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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话语的唯一依靠,就是批评家的灵魂,或者说,批评的光彩必然源自批评家本身的现实:批评家作为社会成员的精神、趣味、品格以及对于批评对象的掌握与理解。  超现实的阐释仅仅是一种虚拟的神话。  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批评,“现实”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我们不能用戴着手套的手来抚摸现实,也不能戴着面具来行使批评的话语权力。  现代主义的萨特说:“我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生活告知了我事物的力量。”于是他“缓慢地向现实学习”,以便寻找到“现实感”。  “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结论。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奔忙”,但“不是逃离什么东西,而是奔向什么东西,奔向某个目的地……”这是瑞典学院授奖词中的判断。  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界正在怎样“奔忙”呢?  是现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精神,还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后殖民”?  这里不存在绝对的断语,但批评自有选择的权力。我们置身于现实之中。中国的小说将如何行动,将怎样思索,“现实”便举足轻重。  我们正在走向世纪末,或正在走向21世纪,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应该关注这一“走向”的事实。  不言而喻,小说是艺术,但小说又不仅仅是艺术——这正如:小说就是小说,但小说仅仅是小说么?  1994年5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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