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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辨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急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得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磁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罗罗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哟?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罗。”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像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稍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这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往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气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呆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的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呆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会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致家人  老舍  老舍(1899~1966),北京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接到信,甚慰!济与乙都去上学,好极!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算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剧,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能体壮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写字:书呆子无机会腾达,则成为废物,有机会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  至于小雨,更宜多多玩耍,不可教她识字;她才刚刚四岁呀!每见摩登夫妇,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号,客来则表演一番,是以儿童为玩物,则忘了儿童身心发育甚慢,不可助长也。……  春来了,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桌上还有一支桃花插在烧酒瓶中。  祝你健康,代我吻吻儿女们。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  苏雪林(1899~1999),安徽太平人,女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青鸟集》、《绿天》,学术论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诗概论》、《中国文学史》等。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了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的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父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的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禄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废寝忘食日夜披阅。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也者的用法,渐渐地能够用文言写一段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摩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由读他的译文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继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余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可惜十余年来东西奔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鬓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入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此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待,所以只好怏怏地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够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槎桠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翻译西洋文学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六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挚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女雪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到极大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画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曾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建立时,一时气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槁饿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阋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阳的史可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事如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机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吗?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吗?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吗?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运蒙蔽吗?决不!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犊式的清廉,犯齐弹妻纵姿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更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也自有他的精深宏大,沈博绝丽之处,可以叫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曲章文物的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他们的价值。况且法国吕滂说过,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做主。因为死鬼的数目,超过活人万万倍,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文化不过一个空洞的名词,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抟造成功。这些可爱的灵魂,都在古书里生活着。翻开书卷,他们的声音笑貌,思想感情,也都栩栩如生,历历宛在。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就发生亲切的友谊,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誓死卫护。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响,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至于像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人,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徵。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同情的。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见林语堂先生的“辜鸿铭”——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样。如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  总之,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骨气,有操守的老头子!  怀念赵元任先生  王了一  王了一(1900~1986),原名王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现代语言学家。著有《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等。  去年(1981)5月17日,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这是他在解放后第二次回北京。第一次在1973年春天,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这次回来,邓小平副主席会见了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宴请了他,北京大学聘他为名誉教授。他的女儿赵如兰教授说,元任先生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他同女儿、女婿回国来了。的确是这样,他的高兴的心情我看得出来,所以我两次劝他回国定居。他说他在美国还有事情要处理,他回去再来。去年12月,清华大学打电话告诉我,元任先生已决定回国定居,我高兴极了。不料今年3月他就离开了我们。  在去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授予赵元任先生名誉教授称号的盛会上,我致了颂词。我勉励我的学生向元任先生学习,学习他的博学多能,学习他的由博返约,学习他先当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音乐家,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  我在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我们有四位名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我们同班的三十二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跟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所以我和元任先生的关系特别密切。我常常到元任先生家里看他。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赵师母笑着对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不怕你嘴馋。”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  我跟随元任先生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我在学术方法上受元任先生的影响很深。后来我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里讲到“反照句”、“纲目句”的时候,加上一个(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元任先生批云:“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但是我还没有接受教训。就在这一年,我写了另一篇论文《两粤音说》。承蒙元任先生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篇文章说两粤没有撮口呼。1928年元任先生去广州调查方言,他写信告诉当时在巴黎的我说,广州话里就有撮口呼,并举“雪”字为例。这件事使我深感惭愧。我检查我犯错误的原因,第一,我的论文题目本身就是错误的。调查方言只能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决不能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其次,我不应该由我的家乡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来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这在逻辑推理上是错误的。由于我在《两粤音说》上所犯的错误,我更懂得元任先生“说有易,说无难”的道理。  我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想去法国留学,元任先生鼓励我,说法国有著名的语言学家,我可以去法国学习语言学。从此以后,我和元任先生很少见面了。但是,元任先生始终没有忘记我。1928年夏天,他把他的新著《现代吴语的研究》寄去巴黎给我,在扉页上用法文写着“avec  complimentsde  Y.R.Chao”(“赵元任向你问好”)。1939年6月14日,他从檀香山寄给我一本法文书《时间与动词》,在扉页上用中文写着“给了一兄看”。1975年,他从美国加州寄给我一本用英文写的《早年自传》,在扉页上写着“送给了一兄存”。我至今珍藏着这三本书。元任先生每十年写一封“绿色的信”,印寄不常见面的亲戚朋友,我收到他的第二封和第五封。  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元任先生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基础打得好。1918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那时他才二十六岁。1919年他回到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当物理学讲师。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元任先生当翻译。在他的《自传》里可以看出,他是以此为荣的。1922年,他翻译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5年,他从欧洲归国后,在清华大学教数学,次年才当上研究院教授。在20年代,元任先生谱写了许多歌曲,如《叫我如何不想他》等,撰写了一些有关乐理的论文,如《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等。哲学、文学、音乐、物理、数学,都是和语言学有密切关系的科学,这些基础打好了,搞起语言学来自然根深叶茂,取得卓越的成果。他写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南京音系》、《广西瑶歌记音》、《钟祥方言记》、《湖北方言调查》(主编)、《广州话入门》、《北京话入门》、《中国话的文法》、《语言问题》等,都是不朽的著作。我们向元任先生学习,不但要学习他的著作,还要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和学术方法。  元任先生是中国的学者,可惜他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据他的《自传》所载,他1910~1919在美国住了十年,1920~1921在中国,1921~1924在美国,1924~1925在欧洲,1925~1932在中国,1932~1933在美国,1933~1938在中国,1938~1982在美国居住四十四年(1973,1981回国两次)。假使他长期住在中国,当能对中国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据我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一直争取元任先生返国。最后将近实现了,而元任先生却与世长辞。这不但使我们当弟子的深感哀痛,我国语言学界也同声叹惜。最后,我把我的挽诗一首写在下面,来表示我的悼念之情:  离朱子野逊聪明,旷世奇才绝代英。  提要钩玄探古韵,鼓琴吹笛谱新声。  剧怜山水千重隔,不厌轩万里行。  今后更无青鸟使,望洋遥奠倍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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