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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聊聊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同时,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自注: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或,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惟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初恋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伊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起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棹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夫妇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东西,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恋爱解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中国现今通用的许多名词,本来是新名词,是中国向来旧话里所没有的,所以按下去意义多是模糊不明,虽然在人们的口头笔下已经很是熟悉了。举一个普通的例,有如恋爱。民间也单用爱字,或说爱慕恩爱,文雅一点则云相思,(但相思病已是极通俗的一句话了。)恋爱二字连用的新名词乃是从东洋来,翻译西洋的意思用的。中国以至东洋的所谓爱,说的是简单的男女相悦,西洋却加进些宗教哲学似的分子,很有点儿神秘了,这恋爱一语在中国通行已久,可是实在意义还很朦胧,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有如文字言语中常见接吻一语,而英美人总说是东方人不懂得接吻,也正是同一的缘由。这个理由,可以简括的说一是宗教的,二是社会的。西洋中古崇拜圣母,复活了古代的女神礼拜,文人骑士对于半抽象的女性备致敬礼,虽然实际的妇女地位并无进步,这一种思想在中国是不曾有的。其次是中产阶级革命之后,个人觉醒了,自由竞争之风大盛,个人几乎各个孤立了,——野蛮民族是很幸福的,他遇见别部落的人的时候觉悟这都是敌人,要准备个你死我活,或者是你活我死,若是在本族里那是同躺在母亲的怀抱里一样,只觉得温暖,不要怕什么危险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看去都是绅士,相见时彬彬有礼,可是口蜜腹剑,心里不知怎么的在打主意,彼此都非随时警戒提防不可,这实在是够疲劳够寂寞的。绅士们对于这种生活难免也感觉不满足,梦想平安幸福的理想境界,向过去去找,只觉得自己的母亲是全世界上最可靠的人,不但用不着防备,而且还肯牺牲了自己来保护他,可惜那早已过去了,她老人家也已不在了。绅士们同时也有性的要求,迟早非迎娶一位夫人不可,他于是发了如意算盘的心愿,希望这女子因了性的关系而结合,却又是同他的母亲一样的无条件的爱他,他也可以至少对于她个人不必警戒提防,同在母亲旁边似的可以安心休息,恢复他在社会对于人人或攻或守的作战的疲劳。这个要求是在民主的个人主义时代所特有的,他的名称是恋爱,于是男女相悦的恩爱之上加上了些装饰,即是绅士们的愿望,我们与西洋绅士状况不同的人,对于这恋爱不能十分了解大约可以说是当然的了。这一种说法是英国一个人类学兼心理学分析家所说的,我觉得颇有意思,所以引用在这里。  对了米莱的《晚钟》  夏丐尊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米莱的《晚钟》在西洋名画中是我所最爱好的一幅,十余年来常把它悬在座右,独坐时偶一举目,辄为神往,虽然所悬的只是复制的印刷品。  苍茫暮色中,田野尽处隐隐地耸着教会的钟楼,男女二人拱手俯首作祈祷状,面前摆着盛了薯的篮笼、锄铲及载着谷物袋的羊角车。令人想像到农家夫妇田作已完,随着教会的钟声正在晚祷了预备回去的光景。  我对于米莱的艰苦卓绝的人格与高妙的技巧,不消说原是崇拜的;他的作品多农民题材,画面成戏剧的表现,尤其使我佩服。同是他的名作如《拾落穗》,如《第一步》,如《种葡萄者》等等,我虽也觉得好,不知什么缘故总不及《晚钟》能吸引我,使我神往。  我常自己剖析我所以酷爱这画,这画所以能吸引我的理由,至最近才得了一个解释。  画的鉴赏法原有种种阶段,高明的看布局调子笔法等等,俗人却往往执着于题材。譬如在中国画里,俗人所要的是题着“华封三祝”的竹子,或是题着“富贵图”的牡丹,而竹子与牡丹的画得好与不好是不管的。内行人却就画论画,不计其内容是什么,竹子也好,芦苇也好,牡丹也好,秋海棠也好,只从笔法神韵等去讲究,去鉴赏。米莱的《晚钟》在笔法上当然是无可批评了的。例如画地是一件至难的事,这作品中的地的平远,是近代画中的典型,凡是能看画的都知道的。这作品的技巧可从各方面说,如布局色彩等等,但我之所以酷爱这作品却不仅在技巧上,倒还是在其题材上。用题材来观画虽是俗人之事,我在这里却愿作俗人而不辞。  米莱把这画名曰《晚钟》,那么题材不消说是有关于信仰了,所画的是耕作的男女,就暗示着劳动;又,这一对男女一望而知为协同的夫妇,故并暗示着恋爱。信仰,劳动,恋爱,米莱把这人间生活的三要素在这作品中用了演剧的舞台面式展示着。我以为,我敢自承,我所以酷爱这画的理由在此。这三种要素的调和融合,是人生的理想。我的每次对了这画神往者,并非在憧憬于画,只是在憧憬于这理想。不是这画在吸引我,是这理想在吸引我。  信仰,劳动,恋爱,这三者融和一致的生活才是我们的理想生活。信仰的对象是宗教。关于宗教原也有许多想说的话,可是宗教现在正在倒霉的当儿,有的主张以美学取而代之,有的主张直截了当地打倒。为避免麻烦计,姑且不去讲他,单就劳动与恋爱来谈谈吧。  劳动与恋爱的一致,是一切男女的理想,是两性间一切问题的归趋。特别地在现在的女性,是解除一切纠纷的锁钥。  “不劳动者不得食”确是人间生活无可逃免的铁一般的准则,无论男女。女性地位的下降实由于生活不能独立,普通的结婚生活,在女性都含有屈辱性与依赖性。在现今,这屈辱与依赖与阶级的高下成为反比例。因为,下层阶级的妇女不像太太地可以安居坐食,结果除了做性交机器以外,虽然并不情愿,还须帮同丈夫操作,所以在家庭里的地位较上流或中流的妇女为高。我们到乡野去,随处都可见到合力操作的夫妇,而在都会街上除了在黎明和黄昏见到上工厂去的女工外,日中却触目但见着旗袍穿高跟皮鞋的太太们姨太太们或候补太太们与候补姨太太们!  不消说,下层妇女的结婚在现今也和上流中流阶级的妇女一样,大概不由于恋爱,是由于强迫或买卖的。不,下层妇女的结婚其为强迫的或买卖的,比之上流中流社会更来得露骨。她们虽帮同丈夫在田野或家庭操作,未必就成米莱的画材。但我相信,如果她们一旦在恋爱上觉醒了,她们的营恋爱生活,要比上流中流的妇女容易得多,基础牢固得多,不管上流中流的女性识得字,能读恋爱论,能谈恋爱,能讲社交。  但看娜拉吧,娜拉是近代妇女觉醒第一声的刺激,凡是新女子差不多都以娜拉自命。但我们试看未觉醒以前的娜拉是怎样的?她购买圣诞节的物品超过了预算,丈夫赫尔茂责她:  “这样浪费是不行的!”  “真真有限哩,不行?你不是立刻就可以有大收入了吗?”  “那要新年才开始,现在还未哩!”  “不要紧,到要时不是再可以借的吗?”  “你真太不留意!如果今日借了一千法郎在圣诞节这几日中用尽了,到新年的第一日,屋顶跌下一块瓦来,落在我头上把我磕死了……”  “不要说这吓死人的不祥语。”  “喏,万一真有了这样的事,那时怎样?”  赫尔茂这样诘问下去,娜拉也终于弄到悄然无言了。赫尔茂倒不忍起来,重新取出钱来讨她的好,于是娜拉也就在“我的小鸟”咧,“小栗鼠”咧的玩弄的爱呼声中,继续那平凡而安乐的家庭生活。这就是觉醒前的娜拉的正体。及觉醒了,离家出走了,剧也就此终结。娜拉出家以后的情形是值得我们思索的。于是,“娜拉仍回来吗?”终于成了有趣味的一个问题。鲁迅先生曾有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文字。  觉醒后的娜拉,我们不知道其生活怎样,至于觉醒以前的娜拉,我们在上流中流的家庭中,在都会的街路上都可见到的。现在的上流中流阶级本是消费的阶级,而上流中流阶级的女性,更是消费阶级中的消费者。她们喜虚荣,思享乐。她们未觉醒的,不消说正在做“小鸟”做“栗鼠”,觉醒的呢,也和觉醒后的娜拉一样,向哪里走还成为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费人猜度的谜。  上流中流阶级的女性,物质的地位无论怎样优越,其人格的地位实远逊于下层阶级的女性,而其生活也实在惨淡。她们常被文学家摄入作品里作为文学的悲惨题材。《娜拉》不必说了,此外如莫泊桑的《一生》,如佛罗倍尔的《彼华荔夫人》,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那》等都是。莫泊桑在《一生》所描写的是一个因了愚蠢兽欲的丈夫虚度了一生的女性,佛罗倍尔的《彼华荔夫人》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那》,其女主人公都是因追逐不义的享乐的恋爱而陷入自杀的末路的。她们的自杀不是壮烈的为情而死的自杀,只是一种惭愧的忏悔的做不来人了的自杀。前者固不能恋爱,后二者的恋爱也不是有底力的光明可贵的恋爱,只是一种以官能的享乐为目的的奸通而已。而她们都是安居于生活无忧的境遇里的女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对我所佩服的恋爱男女,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我不佩服他们别的,佩服他们的能以贵族出身而开酒店,男的着犊鼻裙,女的当垆(虽然有人解释,他们的行为是想骗女家的钱)。我相信,男女要有这样刻苦的决心,然后可谈恋爱,特别地在女性。女性要在恋爱上有自由,有保障,非用劳动去换不可。未入恋爱未结婚的女性,因了有劳动能力,才可以排除种种生活上的荆棘,踏入恋爱的途程。已有了恋爱对手的女性,也因有了劳动的能力作现在或将来的保证。有了劳动自活的能力,然后对己可有真正恋爱不是卖淫的自信。  我所谓劳动者,并非定要像《晚钟》中的耕作或文君的垆,凡是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不论是劳心的劳力的都可以。家政育儿当然也在其内。在这里所当连带考察的就是妇女职业问题了。  妇女的职业,其成为问题在机械工业勃兴家庭工业破坏以后。工业革命以来,下层阶级的农家妇女或可仍有工作,至于中流以上的妇女,除了从来的家庭杂务以外已无可做的工作。家庭杂务原是少不来的工作,尤其是育儿,在女性应该自诩的神圣的工作。可是家庭琐务是不生产的,因此在经济上,女性在两性间的正当的分业不被男性所承认,女性仅被认作男性的附赘物,女性亦不得不以附赘物自居,积久遂在精神上养成了依赖的习性,在境遇上落到屈辱的地位。  要想从这种屈辱解放,近代思想家曾指出绝端相反的两条路:一是教女性直接去从事家事育儿以外的劳动,与男性作经济的对抗;一是教女性自信家事育儿的神圣,高唱母性,使男性及社会在经济以外承认女性的价值。主张前者的是纪尔曼夫人,主张后者的是托尔斯泰与爱伦凯。  这两条绝端相反的道路,教女性走哪一条呢?真理往往在两极端之中,能调和两者而不使冲突,不消说是理想的了。近代职业有着破坏家庭的性质,无可讳言,但因了职业的种类与制度的改善,也未始不可补救于万一。妇女职业的范围应该从种种方向扩大,而关于妇女职业的制度,无须大大地改善。职业的妨害母性,其故实由于职业不适于女性,并非女性不适于职业。现代的职业制度实在太坏,男性尚有许多地方不能忍受,何况女性呢?现今文明各国已有分娩前后若干周的休工的法令和日间幼儿依托所等的设施了,甚望能以此为起点,逐渐改善。  在都市中,每遇清晨及黄昏见到成群提了食筐上工场去的职业妇女,我不禁要为之一蹙额,记起托尔斯泰的叹息过的话来。但见到那正午才梳洗下午出外叉麻雀的太太或姨太太们,见到那向恋人请求补助学费的女学生们,或是见到那被丈夫遗弃了就走投无路的妇人们,更觉得愤慨,转而暗暗地替职业妇女叫胜利,替职业妇女祝福了。  体力劳动也好,心力劳动也好,家事劳动也好,在与母性无冲突的家外劳动也好,“不劳动者不得食”,原是男女应该共守的原则。我对于女性,敢再妄补一句:“不劳动者不得爱!”  美国女作家阿利符修拉伊娜在其所著的书里有这样的一章:  我曾见到一个睡着的女性,人生到了她的枕旁,两手各执着赠物。一手所执的是“爱”,一手所执的是“自由”,叫女性自择一种。她想了许多时候,选了“自由”。于是人生说:“很好,你选了‘自由’了。如果你说要取‘爱’,那我就把‘爱’给了你,立刻走开永久不来了。可是,你却选了‘自由’,所以我还要重来。到重来的时候,要把两种赠物一齐带给你哩!”我听见她在睡中笑。  要爱,须先获得自由。女性在奴隶的境遇之中决无真爱可言。这原则原可从种种方面考察,不但物质的生活如此。女性要在物质的生活上脱去奴隶的境遇,获得自由,劳动实是唯一的手段。  爱与劳动的一致融合,真是希望的。男女都应以此为理想,这里只侧重于女性罢了。我希望有这么一天:女性能物质地不作男性的奴隶,在两性的爱上,铲尽那寄食的不良分子,实现出男女协同的生产与文化。  对了《晚钟》忽然联想到这种种。《晚钟》作于一八五九年,去今已快七十年了。近代劳动情形大异从前,米莱又是一个农民画家,编写当时乡村生活的,要叫现今男女都作《晚钟》的画中人,原是不能够的事。但当作爱与劳动融合一致的象征,是可以千古不朽的。  “娜拉”的答案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作家、学者、翻译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译作《浮士德》(歌德),学术论著《甲骨文研究》等。  易卜生的名剧,处理妇女问题的《娜拉》,一名《玩偶家庭》,描写一位觉悟了的女性娜拉,离开了伪善的丈夫,抛别了她所不能负责的儿女,由玩偶的家庭里逃出来了。便是由被人所玩弄的木偶,解放为独立自主的人。  《娜拉》一剧是仅在娜拉离开了家庭而落幕的,因此便剩下了一个问题:娜拉究竟往那里去?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易卜生并没有写出什么,但我们的秋瑾先烈是用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秋先烈在廿五岁前也曾经过一段玩偶家庭的生活。她家世仕宦,曾适湘乡王氏,并曾生子女各一人,但她在庚子那一年,似乎就和她的丈夫宣告脱离了。  她的女友徐自华为她所做的《墓表》上说:  自以与时多忤,居常辄逃于酒。然沉酣以往,不觉悲歌击节,拔剑起舞,气复壮甚。所天故纨绔子,至是竟不相能。值庚子变乱,时事益亟,君居京师见之,独慨然太息曰: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这正是四十三年前不折不扣的中国的娜拉,她不愿以“米盐琐屑终其身”,其实也正是不愿和“不相能的纨绔子”永远过着虚伪的生活。她有《述怀》诗一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作的,但从那内容看来,似乎所“述”的就是这时会的“怀”。  又是三千里外程,故乡回首倍关情。  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  懊恼襟怀偏泥酒,支离心绪怕闻莺。  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未成。  这诗,在她好些悲歌慷慨的遗著中,我觉得,是最值得击节的一首。她的丈夫王廷钧是以捐纳出身,在北京做小京官,当然不是“同调”。她的“懊恼襟怀”,她的“支离心绪”,在毫无情爱的夫妇生活里面,正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且一方面目击着破碎的河山,一方面又有难于割舍的儿女,对于一位敏感而热情的女诗人,在她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暂时只能借酒来作为逃避,这也是可以使我们谅解的。旧式的中国的才女处到这样的人生悲剧,为伦常观念所约束,便每每自暴自弃,以郁郁终老。秋先烈的初年很显明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位牺牲者。但她终于以先觉者的姿态,大彻大悟的突破了不合理的藩蓠,而为中国的新女性,为中国的新性道德,创立了一个新纪元。她终于抛别了那种不合理的家庭,而清算了自己的“懊恼襟怀”和“支离心绪”。在四五十年前,中国已产生了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单只这一着已经就足以使我们赞美,而毫不夸大的可以称之为革命家的。  但秋先烈的革命性并未止于此,她这位逃出了厨房的娜拉,并没有中途屈服,又逃回到厨房去。  至甲辰夏,遽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悉赠诸芝瑛,向东赴日本留学焉。会中山先生方创同盟会于江户,以君抱负宏远,首邀之入会。……日以物色人材为职志。江浙志士与君相识者,咸由君介绍入同盟会,而同盟会乃大张。间又与诸女士重兴共爱会,而己为之长。  这是陈去病所做的《秋瑾女侠传略》里面所叙述的秋先烈离开了家庭以后的初期的情形。  我们单看她“脱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属”,通同赠给她的女朋友吴芝瑛,也就活鲜鲜地表现着一个女性解放者的面目了。秋先烈有《敬告姊妹们》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相当巧妙的文字:  唉!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起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镀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擦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儿缎儿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  这在三四十年前不用说是很新鲜的文章,然而就在目前似乎也还是没有失掉它的新鲜味。目前有好些新女性,足儿是不小了,然而跟儿却是高了;头儿是不光了,然而发儿却是烫了,一切“玉的锁,金的枷”,一切“锦的绳,绣的带”,似乎仅仅改变了些形式和花样,只是“束缚”得更加摩登了。我们现在读到四十年前的先觉者的话,似乎也可以更发出一番深省吧?  大凡一个先觉者,在要打开一代的风气的时候,由于蓄意反抗,每每要表示得矫枉过正。秋先烈的爱着男装,爱骑马,爱带短剑,爱做慷慨激昂的诗,甚至连字改竞雄,都要充分的表示其男性,便是很明显的事例。不过她也并不是纯趋于感情的反抗,而故意的“裂冠毁裳”,她的革命行动却有沉深的理性以为领导。她知道女子无学识技能,总不能获得生活的独立,所以她便决心跑到海外去读书。她也知道妇女解放只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中的一个局部问题,要有民族的整个解放、社会的整个解放,也才能够得到妇女的解放,故尔她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这些可以说都正是秋先烈的更有光辉的一面。她并不是感情的俘虏,而是感情的主人。她的热烈而绚烂的感情生活的表现,是有着理智的背光。唯其这样,所以她终能够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主张了。关于这一点,她的最亲密的女友如徐自华吴芝瑛辈,虽然十分同情她,为她尽了表彰的能事,但却并未能了解她。她们所做的《墓表》一面在替她叫屈:“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一面又在微微责备她不能明哲保身,“徒以锋棱未敛,畏忌者半,呜乎,此君之所以死欤?”似乎也就是所谓燕雀与鸿鹄之别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的《秋瑾集》序对于秋先烈也有“微言”,责备她“言语无简择”,“卒以漏言自陨”,而真以剑仙相期许,虽是出于“惜”,恐亦未必是出于真知吧?  秋先烈和徐先烈锡麟通谋是事实,在当时曾经有组织地联络各地旧有的秘密结社,并编制光复军也是事实,因经验不足,致事机不密,此乃初期革命者之常情;然在革命初期总须得有一二壮烈的牺牲以振聋发聩,秋徐二先烈在这一点上正充分完成了他们作为前驱者的任务。为革命而死乃是求仁得仁,何“冤”之有,亦何“惜”之有?  组织共爱会一事又表现着秋先烈的理智活动的另一面。这也表示着她并不是专以粗暴为豪的革命家,而是在革命事业当中,没有忘记女性所适宜于担负的任务的。我们请看她所翻译的《看护学教程》的序吧。  慈善者,吾人对于社会义务之一端也。吾国群理不明,对于社会之义务缺陷良多,独慈善事业尚稍稍发达。曩岁在东,与同志数人创立共爱会。后闻沪上女界亦有对俄同志会之设。会虽皆未有所成,要之吾国女界团体之慈善事业则不能不以此为确矢。它日者,东大陆有事,扶创恤伤,吾知我一般姊妹不能辞其责矣。兹编之译,即本斯旨。  观此可知共爱会的宗旨实和奈丁格尔的红十字会相同。为准备“东大陆有事,扶创恤伤”而组织共爱会,而翻译《看护学教程》,这是何等的深谋远虑。东大陆有事,有何事耶?最主要的不外是将来的革命之事。在从事革命之先,早有救死扶伤之念,而“责”诸“一般之姊妹”。秋先烈用心之缜密周到,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感佩。  脱离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  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我们的秋瑾先烈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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