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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孙树勤,河北安平人。1936年到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后曾任职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编辑。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主要着作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滞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  感悟经典  傅光明  中国向有斗士和隐士两类散文家,其最大区别在于斗士把散文当利剑,隐士拿散文当雕刀。斗士惯有特立独行,宁为玉碎的血性,也许他的剑术并在高明,却一定要刺中要害。“特殊的时代一定会产生特殊的文体”,鲁迅式导茅盾式散文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实在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大时代的造为。要在他们的散文里寻觅矫情自饰的小情调、小惆怅、“小摆设费无益。他们是把散文当”投枪“和”匕首“的,才不会把它变成高人选士手里内小玩意,去”专论苍蝇之微”。正如阿英所说。”在中国的小品文活动中,为了社会的巨大目标的作家。在努力的探索着这条路的,除茅盾、鲁迅而外。似于还没有第三个人。“因而,正当大时代而一味地”品赏“”幽默“与”闲适“,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不是吗?曾几何时,“幽默“的老舍就遇到过难堪的尴尬,他怎会想到幽默”竟会给他带来“危险”!他那篇“幽默”的危险》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市一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倡导“幽欧”、“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眼里从不揉沙子的鲁迅,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笑,牧场大吉“,也就顺理成章 。可要是单从鲁迅1934年6月188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来看,他当时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时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心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知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这实在有点冤怔了老舍,因为即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约,“林语堂的文章 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与鲁迅相比,郁达夫要豁达许多,他认为,“清谈,闲适,与幽默,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可见,在他眼里,一个作家是否追随时代而进步,并不在乎他的”文调“是”性灵“、”闲适“、”幽默“的,还是道文壮节、挥戈反日的。其实,鲁迅也并不像有些人出于逆反心理想象的那样,是只会”横眉冷对“的”铁板“一块。在散文写作理念上,他还是蛮”前卫“的。他认为散文只要达到了真情实感的流露,写作上”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飞同时,鲁迅的深刻犀利却也是旁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散文的幻灭在于“模样装得真”。换言之,在鲁迅看来,散文最贵在“真”,尤忌“瞒”和“骗”  的装腔作势。  散文写作又实在是多元的,远非“斗士”、隐士“两类可以囊括。恰如结实秋所说,“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散文”。以鲁迅、周作人虽为血缘兄弟,却”主调“迥异,即可见事实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散文写成什么样,或他会如何来写,跟他的散文现,其实也就是性格,是血脉相连的。所以,梁实秋强调,散步的”文调就是那个人”。”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他以为”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要”美在适当”。周作人则率先提出,现代曹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且”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朱清主张”意在表现自己再比如。沈从文一味要在散文里“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并特别调,“把文学附庸于一个政治目的下,或一种道德名义下,不会有好文学。月文学说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了。”坚持文学的纯艺术性,像他的同近何其芳、李广田、萧乾,直至他的弟子汪曾祺,均如是;章 依萍则代表“海派作家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文人的着作,在高雅之士看来,诚为不朽之1业,而在愚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着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坚持文学的商品性。像与之归于一派的张爱玲、苏青等,也都明确地说,他是为生活、为钱而写作。在今天看来,即便是为稻粮谋,却写得一手好文章 已无可厚非,不大再会被轻易指摘为思想格调不高或人品低下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也说明,诚如梁遇春所说,“自从有小品文以来,就有多小品文的定义,当然没有一个是完全对的。“可我还是最心仪他以26岁1轻生命留下的那份洒脱与率真,以及只能是天赋的灵性与悟感。他以为,文就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而且,比起诗来,散文”更洒脱,更胡闹些罢!“我颇以为然。  其实,追踪2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撮“,气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典的杨朔、泰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楚如垃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而存在的。艺术是挫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25年5月23日于中国现代文学  目录  ;采蒲台的苇  保定旧事  ,  。9童年漫忆  ;文字生涯  ;。9书的梦  画的梦。  乡里旧闻节选。  耕堂读书记节选  书信  56告别  61;楼居随笔  65。我的经部书  61我的史部书  我的子部书  我的集部书  80文事琐谈  我的读书生活。  9野味读书。  9。!我的绿色书  秋凉偶记三则  3文场亲历记摘抄  我和青年作家  托尔斯泰  果戈理  契词夫  6《善间室纪年序  关于散文  谈柳宗元  《红楼梦》杂说  欧阳修的散文  与友人论传记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文集自序  小说杂谈一  157芸斋琐谈节选  谈读书  谈爱书  谈赠书  谈通俗文学  贾平凹散文集序  序的教训耕堂序跋》代序。  文林谈屑节选  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谈笔记小说  谈读书记  散文的虚与实  小说杂谈二  金瓶梅》杂说  文林谈屑  创作随想录  谈作家素质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噜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后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敌人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寸金有!“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噪子喊”没有!没有!“敌人杀死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没有!没有!“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1947年3月  保定旧事  我的家乡,距离保定,有一百八十里路。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这样就缩短了六十里路。去保定上学,总是雇单套骤车,三个或两个同学,合雇一辆。车是前一天定好,刚过半夜,车夫就来打门了。他们一般是很守信用,绝不会误了客人行程的。于是抱行李上车。在路上,如果你高兴,车夫可以给你讲故事;如果你困了,要睡觉,他便停止,也坐在车前沿,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虽在深夜,也不会迷失路途,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连成了一条长龙。牲口也是熟路,前边停下,它也停下;前边走了,它也跟着走起来,这样一直走到唐河渡口,天也就大亮了。如果是春冬天,在渡口也不会耽搁多久。车从草桥上过去,桥头上站着一个人,一边和车夫们开着玩笑,一边敲批着学生们的过路钱。  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俄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是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辛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喝茶,吃饭去了。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  “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  一进校门,便是黄卷青灯的生活。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设在西关外一条南北街上。这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街道,但庄严地坐落着一所大学和两所中等学校。此外就只有几家小饭铺,三两处糖摊。  整个保定的街道,都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那时谁也没想过,这个府城为什么这样荒凉,这样破旧,这样萧条。也没有谁想到去建设宫,或是把它修整修整。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个城市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也看不到一个清扫街道的工人。  从学校进城去,还有条斜着通到西门的坎坷的土马路,走过一座卖包子和罩火烧的小楼,便是护城河的石桥。秋冬凤沙大,接近城门时,从门洞刮出的风又冷又烈,就得侧着身子或背着身子走。在转身的一刹那,常常会看到,在城门一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小木笼,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被灰尘颤盖了的,血肉模糊的示众的首级。  经常有些杂牌军队,在西关火车站驻防。星期天,在石桥旁边那家澡塘里,可以看到好多军人洗澡。在马路上,三两成群的外出士兵,般都不携带枪支,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愚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  如果遇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了,比如当时的张学良,则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向墙壁的持枪士兵。  这个城市,就靠几所学校维持着,成为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  如果不是星期天,城里那条最主要的街道一一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两旁店铺的门,有的虚掩着,有的干脆就关闭。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是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高低低,非常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员们,呆呆地站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  只有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另外,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此外,这就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键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  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所私立的中学,一个学生一年要交三十六元的学费买书在外。那时,农民出售三十忏一斗的小麦,也不过收一元多钱。  这所中学,不只在保定,在整个华北也是有名的。它不惜重金,礼聘有名望的教员,它的毕业生,成为天津北洋大学录取新生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它包办了。它是在篮球场上,一度成为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的明星,王玉增的母校。  它也是那些从它这里培养,去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成为代著名人物的人们的母校。  当我进校的时候,它还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那里去劳动,勤工俭学,已经名存实亡了。  学校从操场的西南角,划出一片地方,临着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  在我上高二的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同班生,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的校长。他见我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约我去教女离小二年级的国文。  被教育了这么些牢,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  平民学校的对门,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危急的关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在学生平静的读书生活里,像投下两颗炸弹,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青年们的眼前,要求每个人作出解答。  我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班长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间位置上。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脸盘上,显得特别的黑和特别的大。油黑的短头发,分下来紧紧贴在两鬓上。嘴很小,下唇丰厚,说话的时候,总带着轻微的笑。  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  我们的校长,曾经跟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有人说他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学校原是由一座旧庙改建的,他所住的,就是庙宇的正殿。他是道貌岸然的,长年袍悔不离身。很少看见他和人谈笑,却常常看到他在那小小的庭院里散步,也只是限于他门前那一点点地方。一九二七年以后,每次周会,能在大饭堂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  训育主任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上,就可以对出学校大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几乎无时不在那一丈多长的走廊中间,来回踱步。师道尊严,尤真是训育主任,左规右矩,走路都要给学生做出楷模。他高个子,西服革履,一脸杀气一一据说曾当过连长,眼睛平直前望,一步迈出去,那种慢劲和造作劲,和仙鹤完全一样。  他的办公室的对面,是学生信亭,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着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导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  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教室。  我从农村来,当时不太了解王淑的家庭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城市贫民。她的祖先,不知在一种什么境遇下,在这个城市住了下来,目前生活是很穷困的了。她的母亲,只能把她押在那变化无常的,难以捉摸的,生活或者叫做命运的棋盘上。  城市贫民和农村的贫农不一样。城市贫民,如果他的祖先阔气,那就要照顾生活的体面。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家里可以吃不饱,但出门之时,就要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冬天,就还要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肩头。  当她因为。病,住了西关思罗医院的时候,我又知道她家是教民,这当然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我到医院去看望了她,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  这座医院,是一座外国人办的医院,它有一带大围墙,围墙以内就成了殖民地。我顺着围墙往外走,经过片杨树林。有一个小教民,背着柴筐从对面走来,向我举起拳头示威。是怕我和他争夺秋天的败枝落叶呢?还是意识到主子是外国人,自己也高人一等?王淑和我年岁相差不多,她竟把我当做师长,在茫茫的人生原野上,希望我能指引给她条正确的路。我很惭愧,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很平庸,不能引导别人,自己也正在苦恼地从书本和实践中探索。训!育主任想叫学生循着他所规定的,像操场上田径比赛时,用白粉划定的跑着前进,这也是不可能的。时代和生活的波涛,不断起伏。在抗日大浪潮的推动下,我离开了保定,到了距离她很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  1977年3月  童年漫忆  听说书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旱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四十岁上下。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倒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呆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秤,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除多少谁还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轩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辩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楷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精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摒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横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擒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技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十岁左右还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我先在西头刘家,借到一部封神演义,读完了,又到东头刘家借了这部书。东西头刘家都是以屠宰为业,是一姓一家。主姓在我们村里是仅次于我们姓的大户,其实也不过七八家,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从我能记忆起,我们村里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刘家能有一些书,是因为他们所经营的近似一种商业。农民读书的很少,更不愿花钱去买这些”闲书”。那时,我只能在庙会上看到书,书摊小贩支架上几块木板,摆上一些石印的,花纸或花布套的,字体非常细小,纸张非常粗黑的三字经、玉臣记,唱本、小说。这些书可以说是最普及的廉价本子,但要买一部小说,恐怕也要花费一两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家境虽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随便购买。我那时上学念的课本,有的还是母亲求人抄写的。  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三个在少年时期就被生活所迫,下了关东。其中老二一直没有回过索,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过一次絮,还是不能生活,只在家过了一个年,就又走了,听说他在关东,从事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家里只留下老大,他娶了一房童养媳妇,算是成了家。他的女人,个儿不高,但长得颇为端正俊俏,又喜欢说笑,人缘很好,家里长年设着一个小牌局,抽些油头,补助家用。男的还是从事屠宰,但已经买不起大牲口,只能剥个山羊什么的。  老四在将近中年时,从关东回来了,但什么也没有带回来。这人长得高高的个子,穿着黑布长衫,走起路来,“蛇摇担晃”。他这种走路的姿势,常常引起家长们对孩子的告诫。说这种走法没有根抵,所以他会吃不上饭。  他叫四喜,论乡亲辈,我叫他四喜叔。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从东头到西头,扬长地走在大街上,说句笑话儿,惹得他那些嫂子擎的人,骂他”贼兔子“,他就越发高兴起来。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有时,坐在他家那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段清扬悦耳的梆子,我们听起来很是迷。他知道我好看书,就把他的一部金玉缘借给了我。  哥哥嫂子,当然对他并不欢迎,在家里,他已经无事可为,每逢集市,他就挟上他那把锋利明亮的切肉刀,去帮人家卖肉。他站在肉李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是驴肉,切出来是那样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飞起来并且有规律地落在那圆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边缘,这样,他在给顾客装进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知名的”飞刀刘四”。现在是英雄落魄,暂时又有用武之地。在他从事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层层顾客的包围下,顾盼神飞,谈笑自若。可以想到,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也很光荣?  等到集市散了,天也渐渐晚了,主人请他到饭铺吃一顿饱饭,还喝了一些酒。他就又挟着他那把刀回家去。集市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在路上,他有些醉了,走起来,摇晃得更厉害了。  对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对着人家喊:“下来!”。下来干什么7”骑自行车的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骑车子的人回头就走,绕了一个圈子,到集市上的派出所报了案。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也许把路上的事忘记了。当晚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就被捉到县城里去。  那时正是冬季,农村很动乱,每天夜里,绑票的枪声,就像大年五更的鞭炮。专员正责成县长加强治安,县长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枪毙,作为成绩向上级报告了。他家里的人没有去营救,也不去收尸。个人就这样完结了。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  文字生涯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保定上中学。学校有一个月刊,文艺栏刊登学生的习作。  我的国文老师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只有现在的袖珍月历那样大小,诗集的名字已经忘记了。  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行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  学校毕业以后,我也曾有靠投稿维持生活的雄心壮志,但不久就证明是一种痴心妄想,只好去当小学教师。这样一日三餐,还有些现实可能性,虽然也很不保险。  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总是要展开新的局面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  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也不经过审查,也不组织评论,也不争名次前后,大家有作品就拿出来。群众认为;你既不能打枪,又不能放炮,写写稿件是你的职责;领导认为:你既是文艺干部,写得越多越快越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棋,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全国解放以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顿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  但在解放初,战争时期的余风尤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  人被“解放”以后,仍住在被迫迁居的一间小屋里。没有书看,从一个朋友的孩子那里借来一册大学用的文学教材,内有历代重要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绍,每天抄录一篇来诵读。  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患,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蜡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子,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  按作品来说,天才莫过于司马迁。这样一个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勒成他一家之言,并评论其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之不投机,下子蚕室,身受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的人物,难道没有从历史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之于自身的经验教训11吗?  班固完成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他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保存了那篇珍贵的材料一一报任少卿书,使司马迁的不幸遭遇留传后世。班固的评论,是何等高超,多么有见识,但是,他竟因为投身于一个武人的幕下,最后病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乏先见之明啊!  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写下的,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来。历史情况,名义和手法在不断变化。例如,在二十世纪之末,世界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梦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这一切,确非头脑单纯,感情用事的作家们所能预见得到的。  鲁迅说过,读中国旧书,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经历一番患难之后,尤其容易如此。我有时也想:恐怕还是东方朔说得对吧,人之一生,一龙一蛇。或者准声而歌,投迹而行,会减少一些危险吧?  这些想法都是很不健康,近于伤感的。一个作家,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如上所述,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美善的卫道士。他的职责就是向邪恶虚伪的势力进行战斗。既是战斗,就可能遇到各色敌人,也可能遇到各种的牺牲。  在”四人帮“还没被揭露之前,有人几次对我说: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我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在运动期间,我们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画影图形,传橄各地。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  这时,我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文艺组上班了。经过几年风雨,大楼的里里外外,变得破烂、凌乱、拥挤。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已经渐渐地从前几竿的狂乱、疑忌、歇斯底里状态中恢复过来。一位调离这里的老同志留给我一张破桌子。据说好的办公桌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我自己搬来一张椅子,在组里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我的工作:登记来稿,复信;并郑重地说:不要把好稿退走了。说良心话,组长对我还过得去。他不过是担心我受封资修的毒深而且重,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秘,而把他们珍视的好稿遗漏。  我是内行人,我知道我现在担任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我开始拆开那些来稿,进行登记,然后阅读。据我看,来稿从质量着,较之前些年,大大降低了。作者们大多数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都是从报上抄来。遵照组长的意旨,我把退稿信写好后,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个时期,倒也相安无事。我只是感到,每逢我无事,坐在窗前一张破旧肮脏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主任进来了,就向我怒目而视,并加以啤眠。这也没什么,这些年我已经锻炼得对一切外界境遇,麻木不仁。我仍旧坐在那里。可以说既无戚容,亦无喜色。  同组有一位女同志,是熟人,出于好心,她把我叫到她的位置那里,对我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  ”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唔。“我回答。  她桌子上放着一个小木匣,里面整整齐齐装着厚厚的一叠卡片。她谈着谈着,就拿出一张卡片念给我听,都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  现在,林彪和江青关于文艺的胡说八道,被当做金科玉律来宣讲。显然,他们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具有权威性,还受到尊重。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似乎超过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我不知这位原来很天真的女同志,心里是怎样想的,她的表情非常严肃认真。  等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讲解完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去。我默默地想: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7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惟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  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我摆好几张椅子,枕着旧报纸,在办公室睡觉,这对几年来,过着非常生活的我,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享受。天气渐渐冷了,我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触景伤情地想: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役,比不上一次瘟疫。  197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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