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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政保是和大量的作者一样从最初的起跑线出发的,他是经过了层层文坛的淘汰而得以露出头角的,他知道甘苦,他理解文学,所以他没有那种从马拉松长跑的半途突然窜进来、精神格外比别人抖擞的批评家的指手画脚,也没有那种人看什么都很容易的轻浮和自信,更没有那些人闻腥逐臭的赶时髦天性。这是他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始终关注的是文学。  他的文章或许不那么新颖、尖锐,但往往是正确的,时隔数年不会变质变味。这说明他是有眼光的,这眼光里含着更多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而不仅是文学的技巧。  周涛  我与周政保认识交往,已有二十年了。他说:“你对我了如指掌。”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周政保不简单,不是很容易就能洞彻肺腑的人。可是谁又是一眼就能洞穿的人呢?成熟的、有一定阅历并受过拽挫折的人,可以说都是复杂的,都是不容易认识和理解的。甚至于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对于自己是不是就可以说完全认识了呢?我看也保不定。  只不过周政保和我相比起来,显得更复杂、更隐忍、更大度一些,同时也显得更含蓄和坚韧一些。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家庭、社会和生活经历的原因,这些原因造成我们俩交往当中一度起了波澜,但这些波澜也使我对他有了深一些的了解。  所以我说周政保不简单,不简单当然就是复杂。  有些对周政保不够了解的人,仅凭印象就说“周政保是个书呆子”。这结论实在太表象化了。我对他们说:“周政保可不是书呆子,周政保是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安排自己人生道路的人。”  认为他是书呆子的人,大多因为他戴了一副深度眼镜,时常与人迎面而过不打招呼,因为他没认清楚是谁。还因为他80年代初以研究生身份调干入伍,始终未能把一个敬军礼的问题弄得比较标准化。仅凭这两点把一个人打成“书呆子”是不够分量的,这说明军营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还始终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完全脱掉游击习气。事实证明,他在入伍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对军事文学现状的研究和评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卓有成效的贡献。这说明他适应能力很强,他能够很快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深入到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  另外,周政保是一个很有心劲、很能吃苦的实干家。他不尚空谈,也从不怨天怪地,很少有人了解他早年的寒苦和青年时离乡万里而受的磨炼,他从不轻易说这些。对此,我与他认识了二十年,而认知也是非常模糊的。他这个人,能装得下事。  对他的这方面,我曾经有过一段不著名的“蜗牛的轨迹”论,至今他可能还不一定知道。三年前的夏天,我陪《昆仑》杂志的编辑殷实去和田,在那个远离北京的塔克拉玛干边缘,一切都显得与这个时代离题万里,丝毫不搭边际。我当时忽有所感,就对殷实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只蜗牛的话,那么有这样一只蜗牛:它曾经被命运抛到一个比这里还遥远、还荒凉的地方,被抛到和田的某一个县的农场里。但是它不认命,它往外爬,爬呀爬,先是到了一个报社,然后考了大学,毕业以后又被一阵风吹回去;它后来又考研究生,第一次外语分不够,没录取,它苦攻一年外语,又考,第二年考上了。后来他从这个地方爬了出去,爬了多远呢?现在他在北京。  “这个蜗牛是周政保!”殷实像小孩似的高兴得大叫起来。  “正是”,我说,“你要想了解一个人,就应该首先了解一个人的这种‘蜗牛的轨迹’这是一个人最好的说明,比语言和表情都更真实。”  殷实说,“周政保太不容易啦!”  人生有时候也正和蜗牛一样,在粗粝的道路和柔软的躯体之间,需要痛苦、泪水、屈辱,奋斗这样一些分泌出的体液来润滑,来保护自己前行而不致擦伤。这些同时也是动力,它让一只背着房子的小生命不至于停顿下来,安于某一棵榆树下的露水。  这时候我才理解为什么周政保认认真真地把桑德堡的一句诗当作座右铭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那句诗是:“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屈辱和梦想是理解周政保的一把钥匙,可惜我找到这把钥匙的时候,已经到了90年代了。  这说明,理解一个人是多么的难。  我和周政保在70年代中期就认识了,那时我们都在喀什市革命委员会,后来我们先后又都到了乌鲁木齐军区创作组,前后共事,朝夕相处,但我不是十分了解他。他有些东西,隐忍得很深。  当时我们几个连级干部经常同在一桌吃午饭,都不太挑拣,而且很能吃。有一次吃饭时我开玩笑,说咱们这一桌全是好饭量,身体棒,肯吃,包括这个戴啤酒瓶子底儿那么厚的眼镜的周政保,也肯吃得厉害!说完,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唯独周政保没笑,他不但没笑,而且还有一种压抑着恼怒的严肃,他说:“请不要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好不好?”我当时很惊讶,感到他有一种近乎变态的自尊,而这种自尊一定来自屈辱感。  1983年那年,我和周政保一同去了昆仑山,历尽长途到达多玛兵站的那天深夜,又饥饿,又困倦,我俩睡在一个通铺上。凌晨时,他的抽搐把我惊醒,我一看周政保,不知道是高原反应,以为他要死了,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到丧失朋友的悲痛,差点哭出来。后来经过医疗站抢救,他吸了氧,喝了一碗白糖水,又喝了一碗稀饭,清醒过来了。我说,如果不行就不上山了,咱们可以往回撤。“那怎么行?当然上山了,我没问题。”周政保非常坚定、毫不犹疑地说。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勇敢、顽强的人,是一个男子汉,他内心有着很强烈的英雄意识。  那次昆仑山之行后,我写了《蠕动的屋脊》,原稿中本来写了这件事,但怕他看了不高兴,又删掉了。  由于周政保走起路来上身略微前倾,所以给人造成一种曲背躬身的印象,掩盖了他体型原有的匀称。有一次他从我家出来,正开自行车锁,我从背后看他,忽然发现他体格匀称,有一些健美的意思。我说:“你的体型还不错嘛!”  他扭过头来把自己的腰腿重新扫描了一遍,咧嘴笑了,以极其憨厚、甜蜜的口吻说:“我体型可好呢!”这时候的周政保一点也不谦虚了,他当仁不让,表情憨傻,与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每个人都有天真的一面,都有对自己把握不准的时候,往往这时候,童稚的可爱倏忽闪出!  到了80年代后期,我们俩的关系破裂了,原因并不具体,起于一些传闻。有人告诉我说“周政保说你不读书,凭一点小聪明写诗”,还有人告诉我说“周政保说他提出什么理论,你就用什么实践去证明”,无非就是这类的小事吧,我这个人修养比较差,听多了就恼火了,于是决定从第二天早晨开始“不认识他了”这一招弄得周政保“友邦惊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系一臭就臭了好几年,我对他毫不犹疑地发起了攻击,逢人便骂周政保。凡是周政保拥护的,我便反对;凡是周政保反对的,我便支持。甚至为此还在徐怀中家里学着当过一次小人,把周政保贬得狗屁不是。这当然是我平生的一个污点。在此数年间,周政保从没说过我什么坏话,他承受了我给他造成的痛苦,也忍受了我肆无忌惮的任性。  到了90年代的第一年,新疆作协举办了一次对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的作品讨论会,《中国西部文学》的副主编郑兴富给我打电话说,“周政保要参加讨论会”。我第一个反应是他肯定来捣乱,老郑劝说我一阵,我说那好,他愿意参加就参加,我不怕。结果周政保不是来捣乱的,他的发言是中肯的、友好的,他的胸怀是开阔的。那个会开得很好。席间,我举杯当众向大家宣布与周政保和好,并且承认了错误在我。陈柏中同志高兴地说:“这件事比讨论会意义大得多!”这也是一出《将相和》,周政保扮演了蔺相如,我扮演了头脑简单的老廉颇。  周政保比我小两岁,但他表现得比我识大体,还更老练稳重。这和他吃的苦比我多有关,也和他付出的努力比我多有关,我确实应该向他学习。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重新恢复了“友好关系”,但那个教训是沉重的,所以我对他变得十分谨慎,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打摔了一盆好不容易栽培起来的花。敏感的、个性都很强的人之间建立友谊,要比同一般人的交往困难得多,曲折得多,同时也深刻美丽得多。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花不易成活而易夭折,但还是值得为它付出心血。  一般人只知道“文人相轻”,他们哪里能懂得此间的深刻含义呢?在这个表面现象的背后,藏着的是人类精神之海深不可测的暗蓝色的波涛!  现在,我和周政保不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我们没有了利害关系,却变得比在一起时更值得怀想留念。过去的许多事情变得清晰了,凸现出来了,缺点微不足道,优点日益鲜明!作为批评家的周政保,因了深厚的阅历和顽强的底层意识,也因了他过人的勤奋和韧性精神,日渐显示出他与许多批评家不同的作风。他是和大量的作者一样从最初的起跑线出发的,他是经过了层层文坛的淘汰而得以露出头角的,他知道甘苦,他理解文学,所以他没有那种从马拉松长跑的半途突然窜进来、精神格外比别人抖擞的批评家的指手画脚,也没有那种人看什么都很容易的轻浮和自信,更没有那些人闻腥逐臭的赶时髦天性。这是他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始终关注的是文学。  作为批评家的周政保还有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他整体把握文学事物的能力,还有从这种把握中体现出来的正确性。他的文章或许不那么新颖、尖锐,但往往是正确的,时隔数年不会变质变味。这说明他是有眼光的,这眼光里含着更多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而不仅是文学的技巧。这就使得他的批评比较稳练,比较大气,他的有些文章隔几年再读反而显得越好。他的文章在文学上的超前性不那么明显,这方面他不如有一些批评家;但他有一种社会经验上的超前性,在这方面,那些足不出京都的、从未在实际生活中摔打过的先生们是望尘莫及的(顺便说一句,足不出京都和足不出乡里在孤陋寡闻的意思上,本质是一样的)。诚然,北京是文化中心,是人文荟萃之地,但是北京毕竟不等于全中国。北京的人文荟萃首先在于她对各地优秀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一旦她失去了这种襟抱和能力,马上就会显出苍白和贫弱。  这一点周政保是非常清楚的,文化的活力保存在山野民间,而不断地、有意识地汲取这类源头活水,是一切文学家、艺术家拒腐防惰、保持创作活力的重要途径。  今年夏天,周政保又跑回新疆来待了一个月,他本是个江南游子,却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家园。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从不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客人。  这个夏天是一个好季节,余秋雨、贾平凹、陆天明、周政保都来到新疆,这也是人文荟萃嘛。谁说“文人相轻”呢?看着这些当代知名的作家学者欢聚一堂,我心里充溢着感动:是啊,这是多么好的文学节日,这是使新疆多么难忘的一些美好时光!  这时,我心头蓦然又响起了周政保抄录在笔记本扉页上的那句桑德堡的诗句:  “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1996年12月3日写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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