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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金河的小说创作  一  小说创作,自1985年以今,新派迭起,锐变频繁。眼观其势,真有新桃旧符、你方唱罢我登场之状。这是小说创作充满生气的时期,又是小说创作存在焦困、存在争论很多的时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这种空前的现象,曾激发起不少人的创作热情,使其标奇立异,自筑营垒;同时,也使不少人头晕目眩,不知如何措手足。这是小说创作调整和寻求新境的时期,又是一个积存着欣喜与痛苦的时期。  面对这样的现实,每一位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简单地迎合或排拒都绝非良策善途。清醒而达观的作家,也许不视新、奇、怪而惊慌,也不为陋习陈规的被丢弃而怜惜,他将会在吸收与丢弃中选择,在坚持自己特长的实践中走向前去。在我看来,金河就属于这样的作家。这些年间,金河既没在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多种新潮面前乱了方寸,动摇阵脚;也没有自我封闭,抱残守缺,停顿不前。他收文坛风云于眼底,握小说创作之笔于手中,表现了充分的严肃精神与稳健的创作活力。自然,在这样一个纷攘的文坛上,象金河这样达观处世的人,当然不会象一些新起的青年作家那样曾醒目而短时地充当主角;可也不象另外一些作家那样提笔迟重,疏淡写作,以至使读者淡漠了他的存在有无。金河的小说创作,正同他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相近,在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下表现着分明的稳定和智慧。  现在,曾急迫、炫目的各种新潮都似乎在一种颓势中表现乏力的时候,在曾经“各领风骚几十天”的热闹情形过去之后,人们在刚刚不断爆响过的小说领域,看到除去炸裂的纸屑和因灭火而未爆炸的残鞭死炮外,还会看见象金河这样虽未炸响但却完善存在着的作家及其作品。这不是一种水落石出的突现,也不是水涨船高的飞升,而是一种依仗着实力和沉稳娴熟的驾驭手段取得的创作成果。金河及他的小说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对新方法的吸收,恐怕既是一个无法准确判定又比较难于认真对待的课题,尽管他自己说自己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但金河及他的小说作品的存在与发展,仍然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为什么金河的小说能在一种稳定与变化中呈现出进取上升之势?为什么金河的小说在看似平易中具有新奇的特点呢?又为什么金河的小说能被更多的读者,乃至文学主张、审美情趣不尽相同的人们共同认可等,都是引发人探寻兴趣的。金河和他的小说创作是否可以构成某一种“现象”,我不作判定,但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金河无疑给如今仍然从事着小说创作的人提供着某些启示。  金河是在一个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环境都极不正常的时候接触并开始文学创作的。那时候,尽管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强大的政治力量却时常使他稚幼的小说创作改变了原状,流于简单地配合现实斗争之列,即是如《交鞭记》、《山菊》等这些以写好人好事为主旨的作品,虽说反映了作者的真实发现与感受,但也不可避免地打有那个特定的时代烙印。金河并没有封闭自己小说创作之初的这种扭曲以及存在着的不足,这是他真诚坦率的体现。但是,创作之初时发生的这一切,对于金河此后的小说创作显然是有影响的。而表现在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方面最为突出。  二  金河的小说作品,不管是表现人物的社会行为还是社会心理,几乎都不是抽象的、怪异的说教与描写,而是结合着切实的生活,在十分平易真实的生活环境中来展示这一切。因之,金河的作品既具有着分明的现实性,又有着对社会人生的透彻剖析,适应着社会现实需求与人生需求的两面。金河不是那种单是凭借才情、依仗机智来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尽管他并不缺乏智慧和机敏。社会生活对金河来说,往往首先不表现为一种小说创作的素材,不是提供一次创作的契机,而是表现为一种情感的触动或引发理智活动,的始点。也就是说,金河在面对某种社会人生现象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创作,而是关心这种现象将会对社会人生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如何等这样一些问题。正是因为如此,金河的小说,从其选择题材,从其表现情形等方面来看,都有着鲜明突出的社会意识和人生意识。在我看来,正是金河自觉地负载着这种社会人生意识的重担,才使他的小说对读者有着不同程度的吸引和震动力量。可以说,金河那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如《重逢》、《带血丝的眼睛》、《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等,都首先不是因为其艺术上的奇妙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是因为其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独特发现认识以及公正的态度和真诚的情感有力地触动了读者。所以,自觉地负载社会和人生的任务,对于金河的小说创作,既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特点。  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主张及思考时,起先,金河说:“我很想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生活,希望用文学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使作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的四化建设。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的”。此后,有一段时间,金河曾对法国哲学家丹纳有关艺术品的本质在于明显地表现对象的特征的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实践中具体地运用这种方法。但很快,他又发现,这种写特征的理论是需要补充的,以为“文学光有圆熟的技巧和有特征的人物还不够,还应该有思想,即表现时代前进的愿望”。又返回到熟悉然而仍以为是正确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来了。在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白色的诱惑》“后记”中,金河写道:“从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说,从哲学观念,审美观念,表现手法以及整体的创作个性上看,我是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一位专门研究文艺创作的学者说:‘文学的本质是现实的’。我相信这个命题。现实主义不但是当今我国文坛的主潮,而且我相信它的生命力是同人类共存的。”金河何以摆脱不了现实主义对他的吸引,且有如此的坚定性,这也许不纯粹是个创作主张的问题,而是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出生于内蒙古敖汉旗一个山区农民家庭的金河,与一个小说作家的金河,绝不会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个人。既然他从偏僻的山区走向社会,走向都市,走向文学创作?所以,当他成为一个社会人,一个都市居民,一个小说作家的时候,就必然会带着那些由山区带来,然而又是抖不掉的基因与影响。在金河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社会生活环境展示给他的绝不光是欢乐和甜蜜,不会光是铺满鲜花的草原,还有贫穷、焦困及枯槁的四野和人生。社会生活过早地使他领会到了严峻的面孔及沉重的负载,同时也就在无形间强化着他对富裕、对进步文明的渴望。这一切,对于今天的金河来说,自然已是较为久远的事了,但是,这人生的最初课程,不可能从他的记忆和感觉中消失。当金河有机会拿起笔来对社会人生发表某些认识与见解,发挥某些作用的时候,他的人生经历就会不知不觉间渗透到他的思维中来,影响到他的创作。在我沿着金河的小说创作一步步跟踪过来之后,就格外突出地感到,金河的小说创作,同社会现实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对于社会生活进行的文学参与意识是如此地强烈和艺术。他的创作思维,他的选材及表现视角,以及他的认识与理解,都辐辏于社会人生这个中心。金河对生活时常似乎表现着一种冷静的观察态度,但这种冷静绝不是封闭和自我的静穆。他厌弃创作中那种机械的迎合,但也轻视那种自视超脱,实则庸俗的创作态度。他身无贵族气,文无贵族味,只是把自己及自己的小说创作与丢弃不掉的社会人生捆绑到一起,以似刀的笔,似火样的眼光,不断地烛照和解剖社会人生相。我是十分喜爱读金河小说的读者之一,也经常地被他的作品所震动。然而,我还是要说,较之他的小说来,我更喜欢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具备着社会良知及向善精神的作家金河。  三  因为有过去那种机械、单一的,甚至是拙劣的联系社会生活,表现社会生活的历史,从而就判定文学创作联系和表现社会生活是一种不幸,是一种人为的失误进而否定和割断这种联系,这无疑是更深的不幸。当我们看多了那种人为地,强行地躲避社会生活,而极力把自我心胸中那一点点微细的欣喜与不幸夸而大之,以哪怕是经过精心编织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时,除却对作品的苍白轻飘感到失望外,自然地也为作家感到悲哀。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一条真理。生在社会之中,却企图超拔,居身世外,只感到自我的存在,这能是现实态度吗?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种经过个体劳动而实现的社会性精神话动。因之,要把创作从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变成一种自我玩赏的消遣,这实在是对文学的‘亵渎’。另外,也许是带有过激和偏颇的看法,那种在社会不幸和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对生活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本身,就是十分虚弱和无能的表现。若是故意张扬这种态度,那就更难以令人认同了。  金河的小说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在一些人视此为失误的一点上,金河却坦率而真诚地认定并坚持这一点。但是,只看到金河的这种主张而不研究他如何具体而灵活地实施这种主张,那就可能对金河产生误解,把他可能看成一个认死理的机械论者。在金河的理解中,社会生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绝不只专指社会政治的变革事件及各项重大生活现象,它是容括着现实生活中一切有形无形的行为心理、思想情感、物质精神等在内的一个大概念。只是他在认识和表现任何生活的局部时,都自觉地把这个局部同生活的整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界定它的位置及其作用,以至指示出它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根源。这正是同金河十分看重丹纳有关写特征的观点,并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意见相统一的。在《重逢》发表并受到肯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金河小说与生活的联系及对社会现实的参与比较多地表现在一些大的社会现象上,如象《带血丝的眼睛》表现的某些革命者在革命胜利或摆脱困难之后对人民利益疾苦的淡漠情形;《抹去名字的人》表现的作为右派被迫害打击多少年之后,却又因为伸冤无门还需永远遭受不幸的人的现象;象《不仅仅是留恋》中巩大明这种在社会的急速行进中突然被遗落的人的复杂、困惑心理等,都是从大的社会视角切入而又通过较小具体的对象予以表现的。在这些作品中,金河常以反思发现问题,又以言及被人们忽视的空白点而引起大家的兴趣。不管是在审判叶辉的时候实际上金河也对朱春信进行着灵魂审判的情景;还是吴一民在任大娘和二妮面前庄严中不时露出悔愧和不安的神情;乃至何颖不散的冤魂和巩大明内心的波涛汹涌情形,初看时,无不让人对作家探精识微、入木三分的发现与理解深表叹服。金河的一个重要的天才本领和特点在于,他能从生活的潜流中勘探出那些看似常态,其实却极不正常的生活现象,并把这种现象充分的揭示出来,甚至显示到罪恶的程度。除去上面提到的这几篇作品外,象《张堡两姑娘》中反映恶劣的政治行为扼杀了王珍的爱情与生命的情形;在《小气候》中写的吴教授不体谅佟子明情感要求的情形,都很能体现金河的这种本领。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肯定金河这种从大的社会视角着眼实现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时候,似乎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家在着力寻找他人的盲点和生活的空白面时,更多用力的还是一种搜寻,一种采访,还未能真正走到解剖分析,乃至鉴定的阶段。所以,尽管金河有效地提出了问。题,但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还表现的不十分自觉。当金河把某些社会现象不再看成象朱春信、吴一民、何颖这样单个人的孤立现象,而认识到它出现和发生的社会必然性时,金河小说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就更深一层了。  在金河的小说被认为是转入研究并表现社会心理的情形之后,似乎那种直接地从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活动中发现和表现问题的现象减少了,代之而来的是大量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和事以 及他们的各种心理。若是只从外观上看,金河晚近一些小说,似乎已不象过去的作品那样的贴近现实了,不再象那样的不断触动社会的神经了。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转移或自然的调整,它同那种有意识的疏离社会生活的情形根本不同。当社会生活经过一段剥离、调整而转向相对的稳定(或可称之为相持)之后,社会上的许多现象已不再完全表现为某种特殊性或偶然性,而是一种有着相对普遍意义的必然,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如何才能准确地认识它,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本身了。人的一切社会外在行为,都是一种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欲望等的外化。因之认真地探讨各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正是进一步研究社会现实的作法,金河并没有离开他小说创作密切结合现实这样一个运行的轨道。另外,不能把生活等同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活动,而把那些直接表现这些活动的作品视为表现了社会生活,把那些及时、准确捕捉表现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心理,而这些行为心理又是同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的作品看作是对现实的忽视。如果说,金河那些直接反映与表现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生活的某些作品,还带有些围绕着中心走,还未能建立起自己对社会生活整体观照位置的话,那么,他后来这些充分生活化了的小说,就分明地表现了作家的独立意识和个性特点。虽然同样是表现社会生活,但在直观现实和主动研究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四  确实,在金河的小说中,许多隐秘的,不少容易被人们误会和忽视的心理现象,一经描绘,立即就使人醒悟、震惊,费咀嚼。例如《等候李平》中对传达室老头和机关干部大魏二人都因不愿吃亏的一波三折的心理变化的描写;《猫眼儿》中老太太囿于习惯而在换了装的修理工面前难以做出抉择的心理波动;鹦鹉嘴天下乐饭店经理前后各异的反复心理等,都被金河描绘的相当传神。但是,对一种心理的捕捉和描绘,并不是目的,不能在这里停止,如果停止了,作品除了为读者提供一种心理现象之外,余下的就十分有限了。我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对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既给予肯定,又感到其不足的。这几篇小说,不能说除过现象之外绝对没有一点社会内容,但显然作家是以揭示一种怪异的心理为目标的。所以,当读者意识到了这种怪异的心理之后,欣赏的活动也即结束。由此看来,光是肯定金河长于描绘人们的社会心理,似乎还未能尽入肌里,还不能更深入地认识金河小说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在不少的时候,金河竭力捕捉人物的社会心理,并以细密的手法把它加以描绘和表现,只不过是把这种心理也作为一种更内在的社会现象进行剖析,从而达到对社会进行判断的目的罢了。这种以剖析人物心理入手剖析社会的作法,在《重逢》中对朱春信心理的描写;在《带血丝的眼睛》中对吴一民心理活动的揭示等都有过表露。但到了晚近的一些小说中,金河变得更自觉,更有意识了。当一伙晨练的各色人等面对着饮马河上真相不明的漂浮物体作出种种猜测时,人们的不同心理活动是多么活跃。在稍作努力即可真象大明的时候,他们却不去探明,竟更乐意胡猜冒想,竟一定认准那个漂浮物就是个死婴,并由此作出多种推测。这看似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心理,但在这些人物及心理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统传思想、道德的积淀影响和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冲击。他们对传统生活不作分析地保有那种依恋和对现实生活不甚理解的抱怨,正是产生他们这些心理的条件。《神童》所表现的生活情形,更是令人欲哭无泪。一个智力出众的孩子,最后竟被难以打破的愚昧的阴云所笼罩,悲惨地结束了年幼的生命。围绕着这位“神童”所表现的种种心理,是偏僻农村的好奇心与种种愚昧、麻木的评判行为,他们以落后衡量进步,以愚昧对抗文明,结果使天才的萌芽在刚刚生长的时候就被冷酷地掐断了。  使人感到特别的还在于,金河还不断地从某些本应是明智、文明的人物和场所中,选择描写对象,通过不同的心理流程让读者看到社会的变异、丑陋和人生的沉重情形。《小气候》里研究生佟子明的导师吴教授,本来是文明的化身,是应通达社会人生的。然而,还是这位吴教授,竟偏执地毫不体谅学生作为一个青年,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在生活上的情感要求,不允许他在春节期间探亲,结果导致佟子明精神失常,成为残疾。象吴教授这样也许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来要求学生的心理及行为,看似在理,其实却是对人的忽视,对他人的一种不尊。因为,吴教授自己也知道离开孩子之后的孤独和冷清滋味不好受。然而,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在一种貌似亲善的行为下被迫就范,甚至走向不幸啊!《两套车》中写到受雇于他人的汽车驾驶员到姐姐家时同身为知识分子,正在做了教师工作的姐夫的一次冲突。过去,满仓因为贫穷常得到姐姐、姐夫的帮助。现在,他为人开车,生活好起来了,渴望对生活紧巴的姐姐一家有所帮助 。然而,当姐夫知他受雇于人时却并不因为他富起来感到高兴,反而有某种失落和悲哀的心理情绪流露出来。进而对满仓的富有和帮助感到不快。姐夫自然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现实中的满仓也是正确的。这确实是“两套车”。但问题在于,姐夫却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个现实,他宁愿接受贫穷的满仓,却不愿接受富有但受雇于人的满仓。这种宁愿拜倒在某一种也许正确的观念脚下,却不愿向实际低头的心理行为,难道是一种现实的正确选择吗?难道不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纷纭复杂现象和人们的某种困惑、为难心理吗?《典型形象》中,我们的作家卢鸿卿因不满恶劣的社会风气和丑恶的工作作风而,秉笔直书,结果却因周围人们的不断冲击而陷入到痛苦的心理波动之中,后来竟也打不起勇气承担责任,却使他人蒙受冤屈。卢鸿卿的心理痛苦,是社会病灶的内化。他这种被社会扭曲伤害的心理历程,正是一种“典型”,是一种颓废世风的典型。  人的心理,一些是社会的传统积淀渗透到人们内心的一种反映,这多是一种无意识或不自觉的行为。另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心理,是因为环境、地位的改变,人被一种力量冲击或主动的接受某种惯力而发生的。对前一种社会心理,金河已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不少小说中有过生动的表现,对这后一种心理,金河也是分明地看到并有精彩的描写。早在《张堡两姑娘》中就有这种发现的流露。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畸形的岁月中,因为丑恶的政治势力的束缚与扭曲。小赵(后来的赵教导员)与玉珍的爱情被人为地割断了,为此,玉珍心神两伤,以至疯癫,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记叙的或许还不是当事人的痛苦心理,但在知道这个悲剧故事时读者自然会有许多的思索和诘问。到了《打鱼的和钓鱼的》时,金河已是在自觉地通过对新任副县长覃涤清的心理描绘批判一种社会的邪恶风气了。作为覃涤清本人来讲,趁着节日到水库走走,一则散心,放松一下;二则回到故地,重温一下历史的旧梦。就是说,他纯粹是一次出游了。然而,在水库负责人郭斌等人看,这却是一次讨好、献媚的难得机会。这样一来,覃涤清就被这一伙人团团围住,结果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下带走了本不应归己的鱼。一方面是对他主动献上;另一方面又强行地以施罚款十元的处理对待曾在水库工地做过不少贡献的常洪全。两相对照,多么分明。作品充分地描写了覃涤清矛盾复杂的心理过程。但是,透过他这些心理,我们看到的却是邪恶的社会风气对覃涤清的制服。当覃涤清坐到县长这个位置上之后,虽然他想清廉,可这个位置所引起的他人的欲望却足以吞噬掉一颗期望清白的心。同覃涤清不一样,《市委大院的门柱》里的这位姚达书记,他却坐在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自觉地意识到了不同于他人的地方。有关大院门柱是否倾斜,是否需要重修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看似荒唐的活动,实际上却非常真实地,具体地表现了姚达书记及他周围一些不同职务的官员的心理。当姚达书记固执地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时候,正是一种恶劣的总是领导高明的社会生活常习对他侵之入骨的时候。问题是,姚达是完全主动地接受了这种浸润,因之,他的被扭曲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亦是一种人生的不幸。当我们从金河的小说中看到社会生活对各类人心理的这许多影响情形之后,我们确有顿开茅塞之感。金河如同从一个个细小的窗口,把眼光投向外面的大世界,从而,他看到了外面的阳光和风雨,看到了迷雾和清明。在浓缩了的人生中透视着社会的情状;在人们心的造影中,折射着生活潜流。  五  金河的小说基本上是以写实的风格见长的,即是他自己认为是吸收了一点现代的东西的实验品,除去《市委大院的门柱》显示了一点荒诞的成分外,别的并无多少“现代”味。其实,正如金河所以为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是现实的,只是它对现实的评判不同,表现手法不同罢了”。金河的这篇《市委大院的门柱》采用有点荒诞的假设和手法所表现的还是一种现实。因之,我以为,与其把它看成什么新实验,还不如看成对过去手法的一种发展、丰富更妥当。在不少人忽视了现代主义的现实性内含,只把它视为一种文字游戏,一种结构圈套,一种形式的不断变换并以此看轻乃至取消了它的思想、社会内容的情况下,过多地从手段上看作品容易陷入无多少意义的纷争,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主要部分的研究和发展。  朴素、平易的写实风格,使金河的小说附着浓郁的现实生活色彩,使它显出一种平和温煦之气。然而,金河的小说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刻板摹写,也不是居身生活之外,超然处之。它自有精警的艺术和更内在情感波流的。金河的小说几乎看不出作家编织、结构故事情节的痕迹,他总是那么显得似乎是无意的说开来,但是,只要你稍有耐心,很快他就会让你进入一种环境或气氛之中,在不自觉间参加到作品中去的。《阀门》所讲的事情太平常不过了。住上了楼房的人,都会对此习以为常。厕所的阀门坏了,请房修公司的师傅来修,就如此个小事。可金河却从这个小事中,发现了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以及人们对这种不平等的抗拒。卢果成是个修理工人,在他对社会中的这种不平等无力改变的时候,他却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以或说是恶作剧式的狡黠手段无情地冲击着它。他把领导特意为组织部长备下的阀门装到无权无势的教师家里,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中实际上正表示着一种公平和良知。整个小说,开头平易,但结尾却相当有力。《堵塞》也是这样,市委副书记陪着老同学去游览,结果走到半路交通堵塞,前不能行,后不能退,打出书记的牌子,也无能为力。而这位书记下午还必须在省委书记到来时赶回去汇报工作。结果,尽管归去晚点了,可没想到省委书记也因火车晚点未能如期到来。一个普通的交通堵塞,却让金河一写,颇具余味和联想。它既指出了交通的落后现状,又十分巧妙地嘲笑了权力。在这个普通落后的交通状态面前,无论你是市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不管你权力有多大、同样也无能为力。所以,要改变一种落后的、困难的局面,光有权力,光靠几个哪怕是智慧的人而没有整体运动同样是乏力的。能够把普通的生活现象十分自然地转化成为一种艺术现象,并使这种现象包含着比它的本体丰富得多的社会人生内容。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我们自然不必去贬低那种凭借圈套变化而赢得读者的作家作品,但若有人把象金河这样的表现方法视为是笨拙,是缺乏灵智的迟暮情形的话,那是如何也让人接受不了的。金河接近那种大巧若拙的作家。他的小说作品中有着艺术的意蕴,就象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相声段子中有着哲理的智慧幽默,而不是如今许多相声段子那样只有无聊的滑稽一样。  面对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我们不光要看他通过作品倡导一种什么精神,传达什么样的主张,还要看他选择和描绘了什么,描绘的程度如何。在不少的时候,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真诚描绘,有可能远胜于他的倡导,更有价值。  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使金河同下层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乃至生活接触上都有不少联系。所以,金河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总是把自己与下层人们的喜怒哀乐结合起来,以此生出他小说中的许多社会人生波澜。他对普通人遭受的不公平如《带血丝的眼睛》中任大娘、二妮,《抹去名字的人》中的何颖,《阀门》中的吴全这些人物,寄于深切的同情,且以愤激之情为他们呼吁。而对普通人身上那些存在着的美质,金河更是满怀赞赏的心情给予肯定,象《大车店一夜》中的大辕马,《杏花山下的孩子》中的二发,《白色的诱惑》中的方子贤及妻子郭玉荣等,都倾注着金河的真情。金河常把平凡的生活摄入自己取材框内,让众多凡人凡事在自己的小说中活动展现,因之,他的表现手段也不能跳出这所有的约束,去搞一些时髦的着装。他注目并乐于描绘普通人的生活,才使他的作品相当充分直接地传递着现实生活的面貌,反映着下层人们生活变化及复杂的心音。《典型形象》中那些居民对煤气的渴望与战兢兢的行为;《白色的诱惑》中方子贤进退为难的选择;《气与色》中一个县办疗养院中包容的社会矛盾及人生疾苦等的被认真对待,不都体现着金河对社会、对人生的焦虑及思考吗?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金河所关照的对象甚至比他关照的成功与否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反映作家的意识,后者反映作家的能力。但是,切不要以为金河是一个土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和作品没有贵族气,并不说明作家的笨拙。只要细心地体会过金河小说中那许多足以揭示社会人生肌里的描写和剔抉灵魂的笔墨,体会一下金河及对于社会人生了解的深透和适当的把握,你也许就会知道,皮相的理解社会人生是如何也产生不了金河及他的大量小说的。金河的小说从内容到表现,都不是一种浮华艳鲜的惹眼,却如同一幅中国山水画一样,疏朗、蕴蓄、深沉,透着一股神韵。  六  金河和他的小说创作,或许成不了一种“金河现象”。但是,金河这样的创作状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之,通过认识金河同他的小说作品,或许能让人明白点什么。金河是以写社会问题走上小说创作园地的。尽管写问题曾使他成功也曾使他受制,但金河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由此出发对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关系认识的透彻及坚定性却是一贯的。正是这种坚定性,使金河对自己的小说始终充满信心,相信它能得到读者的接受和具有的价值,并始终不渝地往前行走。而在金河行走的这条路上,许多作家却因为在眼花缭乱的文坛失去了镇静,产生了疑惑,没有了准绳,结果在徘徊中停歇了。现在,当一切都转入常态,更多的人意识到文学同社会生活相联系,彼此互存仍然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时,再看看自己因徘徊给创作留下的空白不免遗憾。看到金河的迈步,或许会有一种赞叹。金河以他稳而不乱,不变中求变的创作实践提供给文坛的是一种例证,证明现实主义创作并不是前途暗淡,将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使人回顾,而是仍具有宽广的道路和勃勃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任何文学形式,都不应也不可能因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被人欣赏。即使那种被认为似乎是一种纯粹形式的作品,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认识理解填充进内容而使它变成一种有内容的作品。所以,认识或评价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创作,是不能只从形式一途去分析的,还应注意到它存在的环境等条件。现实主义创作,在我国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不能就过去那种变态的现实主义为据评价现实主义,而应该认识到现实主义在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方法方面都是充分科学性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妨碍作家的认识与思考以及表现手段的多样性,而是为作家提供了最自由的活动场地。现实主义在反映我国的社会生活时具有相当的优势,也是最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的方法。金河的成功,就在于他明白地意识并切实地实践着现实主义创作。这并不是一个神秘的现象,指出来未免滑稽。然而,不幸的是,近几年,面对这种现象,文坛上竟有那么多的理解、争议、乃至相互的攻讦。即是我今天这样认识金河的时候,也难免会遭到某些人的戏笑,那就各随其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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