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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第一个反省岁末年初,总要收到和寄出一些贺卡之类,总要接受和祝福一些美好的辞语,从学习进步工作顺利到心想事成财源滚滚,到平安健康幸福长寿等等,在1999年到2000年交接的这个千年一遇的吉祥时刻,皆大欢喜更是人人所渴求的,但是,忽然间从千里之外飞来一张贺卡,却要求我“反省”,这不能不让我在狂热中静下来作一番冷静的思考。  贺卡是香港来的,辞语如下:  “九九年将过去,薪世纪即将来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最好的迎接方式应该是什么呢?我思前想后,认为最好的迎接方式应该是反省,世界应反省,中国应反省,我们每个人应该反省,我自己必然也要反省。  “反省的目的是找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的长处,只有这样自己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前进,中国才能富强,世界才能繁荣。  “……愿新世纪的到来给每个人带来好运。”  读者千万别以为寄贺卡的人和我一样是耍笔杆在搞文字游戏或故弄清高,寄贺卡的是一位香港老板,是小老板还是大老板我没有追问或考察过,只知道他在大陆有五家合资公司,在陕西的宝鸡、商州、长安县建了三所希望小学,在香港和陕西挂了一些社会头衔,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自然,有许多人认识他,他就是香港建秦发展有限公司和建秦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董健。因为他是陕西人,秦汉遗民,秦川情深,所以公司名字也要叫建秦。  一位企业家,不讲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不说恭喜发财、心想事成之类,却在世纪之末慨叹什么“反省”,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如果不是,那不值得我们思考么?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许多自以为社会主义已经身历了几十年而对市场经济却有点摸不着头脑的人们,突然发现似乎只有金钱才能主宰一切,而自己恰恰缺少的就是金钱,于是就拼命让自己的头脑向金钱这个方向偏转,这本来是好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上市场经济货币意识,我们前进步伐自然大大加快;但天底下的情形,往往又事与愿违者多,偏向金钱了,常常就不择手段,甚至觉得社会主义的几十年里从精神到物质都吃了许多亏,不矫枉不能过正,于是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于是弄虚作假,坑蒙拐骗,于是昧着良心,能捞则捞,甚至违纪违法,铤而走险,等等,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而反省么?  当然,一个人连起码的生存资格都不具备的时候,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能不能吃上的时候,你要让他去作什么“反省”,那是很有点滑稽的,但是,当我们已经温饱,开始有点逍遥闲适份儿的时候,是要损人利己、图财害人,不惜一切地肆意榨取和占有呢,还是为己为人,云水襟怀,想法为社会为国家作点奉献呢,这是不是应该有点思考呢?我们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是国家元首,我们不会也不必去反省世界和国家的大事,但我们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有感情有理智的正常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前边董健所说,找找自己的不足,学学别人的长处,既能使自己进步,也能使社会前进,国家富强,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就说自己要反省也让朋友反省的这个董健先生吧,据他自己这份给朋友的贺卡中讲,他是1949年10月21日生于西安,因父亲当时随军去了台湾,母亲将他养大。1979年4月5日携妻带子从西安到香港,1982年把母亲也接到香港团聚,他自己说,“虽在香港已二十多年,但最关心的还是我的根——中国大陆,我期盼祖国真正富强,人民安康,我相信下一代一定比我们强。”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情啊!  董先生完全可以是一种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享受,但他却把一颗心全投给了自己的祖国母亲的建设事业。以董先生之身世,他一定吃了好多好多苦,受了好多委屈,遇到众多不平和坎坷,但他却还是爱国爱乡,矢志不渝,并且还要不断地反省自己,这真是谈何容易!与先生相比,我们为国家为社会毫无建树,却又疏于懒于不屑于反省自己,我辈能不汗颜耶?  早从封建社会的孔子孟子以至更早,中国人就知道反省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传统的养身之道,佛教、道教、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也都以此作为人的养生习性之理,共产党人继承人类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吸收了这一有益成分,只是不叫反省而叫自我批评罢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生前每天睡觉时要先“过电影”,实际也是一种反省。只是到了近十多年,人们注目于加快和国际接轨,偏重于经济上的利益取向,才弱化淡化了反省自己这一人生的题内之义,当2000年到来的时候,不管算不算新世纪的开始,总是在迎接一个新世纪到来吧,一位香港的中国人给我们提出了反省自己这个大命题,确实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有益处的。再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有所得就有所失,当我们在经济上不断有所得时,精神上失掉了那些需要弥补和追回也确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否则,当我们可怜得只剩下物质和金钱,精神上穷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照样会垮掉。我们怎么能这样进入一个新世纪呢!  从“临城大劫案”到《中国的战歌》  1923年5月6日凌晨,在中国山东省临城到沙沟之间的铁路线上,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客车被当地一股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拦截劫持。火车上二百多名中国人和二十多名外国人被作为人质劫持到山上。经过多方斡旋,二十多名外国人质终于在6月12日全部释放,随后,中国人质也在24日被全部释放。  美国《密勒氏评论报》当时在中国有一位记者叫鲍威尔,身临了劫案事件的始末,他把这次事件作为自己采访的最好机会,先后写了几篇文章秘密送出,刊登在他所服务的报纸上。颇有意味的是,他当时几次有机会却不逃走,尽管吃了许多苦头却十分高兴,因为他巧妙地深入匪窟,亲眼看到土匪中心堡垒里有近百名从各地掳来的六到十五岁的儿童作为绑票的悲惨景况。以后,在中国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在华外国人都惊慌失措,纷纷要求各国政府以武力干涉中国时,而这位鲍威尔主持的《密勒氏评论报》却大唱反调,成为当时在华的外报中惟一反对干涉政策的刊物。  鲍威尔为什么反对武力干涉中国?这还要追溯到他在临城劫案中的那段经历,身陷魔窟的他当时这样写道:“我们的心飞向了外面的中国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远远胜过了我们……我们全体俘虏并不主张只对少数官员进行惩戒,而主张对当今统治着我们和中国人的整个政府进行惩罚。”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正是被他看做完成这种惩罚的希望,所以,他对中国当时形势的认识,要比其他在华外国人略胜一筹。  鲍威尔当然不能算是近代史上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起来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第一人,但他的这种异于他人的鲜明态度却影响了一批美国人用冷静的头脑观察中国现状,分析中国国情,支持中国人民斗争。为全中国人所熟悉并受到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的《西行漫记》一书作者埃德加?斯诺,就是直接受到鲍威尔影响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上的。  斯诺在中国看到了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看到了“肆无忌惮的人间剥削悲剧,看到农民倾家荡产,妇女受污辱,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看到官逼民反”。“由于问题过于严重,任何外国救济都无济于事”。  斯诺正是在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并且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浴血奋斗的铁的事实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因而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这样的撼世名作。在此之后,斯诺几乎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全部写作、全部热情,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  和斯诺同时的还有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一批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美国朋友和其他国际友人。斯特朗1925年第一次到中国,此后六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凭着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出色地报道了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  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她揭露了军阀混战,讴歌了省港大罢工工人,在湖南亲眼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发现了“中国工农中兴起的崭新力量的威力”。她因而得出结论说:“正是这些农民和工人——而不是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也不是上海富有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武汉的怯懦的政客——将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回到美国以后,她受到了当时敌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反动势力的冷遇和摧残,甚至一些朋友也远远避开了她。但她九死不悔,矢志不移,以坚定的信仰继续宣传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她在四十年前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中这样写道:“为了摧毁和遏制毛泽东的新中国,从搞联合国托管东北,到对中国实行武装封锁,以及在中国内部煽动暴乱,什么手段都已用过,而且现在仍未罢休……那末,居于世界反动之首的美国垄断资本的巨头们有可能摧毁新中国吗?不可能。因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他们过去的一百年被这个或那个外国所主宰,然而现在他们已征服了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未来将由中国人自己决定。”  斯特朗的话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她是把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置于世界的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观察的,因而,时间过去了四十年,甚至还要更长,而她的话依然熠熠闪光。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位忠实朋友。也许是因为她出生在极为贫困的矿工家庭,所以,更易于亲身体会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历史苦难。她把自己1928年至1941年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在美国出版后轰动一时,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并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报告文学的优秀之作。在书中,她真实地描绘了中国人民在军阀压迫下、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处境,记载了她在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和英雄的中华儿女的光辉业绩。以后,史沫特莱又写出了记载朱德将军六十岁以前战斗岁月的自传性着作《伟大的道路》,这本书虽然只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却在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对中国人民史诗般英雄斗争的歌颂。  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赞颂,其根本因素在于她以无产者的身份对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产生的阶级的共鸣。1936年到西安时,恰值双十二事变发生,看到西安街头衣衫褴楼的乞丐群,看到广大群众抗日热情的高涨和游行示威的动人场面,她竟身不由己地参加到了游行队列之中。  从“临城大劫案”的发生到《中国的战歌》的诞生,鲍威尔等一批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给予关注、同情、支持、赞美的国际友人,他们难道怀有什么个人的私利?他们难道希冀于从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捞取什么“实惠”?不!他们正是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凄惨苦痛水深火热的坎坷经历和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代人的探索努力和数千万人的流血牺牲所作出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才是凝聚几亿中国人民的惟一的核心和希望。舍此别无他途。靠列强的施舍恩赐来救中国么?那只能使中国人民沦人更悲惨的被奴役压迫的境地;靠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后,把中国人民重新引入深重的灾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之下,才能走上一条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  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一些地方出现了曲折与反复。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新的考验面前,回顾“临城大劫案”到《中国的战歌》这段历史,从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鲜明倾向这一个侧面,难道我们不能受到诸多方面的启迪!  缺水,为啥还不节水?  夏日炎炎,暑气蒸腾,身涌热汗,眼冒金星,室外是个大烤箱,屋里是座小蒸笼……但倘若这时候喝一杯热茶、或灌两口凉开水,头朝水龙头下一冲、或干脆冲个热水澡,那是何等痛快淋漓、舒心惬意啊!  可惜,打开水龙头,没水!又忘了有水时攒一点在盆里、桶里,这时候的你,是热锅上的蚂蚁呢,还是炒瓢上的活虾呢?  这种尴尬城里人有几个没遇过呢?城里人缺水,乡里人就不缺水么?  远不说60年代初的三年大旱,就近两年,这秋冬连旱、冬春连旱,就让电视、广播上那抗旱的喊声没完没了,陕北渭北的黄土干坡就不说了,连山清水秀的汉中、安康、商洛,来人来电话首先就是说旱得不得了。  我的故乡在关中东部,多少年号称旱涝保收的“白菜心”地带,如今见了乡党,三句话没完就哀叹缺水之苦了。  当年的水壕上已填土盖了房子,大跃进那阵石砌的水渠成了残破的干沟,曾欢呼过的、先辈人从未见过的大口机井,村长说,抽水机一启动,呼噜一口就吸干了!  没水,旱不能浇,人畜饮水也常常紧张,还怎么争高产、夺丰收呢?又怎么农林牧、种养加呢?  没水、缺水,确实已成了影响人民生活,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全国农村供水办公室得到的确切数字是,我省缺水人口数达到一千三百八十一万人。这占全省三千多万人口的多少呢?  陕西,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平均数的二分之一,而号称八百里米粮川的关中,人均水资源量只占到八分之一。陕西十个地市,除安康地区外,其余九个地市都需要从外面调水。西安更是极端缺水,在地球上是挂了号的,水利部老部长钱正英就多次说要关心西安的缺水问题。西安人动辄要重振汉唐雄风,就昔日的“八水绕长安”你今天就无法重现。  南山上没有那么多水流下来了,就只好拼命开采地下水,井越打越深,越打越多,于是又引起地面沉降。据专家讲,西安的地面下沉还不像上海那样是全面均匀地下沉,而是不均匀地沉降,现在的地下面就有十几道大的地裂缝,这当然造成局部严重塌陷。西北大学解放初盖的留学生楼就裂陷了半边,这才触发了作家的灵感而诞生出电视剧《半边楼》。安稳了千多年被誉为古城象征的大雁塔,不也因此而发生了一定的倾斜么,只是还没有像比萨斜塔那样引起世人瞩目。东郊某条道路前几天就突然塌陷了半边,不仅交通中阻,而且水管、电信等都在紧急抢修之后才算恢复了正常。真担心有一天早晨醒来,天地左右都成了斜线而不方正,那时的西安只怕就不“长安”了。这虽是杞人忧天,但也绝非无稽之谈!  知水之缺,知水之贵,为什么还不节水?  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都永远忘不了老人家的至理名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一天,一伙记者在一块预言,要不了多久会有人给一位继李冰、李仪祉之后给老百姓造福的姓李的领导立一块引水的大碑。但是,水仅仅是农业的命脉么?水不更是人类的命脉么?我已在街头看到了“水是生命的源泉”的招贴画,但又有几个人曾伫立静观呢?又有几个人注意到下面还有一句“节水是每个人的义务”呢?  我们的电视记者去采访一条缺水的街巷,市民对着镜头说,“没水了,就知道节约了!”对此我颇有点感慨,有水了就不要节约了么?非要再来个三年五年大旱才会人人知道节水么?  事实是,当我们干渴难忍时,水的珍贵就表现出来了,而有水呢?未必。等了大半天的自来水自己来了,就冲呀洗呀哗哗流个没完,原先积攒的水也哗地倒进了水池茅厕。至于更多的公用水龙头呢?忘了关的或关不住的关不严的就让它去流吧,反正有水了。许多建筑工地上,大口径的水管可以一天到晚哗哗流淌,没怎么用而直接排入下水道。有的工厂下班了,机器关了电停了,但水却没人管。说起来,有人振振有词:“那能要几个钱?”  是的,一吨水才几个钱?  所以,为什么没水还不节水,我看主要是两方面因素:  一是水价太低,二是短期意识。  市场经济,价格是杠杆。不知有人注意没有,现在的夏天,卖大碗茶的没有了或很少了,有的是满街两行卖冰冻果汁冰淇淋的,为什么,后者可以赚大钱而前者不赚钱。其实,后者还不是在水里加了点东西冻一下?  水呢,水不值钱,谁把不值钱的东西当事?  过去,人们笃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不兴了。现在兴“今朝有酒今朝醉”、“有福不享白不享,有钱不花白不花”。今天栽的树,今天歇不上凉,就不栽!自己歇够了,树还活着,那算后人有幅。树老了,干枯了,那算你后人倒霉!谁管得了谁啊!  水呢,今天需要,那就拼命开采,至于多少年以后呢?  对不起,管不了那么多。在我这一任期里,能上就上,不出眼前效益的事不干!我当厂长,发不了奖金就卖资产,反正不吃眼前亏!上一个项目,谁管它污染不污染,只要眼下能赚钱,就干!  从某国际机构公布的材料看,世界上最缺水的其实并不是非洲,而是亚洲,一是亚洲人均水资源极少,亚洲人多;二是亚洲发展快,用水耗水超常,亚洲的未来比非洲更堪忧。  呜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水而争斗,过去有过,今后也说不准。  但愿大家都来瞩目这个话题:水!  “地震”后面是什么纷纷扬扬的地震传言总算告一段落,地震终于没有发生,传言也就不攻自破。  人常说,水火无情,其实传言的力量并不亚于水火,一股风传过来,也会摧枯拉朽。  香港一位在西安经商的老总,从香港回到西安的当天就给我打电话,说情况不妙哟,火车站人山人海,飞机票也买不上,甚至说今天晚上就要震,她想很快返回香港。并说你们新闻界消息灵通,到底有没有地震?  我以个人信誉为她担保,劝她安心做事,千万莫信传言。我的理由有三,一是省地震局刚发过公告,说多方预测短期内没有破坏性地震;二是西安自古帝王都,是块风水宝地,地震曾毁坏过哪个王朝?就拿小雁塔来说,初次震裂,复震又合上了,那么高也没倒;三是唐山地震人们心有余悸,其实从唐山大震朝前推,那么大的震有几次?就算推到明朝嘉靖年间的华县大地震,也经了四百多个年头,从1976年至今二十年多一点,怎会那么快又来一次?末了我又补充了一条,以你住的那座小别墅而言,恐怕西安百分之九十的建筑楼倒屋塌,也不至于危及你,又何须多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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