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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文学断想  一  当今文坛有没有一个派,不好说;当今文学界的某一类创作,能不能从一个地域来划定和规范,也不好说;叫做什么派的,或者冠以什么味的文学,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增加“卖点”,收一回成本,或者推出一个作家,成就一方人士,也不好说。人说,当今文坛是杂语喧哗,诸神亮相,跑马占地,大小鬼争位;又有人说,当今的文坛,是老树新枝,小树奇葩,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目迷五色,各领风骚;还有人说,文坛最耐不得寂寞,没有的要叫板呼唤,有了的就应声鼓噪,献媚市场,推销促销,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因此,提出文化和文学的“南派与北派” “京派与海派”等等,好像太专门太学究太迂执太形而上了。也有人说,眼下文化进入大一统,世界变小,地球村,人类意识,说派分党,好像太局限太狭小太具体了。  当一个热闹的文坛,没有主调,众声喧闹,荤素全席,鬼神共舞,用一个传统的话题来梳理,是不是太那个,又太不那个了。  所以,面对开放多元的文化时态,面对文学的“五胡之乱”,说京派海派,说南方北方,是个难题。  如果说,有一种文化形象发生学曾在过去备受关注,以研究海派风格群体为其课题的话,而今这活儿很少有人去干,因为他所面对的多是一些个难以诠释 难以作解的,说清楚恐怕也并非三言两语能打发的问题。所以,说京城沪上,说南北东西,这派那派,虽话题老旧,却好像白头“说玄宗”,恍如隔世。  不过,设若数典寻根,从老辈人那里找根据找说法,何南何北,把京畿沪上作为有特点的地域文化现象来评说,自上辈人上上辈人就开始了。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为此撰写专文,最著名的有鲁迅先生的《北人与南人》 林语堂的《北方与南方》等。在我的印象中,过去说南北的异同 南北的划分,多是以北京和上海为轴心为圆点,辐射开来。所谓南北之比较,多是从北京与上海的比较,北派的代表是北京是所谓“京派”,而南派的代表则是上海,是所谓“海派”了。如果说南北文化是凝铸了华夏文化的基石的话,而京派与海派则是她的集中体现。  近年里,理论的思维变得是一种奢侈。君不见,这种从地域特色的区分和关注渐次淡漠,论者们连过去多为提及的文学以至文化的群体性,也少有涉及。这是因为,当今文化呈多元驳杂状态,繁复的文学景观,难以用地域特色和风格流派梳理,各种文化取向大多呈现出一种外向发展的趋势。碰撞与交融,杂取与糅合,成为当今文化或文学的一大走势 一大潮流。在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交汇成为时尚的时候,当不同的文化风貌竞相展现,各种文化潮流风行的时候,所谓“山药蛋” “荷花淀”等某些区域性划分,并不全是人们认识当今文学现象的一个坐标。  还是那句名言,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所以,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现代化文明进程期冀着同世界接轨的社会,文学和文化,成为开放宏阔的形态,吐纳八方,本土文化的区域性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也由内敛血脉变为外向收取。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此,一个地域的文化如此,甚至一个群落的文化也复如此。  如果我们不惮固执 吃力不讨好地对这派那派说三道四的话,我们难以脱开既成的定式,也难得走出前人的思路。所以,我们的话题只能是“打量”南北,“杂说”一下京沪而已。  二  如果我们沿用这个“派”的说法,我倒觉得不妨以南派和北派论及较为确当。鲁迅先生当年曾由海派与京派论争,而谈到北人与南人的异同,说到文化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今人余秋雨 杨东平诸先生也曾说到地域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人文精神的差异。那么在当今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中,南北相较,异同何在?  诚然,在诸多先贤同侪中,论及到北方南方,忘不了拉出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言立论,文学的种族 环境与时代的三要素,决定了她的性质她的面貌。当天阔地远 大漠落日 古道孤烟的苍凉,同征夫泪 羁旅情怀 金戈铁马 号角连营,发为心声,融会为文学,是一种高亢昂扬 感天泣地的诗篇;而小桥流水 杏雨江南 风行荷上的物华风情,造就了一种婉转曲致 神秘诡黠的文学魅力。前者有急公好义豪侠之气,而后者多是阴柔细绵的纤巧。这大致成为数千年来两种文学的基本特色。在今天的文学中如果单是从其风格情态来看,仍然是北方雄浑与南方的绵邈,仍然是大江东去的浩气豪气同绿杨荫里的灵动和清丽曼妙的区别。  但在文学最本能的意义上,北方长期以来的重教化的功用,人世情结,帝王之气,挥斥方遒的政治意识,又使得文学具有老大不掉的经世致用的人世之风,每每在“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的理想中,寄寓着文化的功用意识,寄寓着高歌豪迈的人文抱负。而南方的文化民间性的特色,重商的传统,致使文学的娱乐性突出。这曾经为众多论家所涉及的文化特色,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这两种文化 两种文学的基本点。  也可以说,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由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南北文化差异在今天仍复如此。我们还看到,从北方的文学领地上,那边关的诗情勃发,那黄土地上征服大自然的心声,那黑土地上人们对历史的诘问,那关中地方对民族主力的开掘,都无一例外地把当今文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到极致。这无疑形成当今北派文学的主力军。而从南方文学的方阵中,我们也不难找寻如上的文学景象,可是,南国变化流动的生活,多化为文学精细的情调,廓大荒寥的背景,在流变而轻盈的文化因子中,多浸润出风动幡转的哲思,数千年来屈子行吟的奇崛浪漫和六祖慧能的禅意高妙,把南人坚韧顽强 精细覃思 生生不已的精神,糅合到文学的情致上。北方的文学多是内容上的气势雄浑,所谓燕赵多慷慨之士,临风悲歌,壮怀激烈,萧萧水寒,成就一世文名和英名;而南方的文学则在情调和形式的精致上,多变化和创造。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当一种沉郁浑然的文学之气象,与另一类阴柔蓊蕤的文学风格,出现在不同地域方位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婉约和豪放的区别,透过表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心文气的不同。与此相类的是,北方的文学注重的是传统,是宏大的规模,鸿篇巨制,从司马迁的史传传统到明清四大古典小说的大场面,都是以宏阔的篇幅和纵览生活的笔力,宣示了北方文学的思想的穿透力,而南方的阴柔清丽 神秘而狡黠的气韵内涵,在灵动精致上,留给历史的是清幽峭丽。以散文为例,北方的游侠孤傲的灵魂,与南国的“夕阳下的小女人”情调,最显明地划出了自古以来“秋风胡马塞北” “杏雨春风江南”的不同。  文学北派南风,千年以降,在最基本的风格上,是一阴一阳的比照互补,是一种对比中的美丽。  这数千年的南北文学的传统风格其变异十分的沉滞迟缓,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两极风格中,北派与南派,基本葆有着原生的文学情态,这也应合着所谓文学发展的时代性 人文传统和地域特色的说法,而在一个信息时代,一个新的文化精神观照下,这种老大的风格,也同我们今天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一样,不可避免地有些许的变异。这个变化和变异,也增加了论者们专门从地域性考察文学的难度。没有了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文学分野,没有了过去显见的差异。更不用说,在同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交流,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性,也发展了对文化的认识。  幸也,憾也,不太好说。  三  京派文学如果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她的存在更多的是研究的意义,换句话说,所谓“京派”,早已名存实亡。京派文学,我以为,从老舍一脉就走向式微。北京作为文化重镇的人文内涵,作为首善之区,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文学的认宗立派方面,占有绝对的天然优势。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无论京派是否还能成学立派,是否还有继承者,是否还有代表派别和学说的真功夫,在某些习惯思维者那里,仍把她作为一个流派来信奉。  所以,如果说京派曾作为历史上一个文化现象存在过的话,而今这个文化的流派已成为零散的碎片,作为文学更是没有一种特定的内涵,缺少代表特有的文化内涵的作品和作家。仅是那种写地方土著生活,或者描绘京城都市的斑斓光影,是不足以构成文学特有的阵势的。另一点,主要的是,如今描绘北京大都市文学或文艺的,其主力军都是一批新生的作家们,他们对作为北派文化的代表京派文学多是从逆反的思维出发,如果说有所继承和借鉴的话,是它的戏谑性和幽默感。在同样描写都市生活的文学中,京城的作家们调侃味浓于沪上作家和南方作家。同样,首都的权威意识,天子脚下的皇都意识 政治情结 自负情结和老大情结等等,熔铸了京城作家们的敢言敢写的勇气。当代文学史上的最主要的几类文学现象,都少不了北京作家的参与。说京派的不复存在,还有一点是,首都的文化人大都是来自外地,从出生来说,南人居多,而在京都实际上是两拨人:一是属于北京市辖,这类人又多是本地生长,从地段上划分是地道的京派骨干;一是生活在北京,而工作在中央机关,纯“北京意识”弱少,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大部分是南方人,对北京本土文化不熟悉,相融也太难,而且这类作家创作生产力也较旺盛,无形中对形成本地文化流派是个耗散。目前,形成京派文化的合力业已消散,尽管京城文学当中,曾有过少数的创作集体,也出现过共同创作打响了的作品,比如,运河文学,但是,由于缺少相近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人员成分纷杂,也就难以再现一个流派的成绩。  相对而言,海派沪上的文学相似性更多一些,或许是南方文化的相融性强,或许沪上的文化内质本身的凝聚力,也或许作为地域特色的上海城市文化更为显著更为单质……尽管在海派文化的传统中,个人性的操作较之北方来说更为单纯,可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现象,上海的都市风格和情致,尤其是写当下城市生活所展示的文学面貌,是其他地方的作家们所不及的。上海的文化传统不及北京深厚,但开埠以来对外域文化的汲取,则是其他城市所不及的。上海文人的机敏和精细,干练和潇洒,能够在逼仄的题材里完成漂亮的活计,冲破亭子间意识 走出城隍庙的意识,俯瞰文坛急于功名的心理,在大上海都市气象中,不免透示着文人的小家习气。沪上的文学运作多是不张扬不叫卖的,却往往因了操作的精到而能得成。有句流行的话是,北京人看所有的人是外地人,上海人看所有的人是乡下人。确实与否,不去管它,但清高和自负作为人与生俱来的陋习,而在上海人那里通过这样流行语更为彻底地得到揭示。文人相轻,往好的方面说,是一种动力。也许人们对文学的所谓地域方位的划分仅仅是一种理论的阐述,一种文人的庸人自扰。  好梦中的隐忧——近期长篇小说漫议  大约在进入90年代之际,当代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渐渐地成为强劲的阵势,所谓的“热潮”出现。每每在有关文艺信息中,可以看到长篇小说一不小心又冒出了一部(篇)。有关人士颇为自得:专业作者引以为荣,新秀后进以此步入文坛,组织领导者以此为年度政绩,出版经营者以此为获取利润……长篇小说做着各色各样的好梦,弄得有人以为长篇小说的时代正在到来。  是的,不可否认,眼下文学创作中最为热闹的仍然是长篇小说。五花八门 参差不齐 良莠混杂 铺天盖地的作品在出版社或杂志上刊行问世,为数不少的作品讨论会在不同的规格上风风光光地召开着,不少的媒介在做这样那样的炒作,有关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重视和关爱……据有人统计,坊间书摊上被冠之为长篇丛书成长篇新作的不在少数;每天两三部作品问世,令读者即使是专业读者也目不暇接。在这个众多作者趋之若鹜 跑马占地 大批量地产生的热闹背后,藏匿着不可忽视的隐忧。有人认为这是虚假的繁荣,有人认为是花多果少,等等,都不无道理。  除了作品质量不平衡 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与精品意识淡薄之外,我以为还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制作 炒作之风不可长。出版社直接参与作品的运作,与作者联手共同打磨,千锤百炼,是要推出精品,创造经典。一部作品问世,生杀大权,关键在出版社,一部作品的优劣与否,在于编者的眼光。现在为数不少的作品,粗制滥造,多是因为出版的把关不严,急功近利,致使一些平庸之作招摇过市。每每在书摊上可以看到某些低级乏味 无聊平庸,甚至黄色准黄色的东西,怀疑这些作品是否为正式的出版物。而且还有一些作品是出自我们曾经熟悉的甚至尊敬的作者之手,更是令人费解。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平庸低俗的作品出笼。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的出版社以出版长篇作为赚钱盈利为目的,因为市场上的长篇“火”,于是就有了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出长篇 抢长篇的现象,制作长篇成为出版社同作者的合谋,成为有些出版社盈利的手段。当然当事人也心有灵犀,一拍即合,这种迎合某些读者口味的东西,往往又是不入流 上不得台盘的劳什子。人们对低俗无聊的作品表示鄙夷,往往对作者深为不屑,然而对出版者的责任却似乎有些忽视,对造成长篇小说畸形的现象,作为出版者的责任并不太警惕。其实道理相当简单,作为“催生婆”和“助产士”的出版者,对作品的优劣好坏,对作品的质量,起着关键作用,这方面有过许多成功的事例。人们不会忘记,50年代抓“三红一创”的精品,就是出版社的严格把关 严肃审稿,同作者反复推敲的结果。创作固然是纯个人性的劳动,但是创作不能是制作,也不能是炒作。现在有些长篇小说作者成为作坊式的手工业者,有了选题,有了素材,找出版合作者,于是,关门造车,迎合市场,批量生产,以盈利为目的,这样的作品不在少数,就其实质来说,这类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可算是伪劣的长篇。  与此同时,有些作品刚刚出版,或者还没有出版,就进行炒卖。我们常常见到是,开会研讨,找人在刚出版的第一时间内进行评论。更有甚者,还未曾问世,就发动媒体攻势,进行预先的炒作。常有见怪不怪的是,有的作者不惜赤膊上阵,作品还未出世,就急火火地找媒体发布消息,其作派有如身怀六甲的孕妇,向世人宣告自己怀的是好胎一样可笑。生怕晚公布就冷落了自己。这类可笑之事常花样层出不穷。有的通过热衷于追名人,喜好这类所谓的“独家新闻”的小报(多是些专业报刊),进行抢占滩头式的媒体宣传,有的仅只是腹稿之类的,就把自己的所谓三部曲 大制作的“宏伟计划”和“安民告示”吹出去。常见到这些十分可笑的消息流布于小报的边边角角,只能说这是作者与某些媒体的拙劣的合谋表演而已。我们可以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在这注重信息的时代,人们唯恐被人忽视,人们都很看重包装,其实这又犯了文学的大忌,作为精神性的产品,最终在于你提供的货色的成色和品位,在于你的作品提供了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在于读者和专家们对其的认同。而任何炒作性的宣传,只能给人以心虚的感觉。事实上,许多这样的事先预告都没有满足关心的人们的期待,充斥我们的耳目的给人的感觉是“狼来了”式的童话。大凡是事先进行宣传和报道的,多半是让读者冷落的东西。炒作和制作的不良之风,造成长篇小说急功近利的浮躁心 虚荣心,是十分可悲的。  玩长篇的游戏心态也该刹。在文学史上,长篇创作是“名山事业”,与粗制滥造绝缘。长篇小说的精深的内涵 宏大的结构 独到的叙述语言,以及人物命运的丰厚 形象的扎实等等,表明了它在文学家族中的重镇之位。作为时代和历史的纪念碑式的文学样式,对于作者实力和能力的要求是不可小视的。古今中外文学史证明,长篇小说优秀之作属于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到的作者,属于那些有创造力的作家。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长篇小说成为有些作者的练手之地,成为一些作者为博取功名的试验地。  有一种偏颇的观点,认为没有长篇创作就不成其为作家,这种扭曲的“长篇情结”助长了一些根本不具备创作素质的作者们,随意为之,率尔操觚,严肃的创作仅成为一种游戏。更多的是,把长篇等同于一般中篇的扩大,一种字数的增容。在情节 结构 语言 意境等等方面,都没有追求,没有创造,或者缺少应有能力把握,看不到作者的灵魂燃烧,看不到作者生命激情的迸发,更看不到把握历史和时代的文学功力。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次长跑竞赛的话,长篇创作是马拉松,知识 思想 才情 智慧等的考验,对于作者是全面的,更要有恒久的韧性和耐力。藐视长篇,轻言长篇,动辄甩出一篇长篇,成了时下文学的时髦。有数位作者在谈到创作体会时,洋洋自得地说,一月内写出三四十万字的长篇,每天万字的速度,不在话下。这真不知是在炫耀自己的才情,还是对创作严肃态度的轻慢。速度同质量不能机械地看待,但是就当前长篇创作看,游戏长篇,动辄长篇,不能不是长篇多产低质的原因之一,不能不作为心态调整的关键。  当然,那种视长篇为畏途,以为必须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高超的文学素养,才敢言长篇,也不是正确的想法。但是,现在不少的作者,根本没有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缺少必要的文学准备,上来就攀登珠穆朗玛峰,总觉得是在负重登山,其效果可想而知。每年数百部的长篇总数中,有人归类过,说是处女作占其大半,不少的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而且有为数不少的是出自政界人士。有人开玩笑说,赚过钱的人,跳到文学里面玩一把,而且竞还能够得逞,是因为钱还是确实因为作品,不得而知。当然,不否认业余作者 政企界人士有严肃之作 成功之作,但是看到一些长篇仅只有个故事情节,有几个平面化的人物 单调的内涵 浅显的故事,真不知这种作品何以必要问世,又为了什么去赚取读者的腰包?  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是提高长篇质量的重要一环。时下文学从前几年的相对沉寂中略有回温,读者的文学热情稍稍有些升涨,一些文学作品有了点市场,不少的作家的文集也开始出版,过去为盖棺论定的老者才享受的待遇,如今年轻作者就能有此殊荣,无形中滋生了有些作者的骄矫之气,写罢短的来长的,敢打敢拼,牛二脾气,千军万马搞长篇,成为一时的文学风景。  与此同时,自我感觉很好,不愿精打细磨,满足于高产,作品问世,嫁东家许西家,东方不亮西方亮,加上有的出版社没有严肃的合作态度,或者还有哄抬迁就者,致使不少作品粗糙而低劣,长篇的声誉大受损伤。常见的是不少作品长而无当的水分,冗长的结构,拖沓的叙事节奏,不忍卒读,真难想像如何能够出版。  说严重点,这与有些作者不自重 沽名钓誉有关。  长篇小说目前的状态是,令人所爱,又令人所气。多达千儿八百部的产量,应该是为在艰难困窘中突围的文学争口气,赚回点荣誉,可是,精品少,优秀之作缺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与社会对其的期待有极大的距离。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在年成的盘点时,能够提到一大批公认的长篇新作,能够骄傲地让文学拾回昔日的辉煌,这些寄予长篇的要求,不应当是过分的吧!当然,最主要应该是清理长篇创作的病灶,剔出其症结所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社会和读者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同物质产品一样,来一次文学打假行动,首先开刀的应该是长篇小说。  驳杂而无主调的变奏  ——1995年文艺现象述略  岁末年初,回首去岁文化现象,一个直觉是,既驳杂纷纭,又无主调,无热点。文化的发展呈多元化 多样化,公众的兴趣并不定于一尊,文艺没有过去日子里的轰动效应和被追捧的风光。更多的是,文艺图书市场萎缩,电影院里门可罗雀;文艺从业者的心猿意马,市场的大手,把文艺拨弄得有些不能自持。更可叹的是,公众(受众)对文艺变得也缺乏耐心和信心,好像有论调说从文艺中难找到兴奋点。凡此种种,对文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客观影响。当然,也有文艺自身的艰难图强,文艺突围者的信心余勇可贾,所以,检视一年甚至最近以来的文艺状貌,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也让人弄不明白。虽然,圈里人多有争鸣,有议论,有运作者的苦心孤诣,有好事者的不厌其烦,但都是毛毛雨,温乎乎,套改一句古诗: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花相似”。有道是:社会转型,文艺的边缘化,人们在生活的大磨盘中,有几多的情绪和几多的时光来“关照”文艺,来为这个曾被宠爱而今渐成平缓的文艺,掬泪洒情呢!  但是岁月流转,时光奄忽,在这驳杂的文化景象中,也能理出一 二头绪,或许从中窥见到这个时代文化现象的某些动静。  影视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文化与公众联系最为直接的是影视媒体,在去年的银幕上,曾掀起过些许的热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等影片的叫座,相形之下,电视荧屏每天都在重复着浅笑低媚的东西,缺少经典,经不起咀嚼。文化被各种流俗的轻歌曼舞所淹没。另一方面,电影市场由于进口十大片的激刺,一时间由沉寂变得红火。《阿甘正传》 《狮子王》 《真实的谎言》等,代表最新影视制作高科技大投入的范本的作品,在我国几个大都市轮番放映,成为一时热闹的景观。这些热闹盛极一时的景象,对文学有何启迪,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文艺如何面对新的受众,如何在各种多元文化的夹击下,发展和壮大自己,堪可隐忧。由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的支撑,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变成势不可挡的气象。追求新奇和新鲜,追求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是文化输出者们的策略。于是,高科技大制作,可看性 娱乐性成为影视文艺获取观众的最新手段。  声色光影的诱惑和新奇的制作手段,是一种高科技的文化运作和平面推进,培养了大批的观众,然而又拉走了不少的读者。这对于影视界,是一种鼓励,而对于文学界来说,何尝不是十分尴尬的事。  长篇小说的喜与忧于是,这就想到了仍困顿于坚守和苦战的文学创作界。把文化视为一座大厦 一个系统工程看,文学的基础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可是,备受市场的冲击,文学越发成为不自信的弱者。1995年文学的突出之点,是长篇依然风光,依然稳产丰产,达四五百部之多。长篇的周期长,收获并能不完全以年度计,但在1995年长篇中,大批名家好手都有新作问世,是一大景观。这里值得提及的作家作品有王安忆的《长恨歌》 张炜的《家族》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陆文夫的《人之窝》 陆天明的《苍天在上》 朱秀海的《穿越死亡》 莫言的《丰乳肥臀》 韩静霆的《孙武》,另外有格非 阿成 迟子建 方方等名家的新作,都曾作为考察这个年度文学实绩时的论据。当然,还有一些出版社文学长篇丛书面世,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版的“华凌文库”等。这皇皇数百部,应当说不是个小数,但高产并不就是优质,除了上面说到的实力派作家们抛出零星几部外,大量的还是平庸之作的充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应当来一个长篇质量万里行,来一个小说界的打假除劣。长篇的创作动机也是需要端正的,在有的作家看来,认为唯有长篇才算得上在文学中找到了位置,有的则认为,长篇好销,出版社愿意要,效益也好。因此,有些作者不顾及知识文化学养生活等等,轻率为之,造成了创作的极大误区。长篇热销,不排除冒个把精品,但一哄而上,你写我也搞,弄得文学市场上长篇铺天盖地,不啻一大文学灾难。当然这也并不全是文学本身带来的,市场诱惑和利益的驱动,迎合低俗趣味的写家们的恣意放胆,以及快餐文化对故事性 可读性 媚俗牲的依赖等等,都给这个“文学大户”留下很大的生存空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头戏的优势。长篇可能是最容易与流行文化联手的,然长篇又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宠儿,读者的热情和社会的厚爱,寄望于她的是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所以在预期的来日,长篇还会是在重复的面貌中热销,以至于在文坛略领风骚,只是质量不大令人放心。  “新市民文学”与文学新人相对于长篇的热闹,中短篇小说是在沉寂中悄悄地生长,前些时各种“新”的文学主张过后,旗号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业绩效应.于是,我们看到在1995年里“新”的口号并不是主要,而新的人 新的文学内容,切实成为文坛中人所关注的。从上一年度北京的《青年文学》提出“60年代作家群”后,新人的出现,就大都纳入这样的集团中,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定位仪,从这里考察文学加入者的身份更有意义些。可是,在眼下最活跃的作家中,还多是50年代出生的,在80年代晚期进入文坛的。这种年龄段的划分往往显得有些单一而人为造成隔断,就要有一个新的文学行动,对新出现的作家进行归类,于是,新的提法和口号就应运而生。这年度里,最为流布的应当是《上海文学》举出的“新市民文学”大旗,尽管她也属文学突围中寻找“新的生长点”的一个措施,不过,她对当前文化现象的切入,对并不明显而不可忽视的都市白领阶层 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的描绘,为文学发展寻觅了新的内容。倒不是这个口号多么有开创性,因为她着眼于文学与生活的关联,着眼于变化了的读者群所能有兴趣的事,是文化的当代性题中应有之义。文学与读者的精神联结,是文化转型时期最为切实的话题。  文学的读者对各种旗号并不关心,而真正意义上的“新”是在内容上的变化和艺术上的开拓,给读者带来扎实的东西。文学史证明,任何文学主张与旗号的确立或认同,都要有一大批新人涌现为其支撑,一大批创新的作品为其基本,提出“新”的主张过后,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新”过之后,是读者们的津津乐道,是对文坛的一个气象不凡的触动。这样的“唯新是举”,文坛才有活力,才引起公众的兴趣。如果仍然是熟悉的老内容 老面孔,这样的“新”并没有多少意义。  “人文精神”讨论为文化现状号脉与创作不同的是,理论批评界仍在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开掘,有勇者们不惮对理论问题进行开掘,以图推动文化的研究能有所深入。虽然,延续了三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对参与者来说,有着“日日新苟日新”之慨叹,然而,公众的冷淡和文坛的疲塌,也使这个讨论进行得难乎为继。一个文化多元多样的时期,流行文化的泛滥冲击,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精神性的探索,都显得有如堂吉诃德似的悲壮。难得的是,有这个作家们提出来的探索命题,还能够证明这个时代,人文精英们的思考不辍,追求者们的赴汤蹈火的英武。稍作回顾,可以看到,这个讨论的初衷是对时代精神的价值 理想与道德等进行梳理 进行重建。自1995年初以来,由“二王”(王蒙 王彬彬)之争,又引发了所谓“文化冒险主义” “文化恐怖主义” “抵抗与投降”等一系列更为宽泛的文学话题,有些同一个时期的政治与时事有些关联。这些,有正面的交锋,火气也不小,不少的人都卷入其中。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讨论多是在各自认知立场上自说自话,或者还夹带有个人的恩恩怨怨,有的你来我往像京戏中的《三岔口》。其实,到了1995年,讨论的深度并不突出,却渐渐地形成了两种营垒的对立,其关键是在开放性的文化精神下,面对商业性 市场化,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如何看待。由这个问题引申出来的话题较多,比如:关于传统精神人格,关于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关于文化精神失范与坚守,关于精神家园,关于文学的道德理想与终极关怀,关于世纪末的学术精神等等,无不涉及。这是个大的文化主题,无论是文化理论,还是文学实践,都可以从这个话题来展开。不过,眼下好像成了强弩之末,在分化合流再分化几番动静之后,在某些不乏意气用事和恩怨之举的不正常交锋中,讨论的深入和坚持应当是学术精神的回归正常。  文学批评的名与实与创作的发展不平衡,批评显得孱弱,不说每年成百上千的影视剧中搀杂不少的劣品水货,也不说铺天盖地各类小说中平庸之作,就是一些反响较大的文艺作品,批评总是滞后,力度 深度和火候都不够,尽管这两年批评界曾发起了几次的反思,1995年里一些文化人开展了“关于批评的批评”,检讨“缺席” “弱化” “失语”等等精气不足的文学批评,但总觉得是乏善可陈,可是另一方面,批评的热闹表现在会议批评的风起云涌,从南到北,自东到西,常常为一部作品 一个作家开个讨论会 研讨会什么的,人情似的批评和作秀似的批评,让这类批评更多的是表彰性的。会议批评成为一种家常便饭式的,或者成为一种规模,变得十分重要了。再就是,批评好话送得多,批评变成评好,名与实背反。我们看到,在年末的媒体上,关于盗版滥印 依法护权 诉告索赔之类新闻时有所见。一方面大量的盗版侵权的事层出不穷,一方面利用法规条例维护权益并得到保障的消息也屡见报端。年内的几大宗事件,主要是对外国翻译作品,编纂者或做些手脚,或先斩后奏,虚与委蛇,当事人被惹怒了,诉诸公堂。稍有点名气的出版社和有效益的图书都曾被侵权过 被盗印过,这种文化的扒手防不胜防。作家依法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是出版业和文化人的成熟。当然,著作权的保护,打击非法出版物,完善图书市场,目的是建立规范化的图书市场。  现在在保护著作者的正当权益的同时,对文化社会功用性来说,则又要打破垄断,打破唯利是图,分工合作,致力于的是精神文化产品提升,是文化建设的增强。也有的作者动辄爱打官司,以此作为“出名”的捷径,以致弄得是是非非,真假莫辨。这些都是维权路上所要经历的。  另外,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纪念和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文艺创作出现了“纪念热” “女性热”。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挖掘鲜为人知的史料,一些重大的战役和战事,成为抗战和反战文学的首选。有些老作家宝刀不老,表现得更为执著。像周而复老先生和李尔重老革命都以亲历者的身份,以皇皇数部大制作,完成了新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出手不凡,在圈子里有好评。这一题材在不少出版社倾力操作下,制定为“精品计划”,找作者 定选题,上下齐心抓,热闹异常。妇女文学话题在1995年里也风光了一把,本来就有些势头的女性文学,因了这一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搭车而行,虽没有渐成大家闺秀的格局,至少是得到了更为体面的高扬。女性丛书在各个书市 书摊上像化妆品一样丰富,女性作家和作者们都乔装打扮 淡妆浓抹,不一而足。还有原本就对性别意识有些愤愤不平,女权意识随时都成为抛置的炸弹,这样的女性作家们,绝对不会放过如此的机会。于是,出版女人丛书,写女性的丛书,就粉墨登场了。其间,虽不乏有精心特色之作,但更多的是搭伙着这趟车,明显就是用商业行为来赚点实惠。因而,恐怕也就随着世事的流转,此类的东西也就尘封一隅了。  1995年文艺现象中值得提及的还有,一些作家像王朔 刘毅然 余华等人尝试电影导演并拍出了影视片;一些文学玩家和写手们在商品文学和广告文学的诱惑下,傍大款 写企业家和政要的个人发迹史 发财史,如何捍卫住 保持住报告文学的严肃性和品位,也向发展中的文学提出了新要求。另外,一些文化运作方式的新现象:嘉德 翰海公司的文艺大拍卖——创下了一幅作品高达1800万元人民币的纪录;司马南揭露伪气功 柯云路的生命科学活动受挫;流行音乐的降温与高雅艺术的升温——京剧艺术 小剧场话剧 芭蕾舞等受宠;国产电影首次投资一亿元拍《大闹天宫》等等。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应了一句俗话:波澜不惊,不火不愠,众声喧闹,主调不明,杂花生树,各领风骚。  这也许是文艺走向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必然,一个标识,也许预示着的是,文艺(文化)并不作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之后,她是在静默地生长着,主调并不是每天都高亢动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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