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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向峰同志以《望云斋诗文丛录》之名出版理论、散文、诗歌三本文集,令我不禁心为之振、情为之动,所思广远,浮想联翩。向峰几十年教书育人、精研学理,论育人是桃李春风,论著作是硕果累累,现在仍担承博士生导师之重任,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同时,于思想理论文字之外,写散文、著诗章也多有成就。我每于报刊上读到他的诗文,都感受到其中的思理的内蕴与艺术的韵味,实非一般泛泛清闲之作可比,因此令我喜爱。如今,这三者汇集而以文丛之面目分集问世,分而有合,实际上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艺术、才情的总体状态和整体成就。三者之间是相通的,是同一个文化主体在不同文化形态上的物化和符号表现。对于一位以教书为业,以科研为职态的教授、学者来说,能取得如此成就、如许成果,应该说足可以自慰平生,而且也是令人钦佩和欣羡的。现在出版难,学术论著出版更难,在这种时候,向峰能够一次出版三本书,此亦甚可自慰且令人替他高兴而又欣羡的。在我这方面说,既替向峰“感到自慰”,又欣羡和敬佩他的这三本书都是内容丰厚扎实、学理精审、见解独到、情文并茂、诗意充溢之作,实非现在一些外表精装美饰而内容空洞乏味之作可比的。以这种文化产品问世,对于生产者来说,不仅是问心无愧,而且是可以感到自豪的。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当向峰要我为他的文丛之理论卷作序时,我确实以少有的痛快“欣然应命”,而不像经常被邀为人写序时那样感到盛情难却而又下笔艰难。  2、中国学人通例,邀人为自己的著述作序,一种是请师辈长者来写,可以品评成就而予以论定,可以述议渊源而道其出处,可以剔抉创获而定其贡献,且可奖掖提携,使之精进上腾;另一种则是同学好友,写序作跋,道友情、述学迹、叙来路、评成绩、议贡献。我为向峰写序,自当属于后者而为“退而就其次”中的一员。我与他相识于50年代末期,那时他刚完成学业,以青年教师之姿活跃于大学讲坛和文坛;我则以文艺编辑的身份与他时为接触、偶有往还,彼此知晓。以后我则是一个“混迹文坛学界”而又不得不隐姓埋名的编辑兼记者。“文革”风暴,吹散了许多人,吹跑了许多梦,也把文化吹散于弥天黑暗之中。我们彼此音问不通。新时期来到,我进了科研单位,我们所执的业务相同,这些年学术活动亦多,来往就很多了,了解也更深入。不过,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在学问等事上的切磋、工作上的合作、业务上的共事之外,那些世俗的交际倒是不多的。但我们彼此在学业上相通相知,是令我欣慰而欢快的。还承他信任,曾邀我“入盟”一同申报辽宁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博士点,惜我已于早一周另有应允,坚守诺言而未能同他合盟,这是我至今很感怅悔的一件事。也可说是属于“人世几回伤往事”中的一件憾事。  基于以上原因,我想我之“欣然同意”作序,理属当然。只是我之所“序”,不过是做一点叙友情、述历迹的工作,而其他则非我所能了。  3、向峰是一位地道的学者,这有他的十几部厚重的著作为证。但我还想为此申说几句。我以为作为一位学者,必须兼具两种品格,一为坚定的为学术献身的精神,二为具有治学的才能。而我所看重的更是前者而非后者。向峰可谓二者兼备。献身学术的精神,在今日尤为可贵。向峰是真正的学者,不仅就其学术著作之量与质来谈是如此,就其终身不渝地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来谈亦如此。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坚守清贫、枯坐冷凳的真学者,而最不需要的是离金钱近而远离学术的假学者。向峰的诗中说:  只有巫山上弥漫升腾的云雾,  才是我自问我存在的回声。  这是一种深沉的性灵寄托。他在以此诗为代序的著作的后记中谈到自己治学的历程,写道:  当学生阶段写的那些属于研究前的草稿不算的话,正式文章是三十年前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的时候开始写起的。那时,我带着大学二年级时萌发的勃勃雄心,还有对于未来的无边幻想,在实践中开始了艰苦而执着的追求。春秋流逝,文章累计,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在当年曾是遥远,现在都成过去的时间概念中,我灌注了无数心血,寄托了无限的追求;今天可以用文字计数的就是过去写成的那二百多篇文章和几部自著和自我主编的几部专书了。  “春秋流逝,文章累计”,“无数的心血”,“无限的追求”,这短短的几十个字,含着多少人生经历与体验,需要何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文化精神!后面,他又写道:“这本书中的每一个题目,都好像是过去在攀临过的顶峰摘取到的流过蓝天的云片,当时那欢欣鼓舞之情是非当事者难以想象的。”是的,每一个题目,每一篇文章,每一次理论的思维和艺术的灵性的萌生与跃动,都好像是攀临顶峰去摘取并摘取到了“蓝天的云片”,这里不仅有攀临的艰苦与辛劳,而且有心理学上所说的“高峰体验”,一种胜利的获取成果的喜悦。这就是从“巫山云雾”那里听到的“我自问我存在的回声”。这“回声”是酬劳,但更是自我实现,一种奉献的文化的自我的实现。这是要历经饱含人生甘苦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没有献身于学术的精神的人,是不具备对这种坚韧执着和艰困跋涉的承受力的。  至于治学的才能,我以为向峰亦有两点突出之处,这就是理论思维的能力和思辨的能力。这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品质和文化品质。理论思维能力不是一种“单纯的”得自先天的能力,仅仅机械地来分析,就需要思维的能力和理论的装备。前者自然要有一种天赋,但这种天赋却一定要有训练,要有“思维资料”的准备,要有“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两种思维上升的能力;这里每一项都包含一个“学”字,无学力即无思维能力。理论的装备,至少是包含两方面的装备:首先是一般的总体理论的装备,其次是对于所掌握的理论能够得其精神,化而用之。当然,在此二者之外,还需要一种综合、融汇前两种能力于一炉的能够产生1+1>2的综合能力。我以为向峰在这三方面都具备他的具有个人特色的能力。我在学术会议上或讨论某个作品时,听向峰发言,不像有些人慷慨陈词,而是每每感到,他言词不多,亦不华丽,也不好多用新名词,而总是平缓朴实,但能抓住问题实质,能点到要害,亦能从理论高度来把握对象,所论“要言不繁”就是。这对一位学者来说是一项重要本领。  从他的几本重要著作中,也能看出他的这一思维——学术——文化类型的才能。比如,在他《艺术的审美特性》和《艺术的美学基点》这两部书中就比较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理论的深刻和表述的能力以及思辨的特长。他的著述的深度,正是在此处表现出来。这次出版的评论集《审美创造的灵性》也表现了这种特色。他谈创作的自由,但又论证了艺术家“带着镣铐的创造”的特性;他论证“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但他同时又有理有据地说明了理性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重视理性思维在审美感受活动中的意义”,以“保证我们的艺术创作活动达到情与理的统一,使不空于情、不失于理”。《切断与人物间的脐带》一文中,他一方面肯定了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不少是“作者内在意识的某种转化,每个人物的脐带都与其作者有紧密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又论证了作家必须切断这种脐带,相对独立于“自我”地去创造一个独立的典型,并且从“为什么常常有的作家不能切断脐带”的角度,论证了这一主题。在这些地方,无不表现了他的思辨能力和理论工力。  4、文学作品,实质上是一个“四相结构”的大系统,也可以称为“四个世界”构成的体系。《镜与灯》的作者M·H·艾布拉姆斯在论述文学批评的诸种坐标时,曾将之称为“四个要素”,他说: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美〕M·H·艾布拉姆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5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艾布拉姆斯的分法,同其他诸家无所不同,不过他对四者的构成框架的确定,却有其特点,即以艺术品——阐释的对象放在中心地位,他用三角形来安排四个坐标,如图:  世界  ↑  作品  艺术家欣赏者  这种四要素坐标结构图,我在拙作《创作心理学》中曾据几家之言分列出四种图式,不过,这里我只取艾氏之一种。因为,我感到向峰的这本文艺评论集,虽然分为三辑,分别为《文学艺术技巧继续谈》、《中外文学的名家名著》和《论析文艺问题与作品》,但在总体上,基本精神正是以作品为中心,而“辐射”及于“世界”、“艺术家”和“读者”这三个要素,来展开其理论与艺思的解读、阐释和进行一般的理论探究的。于此也就可以看出这些评论文字所展示的视野、理论界域和“由点到面的深入”。这在本书中的作品与作家评论、艺术技巧剖析、为人所作的序跋中都是随处可见的。这在理论上也符合向峰以艺术美学为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的特长与特色。这一特点,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文学评论的理论基础、理论指导与理论厚度,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了他的理论之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及艺术产品(作品)的结合。集中多篇剖析外国名著的文章,都体现出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点。  5、向峰早就写过关于文艺创作要“莎士比亚化”的论文,本文集中又有一文《关于“莎士比亚化”》。文中指出;“莎士比亚的人物,从内在到外在,首先都是人物自身,不论做多少,怎么样做,都是他建立在性格逻辑基础上的必然性的东西,同时也是创作主体的审美对象化的表现。”又说,马、恩之提倡“莎士比亚化”,是“从一个重要方面表述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见解”,它对于按照艺术规律去塑造艺术典型,对于“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典型人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可以说是向峰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本文集中的诸多评论文章中,都贯穿着这一观点。它的主要精神就是按照艺术规律来创造艺术品。我们以前的偏向恰恰是没有很好地按照艺术规律来创作,甚至是不顾艺术规律来编造艺术品。在理论上也是不允许谈艺术性的。新时期以来,这种情况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清规戒律已经冲破了。不过,又有另一种情况产生。清规戒律不好,但不是不要艺术规律。正如向峰在《艺术家的镣铐舞》一文中所引康德指出的:“一切自由艺术里仍然需要某些强制性的东西,否则使作品有生气的精神,就会完全淹没躯体而全部化为虚空。”又如歌德所说:“在法则中才显出大师的本领,只有规律才能给我们自由。”(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强制性的规律和规律的强制性,艺术家的自由,以至大师的本领,都在这中间显现它的能量和光彩。现在,在冲破清规戒律之后,又见一些作家,竟抛弃和鄙视一切艺术规律地在那里创作,其艺术生命“全部化为虚空”,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现象面前,向峰这本评论集的出版,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他不仅论述了艺术规律之重要,而且历述了多种艺术规律之细则以及作家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之实证。这对于创作、欣赏和理论研究,都是有益的。  时光流逝,不舍昼夜,人生易老。他在1985年为自著《艺术的审美特性》所写的后记中感叹地写道:  二十多年的时光过去,如同不见回头的江河流水,对比往昔岁月中记忆痕深,而专题书稿中却收成有限,不能不使人发生“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出老去,机会方来”的感叹。  这感叹是深沉而苦涩的,我亦有之,这是智慧的追求与智慧的痛苦。然而虽是人生易老,但智慧却可常青。向峰现在不仅理论思维的雄姿仍劲,而且艺术才思的灵性依旧,且于理论著述之外,更有散文、诗歌的结集。这也正是才情依旧在,风华正展扬的表现,故为用本文题名,既以纪实,亦表贺忱。  彭定安  1995年1月25日,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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