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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那几天,被高中学生称为“黑色的七月”,这是绝对准确的。对于家长来说,这些日子不但足黑色的,而且是糟心的:哪一个家长没有在这种精神炼狱中忍受过煎熬?即使暂时没有应考的孩子的家庭也没有本钱幸灾乐祸,除非决心断子绝孙,为人父母者或迟或早都在劫难逃。十余载的焦虑,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督促,几乎都是为了这一天。若说中国的家长,为了这场考试,付出了半条老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孩子们的牺牲更大,整整的一代人,没有童年和少年,青春的欢乐被考试的痛苦、打击、恐惧、焦虑所淹没,父母的爱心变成了残忍,温情脉脉的关注变成了猫对老鼠的监督,时间之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春节 、暑假,孩子才往电视机前一坐,背后就有绝望的喊叫。  美国人最羡慕中国尊重父母、教师的伟大传统,听说中国人曾把教师、父母和天、地、皇帝一起加以崇拜,在“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面前焚香、顶礼,就感动得要命。这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固若金汤,在国家亡给异族时,也没有瓦解,但是,今日却为一纸考卷而消解了。人世间最亲密、丰富、复杂的亲子之情、师生之情被歪曲成一种最简单、最粗暴、最干巴、最没有感情的功利,不管多么伟大的价值准则,都集中到一个焦点——分数上去,有多少爱就有多少苛刻和不近人情。母爱已经差不多变质了,慈母有时比之严父更为严酷苛刻;什么师道尊严,什么有教无类,一切都是假的,在中国,只有考卷上的分数才是真的。它不但可以争得挤进大学门槛的权利,而且可以为教师争得荣誉,为学校提高名次,为校长垫高禄位的台阶,为父母赢得翘起的下巴和邻居仰望的目光。  人们可以不理睬领导的讲话、世界杯足球赛事,甚至股票行情,却不能对考卷和它的标准答案,对ABCD的选择掉以轻心?孩子的每一笔、每一画,都不但意味着前途,而且意味着金钱,一笔之误、一分之差可能导致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上亿家庭的命运都要由这张考卷来决定!  凝聚在这张考卷上的纵横交错的心灵电波,其间的血和泪、悲和愁是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包括美国的军事间谍卫星绝对无法破译的。  然而,中国人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一张神圣的考卷,是义无反顾的。正是它,结束了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闹剧。那种在最圣洁的名义下向最龌龊的舞弊屈服的同忆一去不返。肮脏的人事勾结、特权之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通行无阻,但是在这张考卷上却是此路小通。  1977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恢复,标志着平等竞争的开端。人们骄傲地想起: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代中坚就是从那时找到自我实现的坦途的。  然而,不过是20年的时间,好事和坏事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就在无情地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60年代相当偏激地表示深恶痛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与正常难度的考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学生为敌的倾向在语文考卷中最为突出,有些甚至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例如:有一道题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梅雨潭的绿》的,题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都选择了梅雨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梅雨潭边”。有一道题要求在许多元曲作家中选出元曲四大家,但是,这个问题连大学教授都说,在文献上有不同说法。长期如此,弄成了一个可悲的局面:中学教师辅导不了小学生,大学中文系教授做不好高考语文试题:据说,前几年,把高考语文考卷拿给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得到可怜巴巴的70多分。  这就不但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化作了疯狂。这样庄严的疯狂不能不越来越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忧虑。然而,身居高位,重权在握的人士,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呼声充耳不闻。据说有一次全国考生及格率很低,有人用扣帽子的办法发出不满:难道我们新时期中学生的水平就那么低?没有想到他们只扔过来一句冷冰冰的话:我就没有打算让多少人及格!还有更为傲慢的:高考是一场淘汰制,不这样,你说,如何淘汰?这无异说,尊口免开。  到了1998年春夏之交,这种人神共愤的考试引起的不满突然爆发了出来。从《北京文学》到《文艺报》,从《文汇报》到《羊城晚报》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声讨。最有气魄的是《羊城晚报》,一连一个星期,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表示对于语文考卷的愤慨、第一天是:《语文考卷,误尽天下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试卷的刁钻、恶毒、阴险、愚味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消息灵通的读者后来知道,大众传媒从国家教委新任领导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一。  大风吹到了几顶乌纱帽上、当年的高考语文卷子就有了徽调。取消了一些刁难怪恶的选择题,但是,距离真正的改革还很遥远、  为了让改革真正彻底,我们不得不对考试本身进行全面彻底的思考。  一切考试都意味着平等竞争我国现行高考的特点是“理想化平等”的程度不断升级。经过几年积累,高考不仅在考试制度上,而且在改卷的机制上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而所谓“客观题”,也就是并不需要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这种理想的追求,也许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高考命题是全国性统一的,因而判题也必须是全国一致的。目标是:让北京、上海、广州的教师和穷乡僻壤,甚至天山、喜马拉雅山脚的教师都能按同样客观的标准评分,还要有一种操作的方便。这种操作性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论是评分者因为水平低下,还是出于营私舞弊的意向,都难以使平等的准则走样。为了达到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幅员之内绝对平等,美国式的托福考试,那种ABCD的选择题就成为压倒一切的形式;而且结合中国国情,除了在单项选择中,设置更为恶毒的陷阱,还创造出新花样——不定项的多项选择,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于是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全国各地的考试,出了许多笑话之后,有关人士还是执迷不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官僚,而且还在于他们对于考试的功能,在理论上陷入了迷误。  考试是一种人才选择机制,它在被普遍地运用着,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准确,而是因为比较简便。从根本上来说,人才的选拔,最可靠的办法并不是考试,而是实践。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企业的董事长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遴选的;也绝不能设想,在一场战役进行之前,用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统帅。通常的做法是:在任命的过程中逐渐考核。这个方法本来最可靠,但是有致命的弱点:第一,在实践中考核花的时间太多:第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实践,缺乏现成的可比性;第三,作为考核者的主观性;第四,结论只能在长期的实践以后得出,就算正确,也是事后诸葛亮。而选拔人才,尤其是选拔高等学校的新生,却需要客观地预测,需要现成的可比性。而要可比,就得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下进行。这是不现实的。而考试则以假定的可比性,代替了现实的可比性,用同样的题目,限制在同样的时间里,以同样的标准来评分,最后,把客观的结果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普遍实行的百分制量化方法是全世界最为细致的一种,比之俄国的五级记分制、美国的四级记分制表面上看要精确得多。但是,这真能成为我们自豪的本钱吗?号称精明的美国人和俄国人为什么那么傻瓜,难道就不懂得把人才分成100个等级比之分成4个到5个等级要精密得多吗?  道理很简单。第一,现实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拘一格的,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加以等级化的区分:第二,人不是物,其才能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根本不能用机械的标准加以量化、人的素质,就无法像称地瓜一样,锱铢必较。有谁能把汉高祖、项羽、韩信的才能用百分制计算出来呢?项羽、韩信打仗比刘邦强多了,但是,最后项羽失败了,韩信被刘邦捉住了。刘邦问韩信,你看看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倒是天才地作了量化说,大概是十万吧。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说了,既然你能带的兵比我多得多,为什么又被我抓住了呢?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也就是,不会打仗,但是很会用干部。如果要给这三个人打分,我想不要说古代军事家没有办法,就是当代的军事学院的教授,也无能为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数打得越细,就越是荒谬。  通过考试,给人的素质打分数,是一种不得已的假定。而现实是不能假定的,真的要假定就不能不是荒谬的。如果红军不经过福建上杭和湖北红安,没有后来的革命实践,谁知道陈丕显能当上海市长,韩先楚能当将军?如果今天的军事学院要到这两个县里去招考,谁知道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小学教员是当将军、政治局委员的料啊?  考卷是规格统一的,而人才是不拘一格的,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中国的圣贤在人才选拔方面费了几千年的脑筋,至今还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在人才最为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什么考试。最流行、最先进的方法是自我推荐,或者推销。孔夫子、孟夫子、韩非子,乃至商鞅、李斯、苏案、张仪,举凡大政治家、大学问家为了推销自己,不惜周游列国。当时信息流通不灵,不如此就不能像毛颖那样脱颖而出。但是这个方法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不能排除偶然性和自我吹嘘、光是他自己吹吹,就相信他有经国济世之才,就太危险了。汉朝就有一点改进,你一个人自己说了不算,要让大家来评议。这就是所谓举贤良方正的办法,从理论上来说,这比自我推销要严密得多。但是,走后门的问题来了。人情关系把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彻底地扼杀了。于是就产生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种办法发展到最腐朽的时候,就干脆实行一种血统论,根据人的出身,把人分为三等九品。这就是有名的九品中正制。这当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到了隋朝就来了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分科考试。这种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曾经使西方人大为赞叹、的确,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最为客观的了,存考卷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考试的规格化和人才不受通常规格限制的矛盾被制度的表面公平所掩盖了。因为,在实践过程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部是越出常规的,是书本上所没有的。人才的可贵就在于创造,而创造就意味着对于规格的突破。规格化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状元,除文天祥以外,都在政治上或者文学上没有太大的出息。不管是王安石,还是曹雪芹,不管是李白,还是林则徐,都不是状元,当规格化发展到极端,就产生了滑稽而野蛮的八股文程式。许多可笑的事就这样产生了,范进中举的喜剧,孔乙已的悲剧,不过是艺术家表现出来的一个片断而已。到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掀起的时候,科举考试就首当其冲了。即使变法失败了,后来科举还是给清王朝自己废除了。但是人才还是得选拔,因而考试并没有废除,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里,考试还是被赋予了更重大的意义。在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机构以外,又加上了一个考试院。据说,当初的没想是:连县长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任命。但是这个办法显然足空想。而在我们今天,孙中山没有解决的考试的规格化、程式化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就连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发出多次警告也无补于事。最后导致毛泽东干脆把高考一塌刮子取消拉倒。  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实际上是汉朝的推举制度的延续,推举制度衍生的人情化的腐败则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人事信息发达的当代更加泛滥成灾。最后邓小平毅然取消了这种复古的空想,恢复了“文革”以前的全国统一高考。然而,这只是解决了竞争的平等参与问题,却没有解决考试规格化和人才拘一格的矛盾。参考者的平等期望更加集中在学业成绩上,高考的量化更进一步畸形地细化。比之美国托福考试更为刁钻、恶毒、愚昧的多项选择题型应运而生。本来,托福的选择题型是对付非英语民族考英语的需要而产生的,照搬过来考本民族的学生,本来就有一点可笑,至于把托福考试再拿来恶性繁化,就滑稽了。这一点只要看看英同人考外国留学生的方法和德国人考非德语人士的方法不同于托福,就不难一目了然。  当然,不能过分地责怪我们的考试专家缺乏想象力,从客观上来说,也有情有可原之处。我们国家太大,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到一点主观的斟酌余地都不留,就必须把答案简化到只剩下最简明的ABCD这样的程度。考题的弹性越小,在全国范围内保证平等的竞争系数才越大,腐朽的人情关系的可乘之机也就越小。  但是,事情走向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反面。本来是极端客观的考题造成了极端主观的不讲道理的专横。我们的高考机制对于改卷者的任意性有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但是对于出题者任意性的防范措施却是完全的空白。  许多考题出得莫名其妙,答案武断到荒谬绝伦,弄得语文考试比之八股文还僵化。不但以学生为敌,而且以教师为敌。常常是当高考题目发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语文教师有把握说出答案。  一个中学生告诉我,市里的质量检测结束以后,一名很有威信的教师照例给学生讲解试题。他仗着自己资格老,懒得看标准答案,就一面讲一面问学生标准答案。学生用唱歌一样的声音作答。教师跟着解释为什么要作这样选择,而不是作另一种选择。机械重复使得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觉得太不过瘾,就故意朗诵错误的选择,而教师就牵强附会地说明它是如何地正确。等到调皮鬼学生说明,真正的标准答案应该选择的是另一条,于是教师又口若悬河地证明为什么另一条是绝对正确的。全班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设置陷阱,连出题者自己也跌入陷阱。一旦出卷者自己陷入谬误,而这种谬误又很轻易地化为标准答案,全国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位重点中学的权威教师,在调进高等学校的那一年,他的公子面临高考。当他应儿子之求,为之做语文卷子时,结果被判为错误百出。这不像他当语文教研组长的时候,他有出题的权力,他就是标准答案。  高考试卷不但是一份考卷,而且是一根指挥棒。考试的猜谜性质迅速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中去。这样,堂而皇之的语文课就变成了一本正经地钻牛角尖、伤天害理的文字游戏。在等而下之的各种东施效颦的习题集的洪水冲击之下,语文教学就逐渐变成了应付文字游戏和恶作剧的黑色幽默。  这不但贻误了青年,而且使教师的头脑僵化、智力退化。两代人的才智就在这样荒谬绝伦的考试中无形地消磨着。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改题者可能产生的腐朽上面,却忽略了出题者的任意性所产生的荒唐。  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是在出题的任意性。减少虚假的客观性,增加考题的主观弹性正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增加主观弹性,虽然也可能增加了改题者人情腐朽的可乘之机,但是,从减少了出题者的专制程度方面,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更大的补偿。  这样说,并非完全出于空想,把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考卷和上海的考卷进行了对照以后,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在上海的语文考卷上,只有两种题型:一种是阅读理解,提供四篇文章 (包括古文)的片断:还有一道就是作文,大作文和比较小型的作文,各一题。  这就无声地回答了那些位高而权重人物的问题,不以刁难怪恶的选择题整学生,并非就意味着无法进行淘汰制的考试。  上海之所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就是因为它缩小了应考者的范围。  这就给我们一点启示:考生的范围越是小,考题的弹性就越是大;相反,考生的范围越大,弹性限度就越小,越可能导致僵化。考试的范围如果缩小到不是面对全中国而是个别的人,刁钻古怪的多项选择题就完全失去了必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管录用什么人,最后都要来一个面试的缘故。到了面对面的时候,就彻底地从考试的规格化中解放出来了。  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各省自行命题的。事实证明,它并没有降低录取的水平。77级毕业生的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这是世所公认的。  如果我们思想再解放一些,能不能设想:让各学校命题,多项选择就不必那么古怪了,标准答案也就没有那么僵化了。有了什么争议,就由出题者(或者命题小组)机动处理。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事实上我们现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程就是这样考的。  可不可以用会考的方法来解决中学生人大学的竞争问题呢?这在台湾已经实行多年了。在德国,中学生只要通过一种本校命题的“阿比托”考试,就意味着他可以申请进入他所选择的大学。如果该大学名额已满,他的成绩可以长期保留,直到他获得他所选择的大学同意接收他为止。如果再想远一点,解放前,我国大学并没有全国统考,各校分别招考,不也培养出了像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那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吗?  现状和习惯把人的思想束缚得紧紧的,人们的眼光常常只能看到习惯了的东两。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德国人、英国人的考试方法,对于我们自己的考试传统,几乎视而不见。当我们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试题怪题整得落花流水、头晕眼花的时候,也许并不应该用太刻薄的语言去责备出题的人。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并不足疯子,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整人,是不是有什么力量在残酷地逼着他们身不由己呢?  当我们渴望着从高考试题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深入地设想一下:在多大程度上,这种残酷性来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局限,多大程度上又是来自当事者对于考试制度的肓目迷信呢?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在当前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平竞争的空想。  从相对的、地区性的公平性出发,从乃至单个学校范围内的公平性出发,表面上是缩小了公平性,而实际上却扩大了公平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等于西欧乃至南美许多国家之和的大国里,不顾实际情况,陷于无限公平的空想是绝对有害的。根本上改变高考命题的混乱,不能仅仅从试题本身改革,而且要从束缚着试题的高考体制出发,作更深层次的解剖。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让高考从全国大一统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进而把出题权下放到各级学校。  这不是对于未来的幻想,而是重提起过去的历史。我们如果有魄力付诸实施,除了危及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一些先生们的乌纱,需要为他们分流寻找出路以外,我想不但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损害,而日,对于后代,无疑是功德无量:  (一)统一高考语文试卷和评价体系问题  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正面临大转折的关头,一些改革还刚刚开头,中学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已经颁布,新的课程标准,将代替旧的语文教学大纲,成为语文教学、课本编写、考试评价体制的最高准则,是语文课程的宪法。语文课程标准,把阅渎、写作和口语作为三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阐释得更加明确:就考试和评价体系而方,新课程标准强调“探求式的学习方式”,“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几方面进行评价,以全面考察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学习具有重情感和感悟的特。因而量化和客观化不能成为语文课程评价的主要手段”。而从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统考的语文考卷,具有标准答案的所谓客观题占了3/5,而作文只占2/5的分数。事实上,作文不及格和拿满分的可能同样地小。作文70分的和90分的学生素质、水平稍差是很悬殊的,可是在考卷上折合起来,也就是42分到54分之间,相差不过12分,而选择题随便勾对四五题,这个矛盾就被掩盖住了。所以多年来作文教学在中学里备受冷落,在许多中学里,作文既不改,又不发下来,甚至连作文本都没有。而书面语言表达,则是学生素质的核心。这一环的落空,就使素质教育有沦为空谈的危险。  目前的全国统一语文试卷,不但距离新的课程标准的要求相当遥远,而且还落后于一些改革力度比较大的省市(光是和上海单独命的题相比,客观题的比例就高出了很多)。许多所谓客观化的试题,其标准答案往往并不客观,有些答案则是近于无理取闹,大抵是出题者相当主观的观念。问题的严重性倒不完全在于闹的笑话相当多,其最大危害就是对于教学的误导,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整整12年的语文教学就是为了应付这种陷入魔道的考试。弄得中学生对于语文课热爱者稀,厌恶者甚至仇恨者众。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反过来说,厌恶则是最坏的老师。  几年来,在从上到下、四面八方的声讨声中,高校语文入学试卷毕竟有了某些改进。今年的所谓客观化考题比之去年、前年,刁钻古怪的程度降低了。有些标准答案,也不那么僵化了,阅读题的答案过去是清一色的被动选择,现在有一些题要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主动概括。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所有的这些改变都还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上,真正从宏观的学术上和微观深层上作科学分析的还不是很多。最为关键的是,虽然许多出卷者并不反对新的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但在思想深处,在潜意识中,仍然未能摆脱单纯工具的框框。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停留在粗浅的工具性的基础上,因此,即便在人文性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  (二)标准化和诗无达诂的冲突  最典型的是,每年的阅读题,都有两首诗歌,一首古典诗,一首现代诗,作为标准化的试题。这在理论上,诗歌可以说人文性,审美价值强烈的了,但是,把审美价值的体悟,放在标准化的客观化的选择题中,本身就是对于情感价值的粗暴抹煞:暴露了出题者在诗歌学养上的无知和混乱。  标准化的考试方法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但是,人家那里并不是政府的行为,不过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设计在竞争得到美国大学的认可而已,而在英国、德国就不被认可,同样是考英语,英国的“雅思”和“第一证书”,德国人的听写填空法,都说明考核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托福考试方法本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美国人对于从全世界来的母语不同的考生,用英语考英语,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四个字母的选择。这样的做法,解决了两个矛盾:第一,不懂外语的美国教师和母语纷纭的考生之间的矛盾;第二,把比较复杂的问题单纯化为四个字母的选择,节 省了开支,提高了商业效益。正是因为这样,托福听力所考的只能是低级英语,其阅读与理解则是中级英语,大体都是一些经过简化了的科普知识和文化故事,比较容易客观化。为防止中低级英语过分简化,就硬性地设置一些干扰项,把本来简单的问题故意搞复杂,人为地使本来浅显的问题模糊起来,有时近于文字游戏。在美国人那里,从来就不会以英语诗歌作为考题的。因为诗歌,尤其是经典诗歌,是高级英语。我们在接受托福模式的时候,根本没有分析这种模式的长处和局限,而是教条主义地把它全盘照收,不过也不是没有任何创造,那就是把它进一步繁化,其代表性的“杰作”就是所谓“多项选择”,即使选对一些,只要选错了一项,就前功尽弃。就是单项选择,也要挖空心思地钻牛角尖,制造一些比之美国人更为恍惚迷离的形式,来折磨考生。但是,折磨人的人,也免不了作茧自缚,标准答案的错误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从已经发现的错误的性质上来说,很少是很普遍的、原则性的;而把诗歌拿来作所谓客观化的考题,还有胆子给出自命为唯一的、标准的、绝对客观的答案,就难免有原则性的、基本学理的错误,这说明中洋教条之毒已经深入骨髓了。  2000年的全国统一考卷中,有一题是郑敏女士的诗,这是一首现代派的诗。其意味比之古典诗歌更具有不确定性,就是我这样的专业的诗歌评论者也不敢对之作什么标准答案。但是命题者的气魄却是专业评论家所望尘莫及的。郑敏女士的诗,题目叫做《金黄的稻束》,原文如下:  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题目要求考生指出对这首诗解释不恰当的一项,标准答案指出唯一不正确的是如下一项:  “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一文涉及时间,从全诗来看,除了“秋天”外还隐指“暮色”降临以前。  出题者的意图显然是,让学生明白,这首诗的时间应该是在暮色降临或者以后。阕为诗中已经明确指出是在“在暮色里”,而且还点明“收获日的满月”。但是,诗中同时又明明说是在“黄昏路上”,“黄昏”是在暮色降临以前,还是以后呢?这就很难说了。再说,这首诗写的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场景,而是一个概括的场景,暮色、黄昏只是一个背景,从这出发,延伸到“历史”(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和“人类”(站在那里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显然,这是超越了时间和场景的具体性的,确定的时间根本没有意义,暴露出命题者在诗歌理念上的外行:抒情诗与散文不同之处,就是它是高度概括的,超越具体时间的确定性,有利于它的深邃概括。除了特殊的例外,在时间、地点上过分的确定,不利于它的想象,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可能使得它与散文同化。不论是艾青的《乞丐》和《手推车》、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还是臧克家的《老马》、郭沫若的《骆驼》、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橡树》,都是如此:又如从雪莱的《云雀》到普希金笔下的大海,从李白的月亮,到苏东坡笔下的长江,大凡诗人笔下之物、之人,常有超越具体时间、空间的倾向。以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贺知章 的《咏柳》为例: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并没有点明柳树是农村还是城市的,也没有暗示是早晨还是黄昏的,正因为它的具体时间、地点的不确定性,才有它的概括的普遍性和想象的自由。时间、地点、人物具体性的递增,导致想象的自由的递减,同时抒情性也相应递减,抒情性的递减必然导致叙事的递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不但现场的时间的因素是淡化的,而且未来的时间——醉到何种程度,难道经过行军的漫长过程,上了前线还不醒,什么时候到达沙场,在什么样的战场上,都是必须留作空白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如果把时间和地点确定得死死的,不是成了散文了吗?  艾青的《乞丐》:  在北方;  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  徘徊在铁道的两旁;  不但时间、地点是不确定的,连性别、年龄都是没有的。  2001年的试卷中还有一首臧克家的诗《海》:  从碧澄澄的天空/看到了你的颜色/从一阵阵的清风/嗅到了你的气息/摸着潮湿的衣角/触到了你的体温/深夜醒来/耳边听到了你的呼吸。  按照命题者的逻辑,就可以问:这里是早晨的海还是黄昏的海呢?这是美国的海还是中国的海呢?问这样的问题有什么理论根据,对于中学生理解诗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诗的自由就是想象的自由,想象的自由之一就是时空概括的自由。连这一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糊里糊涂地去拘泥暮色降临以前还是以后,不是给出题组丢脸吗?  出题者每逢触及诗与散文的区别,往往就露出一脸傻相。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在郑敏这首诗里的特点是形而上的概括的自由。在郑敏的这首诗中,母亲的形象是带着普遍性智性的甚至象征的色彩的。现代派诗歌比之古典诗歌更诉诸智性,更接近哲理的沉思,这才是理解郑敏这首诗的关键。不引导学生在这方面钻研,而去考究什么暮色,除了暴露出题者的彻底外行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臧克家那首诗,出题者认为不正确的一道是:“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壮观的惊喜,也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表现了一定的人生哲理。”这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这首诗追求感觉丰富(颜色、气息、温度湿度、声息)而缺乏智性的深度和哲理的高度,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呢?这才是检验欣赏水平的关键,而命题者对此却毫无感觉,专门纠缠于一些对于理解诗毫无意义的名堂。说明他们对于诗与感觉、情感、智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一窍不通。  他们显然对于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古典文论对于诗的概括性,诗比之历史和散文更近于哲学,对于当代西方文论诗与思的文化哲学毫无涉猎,居然敢于面向全国给出一个弱智的、唯一的标准的答案。这实在不能过分怪罪他的知识结构的有限,而要怪罪统一体制给予他们的权力无限。命题者完全忘记了中国传统诗论中“诗无达诂”的原则。如果说这个原则可能有绝对化之嫌的话,至少也应该对中国古典诗论要有所涉猎,如《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皎然在《诗式》中强调诗的多重意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对于中国古典文论、诗论中的言意之矛盾,对于诗的多义性,一概不理,就鲁莽地把自己的理解当作唯一可靠的阐释,是不是太鲁莽了呢?西方当代文化哲学、接受美学等等前沿学科,也强调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不可能有标准、客观的理解,所以才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名言。而我们的老爷们,却对于古典的学术经典和外国前沿的学术理论,像刁德一到了沙家浜,两眼一抹黑。因而就不能不产生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可笑后果。  去年他们把赵师秀的《约客》拿来刁难中学生。赵诗的最后两句是: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考题要求考生在四项判断中选择错误的一道。标准答案指出,错误的一条是:“‘闲敲棋子’这一细节 生动表现了诗人此时闲适恬淡的心情。”且不谈其理论基础如何,仅就事论事,对作品作微观分析,其答案也是荒谬的。这首古典诗歌是抒情的。从心理学来说,情感和理性的不同之处就是很难定性,越是有特点的情感,就越是微妙,越是难以作理性语言的定性,人们在激动的时候,每每弄不清是悲是喜,常常是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早在上个世纪,德国的实验心理学派早就说过:情感和感觉不同,是很难定性的。我国古典诗论则更早就提出了情感和理性的矛盾,“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讲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说得更为明确:“隋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到了清代吴乔那里,则更一步提出,诗的好处在于“无理而妙”,这一切和西方浪漫主义者赫斯列特所说的情感和雄辩的矛盾异曲同工。连西方的一个著名军事学者克劳塞维茨都说过:“虽然人的理智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随理性思维走那条哲学的探索、逻辑思维的小道。”所以情感不像理性那样,是不遵守逻辑的,尤其是不遵守同一律,是不能作简单的、明确的定性的,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黑暗的感觉,是以模糊为特点的(参阅孙绍振《论变异》,花城出版社,1987年,第214至215页;又见孙绍振《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52页至53页)。所以诗,尤其是抒情诗,是和情感的朦胧联系在一起的,越是精彩的诗,越是难以用理性的语言加以明晰的概括。赵师秀这首诗,写诗人等候约定来访的朋友,等到半夜还不来。他是不是闲适恬淡呢?要求学生给出统一的答案,本身就是对于美学和心理学的无知的表现。我国古典诗歌的好处就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硬要把无穷的意用简单四个字说清楚,就不能不削足适履。  诗人等朋友不到,如果像一般人那样焦躁起来,不安起来,就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心灵的魅力了,也谈不上诗的意境了。诗的妙处,恰恰是朋友半夜不来,诗人表面上并不焦躁,而是悠闲地、从容地、消消停停地敲着棋子。越是一副闲适恬淡的样子,越是能表现诗人的涵养非同小可。至于他内心是不是像表面上这样闲适恬淡,留给不同的读者去体验和想象,去作出不同的创造好了。  新的课程标准特别在七到九年级学段要求:“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一一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这里强调的是两点:一是情感体验,而不是理性的概括;二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这当然也意味着与众不同的,不一定标准的体验。  诗中明明提示了“闲敲棋子”,“闲”在古代汉语中作为单音词,含义很丰富,到了现代汉语中分化为双音词:闲适、悠闲、消闲、闲暇等等。已经明说了是“‘闲’敲”,为什么不能够包含“闲适恬淡”的意思呢?  可见命题者们所迷信的所谓“客观题”,其实一点也不客观。相反,是出题者相当主观而且相当狭隘的感想。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高考试卷有着教学指挥棒的霸权,其荒谬之处就不能不贻误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教师和学生。放任这样的错误自由泛滥,必然导致对一代青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扼杀。可是,事到如今,命题者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诗歌理论和鉴赏水平与他们的权力之间的不平衡。对这样的题型,仍然执迷不悟。在今年的高考试卷中,又出现了两首诗。其中之一是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胄》: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  漠漠帆来重,冥冥乌去迟。  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  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和去年一样,也是要考生指出四项判断中错误的一项。我仔细研究了,觉得四条都是对的,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我的感觉是,不是我太愚蠢,就是命题者太愚蠢。不得已去看了所谓标准答案,原来第三条是错误的。这一条是这样说的:“尾联将沾襟的别泪和散丝般的密雨交融在一起,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送别之情,情与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反复钻研,还是弄不清把沾襟的泪雨和细雨的散丝结合起来,情景交融,为什么是绝对不正确的。我虽然水平不高,但是也曾经对于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下过一年的功夫,然而把我全部的智能都调动起来,都无法弄清楚命题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莫非他们认为,这最后一联的第一句,“相送情无限”,并不“十分含蓄”,而是一个直接抒情的句子。但是,“情无限”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呢,只有量的虚拟,并没有定性,只有和“沾襟比散丝”联系起来,“隋景交融”起来,才能见出悲抑。这种悲抑的定性,主要不是通过所谓“情无限”,甚至也不完全是用打湿衣襟的泪水来表达的,更主要的是通过题目所点明的“暮雨”意象系列,才得到充分表现的。雨丝本来和人的感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一旦联系起来,它的散乱,它在暮色中引起的联想,就比较丰富了,而丰富就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因而也就比较含蓄了。全诗的总体的意象构成一种悲抑意境。据我所知,作者并未亲临现场(长江下游——建业),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楚江——长江中游)想象自己对朋友远行的依恋的沉重感。但是,这种沉重感并没有直接地说出来,而是通过所写的景物的特点暗示出来的。意象的核心如题目所示是“暮雨”,诗人的依恋的低迥,就是通过这个核心意象的衍生,十分含蓄地透露出来的。暮雨的色调是暗淡的,钟声是带着暮色的,因而引起阴沉的联想。船帆因暮雨打湿而显得沉重,连通常轻盈的鸟翅,都变得迟缓了。树色是迷蒙的,远方的大海是凄迷的,全部景物都因为暮雨而构成了一种凄迷的、沉重的、阴湿的低迥的意境,表面上是客观的自然景观,实质上是诗人情感的体现。特别是暮雨的“散丝”,更是十分含蓄地暗示了诗人的感情是纷乱的、复杂的,是“情无限”的话语所难以穷尽的。这种语言所不能穷尽的情感,不可能不是“十分含蓄”的。  情感用语言是很难定性的。很难用语言说清,这首诗的情感是个什么性质?它是沉重的吗?它是凄迷的吗?它是低迥的吗?它是悲抑的吗?诗人在想象的意境中,是真的流下了眼泪吗?他的眼泪纯粹是为了分离吗?或者是为了前途的渺茫吗?这一切也许都是对的,但是,这一切仍然是不完全的,读者所感受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诗人的情感的性质渗透在一系列的意象的结构(意境)之中,读者就能朦胧地感受到它的丰富性。意境之所以成为意境,就是因为:第一,它不是直接用语言抒发出来的:第二,它是在整体之中的,它是一种整体的和谐;第三,它的情绪内涵的丰富是超出诗行直接表述的总和的。即使有个别直接的抒情的句子,仍然不能改变意境的有机,不能改变和谐意境“十分含蓄”的功能。这就是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什么要不着一字呢?因为,一着了字眼,就不含蓄了,光有“相送情无限”。也许可以说是不够含蓄的,但是和下面的“沾襟如散丝”,和暮雨结合起来,情绪就丰富而且含蓄了。暮雨钟声,风帆湿重,鸟翅迟缓,远树迷蒙,雨丝如泪,你可以想到前途渺茫,也可以想到再见何时,你也可以来不及想到什么,找不到准确的话来表述,但是,诗人的情绪还是深深地感动了你。这不是含蓄又是什么?  从整体和局部的有机性来说,从全部诗句融入意境的和谐来说,它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性质。试卷孤立地提出的一联的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伪命题。从辩证法起码的常识出发,孤立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从结构主义来说,结构功能大于要素之和,任何一个要素脱离了结构,就失去了结构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如果把一只手从人体上割下来,就不成其为手了。正如在一个美人面前,不问她整体美,而把人家的耳朵割下来,提出问题说:“这只耳朵美不美?”如果说得更冷酷一些,一个美人的头是美的,如果把它从躯体上割下来,那她是美丽的,还是可怕的呢?  所有以比较复杂的材料为题的“标准答案”,很大一部分不难归入上述两种类型,一种本身就是荒谬的,一种局部上好像有理,但却是伪命题和伪答案。  就目前中国命题者的学识水准来说,几乎可以断言,所谓“标准答案”的“客观性”与其题目的复杂程度成反比。题目越是复杂,答案越是荒谬。伪命题和伪标准答案,已经成了顽症,其危害性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的程度。  (三)具体分析还是盲目迎合  僵化的指导思想同样表现在作文命题上。不过,作文有很强的主观性,客观化、标准化在这里受到最大限度的抵抗。正是因为这样,这几年作文命题多多少少是有进步的。有时候,巨大的进步还令人鼓舞,但是有时候,曲折和倒退却令人伤感。  本来,作文命题的根本精神,就是要学生用自己的头脑确立自己的主题,在一切问题面前,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观念。应该说,这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精神之一。  立意本来是考生思想、个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等素质的综合的体现,把主题规定死了,就不能不压抑学生的创造性。大前年的作文题是《感受坚强》,题目就把话说死了,谁还敢不坚强?对于一些学生来说,这无异于强迫说谎。为了迎合,于是大家都坚强,而且是同样模式的坚强,其极端者,出现了许多拙劣的造谣。据报道,在同一考场内,竟有十个以上的学生声言自己的父母或者得了癌症,或者遭到灾难。前年的《假如记忆能够移植》,则在根本上有了改变,没有主题的强制性规定,为学生提供了出奇制胜的天地。灵活性的命题,给满足于记忆的学生以强烈的冲击,对于有灵气的学生则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遇。福州八中的一名学生,在作文中说,这很好,如果把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移植到日本青年一代人的头脑中去,就不会有如今日本教科书上和报刊上右派的疯狂叫嚣了。北方一省的某学生在文章 中说,这太危险了,如果老鼠顺利地把一个教授的记忆移植到自己的脑部去,那岂不是对人类的巨大威胁。虽然二者答案是相反的,但是都很有创造性。去年的作文题《答案足丰富多彩的》从根本思路上来说,和前年是同样的。但是,主题的限制性却太强。论题的目的在于拓展想象,开阔思路,对于同一个事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答案,但是,在全国的考生中,就“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这一个论题来说,绝大多数却是一样的。这就说明命题的动机和效果之间存在着矛盾。  但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学生是不会满足试题提示的、现成的观念的,其中最为杰出的学生往往能超越题目的框框。在我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试卷中,有一名考生说,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不错,一般说来的确如此,在特殊条件下,答案却不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如人总是要死的,等等。这种创造性的思路,得力于对于问题的具体分析能力和魄力。讲了多少年的素质,具体分析就是最根本的素质。这表现为抓住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矛盾,勇敢地把它揭示出来,哪怕是向反面转化,也毫不手软。这在心理上就要有一点勇气。现成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有一种约束力。权力话语学说认为,流行的话语有一种迫使人放弃思考的遮蔽作用。弄得人们连跟切身经验相矛盾的事实也视而不见,只满足于讲一些现成的套话。  我在一篇文章 中曾经预言:“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肯定将比去年更为灵活。”但是我的预言太乐观了。今年的考题是一则寓言。年轻的跋涉者到达一个渡口,已经有了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等等的背囊。而安全过渡则需要丢弃一个背囊。青年选择了抛弃“诚信”。题目要求就“诚信”为题作文。  从根本上来说,和前年、去年贯彻着同样的原则。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在主题和立意上,对学生限制还是太大。以“诚信”作为话题,道德价值取向,已经不言而喻了。把诚信和才能、机敏、财富、美貌、健康对立起来,只能从与美貌和荣誉、才能和机敏绝对对立的方向去思考,思路几乎别无选择了,这就堵死了,或者忽略了诚信本身就是可以分析的。诚信像一切事物、一切概念一样,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都是与一定条件和对象联系在一起,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的。对于自己祖国讲诚信的人,如果对敌国讲诚信就可能成为卖国贼。对于自己企业讲诚信的人,就不能对竞争对手傻乎乎地讲诚信。诚信的内涵也还可以分析,它并不是绝对地讲老实话,它同时包含它的对立面,亦即某种程度的不诚信,也就是“隐瞒”。在特殊条件下,如果不善于把一些不得体的事情作适当的隐瞒,就可能成为《红楼梦》中的傻大姐;不在特殊语境下掩盖一些事实,照顾自己人的情绪,就可能把好事办坏。把健康、才华等等和诚信对立起来,突出其矛盾,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任何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能转化的。一个诚信而使企业奄奄一息的人,一个诚信而无用的人,和一个虽然不在一切方面都很诚信,却能把一个企业救活的人,其价值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从做人来说,当然是诚信的好,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不一定了。曹操就说过,一个有过“盗嫂受金”不诚信的记录的人(他指的是最后帮助周亚夫发动政变,扫荡了吕氏权势的陈平),如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他还是要重用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诚信的价值在不同条件下转化。现实生活和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对于复杂的问题应该在多方面的矛盾中加以分析,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地去作非此即彼的取舍。不懂得这样的道理,我们的青年很难不陷入天真烂漫的愚蠢,而我们的命题者,往往喜爱以神圣的名义,把愚蠢当作道德的旗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诚信和才能、机智、财富、美貌、健康绝对地对立起来,本身如果不是一个伪问题的话,就是一个相当弱智的问题。  只给材料,不限立意,本来是为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的关键就是具体分析。如果一个命题给出的对立面太绝对,就可能把分析的前提——潜在的矛盾和转化的灵活性遮蔽起来,失去了分析的自由。  2001年的命题,之所以不利于分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相当明显的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倾向性,它很容易使学生想起以德治国。这是近来讨论的热点,报刊上相关的文章 不胜枚举。从作文评价的可信度来说,避开热点,是题中之义,猜题和套题是独立思考的大敌。而今年的命题可套性超过了任何一年。福建改卷组在试评标准卷的初期,已经查到从报刊上有案可稽的,就有十余篇。有一篇叫做《高等教育》的文章 ,是浙江省的省质量检验的阅读题,光在福建就发现了雷同的30份试卷,有一些连题目都没有改动。有一所中学,一位高三语文老师,就曾以《诚信》为题,做过作文练习,而且反复修改过。当然,我并不以为,套题的和做过有关练习的就一定能够有出类拔萃的文章 。但是,窒息独立思考,为投机取巧留下空子,则毫无疑问是有害的。  胡适曾经说过,题目最好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能做文章 的。多年来失败的命题则恰恰相反,不是鼓励学生全面地,或者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作“两而神”的思考,而是引导学生作片面的、绝对的发挥,其结果是思想的情感的僵化和模式化。  过分贴紧现实,使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的空间越来越小,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法国高考的作文题:  文科  1.“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  2.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3.试分析休谟《结伴欲望和孤独》一文的哲学价值。  4.“‘结伴’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而孤独可能是最使人痛苦的惩罚。”  经济科  1.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  2.“给予的目的在于获得”,这是否是一切交流的原则?  3.试分析尼采论《罪行与犯罪》一文的哲学意义,作者在文中提出的问题:  “舆论在了解了犯罪动机和作案具体情况后,即能遗忘错误,这是否有悖伦理原则?”  理科  1.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力?  2.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限?  3.试分析卢梭论《人类的幸福、不幸和社交性》一文的哲学含义。  卢梭说:“我们对同类的感情,更多的产生于他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欢乐。为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是利益,跟共处逆境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是感情。”  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命题是具有预设的答案的,现成的主题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迎合的余地,片面的发挥,诗化的花言巧语的前提根本不存在。相比起来,我们长期以来的命题不论在难度上,还是在思维的开阔上,是不是有点望尘莫及?  要让我们的中学生来做这样的作文题,是不是相当困难?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我们的作文题都是一些不用动脑筋就有现成答案的问题,甚至是窒息独立思考的问题。而人家考的是相当高深的哲学命题,从思维能力和要求来说,是不是差距太大了一点儿?当然,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很复杂的,这里有课本的问题,除了教师水平跟不上,是不是也与高考作文题长期粗浅,主题强制性先行,窒息独立思考有关系?  恕我直言,这样的题目拿给我们高考命题者去做,恐怕有不少是要交白卷的。  由于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的局限,我们的命题者,自以为改革力度不小,已经有点心劳日拙了,而与世界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相比,是不是有点落伍?此等顽症之所以积重难返,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其他课本里的哲学文化含量相对薄弱:原因之二,是写作教学的理论基础的薄弱。  我们讲议论文,其基本理论就是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翻来覆去地说,议论文就是根据自己的论点组织与论点相一致的文章 进行论证。这种说法至今仍然被许多教材盲目地信奉。其实,这根本就是违反辩证法的。首先,你的论点是哪里来的?如果是流行的,权威告诉你的,它的可靠性、合理性如何?这是需要分析的。论点是一个人的立场、价值取向的出发点。对于任何一个观点,如果没有经过你的脑筋的思考,没有经过具体分析,就无条件地接受,而且盲目加以论证的,怎么可能发挥想象,出奇制胜地创造?  盲目地强调根据现成的论点,选择和论点相一致的材料进行论述,本身就很危险。选择就意味着排除,你选择了和论点相一致的材料,就意味着把和论点不一致的材料排除了,这就完全成了片面的武断,怎么谈得上分析和论证呢?  命题者在主观上也许并不反对具体分析,但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这是因为他们在操作理论上,对于当代科学学上波普尔(Poper)证伪的学说的一无所知。  在写作学上只讲证明,不讲证伪,是具体分析不能在写作上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比较专业,本文限于篇幅,只好留待另文阐释了。  作文训练和考试的最根本目的是,让青年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的头脑复杂而丰富,而不是把他们弄得简单而幼稚。简单而幼稚的信念,哪怕是十分正统的,也很难顶住现实的考验。把简单而幼稚的头脑变成复杂而深刻的唯一办法就是培养他们具体分析的能力。作文命题,最好不要给考生这一种感觉,这已经是真理的尽头。如果不是这样,就有两方面的后果:一、贻误一些天真烂漫的青年,使得他们在现实的任何挑战面前,更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二、使一些比较有头脑的青年变得虚伪,为了取得高分,他们在文章 中违心地迎合。实践的结果恰恰造成了悖论:提倡诚信的善良目的,却造成了相当普遍的不诚信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的这个命题,比之去年“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在指导思想上,有某种倒退的趋势。  就我所看到的为数不多的作文而言,相当大一部分的立意都有迎合的倾向,许多立意是近乎雷同的。套话空话、比比皆是。通行的模式是,片面地强调道德价值的绝对性,而忘记了提出以德治国的前提是“以法治国”,提倡道德价值是“以法治国”的一个补充。而法律是只相信条文和证据,它是不相信主观的诚信、良心的,它连情感和眼泪也不相信。  今年命题的导向的片面性太强烈了,一般学生往往把道德价值强调到极端,似乎道德和诚信,绝对地无往而不胜,就是脱离了起码的才华和机敏,脱离了必要的健康和财力,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很少有考生把诚信(作为道德价值)和才华(作为科学的认识价值)其间存在着的矛盾拿来进行分析。水平比较低的,由于片面到极端,陷于空洞,把报刊流行话语任意地搬用;水平比较高一点,语言文字基础比较雄厚的,则用诗化美化的语言来形容诚信的无往不胜。诚信是前进的灯火啦,诚信是信念的花朵啦,诚信在严冬是炭火,在酷暑是浓阴,在雾海中是航标灯啦。但是,诗化的抒情,在逻辑上以极端化为特点,而极端化从思想方法来说,是片面的,不全面的、形而上学的、是掩盖矛盾的,也就不能不是肤浅的。更聪明一点的学生,则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新颖的、寓意比较隽永的故事或者寓言,这虽然增加了文章 的生动和新颖,但是,却不能使文章 深刻。  一般地说,学生到了高中三年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考力、分析力、想象力,个性也基本形成。真正优秀的命题,应该有两个特点:第一,诱导学生回到现实生活中多方面深刻地思考;第二,冲破流行的套话,回到自身的个性,找到自我,讲出自己的话语,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而低水平的考题则是迫使学生不动脑筋,讲一些不经过自己经验检验和理性分析的套话。  (四)小将们在挑战  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出现了一些相当精彩的考卷,水平比之去年,甚至前年还要高,数量也不像去年那样凤毛麟角。  在一些相当精彩的文章 中,作者们在题目苛刻的限制中,超常地发挥了独特的个性。有一篇的题目是《被抛弃以后》,作者以童话的笔法,用第一人称写道:我(诚信)绝望地沉下了海底,遇到一个贝壳。贝壳安慰说,不要伤心、绝望,总有一天,他会后悔,会来找你的。最后,那个青年果然千方百计地把它找了回来。原因在这个青年把诚信扔下水以后,那个艄公,就把他劫掠一空。艄公说,你自己都把诚信扔了,我还和你讲什么诚信。诚信在被抛弃了以后,又转化为它的反面——从被抛弃转化为被追求,这就有一点思想了。另一个作者以第一人称说,诚信和健康、美德、机敏、才学、金钱、荣誉,同为兄弟。而妈妈却是虚假。每天诚信都要受到妈妈的虐待。后来他出外寻找幸福,到了一个叫做虚假的城市。旅馆的老板,本来笑容可掬,一听说他没有钱就把他赶了出去。这个老板的名字叫做“虚伪”。一个姑娘收留了他,她的名字叫做“同情”。但是,他拒绝了同情。待他来到一个叫做欺骗的城市,人们强迫他行骗,他拒绝了,结果是他被打昏在地。一个姑娘救了他,她的名字叫做“可怜”。他不要可怜,继续寻求幸福,终于倒在了路边,一个叫做运气的人救了他,把他交给一个在破庙里的老人。他诉说他追求幸福的绝望。老人取出一把叫做“公平”的秤。让他六个兄弟站在一边,他站在另一边。奇迹出现了,他的分量居然比六个兄弟还要重。从此以后,他继续出行,但已经不是为寻求幸福,而为传播幸福。  如此精彩的文章 ,使我惊叹。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叫我做作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题日限制又这么严酷,我写不出这样的水平。我把这篇文章 的大意在电话中转述给舒婷听,她也十分惊叹,说:“我也写不出”。这些文章 的杰出之处,不但在于构思独特,而且在于思想深邃。尤其是《寻求幸福》的寓言,寓意层层深化:第一层次,批判了“虚伪”;第二层次,拒绝了“同情”;第三层次,离开了“可怜”;第四层次,“公平”使它比之荣誉、才华、机敏、美貌、金钱有更重的分量;最后,第五层次是,当他再行出发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寻找幸福,而是传播幸福了。  网上出现了一篇同样题目的作文:说是在石器时代,有个部落,水和食物已经用完,面临灭亡,每天派两个人出去找寻食物,都是有去无回。恐惧笼罩着每个人,包括主人公我。终于他和另一个人被派出外寻食。他们找到一处果子树林。他的伙伴提议回去向部落报告。而“我”心想,把这些果子供应整个部落,最多只能吃十天,就把伙伴砸死。他流下了眼泪,但他还是把伙伴的尸体吃了。过了五千年,在日益兴旺的另一个部落中,他成为年高德劭的长者,他以做人要讲诚信教育所有的年青人。后来上帝惩罚人类,发生了大洪水,在绝望中,他被一个人救了,这个人就是《圣经》中的诺亚。诺亚说这是他救的第六个人。他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答得不好,还是要被推入水中。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在金钱、美貌、财富、机智、健康、荣誉、诚信之中,只能选择一个,他选择什么。他笑了一下,毫不犹豫地说:诚信。  于是他活了下来。  文章 的结论说:“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讲诚信。”  文章 的好处在于,正面文章 反面做,全文充满了反讽,思想相当深邃,文字也很精彩。  但是,要讲文字有特点,这一篇可能不及被报刊争相转载的《赤兔之死》:  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关羽走麦城,兵败遭擒,拒降,为孙权所害。其坐骑赤兔马为孙权赐予马忠。一日,马忠上表:赤兔马绝食数日,不久将亡。孙权大惊,急访江东名士伯喜。此人乃伯乐之后,人言其精通马语。马忠引伯喜回府,至槽间,但见赤兔马伏于地,哀嘶不止。众人不解,惟伯喜知之。伯喜遣散诸人,抚其背叹道:“昔日曹操做《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深知君念关将军之恩义,欲从之于地下。然当日吕奉先白门楼殒命,亦未见君如此相依,为何今日这等轻生,岂不负君千里之志哉?”赤兔马哀嘶一声,叹道:“子尝闻,‘乌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今幸遇先生,吾可将肺腑之言相告。吾生于西凉,后为董卓所获,此人飞扬跋扈,杀少帝,卧龙床,实为汉贼,吾深恨之。”伯喜点头,曰:“后闻李儒献计,将君赠予吕布,吕布乃天下第一勇将,众皆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想来当不负君之志也。”赤兔马叹曰:“公言差矣。吕布此人最是无信,为荣华而杀丁原,为美色而刺董卓,投刘备而夺其徐州,结袁绍而斩其婚使。‘人无信不立’,与此等无诚信之人齐名,实为吾平生之大耻!后吾归于曹操,其手下虽猛将如云,却无人可称英雄。吾恐今生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拼死于槽枥之间。后曹操将吾赠予关将军;吾曾于虎牢关前见其武勇,白门楼上见其恩义,仰慕已久。关将军见吾亦大喜,拜谢曹操。操问何故如此,关将军答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一他日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得见矣。’其人诚信如此。常言道:‘乌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吾不敢不以死相报乎?”伯喜闻之,叹曰:“人皆言关将军乃诚信之士,今日所闻,果真如此。”赤兔马泣曰:“吾尝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齐之高义。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 。士为知已而死,人因诚信而存,吾安肯食吴粟而苟活于世间?”言罢,伏地而亡。伯喜放声痛哭,曰:“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后奏于孙权。权闻之亦泣:“吾不知云长诚信如此,今此忠义之士为吾所害,吾何面目见天下苍生?”后孙权传旨,将关羽父子并赤兔马厚葬。  一个中学生居然能戏仿《三国演义》的语言风格,写出如此完整的故事,肯定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的想象力和文言的驾驭力,不同凡响。但是,比之上一篇,在思想上就不是没有可挑剔之处了,最严重的弱点就是绝对地赞扬一种愚忠。从根本上来说,对于诚信,还缺乏分析。而关于石器时代的寓言,却把内在的人性恶和表面的伪善揭露得淋漓尽致。其讽刺的意味十分含蓄,整个倾向并没有点明,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事情似乎颇有些矛盾,一方面,题目的限制性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出格的作品又是如此之多。原因可能是,命题虽然在内容上限制非常严格,但是,在形式上留下的余地比较大:“可以写自己的经历、体验、感受、看法和信念,也可以编写故事寓言,等等。”所以,大量的优秀作文,都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形式上,在观察的视点和角度上,有了不拘一格的天地。  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大凡写实的作文,都比较平淡,而诉诸想象的构思,往往因为超越现实的、具体的、被动的描述,每每有独特深邃之处。这就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仅仅是在形式上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就使青年学生神思飞越,做出了这么多精彩的文章 ,如果在内容上再少一点僵化的限制,那该出现多么令人鼓舞的情景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几年的素质教育,不拘一格的价值准则已经深入人心,一些有才华的学生,已经能够超越题目的狭隘性去作自由的发挥了。  如果说,我们的基础语文教育有什么特别令人鼓舞的地方,这就是一个。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命题者,我们有些教师,是不是有落在了形势的后面的感觉?在一个省级考区,对《寻求幸福》这样一篇寓意深邃的文章 ,第一轮评分的时候,居然有一个评卷者只打了20分(相当于百分制的33分),可见,长期以来的所谓客观化已经把我们的一些教师折磨得连起码的评判能力都没有了。  这实在使我想到马克思的教导了: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同时我又想起了毛泽东在60年代就发出的警告了:小将们在挑战,我们这些老头子,如果不向他们学习一点东西,可能就要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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