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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时,地利,人和。和平,和睦,和谐,和满。和为贵。平和中正。和而不同。政通人和。天人合一。这些中国古典智慧,均可涵括于“天地人和”四个字的简约而宏大的表述之中。它凝聚着华夏民族最精妙的生命哲学,也概括了华夏民族最玄奥的生态伦理,揭示出一种至高至大至美的境界,闪耀着理想之光。  然而,当我们从云端降落下来,仰望天空,俯瞰大地,穿行于茫茫人海,却不禁惊愕,震悚,困惑。  人口激增。环境恶化。灾难频仍。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日渐扩大。地球温度持续上升。海平面上升威胁着台湾、上海、珠江三角洲。全球荒漠化的速度为每分钟11公顷土地。迅速扩展的沙漠距北京仅70余公里。黑土流失加剧,北大仓可能变成第二个“黄土高原”。黄河断流。长江洪泛。滇池、漓江也受到富营养化的困扰。西湖水质已沦为“劣五类”。至少有6000吨以上的垃圾被丢弃在珠穆朗玛峰上。张家界秀美山体惨遭破坏。我国资源短缺,损耗严重,人均水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国人食用的野生动物达53种之多。贩卖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已成为全球仅次于毒品的第二大非法贸易。偷猎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屡禁不止。山西运城地区12万只麻雀被商贩和农民毒杀。基因分析证明AIDS、SARS病毒都与某些野生动物关系密切……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用了八个字概括我国的生态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这之于“天地人和”的理想是何等巨大的反差!  反差激起反思,反思需要自省、自审和自救。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生态反思已从科学技术、公共安全层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深入到价值观、价值体系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制度、体制、机制的层面,深入到文明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民族习俗等层面。“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已成全人类的共识。为了人与自然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在反思,国家在反思,社会在反思。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也逐渐汇入全球化的生态反思、生态保护的大潮之中。  这套“天地人和生态文化散文书系”就是生态建设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它不仅要以文学为载体,传播生态科学的知识与最新信息,揭示生命意识和生态文化的内涵,阐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倡导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生态文化理念,而且还要透过自然生态反思我们的文明进程、历史传统、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思维方式、民族心态与生活习俗。  这就需要有融会于字里行间的科学理性、人文精神、宗教情怀。  譬如,对“人乃万物之灵”的传统观念的批判;对“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到何处去?”这一哲学传统命题的崭新追问,对“人的异化”的生态学解读,重新定位人在宇宙间的位置。科学家估计,地球上的物种总数可达1000多万,人类只是地球众多臣民中的千万分之一,和其他动植物微生物一样,都是生命形式之一种。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名著《细胞生命的礼赞》中指出的:“尽管痛苦,尽管不情愿,我们还是又成了大自然本身。我们到处生长,像一个新的生物体盖满了整个地球表面……按照由最古老的、具有生命的核酸发出的指令,依靠从本质上与地球其他生物一样的神经原获取信息,具有柱牙象和地衣共同的结构,靠着太阳生活着。这就是人类……”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项目负责人、科学家杨焕明先生说得更直接也更幽默:“自然告诉我们:多样性是她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生物群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在水沟里,草履虫与人一样高级。”  再譬如,对人的权利的界定和追求,对人权发展水平、社会公正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的关系的探讨,对人权与大自然权利的平等性的倡导。而这种平等性只有站在人类文明方式全方位变革的理性高度,反思且超越“人类中心”及其派生的种种实用主义功利观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平等性较之人权的普遍实现同样重要,却更为艰难。有论者指出:“视大自然为‘生命体’与人类地位平等,并加以权利的充分认定,以尊重人类生命的方式来尊重大自然的存在,将人类生命放置于大自然之中来消灭‘主体’‘客体’而获得融合,似乎是远古蒙昧时期存在并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存在的事情。至于一部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权利’认定的成文法律,我们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愿我们会有乐观的情绪,在大自然许可人类生存的期限之内,还算及时地生产出这样的成文法律。否则,人类就将在践踏大自然的生命权利的过程中,生产自己的‘大限’。”(陈彩虹《金佛山的权利》)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据报道我国目前正在研究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新增动物权(福)利概念,即动物有免受饥饿的自由;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免受恐惧和不安的自由,免受身体热度不适的自由;表达所有自然行为的自由。这则反映中国生态文化与法制建设进步的消息,真令人感慨万端:兽犹如此,民何以堪?与此相关的是反思中华传统文化,既要看到“敬天惜生”、“好生之德”、“厚德载物”、“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积极因素,又要批判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虚伪性、残酷性、专制性、奴性等等文化劣根性。譬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仅是从自珍自爱的角度阐释的生命观。如果扩及万物,岂不是大爱博爱的生命观?孟子不是也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吗?然而,他老先生转过脸去却表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据考,取熊掌还有定规,必须活着砍,以使熊掌充血,才能煮到“酥烂滑润,自有其耐人寻味之处”。虚伪遮掩着贪婪,矫情隐藏着残酷,崇高装饰着谎言,温仁敦厚的背后是冷漠麻木。鲁迅先生对此早有一系列激愤的批判。还是庄子一语道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超越道德和情感对生命处境做出的深刻判断,振聋发聩。这就不难寻到影响深远的“三斗哲学”的文化渊源,不难寻到“911”惨剧之后幸灾乐祸的国人的深层心理惯性,也就不难意识到生命意识、生态意识、整体意识、人类意识、全球意识在这片黄土地上建立、提升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我们这个民族,如今还有多少人能领略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境界,还有多少人的内心会发出逝者如斯的叹喟,高山流水之音竟成时尚的奢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生命忧思嬗变为痴人呓语。我们早已没有了平和,甚至不知宁静为何物,整个人生淹没在蝇营狗苟的愚顽愚妄之中,更不要说康德式的仰望星空和卢梭式的精神漫步了。而一个缺乏在精神家园漫步、在星空下独立思考的民族,是可悲的。  生态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环境——人的物质家园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也是精神家园的问题。而精神家园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即对人乃至人类的存在与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的关注与追问。它是对工具理性的扬弃和超越。它要求我们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关怀社会的文化氛围与精神环境,关怀政治经济不可能抵达的而又是人的生命绝对不可或缺的那些东西。回顾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那些富于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的民族或地域,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就协调得比较好,即使曾出现过曲折和灾难,也能较快地匡正。著名生态思想史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可以说,生态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精神危机,生态复原的根本,也在于人的精神复活。因贫困而麻木,因富足而空虚,为生存而逆来顺受,为发展而不择手段,失忆失语所导致的集体无意识之于生态环境才是最可怕的。而拯救的一味主药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则是通过人文品格来承载的。正义信仰,社会良知,独立人格,理性批判,自由精神,宽容博爱,忏悔救赎,诚信自律。这些基本素质构成了人文精神品格的主要方面。这正是本书系所需要的精神容量。  瞩目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女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何顶住化工企业、农业部门甚至权威的美国医学会的抨击、诋毁,始终坚持在其名著《寂静的春天》中制止化学污染的观点,倾听1988年为保护亚马逊热带雨林而被暗杀在家门口的巴西环保运动领袖门德斯的壮语:“我很想活下去,但也准备好了死亡。如果天使下凡,并保证我的死亡能使这一斗争发展壮大,那么这倒是一个公平的交换”;怀念1942年在纳粹炮火和饥饿的夹攻之下,为保护作为遗传多样性基因库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农作物种子,而饿死在实验室里的苏联列宁格勒瓦维洛夫生物与农业研究所的14位科学家。面对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品格,我们怎能不敬仰,怎能不汗颜!  当自由人文精神深入到人的心灵,往往升华为一种庄严的宗教情怀:博爱,宽容,感恩,悲悯,敬畏,忏悔,救赎……为了便于说明这种宗教情怀之于生态文化的重要,我愿引用作家张炜——80年代我曾编过他的《秋天的思索》,称之为“葡萄园中的哈姆雷特”——的一席话:  “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稍有觉悟者,就会对大自然有些莫名的敬畏。……一些高级的人类心智活动,比如文学,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敬畏、恐惧,还有那些依顺的心情,都是这种种表达中不可避免、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在对待大自然方面,其敬畏之心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常常写到的人物,在作品中反复追究的人物,也大多是一些心存敬畏的人。我们的当代文学关注的却不是这一类人,于是我们没有写出这种敬畏,所以从总体上还是卑小的文学。大自然有时是以上帝、神的面貌出现的……当代文学除了没有对神、对大自然的敬畏,还缺少与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灵的联系。好像这个时期的人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是天地之间的独夫。这多么可怕:人处于可怕的孤独状态,却没有多少孤独感。”(《冬夜访谈笔记》)  张炜主张向动物学习,过去只学习技能,如仿生学,今后还应学习其品质和激情。  写到这里,我不仅想起科普作品《鸟类的飞翔》中的一则故事:有一种很小的海鸟,能飞越太平洋。它凭借的只是一双翅膀和一小截树枝。它嘴上叼着树枝,飞累了就把树枝扔到海面上,落下去休息一会儿,饿了捕点儿鱼,困了就在树枝上睡一会儿。这不是寓言,也非禅语,而是鸟类学的一种个案。它所蕴含的精神品格,仅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思考,也使人自惭形秽。  与这只小鸟截然相反,我们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欲壑难填,弄虛作假,浮躁粗鄙,还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孤芳自赏。弥漫在生活中的专横的亲善、贪婪的俭朴、骄矜的卑怯、狡诈的厚道、油滑的实在、虚伪的真实、褊狭的博大,难道不正是造成种种生态危机的一个心理原因么?  张炜一针见血地指出:“粗鄙就是一种绝望,一种绝望的毁坏——毁掉一切的阴暗之心。……在一个粗野的社会中,富裕一般是不会光顾的。你可以设想,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文明之地,又干净又明朗的地方,绿树蓝天笑脸盈盈的地方,富裕为什么偏偏要降临到无情无义的肮脏之地?”  因此,我希望这套丛书拒绝粗鄙,拒绝卑小,拒绝虚伪,也拒绝矫饰,拒绝媚俗,也拒绝媚雅;需要的只是真诚、质朴、纯净、沉实、深厚,还有优美。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要求作品有历史和现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沟通,要融会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思考。这就需要作者沉下心来做做学问。二是要求用文化散文、随笔的形式,在文本意义上体现学术性与诗性的融合,科普性与思辨性的融合,寓言性与批判性的融合;主张写出真思想、真性情、真感觉,其语言应该是素朴的、灵动的、机智的、幽默的,有寓于想象的情感悟性和独特的个性锋芒,又有诗意的优雅趣味。此外,还要求在文本构思的同时考虑图片的配置,从大美术的范畴选择与题材相关的平面视觉作品,以实现图文并茂、互补互动的效果。这同样需要沉心静意地搞搞艺术。这些构想对参与书系的创作者无疑是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作家兼具学者的素养(尤其是生态科学素养)和诗人的禀赋,还要有版税不可能很高的心理准备——这套书大约不属于当下图书市场中畅销的大众时尚流行另类私密小资新潮之列。  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企望,对编作双方都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共同的追求。真诚地希望担纲作家的这次创作经历,能够成为一次充满艰难快感的再学习再提升的过程,从而在自己的文学编年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现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一些作家——他们堪称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文学志愿者,终于把创作成果一本本奉献在读者面前,心怀忐忑地等待“上帝”的评判。  主编这套书系的过程,也是我更加关注并努力学习生态文化、深入思考文学与生态文化的关系的过程,越来越觉得陷入一种悲剧性的深刻矛盾之中。这不单是指全球化对人类平等地提出生态保护的紧迫要求,却有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所导致的两难境地,而是指人和自然的整体生命过程的二律背反。人在自然中开始了人的过程。不论是几十万年前与自然的分离中成为人,几千年与自然的对立中进行人的异化,还是未来在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中实现人的完善,都逃脱不开这个“过程”。人的过程只能存在于自然的过程之中。从宇宙学的宏观视角看来,自然与人的过程都不会是永恒的静止的。当太阳寂灭之时,地球沉入宇宙的茫茫黑暗之中,人的过程自然也就终止了。这不是人自身的选择,包括那个千百年来被我们歌之咏之征服之戕害之的自然,都同样“圆寂”。这是不以人所建构的任何主义、学说、宗教所体现的意志、情感、道德、伦理为转移的。“杞人忧天”,用现代宇宙天体科学的研究成果去解读,已不再是庸人自扰,而是古代先贤对人类命运的科学预言和深重忧患。正是这个人与自然的生命过程,既让我们感恩,又让我们敬畏。其实,感恩、敬畏也罢,忏悔、救赎也罢,不仅仅是以人文精神为内里的宗教情怀,而是宇宙——自然从产生到消亡的不可逆过程之于人类的道德内化要求,是一种在冥冥之中形而下之于形而上的无可抗拒的宿命。自然真的可以复原么?我们真的可以重返自然么?(《刻舟求剑》的寓言之于生态同样意义深刻。)我们真的可以靠超级宇宙飞船和最新克隆技术逃离地球的毁灭而迁居其他星体(如火星),再度繁衍繁荣么?即使科幻小说科幻大片的想象成为了事实,我们人类就有能力有资格去主宰宇宙吗?检讨历史,那连绵的战火,起伏的动乱,不绝的杀戮,无穷的阴谋,不断花样翻新的压榨,怎能证明人类有把在地球上的霸权扩张到其他星系的权力?我们说得好与不好,想得美与不美,并不决定我们如今的存在状态,是那个“过程”使我们只能如此存在,是“过程”客观限定了的。这个人的过程和自然的过程无法更改,这才是唯物主义最深层的内核。因而,在认识到“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祈祷所企望的人与自然的无限能动性只不过是虚妄之后,我们人类确实应该幡然悔悟洗心革面了。“在水沟里,草履虫与人一样高级。”在地球上,人和恐龙、猛犸象、三叶虫一样在化石化的进程之中,不同的只不过是人会思考而已。而米兰·昆德拉早说了,“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这样想,是不是太悲观了?不,对人和自然的深刻的悲剧性矛盾的认知,绝不同于颓废厌世甚至恐惧末日的悲观主义。我曾经访问过一位从宇宙、生命、人类、环境多角度研究“生命过程”且有独到建树的老学者,在倾听了他对传统进化论和现行的生态学理论富于挑战性的研究成果的全面、简约的概述之后,问道:“您所论述的‘进化的过程蕴含着衰退衰亡,进化的过程也是衰亡的过程,而现在生命过程已加速度地进入衰退和衰老阶段’,可谓别种意义上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么,这个阶段有多长?”这位质朴而儒雅的老教授用澄明清澈的目光看着我,沉吟了一会儿,说:“粗略估计也许一千多年吧。具体时限不好妄测,但生命过程的衰退衰老在空前的加速度,是无疑的。”我愕然,他却从容。在短暂的静默中,我们都在思考: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而应该有全新的更积极的应对,因为生命的意义也就在生命的过程之中。  那次造访更增强了我主编这套书系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一个微而又微的时段,做一些积极的应对,力所能及的应对。它之所以用“天地人和”命名,无非是寄予了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态理想和社会理想。  对至境理想的追求是不能没有的,尽管身处于物欲横流躁动不已的时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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