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无论文学是人学的定义是否确定,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人生意识的心灵化和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如果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评判上一个趋于认同的论题是文学反映生活的话,缘此思路推究下去,生活的中心是人的实践活动,那么反映人生的物质实践和精神追求,展示人的意念、欲望、忧愁和欢愉等等,各种显著的和隐秘的,荦荦大端的与纤毫芥末的,都是立学题目的应有之义。  所幸的是,当我们以此来检视和评估当今小说创作的题旨追求时,看到这种深入对人生意识开掘、表现和提炼的文学实绩。新时期以来文学题旨日益丰赡和深厚,构成了气象万千的文学景观。文学拥抱生活成了独特的文学面貌。但如果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势,没有生活日新月异的四化大业创造的伟绩,没有社会公众的谠议定论对人生主体精神世界的尊重和确认……总之,没有历史新生面貌,也就不能形成多样的文学势头,就没有文学主体性复归和对人生价值的确认和高扬,这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转机。  对当今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和剖析,我们选取人生意识的角度来评估当代小说的不同题旨追求。人生意识作为特指又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广义的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历史联系中对于社会对于自然对于自身的种种对应同构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精神现象和实践活动的总和;狭义的指人的欲望,情态之于社会历史的某种特定的符合一定功利原则规范的思想特征。我们在分析当代小说的复杂丰富的艺术世界时,把前者作为引导进入这一领域的向导。因此,试图从它的社会历史层面文化心理层面和生命自然层面来阐述。  一  文学的人生意识在它的显层次上表现为对社会历史的热情。人是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主角,人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生的壮观巍峨的侧面,构成人生的本质内容。人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生命过程,它又是在一种共同时态和复合空间下完成的,这样,无数个单质的个体之间组合构成了它生存发展的情状,这种组合并存的形态即人生的社会历史纽带。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以,文学自产生以来只要涉足于人生领域就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社会历史面貌,即一种显形的利害功利得失方面的矛盾冲突,有先进与落后、恶与善、宏伟与卑琐的分野与不同,由此体现了人生一定的历史发展情状。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出现新的转机,亦即新生与方死的冲突较为显明和激烈时,这种人生意识的表现更为充分,文学顺应于此,表达的是历史和时代的情绪,是人民也是人生的基本要求。我们不会忘记,新时期以来,文学反映的重大社会内容引起的强烈反响,表达了对专制年代,“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径以及造成的弊端进行抨击和批判。《班主任》作为这种文学现象的第一支强音,它对极左政治对民族精神的戕害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小说通过刻画野蛮卑微的小流氓宋宝琦和思想僵化的“好学生”谢惠敏的形象,揭示了封建蒙昧主义政治和文化对祖国未来一代灵魂的毒害,作品深藏这对于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作为一个精神和文化萎琐和扭曲的渊薮,深切的控诉和辛辣的讽刺。它所揭示的深刻社会问题无疑在刚刚开始的对于“四人帮”极左路线进行批判,反省民族文化和社会人生的艰难行程是一振聋发聩之作。尔后,《伤痕》基本上承续了这种政治层面上对于人生的既往历史进行揭示和反省。它展示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纽带——家庭的人伦关系在极左路线高压下出现的断裂和扭曲。不正常的政治功利造成了亲情关系的隔膜和人生情感的缺憾。王小华母女无可挽回的悲剧是社会历史悲剧的一个侧影,这两部小说,无疑表明了作家在经历慢慢严冬之后精神由禁锢到复苏,文学创作呼唤新的人生意识的一个觉醒。因它们对社台历史反审的急切,对社会问题的热烈评估和干预,形成了所谓“社会问题”的归纳(不是一种讥评),被认为新时期以来社会问题小说的滥觞。  从人生意识的文学观照看,所谓社会问题说实际上是作为文学的一脉支流,即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去观照人生,并非是文学园地一现的昙花,而是株长青藤。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变有不同的归纳,所谓问题小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我以为其实质都是以一定社会历史的内涵为基点,观照人生,也就是说,它们着眼点在于对当时的社会重心问题进行艺术的生发,让人生的历程中最显见的侧面;即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限制和发展创造,人在历史的不同情状(新生、衰亡、前行、后退等等)下的地位、作用,人之于历史的功过得失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点和位置。  十年浩劫中,人生惨遭非人道的高压和折磨,摆脱了这种束缚后,历史创设了条件,人生的追求有了可能也进入了全新的境地,于是呼唤对中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对农民坎坷多舛命运的反审,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等等。同《班主任》、《伤痕》一样,这个历史新生期的文学主题是把人生过往历史中的缺憾和失落寻找回来,当然,它们又多是在对政治历史的浑沌、阴晦和反动的批判中完成的,其时间跨距以至追溯到建国初第一个十年。举凡当时的小说,无论是《人到中年》、《布礼》、《李顺大造屋》、《天云山传奇》、《如意》等影响较大的中篇巨制,还是《内奸》、《小镇上的将军》等精致短篇,都以褒贬分明的人生意识观照了以往历史中人生的灾难和不幸。这一时期的有影响之作,基本上是写过去年代的“人生故事”。究其原因,作家们深恶痛绝于极左路线对社会历史包括人生的反动和伤害,面对刚刚新生的历史,或许作家们不太熟悉,来不及找到合适的艺术切点,或许历史新生面貌的宏伟景象尚待形成,或许作家们对于灾难岁月的切肤之痛呼之欲出形成了一吐为快的“集体无意识”(心态),但是,它们构建了新时期文学一个宏大的题旨则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剖析了灾难深重的人生命运和遭际的曲折乖谬。也是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面对社会历史的重压——滞沉的变动的、正面的反面的影响渗透和制约,人生如何从摆脱社会历史困扰中跋涉前行,对于奔赴新的历程也是一个参照和借鉴。  所以,当这时期随着全民族对于“文革”以至更远年代政治失误的反思逐渐深入和自觉时,文学的题旨追求以表现人生的社会内容形成了不大不小的浪潮。但新生的历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实绩,也吸引了文学的目光。于是改革年代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的提出,历史的新变化——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制度变化等等,对饱经忧患而思考民生民族发展命运的作家们带来了欣喜和欢悦。文学人生意识的聚光镜对准变动现实的人生。《乔厂长上任记》的出现,既是作家的历史参预意识的感悟,又是作家人生意识的自觉。小说对现实历史变革的深切呼唤,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新的认同和肯定,昭示了新时期文学的转换点,同时表明文学在表现人生的社会层面中开拓出新的前景。小说的深刻性毋宁说率先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社会矛盾:通过乔光朴上任后改革生产管理中不合理现状,揭示经济生产中诸多不适应现代化历史要求的陋习旧弊,不如说,乔厂长的行为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发现和高扬,他犹如一支投向传统重负和厚重积弊的响箭,是现代化事业方兴未艾中民族活力的精神代表。小说不可包纳也不能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但小说中乔光朴的形象是作家热情关注变动的现实,关注历史运动中人生的思想精神和行为性格对于现实的种种影响和关系。当着历史运动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需要有新的思想行为来引领或推动现实的发展时,文学有责任追踪历史运动中的先进思想性格的代表,描绘这积极的人生品格和功绩,甚而创造和增设更具有敏锐目光和胆识,具有社会历史主动精神的人物形象来。作为文学典型,乔光朴并非完美,但作为那个历史时代民族心态的代表者,时代精神的体现者,他对于旧的大胆冲破和新的执著坚韧的追求,使人生跃进了一个灿烂的境界和层面,促进了文学同现实的联合,也促进了历史运动的向前发展,这只要回顾那时期多少企业和机关寻找生活中的乔厂长就足以说明。  正因此,我们把现实人生中社会历史侧面作为人生内涵的一个部分(或重心部分),对于着力于由此生发的文学,容易出现一种公式化、模式化不应该忽视也不应宽容(这在后面要说到),但检视新时期文学的主题,一些同类作品逐步克服了上述缺陷,形成较为恒定的潮流,从《乔厂长上任记》以来,更为耀眼夺目。《三千万》、《祸起萧墙》、《新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乡场上》、《围墙》等以及近期的《古船》、《浮躁》和一些写南疆战事的军事题材小说。原先,这类小说视点放在从社会层面上观察人、表现人的特殊地位(人与政治历史事件、人与战争、人与经济行为等),而这些又是某一时代(时期)生活的重心所系,由此,小说中的主人公活动多是以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对民族命运的认同的直面表现,完成了他们的“形象价值”。1983年以后,这类小说逐步从过去单向表现社会视角政治人生,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变成更多地立足于时代变革的要求,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揭示民族精神的历史沉积,刻画新旧交替时期政治历史变动到经济文化等转换过程中的人生广阔的精神世界。  正是这种变化,为表现社会人生的历史政治层面的小说带来了自由和生机。《古船》中洼狸镇上三个家族在四十年历史中的升降沉浮,悲欢衰荣,是中国当代历史运动艰难时世的一个缩影,更是某一类型(农民、小知识分子、工商业者……)艰难人生的一个缩影。隋抱朴的修身自躬、隋见素的狂躁多虑、隋不召的世故神秘以及赵四爷的阴鸷深沉,李家父子的机敏新锐等等构成了人生之网的不同侧面,但其人生的主要绳结仍归系到由浓重的宗法、封建性的环境和人文心态交织的生活之网中,映衬了社会历史的沉滞,传统重负的顽冥,人生心气的坚执等多种矛盾庞杂的画面。它不同于《班主任》等小说,对社会问题的揭剖以警世俗的疗救之功,也有别于《新星》、《三千万》等专注于揭剖政治体制和经济生活中的权力效应(包括人与法的矛盾)对中国社会历史层面的束缚与压抑,造成了人生的显形障碍,包括对民生民疾的草菅和漠视等,而《古船》则把社会历史中人生的复杂欲望,同历史改革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思考着一个完整健全的人生于社会生活的补损得失,闪射着革命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光泽。抱扑的并非完美的思想修炼也许太空泛了,或停留在“坐而论道”上,但他体现了现代人生的追求,是社会历史中人生的一个标尺。  只有当这类以社会共时性的人生情绪和心态融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中,人生的这一侧面才得以完整地表现。当然,它的前提必须是社会历史生活提供了条件。如前所说,当着社会批判锋芒刚刚摆脱动乱社会生活,进行清除旧弊、扫除陋习的工作,促成社会秩序的安定时,小说表现人生的社会历史层面是在反思和批判中完成,而当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境地,反思人生本身才成为可能。  小说表现人生的社会历史层面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有人把它同狭隘的功利观联系起来,从贬抑后者到菲薄前者。这个看法是褊狭的,当代小说中的人生意识,汲绠于社会历史的生活中,虽然它有着传统的文学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存在的影响,但不是为表现和认同于一定的社会历史面貌,而是去表现和揭示人生的一个必然现象,如前所说,由单体的人身组成的复合人生的历史面貌。如果仅仅着眼于认同和适应,容易成为虚假文学,欺骗文学,“文革”中令人厌绝的“歌德文学”、“乐感文学”(甚至“愚民文学”)是这类代表。但如果是表现和揭示人生同社会历史的关系则是一种持久的文学视角,因为人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将是个长期的内容。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生的重要之点,人以群体来维系其生存发展,他同社会的联系多以社会政治的责任为准则,于是这种人生的社会层面就必然进入文学领域。问题在于文学反映人生的社会性层面,是从既定的社会历史要求认识人生,还是从人生的个体情态中看社会历史的联系。文学表现人生不应受“社会性”所累,而是通过展现宏大的人生面貌去认知和表现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  当前这类小说仍然是创作的主导,但却缺少象《古船》、《人生》这样的力作。我不认为归罪于表现手法上的陈旧和老套,而是社会历史层面的一些人生问题在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产生了种种歧义和不确定性。比如道德继承与历史评判的关系,经济利益同思想伦理的矛盾,体现人生健全发展的人道主义同特定的政治功利观的冲突等等,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而旧的东西需要扬弃革新的时代,客观恰当地认识社会历史中的人生问题和人生现象,尤其困难。  二  当一部分作家孜孜于表现社会历史中的人生情态,直面喧闹轰烈的政治经济方式的变革对民生的影响,与此同时,小说创作逸出新花一枝——文化心理小说,它的艺术追求着力于文化心理的角度探索人生问题。尽管对此类小说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新时期小说中文化内涵的增强(从无意识到自觉),是不可否认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小说题旨人生意识追求的又一侧面。  文化的定义较为宽泛,有论者认为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存在方式、物质的和精神的,有所谓“软”“硬”之别。  (见《文化的冲突与抉择》)文化心理的探求作为人生意识的一个侧面,是对其深层的开掘,尤其是文化与心理的交融,从本体意义上更接近人生的内涵。西方人本主义有所谓人是文化的符号之说,是着眼于人的社会文化的特殊精灵这一本源来评估的。  反映人生的文化心理内涵,不同于社会历史层面较为显著和宏阔,而呈潜沉内向的审美趋向。在它发轫启始时,也许并非有意识的,而在1985年前后关于寻根文学的讨论和寻根理论的张扬,推动了这一文学现象的深化。  文化心理的小说题旨在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表现方面有着深沉的内涵指向,即对于当代生活的各种矛盾、各类社会问题,力图寻找一种既是艺术的又是人生的,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从人与文化、人生与民俗、传统等角度,把现实生活的波澜壮阔同历史沉积的厚重因袭联结起来,放置在特有的文化背景中,观照人生的种种生态与心态:处世之情、求生之欲、社会负累、生性禀赋等,让人生既有的社会性和自然性得到实在的附丽和依归。在文化因素的背景下,人生寻觅到自己生存发展的活力。也许,正在这一点上,使新时期以来小说接通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脉系,出现了自足的艺术品格和风度优雅的作品。  不必说林斤澜和汪曾祺两位复出的老作家,从过往历史生活中截取记忆断片,本是应和着对“文革”或者反右等不幸岁月的反思文学之潮的,是前面所说的从社会政治层面观照人生,或是对于人的社会历史的位置进行艺术的观照,但他们小说中浓郁的文化气韵又有别于单纯地揭剖社会问题。这不仅是作为一种风格的变异和独异,而是在内涵上对于人生的把握和观照,是丰富了作为生活的主角——人的多层面的内在情致和意蕴,探寻人同社会历史的对应中特殊的文化心理的归结和凝聚。  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不乏人生的浪漫情调和诗意,作家抒写一种浑沌初质的人生况味。《受戒》中,旖旎明媚的水乡风光衬托着明海与小英子童稚的恋情,弥漫着人间烟火的寺庙,充满了人生向往的受戒仪式,流泻着一种浑然牵真的至性至情。因它昭示了作家对诚挚普通的人生纯情和坎坷命运抗争的向往和肯定,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对人生的命运之途别一视角的观照:芸芸众生者的平民,在社会历史的繁难纷扰的重负面前,需要有一方精神的栖息之地,寻找这个“自我”的领地,是人生的权利,也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比起汪曾祺后来写经受着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新旧知识分子,写“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化道德风尚(前者有《故乡人》、《塞下人物记》,后者如《岁寒三友》等),这种文化视角更符合人生本能和原生态的表现。与汪不同的林斤澜则是向现实的繁杂矛盾切进,即便那梦魇般岁月荒唐的人事世情,他倾注着责之甚切的厚爱和怜悯,又不留情面地剖析阴晦扭曲的灵魂,仅此也不足以使他对人生的命运乖戾和人生的虚伪浮躁作文化心理的针砭和褒扬。但读到《神经病》,《邪魔》、《卷柏》、《头像》后,作家笔下那“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的很正常的人”们顽冥、疯癫,偏执、张狂、木讷等等失落人生自我心理性格,你可以找到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相通于中国古代诸家文化的脉息,儒家的忍让、道家的通脱、法家的坚执,阴阳家的诡诈等等作为“多种文化”的选择在“文革”等特殊的人生舞台上,成为某一类人的“精神武器”。当我们回思那些亲历痛心往事时,不是从记忆中找到作家开掘的人物文化心理的印证吗?  “文化制约着人类”的论点是一时的热闹话题。循此思路而萌发的小说中文化气息更多的是在“寻根”(我以为自觉的“寻根意识”是理论先于创作实际)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展现。寻根文学的负面价值受到了过分的“重视”(甚至投鼠忌器的抨击),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菁英的汲取,对于推开浓厚的政治价值的衣袍,寻找文化视角,开掘传统制约中的文化养分,为现时代人生的社会历史活动寻找参证,则是它的功绩。当蛮荒的山野陬隅中旧风陋习进入小说的视野时,展览和把玩者流于对落后的积垢欣赏和痴迷,稚拙者的写实又难以超拔,真正的艺术家则是借以作为生发人生意识的依托,荒漠野莽演练的风习民俗凝聚了对民族的历史心态的独具思索。《小鲍庄》内的小鲍村、《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及至涝楂、丙崽等形象,不是一个特指物和具象名称,而是涵纳着特殊文化意蕴(仁义与守成、自私与博爱、生力与欲念等)的抽象符号。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方特殊地域中的人生,生存状态既是历史(时间和空间)的投影,又是文化的体现——即有序无序、迷蒙混沌的生活,仁义之风、慓勇之气,理性的羸弱、天性的强悍等等,特指的历史生活画面中楔入的是泛指的文化因子。诚然,既成的历史政治条件(也包括经济的)使小鲍庄和鸡头寨人生成了古怪愚顽不乏纯情的性格和心态,但更多的是滞迟的生活氛围(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他们受制于传统文化的知命乐道、颟顸守成、遗世独立风习的熏染。作家似乎有意创造一种既非“桃源”又非“世俗天国”的文学世界,让文化与人生态、人心与风情冲击碰撞,理性的呼唤又时时涌动在感性的表现中。这种有悖于喧嚣纷繁的生活情状,潜藏着静观默察而旷达无为的心理性格,也使阿城的小说与某些寻根文学相似。王一生等人的处世之道,成为论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就在于他是以特殊的文化心理性格有别于其他文学典型,是把人生高度领悟后的一种还原自在的行状。作为“棋王”的殊荣在动乱年月几遭流贬者(这是人生悲剧),一旦有改变自己处境的机运,却视之若敝屣,坦然无争,是一种深层意义上对人生多舛命运的表现。政治层面上的人物性格还原为文化心理上的人物心态,因为只有对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承传知晓的人生才具备的举措。  因此,不能认为文化气息仅是小说的风情习俗的添设和创造,固然它们作为艺术魅力的一个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渗透在人物心理层面上去开掘人生的生存之道。风情习俗是影响人生的外在文化条件,人生内涵的深沉,更是心理品格上的文化(道德、修养、伦理等)精神的发展和弘扬。所以,我们视当代小说人生意识的这一层面为“文化心理”的,即从文化视角去剖析人生的心态性情,包括重铸和锻造民族灵魂,发掘民族精华等,也包括对民族文化的积习流弊的针砭。但有些小说过分看重文化的负价值。寻根文学的文化精华的开掘疏于文化积习的批判,文化风貌的展示淹滞对文化性格的营建。所以它的发展渐趋滞缓和“浅化”,除了因文学潮头形成有一定的阶段性原因外,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在现代化历史进程逐步深入时,文化心理的揭示和创建,是人生一个现实而有意义的课题。小说中的这一层面更趋发展,除了从历史文化中寻找新的表现角度外,更多的是在展示人生对现代化事业的适应与不适应、矛盾与和谐的依存关系中,发掘文化心理性格的作用和意义。从历史的氛围走向现实的意蕴,寻找历史文化的参照而又重塑现代人文化的心理品格,都是基于民族生力和活力的发展,民族和人生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因素。  文化制约着人类,文化又发展了人生。而人生创造的灿烂历史又是巍峨的文化宫殿的基石。所以,当代小说的文化心理层面是探寻人生之谜的钥匙,又是引导人生进入辉煌历史大厦的灯光。  三  如果说社会历史层面标举了人生的群体联系,文化心理层面是表现人生的质地品位,那么生命自然的层面则是开掘人生的原动力。新时期小说以前所未有的音调奏响着繁复的生命浩歌,扩大和充实了对于人生意识的探求和表现的领域。  很难确定哪篇小说为发轫之作。当挣脱了“左”的思潮下文化对于人生的禁锢,思想解放,主体精神舒放,自由心境确认,于是小说呼唤着对人的尊重,对人生的尊重,对人的基本精神的物质的需求尊重。不过这些都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把对于人生灵与肉方面的生命意识同激愤于那梦魇般历史的批判反思结合起来,一股寻找、呼唤、忿怼等思索、辨析历史同人生的关系的文学大潮应运而生,对于生命的褒扬和表现是较理性的,也是隐层的。  伴随着思想解放和理论窗口的洞开,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涌来了各种西方陌生的庞杂的并非时新的哲学思潮,尤其是叔本华生存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等重新被我国当代作家们青睐;同时作家们从对社会历史反思到关注人本身的生存状态的人生意识确立,表现人生的生命自然层面的小说逐渐兴盛,而呈多元视角,形成了1985年以来不大不小的热潮。  作为人生意识的基本归趋和凝结,生命的存在,生存状态的境况,反映了人生的基本面貌。生命作为人生的动力,是文学观照人生的必然内容。诚然,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人的自然本性和生理现象,又是人生的基本前提。因此,马克思又认为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带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当前小说在表现生命的自然性方面恰是从生的感觉、欲望和对自然的对应状态中表现人生,表现作为自然之物的生命同作为社会之物的人生种种不同生存状态(灵魂与肉体的冲突、社会与自然的搏斗)的联系由此深化了这一题旨。  读洪峰的《生命之流》的篇名,就可以引起对于作品内涵暗示的联想。小说表现了对生命真谛的热烈追寻。深山老林的冰雪荒野中(是否暗喻了摆脱社会负累的“人之初”氛围),男主人公猎狼的生活作为承续生命的衣食之源和性爱的求索(这是另一“生命之流”,虽然是畸形的),作为人生两种基本需要,描绘出一幅人生特殊的生命的画图,涌动着特定的生命现象和求生的欲望(有人的生命与狼的生命)。小说讴歌生命意志的冲动,也许是野性的原始生命力呈现,却毫不遮掩地暴露了人生的本能欲望和在自然状态的原始初质下的一种生命意识,虽然作品描绘的生命自然形态是一种“痛苦的欢娱”(作为自然来说是得到满足,作为人生来说有着伦理道德的违逆)。小说显然受西方生命本体哲学的影响,不乏有性与爱的措置,但它对生命的自然性描绘是开拓了当今小说人生对于生命之谜的认识的。不同于此的《迷人的海》、《泥淖中的头颅》、《命若琴弦》等小说,把生命的自然性同社会特定的制约与钳制交织起来,生命活力流淌在历史的河床中,屡经撞击,愈益放射光彩。近期的中篇小说《灵旗》和长篇小说《金牧场》,更以深沉博大的笔调,唱着生命的赞歌。它们不是从自然本体上对生命的活力进行文学的观照,而是从哲学视角上观照人生的生命意识,把生命的崇高、伟岸同物质文明创获、精神境界的完善等结合起来,也许这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但它却在更高层次上把生命同延续一个民族的活力、一个历史的主体精神联系起来。有时,也可能描绘壮烈的悲剧,或从审视一个民族历史的心态出发,但又着眼于人生某特殊情态的描绘和剖析(比如《灵旗》),同样开掘的是“生命之流”。  因此,从人生意识中认知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存在物”,既有对其绵延恒久的繁衍种族的生命冲动情状的开掘,甚至从动物、大自然的对应中观照人生的生命感觉、欲望等,又有从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情状对于自然生命的审视,是符合现时人生意识的生命观的。当前小说的读者似乎比作者对前项的表现显得冷漠,因为这种自然生存状态的人生情状并非对于社会生活重负困扰的生民们都能够有(或希望有)的感受,对真诚的读者大众来说,更多的是从自己身边看取人生的“生命之流”如何卷走了青春岁月,如何在各种烦恼的人生中寻找精神的寄怀,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得到充实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小说描绘的生命自然层面之于丰富多彩的人生,是一个多视角的“散点透视”:历史展示的不同生活侧面只要作家是真诚的就应有真诚的表现。现代文明创造了伟大的业绩,但又不可避免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人生困扰:城市工业化文明病,种种,现代化机器生产又丧失了人生情感的交流等等。限制和影响生命的健康发展的诸多因素,已经在不少小说中都有表现。但另一方面,表现生命的情状却又缺少更深层的哲学观照,不仅仅是借用某些西方哲学来诠释和阐发。当代小说的人生意识从本质上说是交融于生命与社会的联系,即从个体生命同群体人生中肯定生命价值对于人类文明对于民族历史的意义。既尊重作为单质的人生主体意识的生命的健康发展而又依凭于文明的规范使生命的活力在自由境界中走向完善。因而,偏废哪一方都不行。强调前者容易以原生态为生命之本,是对文明历史的漠视,强调后者则又导致一种模式化的类型化的人生(丧失了个体欲望的人生是虚伪的人生)。  当代小说在描绘人生意识方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突破了禁区的文学,进入了人生的各个层次。人生的政治的文化的自然的三方面,构成了它的基本面貌。小说家的笔是一支魔杖,在小说作品中这三个层面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这里粗疏地梳理了当代小说人生意识的基本走向,也是为了论述方便才有所倚重。就创作实际来说,重要的是作家对于人生意识的哲学观照,有对于民族历史和人生的史家眼光和胆识。面对灿烂而复杂的人生,惟其如此,小说家才不负生命的赤忱。  一九八八年《创作评坛》第1期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