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一一谈谈蒋子龙的散文  “创新”,是一些作家经常挂在嘴上的词儿。实际上,实现“创新”是极难的。就作家的写作而言,他可以翻换花样,可以重新选择表达方式,甚至弄一点“新潮”的“不同凡响”,但在基本定型之后,作家的某些质核性的构成是很难“改弦易辙”的。换个角度说,所谓走自己的路,持之以恒倒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作家的生存经历相关——蒋子龙是一个务实的作家,也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且不回避社会热门话题的作家。他几乎不讲“创新”,但当他面对新的生活现实时,新的观照或新的见解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严格地说,“新”不是“创”出来的:它仅仅是一种表达的顺应,一种与削足适履相反的合乎生存感受的形式折射。在涉及散文创作时,蒋子龙只是领悟到:“散文不比其他文体更娇贵,也不是只扮演文学花瓶的角色。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散文有了力量。”——这,便是“新”。就如蒋子龙所言:“更接近世界的真实。”  近年来,蒋子龙写下了不少散文一一他说:“并非是自己有意在这一两年里要着重选择散文这种文体,倒更像是散文选择了我”;“很像是历史和现实突然都相中了散文”。无论是蒋子龙选择了散文,还是散文选择了蒋子龙,或者是历史和现实都钟情于散文,其中的重要缘由还在于:炽热的社会责任感的贯彻,终于寻找到了一种自由而快捷的文体,一种虚构文学所难以抵达的传达境界,甚至是一种被解放了的恣肆放逸精神的场所。  走进蒋子龙的散文世界,不难感受到,其中的思情质核与《乔厂长上任记》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存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尽管今非昔比,目前的蒋子龙与当年的蒋子龙不可同日而语,但洞观现实或直面人生的姿势,却表现出奇妙的一致;观念不同了,装束不同了,叙述的“表情”也有所差别,可某些渴求传达的精神锋芒则依然如故。这是蒋子龙之所以可能保持创作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其作品受到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他无所不写,可谓目骛八极,心游大荒,可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社会问题或现实弊端上。从社稷大策,如《运河的厄运》、《农民帝国》、《政治金钱》、《北与南》,到百姓苦乐,如《别放弃》、《且说“分手”》、《小人效应》、《中国有奖》,乃至爱情、人品、公德、名利、美的观念等等,都可以成为他的随笔杂谈小品的抒写内容。他拥有开阔的视野,于是也就生长出比常人更强烈的忧患感。特别是因了他的独特经历(他当过天津重型机械厂锻压车间主任),感受生活的敏锐点也就有点儿不同于其他作家,譬如对工业的兴趣,对置身于经济建设中的创业者的关注动情,尤其是对改革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思考……赴魔鬼城而不写魔鬼城,独独钟情于克拉玛依百口泉采油厂,并由采油厂的人说到石油开采决策一不管说得是否可靠,或可靠到怎样的程度,一篇《魔鬼城边百口泉》,也就足以体现他那种不同于一般文人墨客的独特思路,那种潜藏于目光中的半是欣慰半是焦灼的精神状态。  随笔、杂感、小品或人物素描,是蒋子龙散文的主要方式,其中有歌颂、也有批判。也许是情性或年龄增长的缘故,蒋子龙在其作品中所诉诸的富有正本清源色彩的“批判”,往往豁达平和、幽默诙谐,但又不失思情底蕴的锋芒。他是忧患的,又是乐观的;是直言不讳的,又决不摆出愤世嫉俗之状;“入世”与“超越”的融会统一,造就了他的散文创作的特别景观。而这种景观之所以富有“力量”,无疑与作者的见解相关一洞观现实或感受人生的鞭辟入里,经历坎坷与收获荣誉之后的独特阅世本领,才可能使作品升腾起启迪情智的魅力。蒋子龙的散文离不开写人写事,也离不开渗融其间的个性及经验因素,但他写人写事,决不囿于“就事论事”的束缚。他往往可以自然而然地跳出具体的人事界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中触发或伸延出发人深省的精湛议论。  人类也罢,人道也罢,人情人性也罢,离开了“今人今事”,离开了“卷入现实”的热望,文学还可能剩下一些什么?当然关注“今人今事”是一回事,如何关注则是另一回事,恰如主观的社会责任感是一回事,它最终被融会、被文学化到怎样的程度、并在“卷入现实”的过程中显现出怎样的真理性或深刻性,自然是另一回事。拿他的话说,他是“用自己的情感映射整个世界”,“给虚伪和谎言一束真诚的投光,让社会精神得到一点净化”。千年百代,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曲折含蓄,作家们孜孜不倦寻找的,不就是这样一片神圣而实在的精神绿荫吗?这,才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与延续的“传世之魂”!  一九九七年九月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