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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秋天的夜晚白米镇特别安静,刮东南风的时候,镇里的人可以闻到郊外玉米林子飘过来的清香。月亮当头,小镇的街道明暗有致,像是一幅水印木刻。街上的两排房子一律的黛色的窑瓦,在月光下泛着青光,像是平日下过一场细雨时泛出的那种光亮。街巷曲曲弯弯,有些小巷在夜色里让你感觉不到它究竟通向哪里,又是如何的幽深。那些青砖早被人脚、车辘轱、马蹄踩磨得光滑无比,像是抹了一层油,在月光下闪光。一些电线杆子笔直地站在路边,影子随着月亮位置的移动而变长、变短、再变长。水泥的柱体上贴着一些民间宣传纸张。“失物启事”“中医门诊”求治小孩夜啼”等等。居民家里的灯光照射到路面上来,映出那些铺路石的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来。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那种香味能飘满整个鱼市街。  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却并不凶恶。月色下也会有一两条黑狗,夹着尾巴从鱼市街的东头跑到西头。夜晚的狗总要有些事情做。它们只有选择这时候做事才能不被人类所知道。有时候你还可以听到街东边传来京胡的声音,拉得很有板眼。那是俞眼镜拉的。俞眼镜是白米镇文化官的职员,干瘦干瘦的,他那张脸有些像冬天的榆树皮,全是皱。他是个很抑郁的人,一生也没有得过志。他老是觉得生活欠他的太多啦。这样一个人当然注定高兴不起来。抑郁的人会自己找东西排遣。俞眼镜就学起了拉京胡。他的本行倒是画画。画那种像油漆一样的画,但是他的技术明显不如油漆匠。在他的画板上,颜色乱糟糟的,蓝一块紫一块的,谁也看不懂那是什么。  画的水果根本就不像水果。他的画,就会画一些水果和花瓶,要不就是盘子。白米镇的人普遍认为他是个没有出息的画家。过去鱼市街有好些人认为我将来肯定比俞眼镜画得好,然而我没能实现这样的预言(我根本就不想当一个画家。俞眼镜的经历让我觉得画家是个非常倒霉的职业。当然谁也不想倒霉)。  但后来白米镇的领导却把画领袖像这项巨大而神圣的任务交给了俞眼镜,不能不说是个错误。  我们那时候很小,一点也不在乎俞眼镜拉的什么《秋宫怨》或是《打鱼杀家》或是《梅花三弄》。我喜欢跟姐姐去医院门前的那个石板桥上去玩跳房子的游戏。张新梅比我大三岁,她是个跳房,子的能手。她在那群女生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她玩跳房子游戏’’从来都是赢家。她的身体在月光下跳跃特别轻盈,就像灯下皮影戏般的小女孩子。十多个小女孩子在月光下跳房子,就像是在跳着一种什么奇妙的舞蹈。她们一边跳,一边唱。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我在张家学打铁。  打铁打到正月正,正月十五玩龙灯。  打铁打到二月二,家家户户接女儿。  打铁打到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  打铁打到四月四,一个铜钱四个字。  打铁打到五月五,洋糖粽子送岳母。  打铁打到六月六,蚊子叮,扇子拍。  打铁打到七月七,养麦面汤八主食。  打铁打到八月八,八个娃娃堆宝塔。  打铁打到九月九,插茱萸,喝黄酒……  因此童年的石板桥是个非常热闹的去处。石板桥上很干净,光洁。同张新梅跳得似乎一样好的,就是周小敏。周小敏比张新梅大一岁。周小敏跳房子并不像张新梅那样投入。她只是参与而已。她必须随时准备在妈妈叫她时回家。她妈妈对她管束比较紧一些。大家和周小敏的感觉是常常是她们玩得最开心的时候,妈妈叫她回去。周小敏听到妈妈的叫声,总是及时回家。她是个听话的孩子。  在那一角的镇上,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听话的孩子,同时也佩服周海燕教子有方。特别是鱼市街上的妇女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总爱拿周小敏作比方。但她们却从没想到自己永远也不是周海燕。大人们总是这样:有错误的永远是孩子,而他们则是完美的。她们就像是那些怀了八个月身孕的妇女,能一眼就看见别人的脚尖,却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大脚。  张新梅第一次去周小敏家玩的时候,得到了她妈妈周海燕的热情接待。这是张新梅自己回家兴奋地对家里人讲的。周小敏的家就住在鱼市街另一头的医院宿舍后面,两间平房子。她们家干净极了,真正的一尘不染。她家的墙上糊满了白纸,看起来非常明亮。  周小敏请她到自己的小房间去,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是一大间隔开来的。另一边就是她妈妈住的。周小敏有一张小床,床沿上铺着一条干净毛巾。床边还有一只小桌子,那是周小敏学习的地方,上面堆放着一些本本和一只滴滴答答作响的小闹钟。小闹钟很漂亮,是只小猫的形状,有两只圆眼睛,一眨一眨的。非常调皮。在她的床头的墙上还贴着一张彩色画画。这些都是张新梅家里所没有的。  在周小敏的家里,还有一种消毒水的味道。  周医生问张新梅,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她就一老一实地回答了,就像一个到医院就诊的病人一样。  张新梅不知道周小敏没有爸爸。她在她们家没有看到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家。她非常羡慕,不像她家里那么成天吵吵嚷嚷。  她回家说了,立即遭到哥哥张学庆的嘲笑。  “她们家好,那你到她们家去呀,我们才不稀罕你呢。”张学庆那时当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妹妹和周小敏的接触,才有了他后来那样狂热的爱情。  囵少年张学庆的名声在鱼市街并不好,他同魏明、王建军、樊小勇他们一样,是个公认的小坏坯子。他们在街上简直就是不良少年。  张学庆的恶名其实很多是被放大了的,人们事后也回忆不出他究竟干过哪些坏事。他只是一般地惹人讨厌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多少有点损害他后来作为一个英雄的形象。  我喜欢哥哥张学庆,他就是我快乐的所在。在整个童年生活里,我就像他说的一样,“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他的后面。他是个闲不着的到处闯祸找乐子的人。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居然跟他去捉滕寡妇的“奸”。  鱼市街上那时候常来一个货郎。货郎有四十多岁了,成年戴着一顶旧草帽,草帽的边沿都破了,帽沿上印着的那几个“为人民服务”的红字也早褪色了。他总是穿一件黑衣服,肩膀和后背都泛白了。货郎的眼神也不太好,戴着一副旧眼镜,眼镜片有玻璃瓶底那么厚。眼镜的工龄已经相当长了,一条腿已经坏了,用白线拴绑着,强行让它继续服役。没人说得清他那眼镜有多少度数,看上去那镜片白花花的,一圈圈的,就像用白漆在玻璃片上画了无数道同心圆。他的眼睛就藏在镜片后面。我看见过他的眼睛,小小的。有一回他取下眼镜擦汗。我看见他的小眼睛一下子暴露在强烈的阳光里艰难而吃力地眯虚着。  哥哥有一次带着我捉弄过一次货郎。他在一毛钱的纸币上拴上一根细线,放在货郎经过的路上,然后我们躲在巷子里等待他的到来。  货郎挑着货担子,手里提一只旧铜锣,半天敲一下,“咣咣咣——”同时吆喝一句:哎,旧凉鞋牙膏壳废报纸塑料袋废铜废铁废脸盆旧酒瓶卖钱喽——他那声吆喝还特别长,一声叫下来中间不断气。鱼市街的人一听,就知道是货郎来了。货郎当然就发现了那张一毛钱,他弯下腰去捡,手指刚触到,那纸币居然向前一窜,“嗖”的那么一下。货郎赶紧上前两步,再次弯下腰,指尖再一次触到了它,然而它比一只青蛙还要机敏,又是猛地向前一窜(我们当然不能让他捡到那一毛钱,一毛钱的重要性并不比娱乐的重要性差,有时甚至还要大些)。货郎以为是风呢,他抬头看看街上,树叶纹丝不动。货郎不死心,他第三次弯下了腰,当他手指触到纸币的时候,耳边听到不远处的巷子里传来一些可疑的笑声,那声音明显是受到压抑狠了,接着是爆发出来的两个孩子的大笑。货郎知道自己受了捉弄,他直起腰,看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孩子,快活地咯咯大笑着,一路朝巷子深处狂奔,而那一毛钱,也一溜烟地跟在他们屁股的后面。  “臭崽子啊,小王八啊!”货郎就会这么骂。  他的口音暴露了他是个外乡人。这里的人都叫他“侉子”。侉子的到来很受鱼市街妇女们的欢迎,她们可以省得再去商场服务社。而且他的货担里有她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当然都是些针、线、钮扣、松紧带、尼龙袜、牙刷什么的。妇女们不用花钱去买,她们只用把家里的那些破烂拿出去同他交换就行了。货郎也好说话,有时在价钱上并不同妇女们计较太多。当然最后赚钱的也还肯定是他,否则他的担子早就不能再挑下去了。  孩子们是最欢迎货郎的。但毫无疑问,侉子最怕的也就是鱼市街的孩子。货郎的货物很丰富,常常惹得孩子们眼红。在他的担子里,有面人、彩色风车、水枪、万花筒、掼炮,还有那雪白的棉花糖。  棉花糖是在那一年突然出现并流行起来的,过去从来也没有吃过,连大人们也吃它。大人们叫它“猫脚”,它真的就像猫脚一样,五瓣,绵绵的,软软的,吃在嘴里就像是海绵一样。货郎的担子里总有很多棉花糖,它雪白灿烂得就如同棉花一样盛开着。  货郎是每隔三、五天来一次,只要他把担子一放下,大大小小的孩子就会把他的担子围得水泄不通。货郎则慌张地用手护着担子,大声说:慢慢来你们不要挤呀再挤我就要打人了排好队先拿钱,你们买什么先交钱,哎呀哎呀你们快滚!但他这样说的时候早已有胆大的孩子把他货担子的玻璃门打开了,径直伸手进去,抓出东西来。得了手的孩子立即欢欣地逃开去,嘴里还发出“嗷嗷嗷”的怪叫。货郎就在后面骂,无非是让车压死让水淹死的话,然而孩子们当然并不在乎。胜利的不是货郎!张学庆也偷过货郎一次东西,准确地说是抢。他抢了一把水枪,吸上水就可以“滋滋”地射击。我没抢过,也没偷过。张学庆还偷过一次棉花糖,五颗,但只分给我两颗。我哭着不答应,他就说你要再这样,下次屁也吃不着。  货郎只要来到鱼市街,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孩子,他们像跟屁虫一样,尾随着货郎。货郎心里就很紧张。在白米镇,从来也没有像进入鱼市街一样,让货郎害怕。鱼市街的孩子天生就是“打、砸、抢”的料子。更让货郎紧张的是,孩子们跟在他的身后,使他到滕寡妇家有些出入不便。他害怕后面的那些小眼睛。  滕寡妇在街上开了一间豆浆店。她家的后窗和我们家的后窗正好相对。世界上恐怕只有白米镇才有:我们实际上是两条街,并行的,一条叫鱼市街,还有一条也叫鱼市街,中间隔着一条臭水河。  两条街之间的河上架着一座石拱桥。那河水是绿的,散发着臭味。  我们经常到石拱桥上去玩。  街上人平时都尊称滕寡妇一声滕大娘。滕大娘有五十岁了,丈夫死得早,两个儿子也成家另外过去了,她一个人经营着那个小店。滕大娘每年秋天都要到乡下去,收购新鲜的黄豆,贮存起来,正好够一年的生计。她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用小石磨磨豆浆。  她磨的豆浆鱼市街上的人都说好。滕寡妇家有一只小黑驴,是用来拉磨的。我们过去经常去看那匹小黑驴。小黑驴岁数不大,身上的毛脏脏的,肚子底下倒长有一条白毛,就像黑夜里横亘在黑色天幕上的银河。小驴子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我们看过它流泪,真的,两行热泪一直流到嘴里,也不知它想起了什么伤心的事情。而滕寡妇每次让驴拉磨时总要在小黑驴的眼睛上蒙一只黑布罩子,于是它就顺着那个槽子打转。  我有点怕滕寡妇。据说年轻时的滕寡妇得过精神病,披头散发赤裸着身体满街乱跑,后来她的几个乡下哥哥来,把她捉住,关在一间黑屋子里,里面只铺上些稻草,任她在里面又哭又叫,又拉又撒,弄得跟女鬼一样。就这样过了两三年,她丈夫把她放出来,她已经恢复得平静了,只是脸色惨白得很。  很多孩子都怕她,她喜欢逗那些从她门前经过的孩子,扬言要把他们的小鸡鸡用剪刀剪掉。在白米镇人人都知道滕寡妇会一点医道,事实上她的那点医道就是用一些谁也不知道的民间偏方。我三岁那年,张学庆用一根白线把我的小鸡鸡扎起来,不让我尿尿,然后还在上面涂上了红辣椒糊糊,痛得我大哭。妈妈直到晚上下班才发现。妈妈看了吓了一大跳,我的两只卵蛋肿得像鱼泡一样透明,并且胀得像鹅蛋一样大,同我的身体根本不成比例。如果是成人体形,那么那时我裆中的物件就像是夹了一只大篮球。她当时就哭了。抱到医院,医生只是让服消炎药,可那根本不管用,消息传到滕寡妇那里,滕寡妇让我妈妈把我抱到她家去,她在我那小东西上面涂了一层一些看起来像是马苋菜什么的捣成的很可疑的糊状物,火烧样地疼,然而一夜之后,它完全恢复得同过去一样可怜。  货郎经常到她家里去,开始只是讨口水喝,然后就熟悉了。滕寡妇需要什么,货郎一准给她带来。货郎实际上是进行送货上门服务。  慢慢的白米镇就有了各种传言,说货郎有时候晚上不走,就留宿在寡妇那里,孤男寡女总归不好。寡妇都五十岁的人了,应该知道厉害,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有人看见大热天,滕寡妇光着白花花的身子,胸前吊着两只如同空布口袋一样的瘪奶子在屋里走来走去,而货郎就在她的家里。滕寡妇的儿子们知道了,脸上就过不去,找到他们的老娘,说她这样不好,滕寡妇就一跳三尺高,说:都放他娘的狗臭屁,给我滚!我二十岁就守寡,也没人说我一句好话,我也更没有得到一点守节的好处。我现在一个人过,谁也不来问我,现在我好我坏又关你们什么事?准这样嚼我的舌头根子一定不得好死。他们怎么不说他们自个的老妈同人睡觉呢?谁逮着我了吗?  俩儿子悻悻的,心里含着愠怒,发誓再也不来看她,只当没这个妈。他们的女人则是满镇子宣传,说她们的婆婆怎样不要脸地和人姘居。“都已经是半截下土的人了,还这样作孽,丢死了人哪。真正是老妖精,越老越妖精!”滕寡妇的两个媳妇就像是两只高音广播,很快就让白米镇做到了家喻户晓。  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太阳比火炉还要毒辣,整个鱼市街都热得昏过去了,一丝声息都没有。在鱼市街,我们家住在37号,我和哥哥住在阁楼上,姐姐们住在隔壁,她们就像猫一样,时而一点声息也没有,时而突然叫起来(那是张新梅的叫声,尖尖的,声音很高,像玻璃被划裂的那种,由低音突然爆发一路直线飚升上去)。我们睡不着,太热了,只有淌汗的份。我用手揪从窗外爬进来的紫萝藤的叶子。紫萝藤长得太茂盛了,密密的,覆盖了我们家的整面外墙。紫萝藤的叶子上有许多漂亮的瓢虫,有绿色的、红色的、金色的、黑色的背上点缀着各色的漂亮的圆星点点。张学庆说它们叫“七星瓢虫”,每个背上有七颗圆星星,我不相信,有心去数(数了一百多只虫子),果然它们每个背上都是七颗,一颗不多,自然一颗也不少。我喜欢捉住它们,捉很多很多,把它们放在地板上,用粉笔画个圈,致许它们在里面爬,不许到圈外来,谁要是胆敢越出去,一定捉回来严惩(也就是捉回来罚它重爬)。可它们谁也不在乎我画的那个圈,每每都要越出去,纷纷向外爬,甚是可恶!我常常是整个中午,都用来对付这些不听话的小东西们,——一个个试图逃逸的坏蛋(我在心里向它们许诺,只要它们听话,乖乖呆在里面,我就给它们幸福的生活。事实上当然不可能,我不知道它们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无论它们是逃逸者还是安分者,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我玩腻了之后,统统扔到楼下去。墙根下已经有了不少它们的尸体。  可它们不是我摔死的,它们也许只是老死的,即使是我摔死的,也不足惜。它们的生命太微小了。微小的生命是不足惜的。  哥哥不喜欢瓢虫。他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他让我和他玩点子。  中午的时候妈妈炒了很多蚕豆,妈妈分了我不少。张学庆就让我和他赌蚕豆。手藏在背后,攥着蚕豆,谁数目少就算输,但每次不能多于十个。开始前张永红就说:小四子是傻瓜,你最后的蚕豆肯定都要到张学庆的肚子里去。张学庆说:别听她的,哥保证不赢你的。于是我就和他玩。张学庆一边玩一边吃。但他却不让我吃。他让我集中注意力,说“你要改掉边玩边吃零食的习惯”。我就忍着口水不吃。很快我的蚕豆就没有了。事实上我并没有输。但它们没有了。  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而且关键是我发现我小碗里的蚕豆只剩下十多颗时才意识到它们没有了,然而已经迟了。我就伤心地说:我的怎么会没有了?张学庆就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是啊,它怎么没有了呢?可是哥并没有赢你呀!他张开手,他过去二十多颗还是那二十多颗。我有些沮丧,然后就躺下了。  躺下去我听到张学庆对着那些蚕豆大嚼特嚼,咬得特别的Ⅱ向,嘎崩嘎崩的,吃得很香。小时候我老中他的诡计。他吃豆豆的香甜,引来了我们家养着的一只小猫,它一路从楼下喵喵地叫着,来到我们的阁楼上。张学庆看见了它,小声问我:你知道猫×是什么样子的吗?我不知道。事实上我并不想去知道猫的生殖器官,不要说猫,任何什么东西的生殖器都还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还远没有到那种兴趣的年龄。但张学庆那时候已经感兴趣了,并且内心里开始对异性骚动着一种隐隐的欲望。他说:你去把那只小猫抓来。  我对抓猫比较感兴趣。但我懒得动,我就躺在那里,手里举着一粒蚕豆,嘴里“咪咪咪咪”地叫。我希望猫能听到我的呼唤并能顺从地走到我面前来。我把蚕豆作为诱饵。然而小猫却不为所动。张学庆说:屁!你当你手里的是鱼吗?你见到过猫吃蚕豆吗?说真的,我没有见过。但我以为猫不应该这样:除了鱼就什么也不吃。至少应该嗅一嗅蚕豆。  张学庆就轻手轻脚地下去。他示意我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他不想让张永红和张新梅知道。她们都是那种正派人,动不动就向爸爸妈妈告状。张学庆因为她们吃了不少亏。然而小猫警觉得很,肯定知道了他的不怀好意,在他前面小跑起来,围着吃饭的桌子和他打转。张学庆热r一身汗,后来骂了一句就又躺了回来。  猫是个聪明的动物。  我为哥哥的失败而感到高兴。  我躺在那里发出快活的开心的大笑。  “笑个屁!有什么好笑的呢?”哥哥不喜欢我那样笑。  然而有充分证据证明猫毕竟还是属于贱种。它有一种自虐倾向,兼有露阴的恶癖。  当我们都不再理它的时候,它突然感觉无聊寂寞起来,看着我们,咪咪咪咪地叫起来,声音里透着一种渴望被爱怜的意思。它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忽然像狗一样地抬起后腿,显了一下屁股。  张学庆朝它招招手,说:来吧。  来吧。我说。  来吧。张学庆热情地说。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们说,  我们快乐地说。来吧来吧来吧……  它迟疑了一下,但真的就走到张学庆面前。  张学庆一把就抓住了它,把它弄翻过来。我看见它的屁股上有一处粉红色的嫩肉。  “小四子快来看看快来看看我看见了。”  然而猫凄厉地叫了一声,迅速用尖利的爪子抓了他一把。他的手背上立即出现三道血痕。  张永红和张新梅在隔壁都惊醒过来,知道我们在逗猫,尖叫着问:张学庆你干什么?  张学庆说:打猫!猫抓我。  她们说:一定是你惹了猫,活该!张学庆说:你们死一边去,不关你们屁事。  张永红说:等妈妈回来告诉妈妈。  张学庆说:你们就这本事。  我看着张学庆很伤心地抚摸着伤口,我问:痛、痛吗?  张学庆说:狗日的,下次一定打死它。  然后我们就又都睡,不久就听到院外楼下有人叫:张学庆一一张学庆一一我听出来是樊小勇他们的声音,探出脑袋一看,果然,他们在楼下的样子很有些鬼祟。  张学庆压低着嗓子问:什么事?  你快出来吧。外面的说。  张学庆一骨碌就起来了,我也就跟着他一起下了阁楼。  张学庆的那几个朋友都在,魏明说:我们刚才看见货郎到滕寡妇家去了,我们去捉奸吧。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特别神秘而紧张。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捉奸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要傲的事一定很好玩。  他们说:走吧。  张学庆让我回去,但我却坚持要去。张学庆就说:那你跟在后面,不准出声。  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一支偷偷摸摸进村的鬼子,我们穿过炎热无比白炽的街道,一些伏在阴凉里的狗看见了我们,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却又再次伏了下去。汗顺着我们的脸颊脊背往下流。我们路过铁器厂的时候,一个穿着汗衫的人冲我们猛喝一句:  你们不睡觉逃出来干什么?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从鱼市街乙70号的那个拐角通过石拱桥,来到另一条鱼市街上。我看到自己的家已经在河对岸了。  滕寡妇家是一排黑瓦房子中的一间,要不是门前写着“豆浆店”三个字,你根本认不出哪一间房子是她的。而她家的门却紧闭着。我们蹑手蹑脚过去,扒着门缝往里看,却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哥哥们就转移到窗下,他们把王建军抬起来,叫他从窗户往里面看。王建军就猴一样地攀在窗棂上。底下人着急地问: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而王建军满脸通红着急地说:里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忽然大门吱呀一声响,滕寡妇光着身子,胸前吊着两只像水袋一样的大奶子,从里面冲了出来,两手揸着腰,厉声问道:小杂种们,你们干什么?  我们刹那都怔住了,一下子“嗡”地散开去。  “你们这帮孽私子,再来我非扒了你们的皮。”滕寡妇在后面凶恶地骂。  我后来一阵子特别害怕,在哥哥的那些朋友里,最可能被她扒皮的就是我。我知道我天生是那种替罪羊的角色。  关于张学庆他们试图捉奸的故事很快就通过他们自己的嘴巴讲了出来。第二天滕寡妇就找到了妈妈的饭店里,把她叫了出来,说:刘菊花,昨天你儿子去我家,说要捉我的奸。我倒不知道。老娘倒没什么,我都是什么年纪的人了,还会这样?倒是你们自家要把屁股好好洗干净,再来操心别人。妈妈的脸当时就红了,她的心窝上像被滕寡妇猛捅了一刀,羞得无地自容,真恨不得地上有条地缝,能立马钻进去。刘菊花拉着腾寡妇的手,央求说:好奶奶,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得了,我回家不会轻饶这个绝八代的小东西!滕寡妇说:刘菊花,算你眼亮,要是下次再这样,我要骂得整个白米镇都不得安生。我要兜底,兜它个底朝天!  妈妈下班是一路怒气冲冲几乎是小跑着回家的,人还没进门,就已经在院子里高喝:张学庆你这个王八崽子,你给我出来,我要扒你的皮!  1  十五岁的张学庆和过去完全不同,你得相信有人能在一年之内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里变得让你不敢相信。张学庆是什么时候变的我们完全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发觉他已经根本不是过去的他了。  张学庆十五岁那年成了个小伙子,他身子窜得很高,细细长长的,就像一棵小杨树样地挺直。他把头发梳得贴在脑门,完全像个旧时代的小秀才。他不再明着干那些恶作剧了,也不怎么爱说话了,但成绩却一如既往地糟糕。同时他成了镇上的篮球运动明星。  有一天,他看见了医生周海燕,就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周阿姨”。周医生心里一怔。白米镇的孩子很少有叫她阿姨的,很多孩子习惯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叫她医生。  周海燕看了他一眼,不知道这小伙子想的什么心事。  她对他天生有一种提防。  田漫溢的阳光我们来自遥远的过去还必须向遥远的未来走去可爱的孩子一一引自海尔利希·伯尔诗时光在白米镇一天天就这么流过。  图张德年和刘菊花的四个孩子在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下幸福地茁壮成长。他们一天天长大,终于慢慢成长为一个个大孩子。  张永红已经到陵州去念书了,她考上了那里的师范学校。然而刘菊花并没有为她感到多少骄傲,她在心里甚至有些恨她。张永红和中学里的老师罗干臣的故事在白米镇一度成为一个小小的新闻。  在白米镇的女孩子当中,张永红是特别出众的一个。鱼市街上的人都说:张德年家倒生了这么个女儿。好像张德年不配似的。  张永红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细细长长的,走起路来有模有样。  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她长得谁也不像,不像张德年,也不像刘菊花。鱼市街上人说她长得有点像她姑姑。她姑姑是从白米镇走出去的,现在陵州城里做干部。张永红也会有出息,将来当干部。  张永红后来自己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都不相信张德年家能培养出什么好女儿。  看看刘菊花,人们心里就有些不服气。  张永红在中学的时候成绩就出奇的好。  她对学习是特别的用功。  2  镇中学在人民中路上,有一圈很长的围墙,与外面隔开来,里面长满了柳树和绿色的冬青。白米镇没有一个单位的冬青能像中学里的那样长得好。校园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专业花匠,每天都要修剪那些冬青。于是冬青长得就更加茂盛,一排排的,像整齐的墙一样。白米镇的人每天可以看到中学的旗杆,上面飘着一面已经很旧的红布,到八点钟,准时从高音喇叭里传来广播体操的声音。  中学在白米镇是很有名的,因为每家都有子弟在这里上学。中学的房子几乎和医院的一样好,都是青瓦粉墙。校园里还有两幢小楼,很漂亮。此外还有操场和草坪。课余时间那些男女学生们就在操场上生龙活虎。  学校里的那些老师们大多都生活在镇子里,也有单身外地的,住在学校里。  罗干臣就是一个人住在学校里。  刘菊花开始并不认识罗干臣。有一回刘菊花从饭店下班回来到粮站去打了五斤菜油,往回走,走到针鼻巷口,一下就被一辆自行车给撞倒了,手里的油瓶一下就摔到了路心跌得粉碎,油迅速漫了一地。刘菊花气坏了。她心痛那油啊。那是两个月的计划供应。没有了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你瞎了眼睛吗?”骑着车的人也吓坏了,赶紧过来扶起她,连声说:对不起唷对不起,我呢不是故意的没有看见。刘菊花说: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赔我油吧。那人说:那是应该的我一定赔一定赔。刘菊花看那人态度倒是端正得很,也就消了一半的气。看他,戴了个眼镜,不像是个恶人,心想:这是个镇上的干部吧。  那人说:你这里是几斤油呀?  刘菊花想说是五斤,但话到嘴边就变成了七斤。  那人白着脸赔了她六块四角钱,还一个劲地表示歉意,这才走了。  刘菊花很快就淡了对那个人的印象,只记得那个人挺文气,脸却是黑的,面相有些苦,也老成,看样子是三十多岁的人啦。骨于里一定冒着酸气。半旧的中山服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铱金自来水笔。  像他这样插着两支自来水笔的镇上干部还有变电所的朱所长。  朱所长看到刘菊花总要说一两次张永红,夸不绝口,说:你家那个张永红好,成绩好,又长得漂亮。在白米镇上,朱所长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他是个秃子,脑门特别的亮。镇上没有第二个秃子的秃顶水平可以和他相比。变电所长其实是个好脾气的人,经常笑呵呵的,而且讲话很逗。他在镇上有个著名的笑话,就是对年轻人说:你们现在的条件多好啊。自己刚来镇上参加工作的时候,条件特别差。第二年,和镇上的一个姑娘(也就是现在的老婆)结了婚,结婚的那天没有床,就用木板搭了一张,结果睡了不久就塌了下来,一起跌到地上,把新娘吓了一跳。  笑话像风一样很快就传遍了镇上,人们看到变电所长的婆娘,就要忍不住问她:朱师娘(白米镇上的人对公家干部的婆娘一律称为“师娘”),据说你和朱所长结婚那天晚上把床都睡塌了是么?朱师娘就笑着骂:那个老东西满嘴胡说,没有一个正经的时候。你们倒信他!但人们都愿意相信这快乐的笑话。  所长已经五十岁了,但他爱开玩笑。所长特别地热爱白米镇上的女人们。镇上几乎没有一个女人没被他开过玩笑。女人们对他都很客气,因为他是位干部。老朱并没有想到他也会遭人暗算。  变电所和镇上的邮局是邻居,紧挨着。邮局里有个营业员叫虞美人,长得挺有模样,又白又胖,掐一下能掐出水来。美人的男人是个老实头,一点都没用的,据说她做姑娘时就和局里的头头有关系,如今大家又都风传她和镇上的谁谁有关系。老朱和美人也开过几次玩笑,她总是笑着看他,有一回就说:“秃子,你不要嘴上说得凶啊,你其实就是戏书上说的‘银样镴枪头’啊。”朱所长就受了鼓舞,说: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小秃子打伞无法无天。我什么事不敢做啊。她就冲他挤了一下眼睛,小声说:只要你有心,我这人重情义的。打那以后朱所长去过她家好几次,每次总空不了手,不是水果和饼干,就是割上几斤猪肉。她也不客气,很爽快地就收下了。而她男人一直在家里,见他客气一下,也不多话。老朱几次下来,心里一时就没了底,也不知何时才能得手。有一回出门的时候,就说:美人,我不能再这样来了。虞美人就有点生气的样子,说:秃子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你就那么直露,俗语还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呢怎么能这样没耐心呢。我也是个邮局吃公家饭的,不能就这么贱给了你呀。我男人说到底还在家呢,总要等他不在吧。  老朱就没得话说。  就这样又有了好些日子,有一天他又去找虞美人,她一见就说:今晚你在二道桥等我。所长心里一阵狂跳,“真的?”她说:想不到你还真有胆子,老朱说:为了你,我已经做好犯错误的打算了。晚上朱所长就急匆匆出门了,婆娘问他干什么,他说:开会。  二道桥已经是郊外了,很荒凉。所长大人想也没想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在那么黑的天到这里来。正是色胆包天,情欲把他头脑烧糊涂了。那种时候的人大多是笨蛋。他坚信她会出现,结果一直等到深夜,也没『见着她。十一点的时候,树林里窜出一只黑乎乎的东西,从他面前经过,带着一股阴风,让他吃惊不小。后来他又看见树林深处有火光在跳。那火光是暗绿色的。他想起来,那里原有个坟场,过去战乱的时候死人无数。他不敢再呆下去,鼓足一口气往家跑,还没跑到一半,瓢泼一样的大雨就倒了下来……  第二天他去菜场买菜,看见虞美人也提着一只篮子,里面买了些藕和青菜。朱所长想:我再也不买猪肉给你了,有那猪肉我倒能当×日。正这么想,虞美人冲他一笑。朱所长拉着脸,说:虞美人你也真能诳我。虞美人就大笑起来,说:秃子,你算了吧,就那几斤猪肉就能打动我?你还是买了肉回家蹭痒吧。  朱所长老脸红了一下,心想:这女人怎么倒把我的心看透了。  有了这一回,朱所长对女人就有了很多的戒备。  隔了好些天,老朱心里又不甘,晚上偷偷又去敲虞美人家的门,叫了半天,虞美人出来开门,说:噢,原来是你朱所长。老朱说:怎么,你不欢迎?虞美人说:你看你所长大人说的,我哪能不欢迎呢。正巧市里供电局的于股长在呢,进来吧。老朱一怔,面上就有些尴尬,连声说: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你们好好聊聊我就先走了,你不要说我来。  秃子所长走在路上,回望虞美人家还亮着灯。他无从猜想他们在干什么。肯定要上床的,他妈的!他想。虞美人是个典型的骚货、狐狸精。她是容易脱裤子的,只要是男人,她都乐意。然而她偏偏让他上当。更可见不是个好东西——风骚而且恶毒。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再回头时,看到她家里已经熄了灯。至于市局的那个于股长,他不算熟,只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见过两次面,那人长得像麻杆一样,脸像刀削过的一样,跟过去的大烟鬼似的,讲一口难听的外地口音。虞美人居然跟他有一腿,可见姓于的也并不是个好东西。  变电所长想:自己在年龄上已经不能和那个姓于的比了。自己已经抱上孙子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前年结的婚,媳妇去年生了个小子。二儿子也谈上了对象,就是白米镇上的。那姑娘不错。所长挺喜欢。两个媳妇都是所长最先看上的。他就想:自己的两个儿子其实没什么出息,连女人都要让老子操心,由他去找人说媒,和自己完全两样的性格。  三儿子还在中学读书。  他想:这一个不应该再让他操心了。白米镇上已经有人在开玩笑,说他变电所长要亲自看媳妇。媳妇是首先满他的意,然后才是儿子。据说当时大儿媳妇就是老朱先看中的,有人说是大儿媳妇的妈和老朱本人有一腿。大儿子不同意,老朱就大光其火,说:  哼!这样好的姑娘到哪里去找?你不要,我要!后来人们看到老朱就打趣他,说:你不要,我要。老朱就笑着骂,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东西。特别是孙子出生后,粮站的古站长就笑着问地:老朱啊,这孙子是你亲生的吧。他当时没会过意来,得意地说:当然是我亲生的。老古就大笑,说:不愧是变电所长,连孙子也要你亲自生。  老朱不想再由自己看中第三个媳妇。  老朱看到张永红时并不知道她的名字。  有一天他骑车下班,就看到一群学生在走,儿子也在里面。他一眼就看见当中的一个姑娘长腿细腰,身材窈窕,像一匹小母鹿一样。她走路走得那么有朝气,特别地轻盈。他心里就纳闷,谁家的女孩,这么漂亮,简直是白米镇的凤凰啊。他绕到前面,看见姑娘面如凝脂,眉清目秀,一对眼睛水汪汪的,绝色美人。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他招呼儿子坐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问:刚才那女孩子是谁?  同学。儿子闷声说。  和你一个班?  嗯。  她叫什么名字?  张永红。  变电所长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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