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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江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作家,且敬仰中还掺杂着敬爱的意思。所谓既敬又爱,便是我对宗江先生人品与文品的综合感受。据我所知,宗江先生着有散文集《卖艺人家》、《花神与剧人》、《你,可爱的艺术》,可如今跑遍京城,也难觅这几本令众多读者喜爱的作品集了。好在不久前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中国文联晚霞文库”,其中有《长歌集一一黄宗江剧影散文选》,洋洋洒洒三十九万字,除“剧本卷”的《大团圆》、(话剧)、《农奴》(电影剧本)、《风雨千秋》(现代京剧)、《寻梅》(剧诗)外、,其余便是占《长歌集》大半篇幅的“散文卷”。欲览宗江先生散文制作概貌,先读“散文卷”倒是一条“捷径”。  宗江先生在《长歌集》题记中说:“我此生所作多为剧作,剧者包容戏剧、戏曲、电影、电视。所写散杂文亦多三句话不离本行。”这正是宗江散文与诸多写家绝然不同、但又极合情理的特性。他自幼迷戏,在上海下海从事演剧以期写剧时十九岁;生于一九二一年的宗江先生,如今已进入“古稀今不稀之年”。半个多世纪如伴情侣一般守着本行的“剧人”,对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艺术的昨天与今天,自然是了若指掌,于是说起其中的风云幻变、人事演绎,说起自己与师长同行们在不同背景下的酸甜苦辣,说起人生的放达洒脱或长歌当哭,不仅离不了“本行”,而且还如鱼得水,熟知到了如数家珍的境地。作为“剧人”,宗江先生富有“全能”或“多栖”的色彩,甚至是中国现当代戏剧史或戏曲史或电影史的“见证人”。当然,我不敢、也没资格妄下诸如此类的断语,而所言也只是讲宗江作品之后收获的一点儿“副感受”。《长歌集》所选《海外戏剧课小结》,记录了他赴美国加利弗尼亚圣迭戈大学讲授“中国戏曲”的经历及返乡(且无自吹自擂之嫌),弘扬民族文化弘扬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若无“金刚钻”,岂敢揽这“瓷器活”一且不说中国的文化人中能授“中国戏曲”者不多,即便是洗耳恭听,心领神会者可有几何?  宗江先生的散文虽非有意为之的梨园趣谈或剧影史话,但从这些忆旧文字中透露的见闻与见识,确让人在“边看边走边想”的阅读过程中,洞开了视界,充实了人生的经验与智慧,而那种“原来如此”的感叹,也就成为伴随读者的一种真真切切的体会。显然,宗江先生读书很多、学问也很深,颇具厚积薄发的风度,但更令人钦佩与感叹的,是他坎坷曲折或非常人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阅历。特别是,在漫长而匆忙的人生道路上,他的选择姿态,往往是主动的、出自内心的、甚至是“自投罗网”的……我想,阅历这笔财富之所以宝贵,那是因了它的以人生相许的高昂代价,或在于它的“求之不得”——学富五车或学贯中西,当能作为人生经验的补充,但它终究替代不了阅历的提供。宗江先生的散文便是一个例证。可以说,凡精湛的篇章,以及机智的描写或启迪思情的见解,乃至诙谐、幽默、风趣,大都与他的阅历相关;即便是他讲授“中国戏曲”,若无阅历垫底,恐怕也生动有效不起来。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好散文实在不是写成的,而是从人生阅历的精神(或情感)溪流中渗淌出来的。做学问也是如此。美籍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跋中说,他的所谓“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释,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理性的历史学研究是这般情景,那以感性或直觉方式表达的散文,阅历的作用也就更重要了。因阅历而滋生抒写对象,因直接经验而传达各式各样的感慨或见解,便是宗江散文让人感到亲近、活泼、率真而娓娓动听的深层缘由。  “扑不灭的火焰”,是黄宗英(宗江嫡妹)讽赞宗江先生的一句戏言,但一经细想,这讽赞倒也是生动准确地概括了宗江先生为人为文的特点。所谓“火焰”,其信念便是,而“扑不灭”者,源头依然在信念。由“文”而感受“人”,便可窥见文字背后的那个行色匆匆的“剧人”,那个启蒙于京戏与进步书刊的少儿宗江是如何跌跌撞撞步入“古稀今不稀之年”的。是什么驱动与支撑了他的人生?是生活的信念,是艺术的信念;是永远回旋于耳旁的那行德文歌词:“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暗淡的光阴里……”直到九十年代,这行源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一卷卷首扉页的歌词,依然被宗江先生称为“得以存活的最直接意义的生命的生命”。诚然,具体到“人”或“文”,宗江先生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他有他自己的体现这“生命的生命”的方式。读《旧唐书·高祖本纪》时,曾记得其中有“倜傥豁达,任性率真”之说;我觉得,以此来形容宗江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等之辈属于后来者,自然不可能对宗江先生的人生诉诸“实地考察”,但他散文中所透露所流露的那一个“我”,便是实实在在的“倜傥豁达,任性率真”:而且不仅仅是“人”,同时也是“文”,即构成他散文品位的文风或文格。  因了人生行程的漫长及独特,也因了那一份溢流心中的对于艺术苦旅的忠诚与爱,宗江先生写下了一批以艺术家为主角的忆旧散文,其中有“剧人”,也有“影人”,还有作家、诗人、音乐家,乃至为宗江先生所敬仰的“敦煌的供养人”常老书鸿前辈。这都是一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相关的人物;若离开了这些以艺以文为终生追求的人物,中国的现当代文艺史也就失却了支柱而筑不起煌煌大厦。姑且不论这些散文的“艺术性”如何,单说其中的“如实写来”,就构成了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作品的“传世”,也将是不必怀疑的情理中事。仅《长歌集·散文卷·师友篇》所示,宗江先生写到的人物应有:梅兰芳、周信芳、赵桐珊(芙蓉草)、关肃霜、言慧珠、侯宝林、黄佐临、曹禺、夏衍、金山、姚克、郑君里、于是之、孙道临、海默、崔蒐、谢晋、萧军、冰心、马德海、李德伦、冯牧……无论是写师还是述友,本是最不好写的,但宗江先生却以闲谈、笑谈、苦谈、趣谈之类的“忆谈”方式,把这些堪称大师或名家的音容笑貌推到了读者面前:是受苦受累的凡人,是平常人,但又是让人钦佩的“艺界伟人”。这,便是宗江先生的功夫。所谓“树碑立传”,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点难忘的印象吗?可谓:欲为入“树碑立传”者终于不得,而凭着那股“扑不灭的火焰”,只想在忆谈中咀嚼师友往昔情谊的宗江先生,反而以他的散文起到了为这些“艺界伟人”树一点儿“碑”、立一点儿“传”的野史笔记般的功能。其间的奥妙在哪里?就在于他的“阅历”,在于他作为“亲历者”的见证人视角,更在于他那种贯之以思、行之以文的“倜傥豁达,任性率真”。  宗江先生的散文无非是写自己、写师友,或表达他对于艺事艺态的看法,地道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的作品也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写自己是“我”,传达见解当然也是“我”,而怀人忆旧呢,照样离不开“我”。“我”的介入,也就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派“倜傥豁达,任性率真”的气象。不过,在写师友时,宗江先生很注意自己的配角地位,绝不会“任性”到喧宾夺主的地步。当然,写人述事免不了自我观照,也免不了客观中的主观,因为作品中的师友,终究是宗江先生心目中人,而那“扑不灭的火焰”,在燃烧自己时也映照了记忆中的历史及人事。宗江先生的叙述自始至终充满了诙谐与幽默,即便在回忆人生的窘迫或艺术的困境时,也贯穿着这种豁达率真的个性他的诙谐与幽默,最为生动地传达了他的生活信念及艺术热情,即那种“火焰扑不灭”的精神状态。若给宗江先生戴上几顶诸如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之类的帽子,我想每一顶都很合适。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却宗江先生是“过来之人”,他的“阅历”中所收获的,当然不全是令他神往欣喜的体验。他的艺术苦旅与中国同步、亦与整个民族蹒跚同行。他终于没有“脱轨”。而我们也终于从“扑不灭的火焰”中,从诙谐幽默、乃至“倜傥豁达,任性率真”中,感受到了他的种种忧伤、甚至是呼唤“苍天在上”的愤怒。《跨世纪说》是《长歌集》的收尾之作,其篇首有古乐府的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千岁忧”,宗江先生是“常怀”久矣!尤其是“常怀”而犹若热情扑向冰雪,也就免不了伤痕累累,免不了黯然而叹息,且不说“师友篇”中的那些足以令人仰天长啸的血泪慨念,就是那篇写自己的《南方啊南方》;三十年前后的访越思绪,也让人倾听到滴血的心声而潸然泪下……  不过,宗江先生总算走过来了,而且还奉献给了我们如此动人、如此宝贵的散文……我们是在走向二十一世纪,但二十世纪就此会消失吗?不会的。因为人,归根结蒂仍然是人。人有记忆。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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