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季,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戴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戴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和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震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入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范爱农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撑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呢。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了,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惟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今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纪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涯。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少年名士气息铲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两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像。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了,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作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作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是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着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说: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作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作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他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她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李叔同  夏丏尊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五四前后中年人的寂寞,苦闷,在我们年轻的人是不大了解的。五四狂潮中,记得有一天晚上,沈仲九先生亲切地告诉我们:“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法名)若是到了现在,也不会出家了。”可是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我们只当作一种谈助,他心底的谜,我们是猜不透的。  在我们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我曾经早晨三点钟起床练习弹琴,因为一节进行曲不会弹熟;他就这样旋转着我们的意向。同学中也有愿意跟他到天边的,也有立志以艺术作终身事业的,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亲。想明道先生“录满窗前草不除”的融和境界,大抵若此。  “我们的李先生”,(同学间的称呼)能绘画,能弹琴作曲,字也写得很好,旧体诗词造诣极深,在东京时曾在春柳社演过茶花女;这样艺术全才,人总以为是个风流蕴藉的人。谁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极严,在外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狷介得和白鹤一样。他来杭州第一师范担任艺术教师,已是中年了,长斋礼佛,焚香诵经,已经过居士的生活。民国六年,他忽然到西湖某寺去静修,绝食十四天,神色依然温润。其明年四月,他乃削发入山,与俗世远隔了。我们偶而在玉泉寺遇到他,合十以外,亦无他语。有时走过西冷印社,看见崖上的印藏,指以相告,曰:“这是我们李先生的。”那时彼此虽觉得失了敬爱的导师的寂寞,可也没有别的人生感触。后来五四大潮流来了,大家欢呼于狂涛之上,李先生的影子渐渐地淡了,远了。  近来忽然,从镜子里照见我自己的灵魂,五四的狂热日淡,厌世之念日深,不禁重复唤起李先生的影子来了。友人缘缘堂主和弘一法师过从最密,他差不多走完了李先生那一段路程,将以削发入山为其终结了。我乃重新来省察李先生当时的心境。李先生之于人,不以辨解,微笑之中,每蕴至理;我乃求之于其灵魂所寄托的歌曲。在我们熟练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钟三歌正代表他心灵的三个境界。落花代表第一境界: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找逝不归今,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芳菲菲以争妍;  既乖荣以发秀,倏条节易而时迁,春残。  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念迟暮,  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与哀;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这是他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现实的想望,把心灵寄托于彼岸,顺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钟的境界:  “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乌不呜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蚴蚴幽思凝冥杳。  众生病苦谁持扶?尘网颠倒泥涂淤。  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恶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暝暝入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  浩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弘一法师出家后,刻苦修行,治梵典勤且笃,和太虚法师那些吹法螺的上人又不相同。他在和尚队中,该是十分孤独寂寞的罢!  相传弘一法师近来衰病日侵,他对于生命的究竟当有更深切的了悟,惟这涅境方是真解脱,我们祝福他!  我的母亲  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学者、作家。著有诗集《尝试集》、学术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钾。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子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大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