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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们站立在怎样的国土上,也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时刻,文学的判断都将是一种尴尬的行为。过去曾有这样的说法:即以为文学史的阐释要相对自由一些,而估价或评说正在迅速变化着的文学现象要艰难一些,原因之一就是眼前的文学判断总是牵连着各式各样的“利害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误会,起码是一种不甚完整的见解。我不想否认“利害关系”的客观存在。但也可以假定,倘若这种生命力很脆弱的“利害关系”消逝了,文学的判断就会容易么?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全,但我感到,只要我们(不管“我们”之中的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所面对的是文学,都可能陷入判断的“困境”。而且,越是真切而企图体现文学“特质”的判断,或者说,越是富有文学性的判断,陷入“困境”的程度就可能越深。倘若有人以为文学的判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或以为可能达到法官一般的果敢与可靠,那不是判断者的愚昧无知,就是文学自身的可悲可叹了。  当我们判断历史的或现实的文学现象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总是在运用一种标准,一种尺度,一种早已存在的参照;一种期待的心理总是左右着判断的磁场。这一点,我想谁都无法避免。  诚然,具体的文学判断往往是一种相当偶然的审美现象,它类似于小说家于某年某月的某种特定心境下创造一部具体的小说,但这种偶然的表象之下又包含了巨大的必然性:判断者只可能这样“判断”,而不可能那样“判断”。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判断的标准(或尺度或参照)的强大作用,就在于相应的期待心理指向的微妙性——这些也许很明确,也许是无意识的结果。  文学判断的标准,以及对于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所持的期待心理的指向,构成了一个文学判断者的文学观念的最重要的内容。不言而喻,这仅仅是对于文学判断的一种尚未与实践挂勾的理论抽象。但我以为,这种文学判断的内在程序的明晰化,至少可以否定那种判断趋于绝对的倾向,或者说,可以给各式各样的文学判断留下回旋的余地。因为,我在这儿指出的“判断程序”之中,包含了相应的判断标准(或尺度或参照)及期待心理的指向的重要环节 ,而这一环节 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判断的质量。  谁能以为自己的文学判断标准或文学心理期待就一定体现了“绝对真理”呢?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常常把我们的文学判断或文学批评推入尴尬的“困境”。但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这种“困境”所显示的信息,恰恰标志了文学理解的进步,而不是理解的走投无路。  我们应该容忍各式各样的文学判断。而这种“容忍”则意味着判断标准与期待心理指向的多元性及合理可能。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文学判断的事实——就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于莎士比亚的推崇,并不影响欧美中产阶级作家或文学批评家对于莎士比亚的衷心钦佩一样——尽管这方面的推崇或钦佩依然显示着各自的特别性与互相之间的差异。但这样的事实至少说明了:在文学判断的历史的或现实的进程中,必然也存在着多元性的,也是合理的阐释途径,而不同的途径也可能抵达共同的——肯定或否定的彼岸。  在文学即将面临二十一世纪挑战的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一种重要现象是,伴随着文学发展的多元局面的出现,文学判断的标准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那种井蛙观天似的固守一种判断标准的堂·吉珂德式的做法,是解释不了文学的,也是难于丰富文学发展的理论的。  在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著者曾从“修辞关系”,即小说艺术中的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颇为客观地描述了四个方面的所谓“普遍规律”:“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所有的作者都应该是客观的”、“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感情,信念和读者的客观性”。毫无疑问,布斯于小说修辞学意义上概括的所谓“普遍规律”,就是一些通常被人使用的判断小说艺术的“标准”,或者说是一些判断者的小说期待心理内容:“真正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于是便有了这些“普遍规律”的诞生。不过,冷静的布斯并没有全部肯定这些“普遍规律”的有效性。他仅仅揭示了文学判断的事实。而这方面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的文学判断更接近事实求是的理解。我们可以不接受某些文学判断的“标准”(如那种“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或“真正的艺术家只为自己写作”,之类的“普遍规律”),但可以承认其特定景况下的合理因素。  文学作品的阅读总是显示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程序:阅读的结果不能不是一种作品被“改写”的结果,当然也可以说是对作品的感受不一样。但无论如何,阅读者的某些文学观念或某些判断标准或某些心理期待,参与了这种“改写”的程序——于是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结论:在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从否定到肯定的艰难旅程,但八十年代的《日瓦戈医生》依然是五十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部《日瓦戈医生》。文学的判断就是这样不可思议。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世曾以自己的特别方式发生过。当然,谁也不必回避——其中所渗透的或直接介入的政治力量及文学政治学意识的强大作用,但同样不必回避——文学判断过程所可能包含的政治因素。这同样很正常(只要我们不是那样天真或那样书卷气)。特雷·伊格尔顿在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的《结论:政治批评》中说:“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  的确,文学判断不仅仅是文学的判断,因为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检证判断者世界观的角度或场所——显然,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文学知识问题:纯粹的文学性判断几乎是一种学术神话。我很相信特雷·伊格尔顿的这方面的判断,尽管他只是英国的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  政治信念与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的渗入或介入文学判断,应该认为是一种“正常态”。然而,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渗入或介入,而是以怎样的政治信念与怎样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渗入或介入本应呈示“正常态”的文学判断程序。在这里,以怎样的方式渗入或介入也可能成为某种社会文明程度或文学政治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事实上,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思考内容。  在文学的判断结果方面,判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冲突所隐藏的“困境”,必然使整体的文学判断趋于清醒与理智,因为这种“困境”只是判断标准的多元性所致,而不是文学创造本身的“困境”。所以我说,历史是最富有说服力的明鉴,而所谓的历史循环论也是一种神话:历史不可能重复。譬如说,我们已经不再提“交学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我在这儿所说的“困境”,仅仅是一个中性词。它只是描述了文学判断的复杂性与多元的判断“标准”及“期待心理”所带来的不易全部把握的实际景况,以及由此而应该具备的容忍各种充满了合理因素的文学判断的豁达态度。而且就象我在前面说到的“困境”所标志的只可能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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