。在现实中,却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更愿意接近那故纸堆里的北京。它的真实性同样不容怀疑。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阅读史料,我面对着一群死去了的活人——抑或一群依然活着的死者。譬如朱棣、乾隆、纳兰性德、曹雪芹、纪晓岚,譬如香妃、珍妃、慈禧太后……这些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男男女女,在故纸堆里欢笑、叹息,彼此取暖。他们比我生活中的邻居更能调动起我的感情:有一种爱,有一种恨,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感慨而得到渲泄。 我把自己的这项工作,戏称为“纸上考古学”。是的,用不着到野外去,挖掘貌合神离的废墟;用不着购买旅游景点的各项门票;用不着走出家门……我躺在沙发上读古书,照样能清点出这座城市的年轮。年轮滚滚,如同车轮滚滚。我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的想象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下意识地成为一位年轻的古人,进入一个遥远的时代,却不无还乡般的亲切感。  诗人西川,有一段精彩的话语:“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他还说这种想象不仅带给他空间感,还带给他历史感。他觉得“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是的,北京的往事永远与现实接壤,现实是往事的边疆。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往事里。即使面对着故纸堆,我也有着自己的呼吸方式。  至于北京这座城市,它也同样如此。它的正面是现实,而历史则构成它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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