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当人们面对浩茫的中国当代小说世界的时候,免不了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究竟是哪些作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写了一些什么?是怎样写的?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没有被忘却?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这样一种结论:那些执着而又出色地描写与表现了富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的小说家被人们记住了——他们大都拥有一块为他们所钟情,所熟悉、所理解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一种特别的文化状态,一种作为历史结果的难以替代的人的生存方式,当然也体现了一种精神面貌,一种只可能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其他样式的群体品性,一种充满了自身光泽的社会人性人情意味……譬如莫言之于“高密”,贾平凹之于“商州”,李杭育之于“葛川江,韩少功之于湘地,陆文夫之于苏州市井,张抗抗、梁晓声之于北大荒,乌热尔图之于鄂温克的森林生活,等等。”倘若细细分析,那还可以拉出许许多多的小说家的创作活动来印证这个不怎么科学的“结论”——我之所以说不怎么科学,那是因为:也有些小说家可以把具有不同文化色彩的地域生活纳入自己的创作领域,如王蒙、邓友梅、张承志、蒋子龙、张贤亮,郑万隆、王安忆等。但就这些作家而言,他们的描写对象的主要部分或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定是他们所熟悉与理解的充满了独特文化色彩的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说,这个生活世界与他们的生命经验的形成存在着某种永远的不可分割的决定性联系,如新疆的伊犁河谷之于王蒙,内蒙的草原生活之于张承志,西北的流放生涯之于张贤亮,等等。这种地域生活的独特文化色彩,以及这种色彩不可避免地给小说家的生命经验所留下的烙印,都可能给小说造就一种令人瞩目的艺术品格。  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的描写与表现——那种描写对象的地域文化色彩,那种与地域文化色彩息息相关的精神意蕴,那种沉聚于其中的可以被称为“艺术表现”的思想与情感,就是这部小说的生命肌体与灵魂所在——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成败所在。  就具体的小说家来说,不管他是否自觉,他不能不占有一块生活的土地,一块与他的生命经验具备某种血肉联系的土地,一块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及人的生存方式的土地——占有了这样一块土地,他才具备了文学耕耘或小说创造的可能性。尽管可以说,每一个人的本身就是一种包孕了独特文化内容的“生活”,而每一个角落也都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不同地域、不同角落、不同个人的生活是存在巨大的或微妙的差别的,而且差别的程度也不一样:譬如,城市生活与城市生活是不一样的,但差别要小一些,不同地域的乡村生活是不一样的,但差别要大一些,而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相比,其间的差别则显得更加显著一些——无疑,这种差别也就造成了每一个角落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存方式的特别性。应该说,承认或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特别性,对于小说的创造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从文化特色的角度来审察与感受,特定地域中的乡村生活所保留或呈示的传统力量及风俗民情要更为充分与鲜明一些,那种源渊流长,那种古朴、厚实与丰富,都给小说创造的可能性与独特风格的成就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契机——这大约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主要构成之所以是那些描写与表观乡村生活、特别是偏僻落后的乡村生活的作品的重要原因。诚然,每一块土地上都可能打出一口“深井”,但实现的难度却不可能是一样的。不过,指出当代小说创造中的这一现象,并不是为了寻找捷径,或为了改变题材选择的不平衡性,更不是为了诱惑作家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土地而一窝蜂地去模仿《红高粱》、《老井》、《爸爸爸》、《古船》、《浮躁》之类的小说——我只是想说明,不同地域的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面貌,一旦进入小说创造的描写领域与艺术表现世界,必定会给小说的品格带来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而这种色彩作为小说创造的个性或独特性,具有不可低估的审美意义及价值生成作用。  我们经常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但面对中国这样一块具体而又广袤的土地,这“民族的”或民族性的含意未免显得空洞与抽象了一些——于是我们可以说,愈是地域的就愈是富有“民族性”的?也愈是世界的:这才可能走向文学的永恒。福克纳,马尔克斯是这样,鲁迅、巴金,沈从文也是这样。斯通贝克曾给福克纳编过一部短中篇小说集,记得他的序言也涉及到了地域文化色彩与小说创造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但他使用了另一概念:乡土观念,而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斯通贝克所强调的,也就是小说创造与独特的生活土壤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的地域生活不仅可能给小说的描写造就独具风貌的文化色彩,而且一定可以为小说的表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寓意契机——只要小说家对他的描写对象的文化背景及现状具备深刻而悠远的历史理解与发展把握,一句话,关键在于小说家的整体的或局部的洞观能力与感受可能,在于小说家的自我素质的不断提高。  我们也常常提到小说描写的“超越”问题,超越就是审美意义上的“表现”,然而无论是表现还是超越,作为小说的思情寓意的产生或包孕,总得具备一块赖以实现的生活土地。应该说,真正的超越只能滋长于那种充满了地域文化色彩的描写土地,离开了这样的土地,一切都将成为空谈,而小说也不成其为小说了。这就如:倘然我们要倾听到宇宙的或人类的声音,或企图捕捉到人性世界的真实旋律,以及那种人之所以是人的永恒的奥秘,那就必须拥有一个具体的地点(具体的空间与时间),譬如一个村庄、一个牧场,一个城市、一条街、一个院落,一个家庭,等等。而且,小说家不是或不仅仅是这个具体的时空领域的旁观者,他应该是其中的一种有机构成,他具备“介入”之后的种种真切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必定是他的生命旅程的一部分——依我看,舍此而难成大器。一切浮躁的、浮光掠影的,居高临下与高谈阔论的方式,或那种缺乏地域文化意识及现实生活(尤其是底层生活)具体性的空洞探索,那种仅仅沉浸在抽象的哲学争论中的沙龙姿态,那种不见“树木”而终于也见不到“森林”的肤浅做法,是不可能造就杰出的小说作品的——然而这种现象,现今的小说界虽不能说是满目皆是,但也可以说是四处可见。  其实,一个严肃认真、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只要他真正沉入生活,并对特定的生活有所发现,那无论他自觉与否,他所描写与表现的生活,总会折射出相应的地域文化色彩。但我在这儿强调小说创造中的地域文化色彩,并不是为了倡导什么“文化小说”(“文化小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莫名其妙的概念),而是为了说明一种现象,以便经由现象的剖析与透视而增强我们的创造自觉性。譬如,地域文化色彩对于小说创造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描写内容与表观风貌的独特性方面,还体现在(这也许更重要)——特定的地域文化还可能直接地塑造成改造小说家的包括直觉或感受方向在内的主观世界,使他的精神面貌。气质构成、情感底蕴,乃至他的表情达意方式(思雄方式或表达方式),直接地受制于地域文化传统或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他本身就可能是这种文化的体现者。也因为他是这种地域文化的体现者或部分体现者,那他的小说创造也不能不体现这种地域文化的独异色彩。小说与小说家的研究,应该充分地注意到这种事实。  每一块土地都具有自己的小说与小说家。小说的地域性是不可避免的——地域性不是局限性,就如地域文化(亚文化)可以体现某种总体文化那样,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也具备体现小说特质的无限可能性,相反,只有那种企图舍弃自己的土地而幻想“走向世界”的空泛方式,才是一种明明显显的局限性。永恒是在具体中产生的,文学的生命也只可能植根于独特的文化土壤。小说创造是一项扎扎实实的事业,它不是追潮流、赶时髦、翻花样的浅薄做法可以奏效的。因而,我们应该潜心创造更多的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以便向读者提供更多的奇异而深邃的审美思情世界,在这八十年代临近告别的时候,我们的小说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周政保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