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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官厚禄,为什么留不住他?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调回北京的第六个年头,2000年,刚刚五十一岁的刘晓程却向卫生部递交了辞呈。  又像当年一样,人们对他百思不得其解:刘晓程为什么要辞职?是没有得到提拔重用,还是领导班子不和,还是想下海去赚大钱?  这时的刘晓程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管辖着协和、阜外、肿瘤、整形等六大医院,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三十名院士、两千多名教授的数万名职工,权力大得令人羡慕。他处事果断,一身正气,群众威望很高。他又是博士生导师。1994年,他创建了协和医院的心外科;1996年,他在国内率先使用了动脉心脏搭桥。国外统计,静脉搭桥十年的通畅率为42%-45%,动脉搭桥为90%-95%。他在心外科领域声誉很高。北京一些医院在心脏手术中遇到难题,常常向他求救。  在他任职的六年里,工作干得相当出色,上下一片赞誉。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英国剑桥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国际传记中心将其列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国际传略词典》等权威国际传略文献;他的事迹被拍成电视专题片《求索》、《脊梁》及故事片《归国的留学生》;他被选为“十四大”代表……  1995年卫生部派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被人们称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批省、部级学习班,该班学员大部分都被提拔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刘晓程也被中组部列为卫生部副部长人选。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要一名助理总干事,卫生部首推刘晓程,希望他能为世界卫生事业作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的年薪十万美金,可以带家眷,工作地址坐落在瑞士美丽的日内瓦湖畔。刘晓程赴瑞士接受即将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布伦特兰女士的面试。布伦特兰女士让他谈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识,刘晓程谈到世界卫生组织应为人类防治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作出贡献。布伦特兰女士却问他:“你怎么看待在本组织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刘晓程说:“男女平等是人类社会和各级国际组织应为之努力的永恒主题,但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应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关心和解决危及全人类健康的迫切问题,不仅仅是本机构内职员的性别比例。”  生性秉直、刚直不阿的刘晓程从不会顺情说好话,更不会取悦他人。无论是在这位出身名门的挪威前首相面前,还是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面前,他都不失一个炎黄子孙的人格与尊严。  1997年,刘晓程受美国“艾森豪威尔高级访问学者董事会”之邀,随同中国首批三十位著名中青年学者及管理者出访美国。美国为每位来访者出资四万美金,让其自订考察项目,任其在美国随便考察。说是考察,其实就是向来访者灌输美国价值观的一种策略。两个月考察结束后,董事会主席老布什总统亲自出席考察结业式,并让每位来访者提一个问题,由老布什来回答。  刘晓程却给老布什出了道难题。他说:“总统先生,据我所知,美国年生产总值十万亿美元,其中14.5%用于卫生事业,但美国却有两千二百万国民没有医保。美国建国以来,宪法修改了二十多次,联邦宪法和很多州宪法在衣、食、住所的基础上,又把教育列为基本人权。我赞同受教育权应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人权,但不知总统先生如何看待教育与健康的顺位?如果教育是基本人权,那么健康更应是基本人权。没有健康,人们怎么接受教育?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解释花这么多钱用于卫生事业,却有那么多国民得不到医疗保险问题?”  老布什向这位看上去温文尔雅却有着独立见解的中国人礼貌地笑了笑,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美国的实际情况。但我对卫生领域所知不多,您的问题我解答不了。很抱歉!”  刘晓程不但没有遭到排斥,反而成了最受欢迎的中国学者,后来成为美国“艾森豪威尔外国高级访问学者基金会”中国出访人员的考官及国际顾问委员会在中国邀请的唯一顾问。  但是,布伦特兰女士不是老布什。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的职位刘晓程落选了。后来得知,布伦特兰女士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但布伦特兰女士给刘晓程发来一封信,说她很敬佩刘晓程的人格和才干。  此刻的刘晓程,坐在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位置上,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名誉、地位、专车、宽敞的住房,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而且,只要他好好干别出什么差错,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在等着他呢。  人们不仅要问:你刘晓程到底还要什么?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还折腾什么劲儿?  一位政治家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独特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才能理解他所选择的山高路险,河流湍急。  是的,只有读懂了刘晓程的人生法则,才能看透那绚丽的彩虹,为什么照不亮他内心的阴霾?金光闪闪的“琉璃塔”,为什么包裹着一颗痛苦而压抑的灵魂?只有读懂了他的人生法则,才能诠释他人生的真谛,才能看到他自我超拔的胆识与魄力,才能剔出世俗的偏见,领略他超凡的境界。  蹉跎岁月,留给他的并非都是蹉跎  瞿秋白在牺牲前曾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一个人的经历,决定着一个人的情感与人生。  1968年冬天,北国边陲黑龙江特别冷,零下四十二度,不少南方来的知青都冻坏了手脚。凌晨两点,正是老百姓称为鬼龇牙的时刻,在宝清县建设兵团853农场二十一团一座最原始、最古老的石灰窑里,一群身穿黄棉袄的知青已经开始劳作了。  那个年代能穿上黄棉袄是一种荣耀,一种革命的象征。唯有一个瘦弱的少年身穿一身黑棉袄。只见他第一个跳进刚出完石灰、滚烫的石灰窑里开始“平窑”。这种原始的石灰窑形状如同日本鬼子的炮楼,上面填石灰石和煤,下面出烧透的石灰。几米直径的上口既是进料口,又是烟囱。所谓“平窑”,就是蹦到冒着火苗和浓烟的窑里,徒手把堆得小山似的石灰石码平。外面零下四十二度,窑里零上五六十度,一冷一热,温差一百多度。黑棉袄少年忍受着炼狱般的痛苦,拼力码着石头。别人换班上去休息了,他却仍然继续干下去,直到把整个窑平完了,他才筋疲力尽地爬上窑顶。他的黑棉袄肩头蒙上一层厚厚的、汗水浸透的白花花的盐卤,刚发下来的皮手套磨出了窟窿,露出冒着血丝儿的十个指尖儿,一碰就钻心般地疼痛。  苦难犹如手中的铁锤,而少年的身躯却像脚下的石头,在无数次的捶打中变得无比坚强,就像他和战友们写在石灰窑上的《咏石灰》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文革”时期,头戴一顶“黑五类”狗崽子的帽子,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这位少年居然戴了三顶:爷爷是地主;父亲是“日本特务”兼“反动学术权威”。三次抄家,母亲被剃“鬼头”,父亲被关进“牛棚”。一个好端端的知识分子之家,转眼就变得支离破碎了。  接踵而至的打击,使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晓程感到十分痛苦。他极力想用革命行动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极力想改变“黑五类”狗崽子的命运,就割破手指写成血书,强烈要求到生产建设兵团去改造自己。因为“黑五类”子女无权加入生产建设兵团,所以只能用血书自荐。然而,并非是血书起了作用,而是853农场21团宣传队需要一名手风琴手。当时能拉手风琴的凤毛麟角。少年的晓程才华横溢,聪慧过人,不仅拉一手好手风琴,还唱一手好歌。直到今天,他偶尔还会拉起心爱的手风琴唱起《三套车》呢。  他成了生产建设兵团里最下等的公民,一切脏活、累活非他莫属,烧石灰,打炮眼,掏粪,伐木头……然而,对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来说,更大的伤害并不是体力的透支,而是无休止的心灵打击。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都是腰扎宽皮带,身穿黄棉袄,一副准解放军的打扮,唯独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只能穿黑棉袄。853农场的宣传队员都可以载歌载舞,登台表演,唯独他一人躲在幕后只能为别人伴奏,不许登台露脸。而且有人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无论他如何用革命行动来证明自己,他都永远是一只靶子,随时准备被拉出去为他人当做立功表现的活靶子。  他那颗孤寂痛苦的心灵在蛮荒空旷的世界里,踽踽独行,无人为伴,找不到解脱,更找不到欢乐。唯有一天劳动结束了,月亮升起来了,他背着自己心爱的手风琴来到郊外,尽情地拉起来。一群知青闻声而来,眼含泪水唱起了俄罗斯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位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歌声充满了悲凉与感伤。只有在这时,他心中的孤独与郁闷才会随着琴声发泄出来,才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份应有的平等与和谐。  逆境能使人叛逆、颓废,也能使人迸发出无坚不摧的毅力。像后来许多有成就的知青一样,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无论怎样受尽凌辱,他从没有气馁过。他心灵深处一直蕴藏着一股岩浆般的激情。它渴望着喷发,渴望着人生的转机,苦苦地等待着机会。他抓到一切能抓到的书来读,《毛泽东选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读得最多的是那本影响了几代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影响了他一生:“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蹉跎的岁月,没有尊严的生活,超出承受力的体能透支,把一个天真少年抛到了人生的最底层,使他成为一个逆境中的弱者,饱尝了底层人的艰辛与困苦,也饱尝了一个弱者的渺小与渴望,从而使他与底层百姓结下一种深厚的、永远不可割舍的情感。  这段生活影响了他一生,也决定了他一生。  这也是他屡屡做出惊人之举,向自己、向医疗体制提出挑战的原因之一。他的心是属于平民百姓的,任何官位与金钱都无法撼动他的初衷。  闪光的“琉璃塔”,  却包裹着一颗痛苦的灵魂  艾森豪威尔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切不可把短暂的人生都放在无谓的名利上,不可把浮躁和骚动强加给我们生命的宝贵时光。”  在刘晓程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其他行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医疗卫生业却一直在裹足不前。老百姓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就拿心血管病来说,全国有四百多万心血管病人需要手术,每年仅能手术四五万例,只占百分之一二。而且,药品层层扒皮,吃回扣,从药厂卖到老百姓手里要翻上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得一次感冒,没有几百元休想治好。住一次院,没有几千元、上万元就别想出院。医生对病人大开方,大检查。你头痛,就让你做CT,做核磁共振,说怀疑是肿瘤,你不敢不做。你嗓子痛,就给你开几百元的药。你要手术,除了支付昂贵的费用,还要给医生送红包,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甚至几万……有的医院不愿收医保病人,因为医保是后付款,愿意收现金;不愿收疑难病患者,怕担风险。有的医院为病人做心脏造影,居然连“备皮”都不做。有的医生竟然给心绞痛病人打杜冷丁止痛。老百姓说,去医院看一次病,半夜三更去排队挂号,楼上楼下一顿折腾,没病也气(急)出病来了。而且,中国享受医保的人数只占全国人口8%,92%的下岗工人、个体户、8亿农民都不能享受医保。  医生收红包已经成了极普遍的现象,成了行规,不给“红包”医生就不高兴,患者也提心吊胆,怕医生给自己小命“穿小鞋”。一名主刀“名医”一年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可想想那些穷苦农民和下岗工人,省吃俭用、卖房卖地,甚至卖血弄来的一点儿血汗钱,花着昂贵的医疗费不算,还要给医生送“红包”。有的穷苦农民,卖房卖地还不够给医生送红包的呢。这哪是让老百姓治病,分明是让老百姓“致穷”,要老百姓的命嘛!这种不顾脸面,不顾尊严,明目张胆的索要行为,哪还是什么救死扶伤的“白医天使”,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的强盗!“非典”期间,医护人员从“白脸狼”变成了白医天使,“非典”一过,一切又恢复到老样子。  悲哀呀,我的同行们!刘晓程不禁发出悲愤的慨叹:从西波克拉底到李时珍,古今中外,历来都崇尚医学,尊重大夫,救死扶伤从来都是有灵魂人从事的事业。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代,却变得这般见钱眼红,这般不近人情了?  但是,刘晓程绝非一个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肤浅之辈。他觉得一味地谴责医生收“红包”并不公平。几次全国“人大”会议都提出了“红包”问题,可有谁透析过“红包”现象形成的原因?有谁了解过医生的付出与索取的严重失衡,以及“红包”背后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刘晓程认为,“红包”现象是医疗体制造成的。人所共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脑体倒挂”的民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操手术刀的不如操剃头刀的。”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使多少人富得流油,一名歌星的出场费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转眼就腰缠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一名大权在握的官员不贪不占,也有大把大把的额外进项,更不用说那些灰色收入了。可是,一位拯救他人生命的主任医师,月工资不过三千元。这个收入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连亚非拉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不如,只高于亚洲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医生吃的是草,挤的却是奶。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却要承担救死扶伤的天职。医生也是人,也要生存,也要生儿育女赡养老人,也要生活,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富起来?他们心理能平衡吗?医生收红包是他们兜里空。患者送红包是为了买安全。  刘晓程觉得,“红包”现象只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改革二十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十三亿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六百万医务工作者更是满腹牢骚。  他觉得,首先政府对公立医院定性不准,是建立福利型、公益型的医院,还是建立福利加公益型的医院?没有明确定性,使公立医院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欧洲等许多发达国家,实行全民医保,病人住院连伙食费都有补助。而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除退休职工工资外,只够在岗员工20%的工资。院长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向职工宣布:“你们的奖金和工资只能由你们自己去挣!”这种明显的利益驱动机制,必然导致内行哄外行、采购吃回扣、医生收“红包”、医院坑病人的局面!而且,公立医院大多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许多医疗单位的冗员多达三分之一。就拿协和医院来说,全院两千四百名在岗职工,六百名退休职工,四人养一个,怎么能养得起?  其次,政府对医疗卫生重视不够,投入太少。  按照世界健康的社会形态,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应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越来越低。去年“非典”过后,新任卫生部长吴仪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讲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3.1%下降到2002年的1.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0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我国政府人均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居第131位。1995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支出中,财政拨款占75.2%;2002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1.7%。我国政府的卫生投入不适应公共卫生发展的需要。”  美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加拿大占9%;日本占7%;就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远远高于中国。  而且,我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却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  国家对城市建设、街道布局都有明确的规划,但对医院建设却没有统一规划。仅北京东单地区,不足五平方公里,却设有协和、北京、同仁等三大医院。而且,中央各大部委、中央党校等单位,都建起漂亮的、配有高档医疗设施的医院(而不是卫生所)。这些医院的利用率很低,大多都在低水平上重复。这还不够,人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北京疯狂地建医院。按北京现有的医疗现状,每千人所拥有的床位、大夫、核磁共振等医疗设施,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但在边远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缺医少药现象。在发达国家,国家配备的医疗机构往往是塔形的,除了国家中心医院,社区要配备一、二级医院,病人可根据病情去医院就诊,而不会出现感冒、发烧也去协和排队了。  再次,国家没有自己的医药科工委,国家对民族医药业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大量昂贵的洋药、洋器械涌入中国市场,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一个进口冠状动脉球囊扩张管要上万元;一个冠状动脉支架高达一至三万元;一个心脏瓣膜要两万元;一个心脏起搏器最贵的高达十几万……有人为了拿回扣,极力帮助外商促销,使中国的药厂被挤垮,使本来就虚高的药价越发虚高。心脏病人做一次支架或搭桥,少则四五万,多则十几万。想想,中国的老百姓能混饱肚子才几年?有的地区至今连温饱都没解决,他们怎么能消费得起这些与国情极不相称、只有发达国家才能消费的洋器材、洋药品?一个月收入不过几百元的普通家庭,几万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卖房卖地、东挪西借,一家老小背上几十年的外债过日子!  昂贵的药品,昂贵的器材,再加上不菲的“红包”,“三座大山”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有多少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又有多少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雪上加霜,越发穷得叮当响?又有多少人被疾病折磨得家败人亡?  中国有强大的国防科工委。我们可以让火箭上天,宇宙飞船遨游太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电话大国、第六经济大国,世人瞩目的军事强国,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医药科工委,让中国老百姓享受物美价廉的国产医药产品?  刘晓程觉得,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只存在自由竞争,没有宏观调控,没有形成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目前,农村合作医疗被挤垮,卫生防疫站形同虚设,一些传染病,如霍乱、艾滋病、血吸虫病等开始大肆泛滥。曾被毛泽东引以为傲,以一首《送瘟神》来抒发消灭了血吸虫的“瘟神”,却又卷土重来,成为百万群众的大敌。中国的地方病防治机构大部分都已取消,而各地的地方病却仍然相当严重。中国的艾滋病人数已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仅河南就有三十八个“艾滋村”。中国的艾滋病的发展趋势已经到了决战临界点,如果再控制不住,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系列的问题不能不令人担忧。  刘晓程觉得,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是中国最滞后、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它就像一辆老朽的牛车,在万马奔腾的大好形势下慢悠悠地转着,承受着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唾骂与责怪,丝毫没有进展。几年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中央政府就医疗卫生改革问题让各部委提出方案,八大部委对中国卫生体制都提出了提案,唯有卫生部本身没有提案。  刘晓程觉得医疗卫生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关系到老百姓生存的基本权利,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死存亡,弄不好,是要死人的。他虽然身在高位,却不是一个唯“官”是从的人。面对医疗卫生界的弊端,身为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上级反映。因此,他多次向卫生部、向中央有关领导进谏。  他提出:国家应该加强对医疗卫生的宏观调控,建立明确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政府对公立医院应该有明确的定性,不应把公立医院变成商业性医院,商业操作必然导致医院坑病人、医生骗患者的局面;政府应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改变目前这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如的局面。国家穷,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可以增加吃、喝、玩、乐等娱乐业及房地产暴利的税收,用来解决国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国家应该成立医药科工委,支持民族医药业的发展。医疗卫生的改革是“一把手的工程”,只有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痛下决心,从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中国的医疗卫生才能真正启动改革机制,才能改变老百姓看病贵、手术难的现状,才能造福于百姓,将纳税人的钱返回到纳税人身上。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地呼唤着他,驱使着他,使他一次次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惊人之举。  2000年4月28日,身为中国科学院医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副院长、副校长的刘晓程,同中国科学院医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院、校长一起,联名向主抓医疗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上书,向副总理当面反映原卫生部某领导“抵制卫生系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对卫生领域的科技体制改革得拖就拖;任人唯亲,不公平正派;沽名钓誉;搞非组织活动;对违法乱纪者姑息养奸,使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科大学体制改革无法进行”等诸多问题。他们在信中最后写道:“如果XXX部长这样对待中国的卫生事业又得不到限制和纠正,我们二人唯一的选择是共同愤然辞职,以谢天下!”  刘晓程对副总理直言不讳地讲道:“有些人不是以天下社谡为己任,而是‘唯上唯书不唯实’。长此下去,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非毁在这些人手里不可!中国的医疗事业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绝非他危言耸听,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充分证明了他的正确性。  2002年11月28日,刘晓程再次向《新华社》内参陈述观点:“我国政府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卫生资源的匮乏与浪费并存;国家对国有医院的定性不明,补偿机制不健全。”“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现状,国家必须加大投入,改革国有医院的体制,实行全员聘任制及符合市场规律的运行机制。振兴民族医药业,实现中低档产品和高值耗材的国产化,以降低医疗成本,减轻百姓负担。”  2003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非典”,令中国政府及国人猛醒。卫生部长被撤职。“非典”过后,政府亡羊补牢,增加投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多少有识之士发出强烈呼吁:“中国爆发非典是偶然中的必然。中国必须加强医疗体制的改革!”  2003年12月17日,《参考消息》转载美国《时代》周刊一篇题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需要改革》的文章写道:“联合国1998年的调查发现,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不少人因为曾经生过一场大病致贫。”“全国4000个基层防疫中心要自己提供50%以上的预算,而在其他多数国家,类似机构都是由国家出资。”“许多在毛泽东时期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的传染病现在又重新抬头,肺结核、乙肝等传染病现在又开始扩散。现在中国有5%的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在美国只有1%。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体系排名第144位,落后于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中国卫生部统计显示,去年中国有81万人感染了血吸虫病,几乎比1988年增加了一倍。”“在中国的所有国际组织都发出了明确信号: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需要改革。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回应。”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温家宝总理上任不久就说:“要把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当做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一切,都印证了刘晓程三年前的呼吁。但在当时,他提出的许多建议,多次进谏,都在毫无反馈的时光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只能发出无奈的感叹:“难哪!医疗界的改革太难了!”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必须涉及政治制度改革。这远远不是一个刘晓程所能改变的。  他感到自己虽然坐在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位置上,但他仍然是棋盘上的一只小卒。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可他瘦弱的肩膀仍然推不动这部陈旧的机器,因此陷入难以名状的苦闷之中。他觉得自己下过乡,当过“黑五类”,饱尝过蹉跎岁月之磨难,也留过洋,受过中国总书记接见,与美国总统座谈过,大荣大辱都领教过,到了这把年龄,一切都看淡了,唯独看不淡的是那份为人为医的天职。  古语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觉得中国的医疗改革,任重而道远,自己已经五十一岁了,再这样耗下去实在耗不起,与其整天在文山会海、接来送往的繁杂琐事中空耗生命,莫不如趁自己还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为中国的卫生事业闯出一条新路,为饱受病痛折磨的心血管病人带来一点儿福音,也算不枉活一生。自己瘦弱的肩膀既然推不动事业的发展,就下去建一所梦想中的医院,用实际行动去为老百姓造点儿福吧。  2000年12月31日,当人们沉浸在新千年到来的喜悦之中,一个知天命之人却站在新旧千年的交叉路口上,迎着扑面而来的千年之风,向卫生部正式提出:第一辞去一切官职,第二要求提前退休。因为只辞职不退休,还要受人事制度约束,不能随便离开单位易地工作。  于是,他再一次向自己、向传统观念、向医疗体制发出了挑战。  从中央到下属的各级组织,纷纷向他发出挽留与恳谈。但,一切努力都是枉然。领导和员工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  临走前,他把所有的荣誉证书全部付之一炬。帮他收拾东西的党办主任看到这么多国家级的荣誉证书化为灰烬,十分心疼,几次呼喊着从火堆里抢出来:“哎呀,这是全国先进工作者证书,烧了多可惜呀!”  刘晓程却说:“留着它有什么用?过眼烟云,什么都没用了。”他只让党办主任留下一个蓝本医疗证,“这个留着,等我得大病的时候用。”  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姓。  2001年元月,一个挣脱了体制束缚,摆脱了功名利禄,打碎了世俗桎梏的人,迎着新千年的曙光,气宇轩昂地走出了办公室,目送他的是一片惋惜而又充满敬佩的目光……  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有几人能够抵住官位的诱惑,又有几人能挡住金钱的吸引?反之,为金钱和官位折腰,甚至断送性命的人,却如雨后春笋,屡杀不绝。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为刘晓程超凡的人生境界而赞美,而叫好,而献上一束鲜花了。  我可以丢掉一切,唯独丢不下病人  刘晓程说:“我上辈子可能欠别人的太多,这辈子来偿还了。”  他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时,就梦想有一天在中国的土地上创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心血管病医院,让国人也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从而实现自己“博爱、济贫”的抱负。然而,岁月沧桑,花开花落,梦想一直还是梦想,转眼年过半百,但他心中的梦想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泯灭。辞官以后,他决心要实现这个梦。他很快就遇到了知音,天津市委、市政府、天津开发区管委的几位领导全力支持他提出的宏大构想——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英文字头缩写TEDA,简称“泰达”)创建一座世界一流的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企盼十几年的梦,终于可以实现了。  五十二岁的他,完全沉浸在实现梦想的兴奋中。就像十四年前到牡丹江一样,他以超人的精力,火一般的激情,率领几十名职工,一边借天津开发区医院的房舍开展心脏手术,一边创建心血管医院。  “这二年是空前的辛苦,却是空前的欣慰!”这是刘晓程最深切的感受。  2002年10月末的一天傍晚,秋风瑟瑟,凉意袭人。从天津塘沽狭窄的火车站口走出一位憔悴不堪的中年农民,怀里抱着骨瘦如柴的妇女。他们从牡丹江上车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硬座,他足足抱了她二十几个小时。这妇女患有严重风湿性主动脉瓣、二尖瓣双瓣膜心脏病,已属晚期,心衰三度,不能行动,体重不足三十八公斤。她的生命就像秋风一样盘旋在细若游丝般的呼吸中,随时可能飘走。十几年来,他们倾家荡产跑了好多家医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份沉甸甸的、被宣判死刑的病历……这次,他们终于打听到刘晓程的下落,就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千里迢迢跑来找他。  中年农民抱着妻子一出站口,有人迎了上来:“请问你们是从牡丹江来的吧?”  “嗯哪。你是……”中年农民不觉一愣。  “我是刘院长派来接你们的。”在电话里得知病人不能行走,刘晓程派孔祥荣主任开车来接他们。  一听是刘院长派车来接自己,这对走投无路、连卧铺都买不起的农民夫妇来说,实在受宠若惊,眼里顿时泪花闪闪。  可是,面对被多家医院宣判死刑、随时可能死去的重患,面对刚刚起步、还没有拿到心脏手术正式批文的开发区医院的有限条件,这个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重大的抉择拷问着刘晓程,也拷问着与他共同创业的全体职工。  做,失败了,对刘晓程,对刚刚起步的事业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不做,找个借口将病人推出去,等待病人的只有一字:死。而且病人的病情容不得半点儿拖延。  有过无数次类似经历的刘晓程,丝毫没犹豫,手一扬,命令道:“准备手术!”这是刘晓程一贯的作风。  10月27日,天津市卫生局组织专家来评审开展手术的条件,答应下周一(10月31日)发批文。但病人的病情已无法再拖,刘晓程恳请卫生局领导和专家组,破例批准他先手术后补批文。他为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大家,默许他“违法”于次日进行手术。  麻醉师是借的,体外循环医生是借的,手术室护士长是现请来的……  10月28日9点,全院职工聚集在手术室门口,一双双沉重的目光,默默地目送着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这是医院的第一例心脏手术,大家都知道这次手术成败的分量。对全院来说,她不仅是一条生命,而且是一个开端。从上午九点一直到深夜二十三点,一连十四个小时,全院职工的心都一直悬着。  一个濒临死亡的灵魂一直徘徊在无影灯下。刘晓程要为病人心脏实施主动脉瓣、二尖瓣双瓣膜替换术,而且由于病人肝功能极差,渗血不止,无法关胸。二十三点一刻,死神终于退却,手术获得了极大成功。  10月28日从此成为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纪念日——为了纪念一个普通农妇的新生,也为了纪念救死扶伤精神在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永远发扬光大。  术后,八名医护人员对病人日夜轮流监护。病人没有毛衣,护士长车慧将自己的毛衣送给她;医生护士每次打饭都多打一份,给买不起饭菜的病人丈夫。  数天后,病人痊愈出院了。农民夫妇握着刘晓程的手久久泣不成声,末了说道:“俺们这辈子报答不了你,只能等下辈子报答了!”  如果不是遇到刘晓程,如果不是医院为她免去两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如果不是全体医护人员对他们关怀备至,这对濒临绝境的农民夫妇,很难说会走到哪一步。  刘晓程任心外科医生二十五年,手术八千多例,不知经历过多少这样的事情。患者的感谢信多得数都数不清。老抗联战士、黑龙江省老省长陈雷同志赠给他一幅牌匾,刻着“晓界生死,程接古今”八个大字。  但,刘晓程不是神医,在拯救濒危病人的手术中也有失败的时候。  一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两年前在某医院做了心脏肿瘤切除,但术后效果不佳,又复发了,生命垂危。一家三口苦苦哀求刘晓程为其做心、肺移植术。刘晓程深知这种手术风险极大,成功率极低,尤其这种晚期肿瘤加上第一次手术已形成广泛粘连的病情,更增加了手术的风险。但不做心肺移植,病人必死无疑。做,也可能生,但没有十分把握。如果失败了,他也可能因此而名誉扫地,可他必须竭尽全力去做。这是他做人的准则。  “我不敢保证他能活,但我会尽全力。”他坦诚地告诉病人家属。  手术那天,小伙子面带微笑向亲人告别,看来他心里做好了各种准备。  手术进行了十几个小时,很遗憾,死神还是夺走了年轻人的生命。遗体已经装上车了,家属却坚决不走,必须要见刘院长,谁劝都不听。  大家都为刘晓程捏了一把汗,以为家属要找他算账,就说:“刘院长,你可要挺住啊!”  刘晓程却说:“没什么挺不住的,我们尽力了!”  没想到,死者父母一见到刘晓程却扑通一声跪下了,拽都拽不起来。  “刘院长啊,我儿子上手术台前一再叮嘱我,说他死了也要我来谢谢您!”死者父亲握住刘晓程的手,悲恸欲绝,“刘院长啊,我替我儿子来向您道谢了。您为他尽力了!”  此情此景,催人泪下。不是为了生者,而是为了告慰死者,来感谢一位并没有救活死者的医生。  “我很遗憾,没能救活他。”刘晓程的声音沙哑,他已经耗尽了体力与精力。  “刘院长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已经尽力了。我儿子死而无憾了!”  没过几天,这位名叫郑铭长的死者家属将一幅写着“仁心仁术除疾患,全心全意为患者。柳叶神术冠天下,济世丹心惠众生”的牌匾,送到了刘晓程面前。  死者家属给医生送牌匾,在当今的医疗界,谁曾听说过?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够苦了,  我们还是为老百姓积点儿德吧!”  与刘晓程一起共事的人都承认,刘晓程的精力过人,工作效率更惊人。  2002年3月28日,新医院破土动工,不到一年半,2003年9月26日,投资7.2亿、亚洲最大、占地11万平方米的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隆重的开业典礼。  这座设有六百张病床,集医疗、教学、科研与康复四位一体的心血管病医院,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继摩托罗拉、丰田、雅马哈、雀巢、三星等三千七百家企业之后,又一家令世界瞩目的非营利性公立企业。  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同志在开业典礼上宣读了吴仪的贺信。信中写道:“心血管病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杀手之一。我国现有四百万心血管病人等待手术,而全国每年仅能完成四万多例。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建成,将为改善我国心血管病的治疗作出贡献,给广大心血管病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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