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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要真正读懂毛泽东的诗词,不能不读《沁园春·雪》;要读懂《沁园春·雪》,不能不先读《卜算子·咏梅》,虽然,后者写在前者之后。  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松、竹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它们因为在严寒节令中保持生机,而成为逆境中精神气节的象征。此三者,尤其是梅花,因为于风雪严寒中,不但不凋,反开出花朵,而成为传统诗文中气节坚贞的意象。梅花最初还只是一般的风景,因为和桃李相比,经得起霜雪的摧折,后来逐渐积淀、演化,具有了孤芳自赏、虽不为世俗理解却不改其志的意味。这意味在唐朝已经有了,如李群玉《山驿梅花》:  生在幽崖独无主,溪萝涧鸟为俦侣。  行人陌上不留情,愁香空谢深山雨。  这正是陆游《卜算子·咏梅》的母题。但是,一首诗的价值并不在因袭母题,贵在继承之时有所突破。陆游的创造在于,在孤独之外,又增加了悲剧性。这种悲剧氛围从多方面得到强调: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第一,在孤独和寂寞中,坚守心灵的恬定。孤独,在驿站之外,无人之处,一也;断桥,无路可通,二也;无主,既无人培育、呵护,也没有欣赏的目光,三也;黄昏暗淡的光线,加深孤独的寂寞,四也;风雨摧折,境遇更悲,五也。上片所写皆梅花,所喻皆超越梅花,“寂寞”、“独自愁”,皆为人情,有梅花所不能具之品性,但这并不构成联想阻碍,妙就妙在物我交融,景情混一;至“苦争春”,“群芳妒”,均明显带人之意志,非物所能自知,但欣赏者早已心领神会,陆游以梅花自况,无须辨何处为梅花之质,何句为陆游之情。  第二,面临悲剧性的消亡,矢志不移。“零落成泥碾作尘”,已经成泥,而复言成尘者,喻反复摧折消亡而矢志不移,品格之高,极难表达,此处只以一个“香”字道出,从梅花的多种感觉(色形等)中取其一种引申出悲剧的崇高境界,奇崛而警策。  陆游于南宋时期,身处逆境,报国无门,不改恢复壮志,为诗骨气奇高,难能可贵。而毛泽东处于1961年国际局势的逆境中,对陆游的格调有所不满,“反其意而用之”,唱反调,反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反在对局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词中,并不回避形势的险恶,不但不回避,而且夸张地强调“百丈冰”,令人想到岑参的“瀚海阑干百丈冰”,而且毛泽东还要把它放在“悬崖”的背景上。这就说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逆境的严峻。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藐视它,这使他的词充满乐观、昂扬的格调。  有一个字的意思要弄清楚,就是“风雨送春归”的“归”。本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归来,二是归去。归来,就是风雨把春天送回来了;归去,就是风雨把春天送回去了。如果是后者,风雨(有“风风雨雨”的联想意味),就是曲曲折折,把春天送走了,接着而来的夏天并没有多少可以悲观的。如果是后者,风风雨雨,也可以联想为反反复复,把春天送回来了,则更是春光明媚的季节,没有任何悲苦的理由。“飞雪迎春”和“风雨送春”一样,隐含着矛盾和转化。飞雪意味着严寒,迎春则意味着温暖,然而,春日的大地昭苏则以飞雪为前导。这里有毛泽东式的哲学和诗学。从哲学上讲,毛泽东不承认事物有任何固定、停滞、不变的性质,彻底的辩证法是无所畏惧的,不承认任何神圣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的过程中,坏事总是要转化为好事的,逆境总要转化为顺境。从诗学上来说,诗人有权利想象,在自己的感觉中,一年四季不存在冬天。不论是风雨,还是飞雪,都是为送春和迎春而存在的,不过是春天的前奏。  其次,毛泽东不满意陆游的孤独感。毛泽东的哲学是,即使孤立也不能陷于孤独,所以在未定稿中有“独有花枝俏”,在定稿中则改“独”为“犹”,不但回避了孤独感,而且强调了自得、自如、自在之态。  毛泽东笔下的梅花遭遇的逆境要比陆游笔下的梅花遭遇的严峻多了,但却没有陆游那样的孤独和寂寞,他也没有用断桥的意象表达没有出路的感觉。  毛泽东的理想人格美是拒绝孤独、与悲痛绝缘的。他对悲观失望是藐视、瞧不起的,同样以梅花为意象,他抒发过这样的豪情: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强悍精神感在《咏梅》中一以贯之。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在毛泽东的诗学中,有一种严酷美感的追求呢?  正是因为这样,他不客气地对陆游“无意苦争春”中的“苦”字表示不屑,代之以“犹有花枝俏”。“苦”变成了“俏”。这个“俏”字在本词中得到了重用。未定稿上原本是“梅也不争春”。定稿中将“梅”改成了“俏”,才显得原来的“梅”多余,而一再强调“俏”,虽牺牲一点文字上的讲究,却平添了独特的美感。本来,“俏”是用来形容女性体貌姣好的。俊俏,为女性专用,有一种阴柔的属性,不大适用于男性。在本词中,梅花也明确地被赋予女性色彩(“她在丛中笑”)。这里的“俏”字,虽有阴性之美,却并不柔弱,实际上还有一种峭拔的格调,不无阳刚之气。这主要是形象主体梅花和占尽优势的严寒的对抗,使它具有了某种“刚性”。正是因为这样,在毛泽东以雄豪为特色的词风中,这首词难得地出现了一种刚柔相济的风格。  再次,毛泽东不同意陆游的悲剧感。陆游的词中,梅花化作尘土,只留下了香气,事业可以失败,精神却是不朽的。而毛泽东不以此为满足,他的精神即使在逆境占尽优势的时候也没有失败过,自信自豪是一贯的,只是它并“不争春”,也就是不争一日之长短。(鲁歌在《毛泽东诗词简析》中认为,在“不争春”这一点上,他没有直接反陆游的诗意,但是在内涵上,有本质的区别:“群芳,其实是反语。”陆游作为抗金的主战派,不能与主和的苟且偷安的当权派争,而毛泽东则皇不屑回驳赫鲁晓夫所谓的“争夺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攻击。)毛泽东强调的是,即便是逆境,不管多么严酷,也是顺境的前兆。不争春,是因为历史是最严峻的裁判宫。梅花的任务,只在报春,只在预言,只在历史的远见,而不能满足于当一个单纯的洁身自好的悲剧人物。  “咏梅”,属于古代之咏物诗一类。此类诗,虽然为一格,但在艺术上容易陷于被动描绘,主体精神很难不受有限形态性状和固定象征意义的局限,故此类作品甚多,然极品、神品罕见。陆游之作已是上品,但难人神品之列。毛泽东词在精神上独辟蹊径,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描绘梅之性状的框架,而以主体情感为意脉。陆游虽然也以抒情为主,但主体意脉只有“无意苦争春”一点。毛词则一开始就把梅与春的关系定格在一系列的矛盾消长之中:起初:送春、迎春接着:争春最后:报春抒情意脉贯穿,首尾呼应,在统一的层次中从容递进,越发显出主体精神的强劲。在自然界“山花烂漫”之时,梅花早已凋谢,而在诗人心目中,却是“她在丛中笑”。这就是诗人的浪漫之处。此与早年(1931年)的《采桑子·重阳》“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如出一辙,而在理念上,似乎更有力度。但是,当年鏖战,中年之时,已有“人生易老天难老”之感喟,而晚年亦曾有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感喟,而此时却有不计时日,只待“山花烂漫”的乐观和浪漫,诗格与人生感受之间并不简单同步,其间复杂的矛盾有待分析。  沁园春·雪  毛泽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卜算子·咏梅》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诗词中有一种追求严酷美感的倾向,在《沁园春·雪》中,似乎有类似的风格。至少在把大地写得“千里冰封”这一点上和《卜算子·咏梅》的“悬崖百丈冰”是十分相似的,而想象中晴好的天气“红装素裹”和“山花烂漫”,也是相通的。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相似,实质上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沁园春·雪》中的“雪”和《卜算子·咏梅》中的“冰”,在意象的情感价值上是不一样的。《卜算子·咏梅》中的“冰”,是一种逆境严酷环境的象征,与花枝的俏丽是对立的,而烂漫山花的想象,是战胜了严酷冰雪的预期。《沁园春·雪》中的“雪”是不是这样呢?从最初几行诗句来看,好像格调相近:“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其中的“封”字,至少给人某种贬意,但是,下面“万里雪飘”的“飘”字,似乎并没有在贬意上延伸下去。“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贬意显然在淡化,壮美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是很奇特的。严酷的冰封作为一种逆境的意象,与对严寒抗争的情致联系在一起,早在唐诗中就有了杰出的经典,比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边塞诗人把严酷的自然条件当作一种美好感情的寄托,诗人感情豪迈,变酷寒为美。“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冰雪,毕竟是与苦、寒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在毛泽东这里,冰雪却没有寒的感觉,也没有苦的感觉。冰封和雪飘,本身就是美的。  面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却没有苦寒,没有严酷的感觉,这才是理解这首词的关键。不仅没有苦寒、严酷之感,相反,眼界为之一开、心境为之一振,充满了欢悦、豪迈的感觉。在冰雪的意象中把寒冷的感觉淡化,把精神振奋的感觉强化,创造出一种壮美的境界,发出赞美,这是一种颂歌,在颂歌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鼓舞和冲动。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乃至世界革命文学史上,都可能是空前的。以自然景物作为革命颂歌的对象,在俄国有高尔基的《海燕》和《鹰之歌》,以鹰和海燕的雄强象征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但是鹰和海燕本身并不意味着严酷,而是与严酷的暴风雨作搏斗;战胜严酷才是英雄。把严酷的冰雪作为英雄主义的赞颂的意象(载体),只有在毛泽东的想象中才有。  冰封雪飘并不是一下子就引发了激情爆发的,其间有一个过程,先是一种极目无垠的眺望感。点明眺望感的是“望长城内外”的“望”字。前面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当然也是眺望,不望不可能有这样广阔的视野,但是那种辽阔的感觉是潜在的,而且,普通人的目力是不可能看到千里万里的。这就涉及诗的感觉的虚拟性。从现代诗学来说,抒情诗不同于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想象性和虚拟性,强烈的感情,不能直接喷发出来,只有通过想象的假定,才能获得自由抒发的空间。当毛泽东写千里万里的时候,早已超越了散文,进人了诗的想象境界,超越了生理视觉局限,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不仅在视觉,而且隐含着胸襟。望得那么远,是一种结果,原因应该是站得非常高。开头几句,表面是描绘风物,深层则是静悄悄的想象延伸,从视野的开阔过渡到视点的高度。这种开阔,不单是视野的开阔,而且是胸襟的开阔,这种高度,不单是身躯的高度,而且是精神的高度的暗示。当我们读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时候,“舞”和“驰”令人感到,登高望远的图像不是静止的,而是有生命的。这种生命,当然不是客观自然界的反映,而是诗人心灵的激动。这种激动,不是一般的激动,而是异常的激动,不激动到相当的程度,不可能冒出这样的诗句来:  欲与天公试比高!  这是大地要与老天比高的写实吗?当然不是。这是诗人突然冒出来的一种壮志得酬、心比天高的感觉。这里没有任何逆境的感觉,不是老天爷作梗而不得不应付的状态,而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宏图大展,主动挑战。于是,更美好、更壮丽的预期溢于言表: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把雪写得如此壮丽,如此美好,还不是最理想的,更加精彩的未来就在眼前,是不是意味着大展宏图的冲动?  “江山如此多娇”,是对上片景物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对上片的美学总结。冰雪无垠,居然是“如此多娇”,有谁曾经把千里万里的冰雪和“娇”字联系起来过呢?它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美的范畴呢?  “娇”,是个关键词。  为什么要用女字偏旁的“娇”?他写到自己的妻子杨开慧的时候,用的可不是这个“娇”字,而是另一个字——“骄”。这个“娇”和红日照耀白雪,好像不相契合。但是,这正透露了毛泽东的诗学追求——颠覆传统的古典话语,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将自然之美、女性之美赋予政治内涵,又用阴柔之美来表现政治宏图的阳刚之美。冰封雪飘的严酷,艳阳高照,应该是阳刚的,毛泽东却用“妖娆”、“多娇”这样的阴柔之语饰之,外在的色调与内在的情致上有一点反差,达到了使其丰富的目的。(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把“娇”,改为“骄”,则外部感觉和内在情致未免单调。如果写成“我失‘娇’杨”,把杨开慧界定为“娇”,则难免有浅俗之嫌。)凭着这个“娇”字,从自然转向人事,同时,写视觉空间之美,上升到了一个时间的层次,这个境界和前面有什么区别呢?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关键词是“折腰”。冰雪覆盖大地山河之美,美到这种程度,英雄都要折腰,朝觐,崇拜了。在中国文学中,折腰本为否定意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是一种不受羁勒的傲岸个性。毛泽东的折腰却有肯定的意义,是心甘情愿地谦恭、崇拜。这里,又一次将古典话语作了现代转化。这个转化是诗意的转化,又是诗的话语向政治话语的转化。  非常强烈的对比来得非常突兀:前面是高大伟岸的抒情主人公,到这里,居然谦卑起来,不惜降低自己的高度。但这恰恰是一种自我勉励,是为了登上新的高度。这种高度,不是自然地理的空间高度,而是中国历史的时间高度。上片,在空间上眺望千里万里,下片,时间上的回顾,历数百年千年。空间尽收眼底,产生了一种豪迈的视觉图景,时间历历在目,构成一种雄浑的心潮图像。这不但是胸襟的开拓,而且是诗人想象的开拓。空间的展示,皆为可视,而时间的回溯,则不可视,好在诗人有概括的魄力。本来是“无数”英雄竞折腰,但真正历数起来,却只剩下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五个,其他的不言而喻,都不在眼下。  把自己提升到与这些历史人物并列的高度上去,已经有了大气魄,但这时,诗人不再谦卑了,不再折腰了,用一个“惜”字,把自己提升到了历史人物之上,还更进一步对这些人物的辉煌业绩加以批评、裁判,而且所评没有赞美,均为不足。最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宣称,不管他们如何英雄盖世,都只能是“俱往矣”,过去了,真正的“风流人物”要看今朝了。这是作者的自诩,还是对一代新人的期望?这曾经引起过讨论。1945年当这首词在重庆第一次发表时,曾经有人攻击说,其中有“帝王思想”。作者自注说,这是“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骂他们吗?”这当然有道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从新时代的政治理念出发,俯视一系列历史人物,理所当然。联系到在此之前四个月,长征胜利结束时,作者在《清平乐·六盘山》中颇为自得地写过“今日长缨在手”,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过“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尽艰辛、几经挫折的作者此时的心境,应该是溢满了宏大的政治抱负。但是,如果把这种抱负直接讲出来,就没有诗意可言了。这里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把古典诗学话语进行当代转换。  1957年,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经说过,旧诗不宜提倡,因为“束缚思想”。这种束缚表现在,古典诗歌的话语有稳定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政治话语之间有矛盾。当代政治话语的直接搬用,是缺乏古典诗意的。而用古典话语表达当代政治内涵,难度很大。当代政治话语的内涵和古典诗学话语并不对称,二者不可能两全其美,当代观念必然要有所牺牲。硬搬政治话语,可能造成生硬(如把昆仑裁为三截,平分欧美和日本,以示世界大同),当代政治观念进入古典诗学话语,政治内涵可能被朦胧化,甚至可能被淹没。“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从古典诗意的和谐统一上,是隽永的,但这是以政治内涵的含混为代价的。文采和风骚,古典话语所指本是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难涉及政治文化的创造。话语本身并不能充分传达当代政治理念,读者只能从话语以外,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去附会。相比起来,“只识弯弓射大雕”,不但形象跃然纸上,而且意念指向也比较确定,政治观念和艺术形象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和缓。最后的“风流人物”,堪称精彩。古典的“风流”内涵,在人物的才情和精神风格上,转化为当代政治人物的精神境界,应该说是比较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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