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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打一的散文写作能否成为一种职业,也许是值得怀疑的。一些老作家时常感慨写散文比写小说难,不知现时的散文写家信不信。反正我信。我觉得,这不仅是“跋山涉水”之后的经验之谈,而且是对散文的高要求或高期待。无论怎样说,散文创作之难已成为一种共识。怎样才能写出好散文,我们通常可以列举很多因素,如作家丰富的阅历、独树一帜的见解、敏锐的感受力(或所谓的悟性)、博采众长的创造精神,以及足够的知识准备或不重复他人的品格,等等。但在我看来,倘想创造有质量的散文,前提的前提还在于作家必须是一个有质量的人。我想,这也是“文如其人”这一说法的重要含意之一。不过,“文如其人”这四个字,从逻辑上析述也许不难,但要以此诠释一个作家的创作,便让人感到难而又难:释“文”已属不易,何谈更为复杂的“人”?不知“其人”,也就难下“文如其人”的结论。虽说“新批评”可以谈“文”而不涉“其人”,但要从创作角度深究作家的创造才能,对“其人”的理解也就显得必不可少了。  当然,就阅读而言,读“文”是读“人”的重要构成;“文”与“人”总是相辅相成。我读杨绛先生的散文,就是这样穿梭往来于由文字营构的时空之中,历史的或现实的,且由“文”而“人”,由“人”而“文”,并以此造就了我的阅读印象。  杨绛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且不论其他,就说那几篇被选入《杨绛散文选集》的作品,如《艺术与克服困难》、《事实·故事——真实》、《有什么好?》、《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便是见解迭出、文笔优美的“论文”(或阐释中外文学的随笔就我的感觉而言,读这些论述型的随笔,要比读其他散文更能享受到启迪情智的乐趣。当然,在众多读者的心目中,杨绛先生的名字是与她的中篇散文《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联系在一起的。而为许多读者不知的是,杨绛先生还是出色的剧作家与翻译家,她的喜剧作品《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作品《风絮》等,都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过影响,而她翻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小说《小癞子》、《堂吉诃德》等,曾起到了或还将起到滋润‘中国文学的作用(可我们在读这些作品时,往往记住了着者而忽略了译者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杨绛先生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得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  止庵所写的《杨绛散文选集·序言》说道:“我们考察杨绛散文,需得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其本身的成就,一是在散文史上的成就,这两者乃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可靠的、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评价思路。就阅读体验或个人偏好来说,我更喜欢杨绛先生自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散文。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怀人忆旧之作”,但不同的读者却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或多元的满足:可以是人生的智慧,可以是精神的陶冶,可以是对于相应历史过程的极为形象的感知,甚至可以是一份份中国百年文化史或文学史的“补充资料”……对于我们这些后辈读者,无疑可以起到一种梳理或澄清的特别功能,起码能使我们的情感与理性趋于健全或可靠……  杨绛先生的“怀人忆旧之作”虽则写得严谨沉重,但又能给人以平和亲近之感;而时常呈现的那种叙述的轻松与幽默,也以含蓄的苦涩沟通了读者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写忧而造艺”的审美规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的“心心相印”,而且可能突破所怀之人及所忆之事距今遥远的时空障蔽,自然还因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抒写特点。譬如,这些怀忆之作基本上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而“我”的介入与所见所闻所感的“亲历性”结合在一起,也就极大地强化了“记录”(《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则称“一一记下”)的真实感一所谓“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干校六记》),也同样是读者的一种感受。又如,怀忆人事的态度很客观,显现出一种如实公允的“叙述表情”,极容易被读者接受或认同。她在《杂忆与杂写-自序》中说:“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不言而喻,无论是人还是事,前提则是其中的意味或价值。在杨绛先生所怀念的人中,既有至亲至爱的亲人,也有感情淡漠、但又值得追忆的亲戚;既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或已载入史册的名家,也有命运惨淡的底层平民百姓。我想,这种“怀人忆旧”的选择,十分真实地体现了作者的情性、即沧桑变迁中的“平常心”。  在我看来,无论怀忆怎样的人,写人便是记事。所谓人事物理,首先是人事,而人与事是一体而不可分离的。杨绛先生的“怀人忆旧”,所写虽大都是“琐事”,但其间却体现了极为出色的捕捉与描写生活细节的才能,于是记事的传神,尤其是写人所呈显的对象的复杂性或多面性,也就让读者感到十分自然,如(《(傅译传记五种)代序》、《记杨必》、《回忆我的姑母》、《纪念温德先生》、《老王》、《林奶奶》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怀人忆旧之作”。其实,《干校六记》也属写人记事的作品:主要人物便是“我”与钱钟书先生,而内中的生活细节及“琐事历历”,不仅传达了个人的“神”,也涵括了一个荒唐时代的“神”。因此,我们读杨绛先生的散文,不仅可以感受到被忆之人的斑斓情性及复杂的精神状态,而且可以读出活生生的时代,可以倾听到历史前行的足音,或急促,或缓慢,或沉重,甚至可以领略到特定的纷繁驳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底蕴,或感悟到人的精神悲剧的真正含义……这些作品写得很朴素,但结结足足却是显着的特征,即没有时下一些散文所流行的那种被“抒情水分”泡涨的感觉,也没有那种弯来绕去故作哲学状的空洞议论。一句话,简洁实在,含而不露,但容量很大。一篇《回忆我的父亲》,几乎就是一部小型传记,可作品又没有因了篇幅而只顾枝干的交代,相反,“父亲”被写得有血有肉、有形有神,既是人的情性或品格的体现,又是岁月或时代的生动写照。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也同样在局限的框架中写出了钱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不仅情理兼备,而且生活与文学相映成趣一一我甚至奇怪地想到,对于无力理解钱先生学问着述的传记作家来说,这篇容量很大,且又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细节或创作内幕的散文,岂不是现成的、可供“放大”的范本或纲要吗?当然,这是戏言。但读杨绛先生的这些“怀人忆旧之作”一作为生动、细腻、真实的往昔岁月的“记录”,确实使我们在感受人的精神旅程及情感面貌的同时,也读出了那些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模糊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在杨绛先生的散文中,绝不是教科书上的那种抽象的演绎,而是各式各样的人,是那些为作者所熟悉所理解的神态各异、履历及命运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这是我读杨绛先生散文的最大收获。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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