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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考察新时期文学,依据不能说是十分充足的。从生命角度来观察人,并在实践中扩充“文学是人学”的当代意义,事实上只是近些年来的事,一批新起的先锋作家正以其怪异的角度、方式和表现方法,力图把文学送回到生命的轨道上来。本书的题目也许更适宜做一篇尽可能象样的论文。不过我以为,既然我们的文学现状诸如批评家所描绘的,是沿着一条既纷繁又明晰的线索走过来的,既然时下的“生命”文学不是空谷来风,那么把它们同此前的定学历史及诸种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从昨天的回顾中寻找今天的起点,从今天的角度反视昨天的路程,都会找到许多饶有兴味的东西。由此,我就有理由开始这次对新时期文学十余年历史的专题“旅行”。并相信将在每一个环节上得到些新的收获。  当我初步重温和涉猎了十年来的主要文学作品后,感到有一个变化轨迹是非常突出和有趣的。十年新时期文学,有如一个刚刚成形的玉米棒,每一代作家都试图打开包裹它的层层外衣,进入最为实质的内核,而每一阶段的作家又几乎无例外地完成了自己所面对的那一层。如果我们把今天业已初露端倪的内核视为生命的话,那么包裹它的外衣从原初开始,依次是:现代政治历史造成的人的肉体、心灵创伤,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和秩序给人带来的烦恼、困惑和忧虑,传统的或者说集体的无意识的文化背景给现代人行为、思想带来的制约以及挣扎中的痛苦。再者,当把人当做一个超越历史的生命或把生命视为一种力量的时候,对远古时代的风俗民情、行规礼节所产生的依恋和不置可否的描述。当代文学正步步逼近,逐渐接近生命本体。  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看取新时期文学时,就会发现,新时期文学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变化轨迹。就拿表现性爱主题的小说来看,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就是表现爱情,婚姻的曲折痛苦的阶段和表现性的郁闷,发泄、张扬的阶段。两个阶段联系起来,显示出了当代作家对人、对生命的探求欲望的不断加强。如果按不少批评者所认为的,1985年是新时期小说的主要界线,我们即可见出这一特点。1985年以前的文学(主要是小说),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所编的《争鸣作品集》全四册来看,全部22部作品中,至少有12部小说是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和主题的。如果我们从每一册中选择一篇小说为代表,又会见出从1980年到1985年前,当代作家在对待爱情、婚姻主题在题材选择、处理、思想开掘等方面的饶有趣味的变化轨迹。第一册中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是通过两代人的命运对比,来“大声疾呼”对真正爱情的渴望和欲求,小说主题很集中或者说很单一,就是希望社会承认、理解青年人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建立于爱情之上的婚姻选择。第二册中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描写对少男少女如何从“文革”前的纯情相恋,到十年动乱中因“红色革命”造成的行为敌对与内心伤痛,一直到上山下乡期间的坎坷经历和新时期久别重逢之后的伤感,作品的基调是控诉和批判,这种批判又是通过对爱情的曲折经历的线性描述来实现的。第三册中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张辛欣),则表现了当代人对理想之梦的追求,对现实处境烦琐、庸俗的不满以及理想破灭后对生活和现实的无可奈何的正视。主题是一位已婚的青年女子对少年时代纯洁爱情的怀恋、寻找,并时时与现实处境比照,历史影子依然存在,但已退到幕后,而主要以买菜、烧饭的平庸生活和孤独而又强烈的梦幻相交织而成。第四册中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刘亚洲),则表现了在战争的硝烟中一个女人是如何从“半个男人”的身旁回到“一个男人”即真正的男人的怀抱。这里,爱情背后的信念是人性,作者如此设置特殊环境,正是要显示人性对历史的超越。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所有22部作品中,没有突出的“性”主题。这也是一种值得剖析的现象。对于这一点,仅仅从政治环境、社会气氛来解释是不够的。当时的作家,恐怕还很难廓清现实的、历史的笼罩,进入性描写的层次。  对1985年以后的文学(仍以小说为主),情形似乎确实有些变化,这种变化在于,流派的分化使人很难从一个确定点来归纳所有的现象。这种流变突出地表现为寻根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对当代文坛的确力冲击。前一阶段的爱情主题似乎突然断线,作家所着力表现的内容迅速转移。总体上看,文化、人性观念的探究和描述代替了前一阶段历史的现实的批判,中国作家突然间变得深邃起来。就1985年前后看,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说集》为分析对象,分化即很明显,有的从文化的人性的角度表现生命的律动和悲喜剧,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王安忆的《小鲍庄》,这三篇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视角或称基本点,即是一个在懵懵懂懂中生活的乡村儿童,韩少功笔下的丙崽,莫言笔下的黑孩儿,王安忆笔下的捞渣。作家们这种不约而同的视角选择是很值得探讨的,把地域推到荒蛮、古远的乡村世界,又选择那些基本处于历史和社会之外的儿童来做观察视角,都是基于他们力图消融和淡化政治历史的环境制约,而着力于文化、人性探讨的根本动机,表面上是丙崽不能解释自己的遭遇,事实上是韩少功不想确定每一情节事件的具体内涵,是为了拓展描写空间,塞进更为庞杂的、朦胧不定的文化内涵。丙崽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两个词,而韩少功却无疑要赋予这两个简单、粗鄙的词以更多的内涵。黑孩通篇没有一句话,哪怕独白都没有,也正是莫言不想把“红箩卜”仅仅附贴于“文革”动乱上面。  在这一阶段,也有作家专注于现实的批划。不过,这种批判在主题上是单一明确的,但形式上却又有不同,寓言式的讽刺代替了直接的大声疾呼,如谌容的《大公鸡悲喜剧》、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吴若增的《脸皮招领启事》,都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讽刺寓言。严格地说,这些讽刺还欠缺巧妙,并且时有做作之感,不过它实在也具有某种史的意义。  对人性尤其是生命形式的探索,这一时期显得更为细腻,更为集中。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描写一位老猎人陈三脚对生死的自觉选择,当他意识到自己做为一名猎手,已经在胆魄、力量等方面明显失去的时候,便孤独地然而也是平静和堂堂正正地走上死亡之途。最后一次以死显示自己的生命力量,而老棒子和刘三泰也正是受此感化和促动,从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徐晓鹤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描写疯人院院长长期受嘈杂、纷乱环境的影响,一旦脱离,反倒不能适应正常的秩序。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环境对生命的消磨与侵蚀。  还有的作家,则以独特的文学语言描述生命的感觉、意象和体味,主题几近消解,人物也退隐、消失,不但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对传统小说的定义规范挑战。何立伟的《一夕三曲》,孙芸夫的《芸斋小说》,林斤滴的《矮凳娇小品》,李庆西的《张三、李踞,王二寐于》,阿硅的《遍地风流》,都是如此。这些小说中氛围、状态、感觉、情绪的因素大大超过了人物、故事,主题等等。  1985年开始的新文学,是一个色彩纷呈、鱼龙混杂的纷繁世界,但这种纷繁局面逐渐由一般潜流的冲击而显示出一种一致的依归。自1987年以来,“生命”在文学世界尤其是小说创作中的自觉意识不断加强,一种反映和表现人类本质的倾向成为一时的热烈景象,这种文学创作故意消融人物故事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把描写领域延伸到纯粹的人性领域。他们很快抛弃具体历史情境对人性的制约以及人的自觉反抗,而着力于表现人类自身本能、欲望、感觉的生发、扩张和变形的过程。这种表现更多地是通过性描写来实现的。王安忆继小说《小鲍庄》后,写出以表现“原性”为目的的《小城之恋》,莫言也渐渐淡化具体历史背景的勾划,而着力表现人的生命冲动,如《红蝗》、《欢乐》等即是达到极致的作品。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阿梅在夏日阳光下的愁思》等一系列小说,都以怪诞、恐怖的梦境为主色调,以焦虑、慌恐、仇恨为情感基调,以丑陋、变形、灰暗、阴冷为图景,对生命做自己的思考和描述。以后出现的一些青年作家也都沿着这条路走上文坛,余华的《世事如烟》和《难逃劫数》,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都以性乱伦、性冲动、性丑恶为表现对象。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几乎找不到哪怕不甚明晰的历史背景,对人物的各种冲动、行为、心理没有一丝确定的解释途径,一种纯粹的现象描述,一幅单纯的生命运动的景色勾勒。当年那些或由政治历史、或由现实道德、或由传统文化制约为挖掘工具的方式在这里皆消融怠尽。对于这些文学现象,理解、评价的方法多种多样,见仁见智,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认定,就是,它们是较为自觉的、纯粹的生命文学,它们是顺着此前诸种文学现象愈演愈烈的结果。  由政治批判、现实揭露、文化寻根一直延续到生命本体的追寻、探微,不仅从整个文学的流变中可以见出,即使具体到个别作家的创作过程的演变,也或明显或隐匿地表现出来。如前面列举的莫言,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梁家族》再到《红蝗》和《欢乐》,如王安忆从原初的《本次列车终点》到《小鲍庄》再到《小城之恋》等“三恋”小说,如李锐从《古墙》到《厚土》,即使象柯云路这样的表现当代中国政治浪潮为己任的作家,从《新星》的热烈的改革文学到《京都》中大量的潜意识、性冲动的描写,也至少可以看出整个文学思潮对作家创作的冲击和影响。  从生命意识的自觉这一点来看待新时期文学,我以为我们应向朦胧诗人们致以特别的尊崇和敬意。他们是新时期文学无可置疑曲先锋分子,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人的尊严、生存的价值,人的欲望、本能的尊重进行了细腻、深刻的表现。正是这种先锋性,使朦胧诗一时成为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宠儿。这些诗人也就成了广大讲者的偶象,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贡献尤为突出。在此,我们仅以北岛的《结局与开蛤》为倒,来分析他对人的尊严以及生存价值均超前思考。这首题为《献给遇罗克》的政治抒情诗中,传达出一种全新的人生思索。诗人没有把遇罗克这位英雄当做“神”来赞美,它的情摩基调是对人的尊严、生存的权利的呼唤,其中的诗句: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这里所表达的远远不是对政治革命的正确的歌颂和错误的批判,它写出生与死之司那种令人颤栗的界线。北岛诗歌一以贯之的主题都可以说是对人、人生的深邃思考,如他后期的《空白》中“在大理石雕像的眼眶里,胜利是一种空白”,他不是对英雄及英雄行为做廉价的歌赞,而总是从生存权利的角度来揭示英雄的巨大代价。他呼唤的不是让更多的人去做英雄,而是所有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他的诗,既有思想家的深刻思索,又有童稚般的美好幻想,在诗人的价值砝码上,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加重要。与北岛同时或稍后的一大批诗人江河、杨炼、顾城……等等,都在自己的创作中留下了相似的印痕。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剖示的。  当我们完成对十年历史的简略描述后,把生命意识做进一种历史现象同此前中国文学,尤其同“五四”新文学比较,似乎就成为一件有价值、有必要的工作,这两个不同凡响的文学时代,在诸多方面形成吻合和呼应。又在方式、途径、内涵等各个层次上显示出差异,从生命意识角度来考察,探寻这一点,或许会找出许多有意义的东西。  对于由爱情到性的这种演进历程,对于把从爱情到性做为走向深入和超越的基本途径和做法,我们还需要做理论上的冷静思考。  新时期文学直到今天还依然是个迭宕起伏的纷繁世界,它从最初的起点开始迅速向前推移,不断转换“热”点,由此,从某一特定角度来描述这一文学时期,是一件颇为艰难的事情,如前所述,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描述新时期十年历史,依据不能说是很充分的。不过,既然在今天,生命的自觉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集中鲜明的主题和倾向,又因为这种倾向明显与此前历史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那么,沿着它去描述历史就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了,我们从今天的坦途回溯昨日的羊肠小道,由昨日的羊肠小道再回潮昨日之昨日的依稀可辨的足迹,从理论上讲,应当说具有相同意义和同等价值。  让我们从黎明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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