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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  很多故事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  “我们家、家住,在白米镇。”一个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孩子,认识世界的眼光当然极其有限。  他所理解的世界就是周围。周围即世界。所以成人后的张跃进回忆童年就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我们家住在白米镇。白米镇不大,它处在陵州城的边上。陵州市不算大。当然在童年时候我可并不这么看。那时候从大人口中听来得出的感觉,陵州就是世上最繁华的所在了。在白米镇我们家有点名气,很多人都认识我们。我父亲叫张德年,是镇建筑公司的工人,七级瓦工,是位老师傅了,在白米镇,他那活,没人不夸的,业余时间他经常帮助镇上的一些邻居或熟人翻盖漏雨的屋子。他手下带过很多个徒弟,如今一些人已经成了各个建筑队的师傅或队长。妈妈叫刘菊花,是朝阳饭店的服务员。我们家出名除了白米镇是个小镇之外,还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哥哥叫张学庆;两个姐姐一个叫张永红,一个叫张新梅。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动人故事(顺便说一句,父母在我们名字的命名上,像那个时代所有的父母一样,时髦而又偷工减料、敷衍了事。  哥哥出生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大力号召工业企业向大庆油田学习的当儿,张永红则是来自广播上的宣传用语,而张新梅则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一首新诗的发表。在我出生后的两三年里,我一直没有名字,他们有个省事的办法,叫我小四子——排行第四。直到伟大的1958年来临,他们才给我取了现在这名字,天知道,事实上我的出生和大跃进一点关系也没有)。  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到镇外的田野里去,站在路边眺望着远方。陵州在白米镇的西边,常常被晚霞烧得通红的。陵州的建筑物在夕阳里灰蒙蒙的,有几杆巨大的烟筒在向外冒着滚滚浓烟,消融在空气里。据说那里有个水泥厂,还有一个钢铁厂。后来我就老觉得工厂就是冒烟的地方。白米镇的南边,则是一些连绵起伏的山峦,谁也不知道它连绵了多远,山影已完全消失在蓝灰色的山岚里。父亲张德年说,翻过那些山峦,就是外省了(他当然去过)。那些山峦看起来近在咫尺,实质很远了,俗说:望见山,跑死马。我从来也没有靠近过它们,接近过它们。它们在我童年时的眼里是多么神秘啊!  张学庆去过陵州,而我过去只是在襁褓里去过(妈妈这样的说法是否可靠,我并不能证实。即使去过,那样的一个婴儿能感觉到什么呢)。张学庆是随父亲去的,在那里父亲给他买过一只口琴。张学庆后来就成天呜呜啦啦地吹,全不成个调,事情注定他不能成为一个音乐家。不过我可没有听过他的演奏。我五岁那年妈妈在自家菜园子里翻土,结果一锹就挖了一面簧片。簧片已经有些生锈了。我捡起来玩。妈妈说:“扔掉它!一个败家子。你爸爸一块三毛钱给他买的,还没有吹上半年就败了。”张学庆瞪着眼睛:“那要怪张永红,是她搞坏的。”张永红反嘴说:“你怪我?活该!谁让你撕我的本子。”妈妈吼道:“够了。你们都是我的小祖宗!我是前世欠下你们的。”我不止一次听过妈妈的后悔,后悔一下子为张德年生了这么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能叫她省心的。在她眼里,张德年是个不值得让她做出那么大牺牲的男人。然而生孩子就像下坡的车,有时候不那么好刹住。张永红为了把张学庆的口琴踩断已经吃了妈妈的三大棍子。妈妈打人从不手软。妈妈教育孩子的方式在鱼市街是出了名的,但她却没能管住学庆。她骂起街来能骂三天三夜,邻居们都怕她。然而妈妈也怕人,有回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追得无处藏身,名声臭了很久,人们一提到她,就会提到那桩事情。  我和张学庆小时候以看远处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为乐趣。我们坐在草地里的大石头上听着秋虫的啁啾,张学庆手里拿着弹弓,裹着小石子有一下没一下朝远处射击。张学庆告诉我他曾经用弹弓打过一只大鸟,一只翅膀张开有半个房顶那么大的鸟。那是个中午,天晴朗得很,湛蓝得没有一丝云。他坐在草地上放牧着家里养的一只小白羊(那只小白羊是我们在乡下的一个姑姑送的),忽然觉得天顶掠过一片阴影,他想:这时候天怎么会阴呢?再看,才发现是一只大鸟。大鸟扇起来的风很大,羊被刮得咩咩直叫,它想向前走,结果却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他拿起弹弓就打,“嗖”的一下。那鸟就怪叫了一声,一下没了影。他说他肯定打中了,打在了那鸟的肚子上。我信了。那时候我特别迷信崇拜张学庆,觉得张学庆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干的人。张学庆做的很多事我完全望尘莫及。张学庆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无条件的。张新梅老是做着鬼脸嘲笑我,说我是世上顶大的傻瓜。哼,她才是傻瓜呢!  “女人都是傻瓜。”张学庆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问他:“那、那妈妈也、也是傻瓜吗?”  他想了想,对我说:“你必须保证不去告诉妈妈我才能告诉你。”  我说:“好。”他有些不相信我,认真地说:“那你照着地上吐一口唾沫。”  我就呸呸吐了两口。他看着我,不怎么相信。我说我真的一定不告诉妈妈。  张学庆说:“你起誓。”我说我起誓。  张学庆说:“我要是告诉妈妈,我就是王八蛋。”  我说:“你要是、是告诉妈妈,你、你就是王、王八蛋。”  张学庆气急败坏地说:“你是王八蛋!”  我说:“是你、你让我说,你是王八、八蛋的。”  张学庆说:“去你的狗日东西,你说你要是告诉妈妈你就是王八蛋。”我于是又结结巴巴重新学了一遍。但我学不好,我有口吃的毛病。张学庆就像泄气的皮球失去了耐心。  最后他无精打采地对我说:妈妈也是个傻瓜。  张学庆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可从来没有以为妈妈是傻瓜。倒是妈妈经常骂爸爸,说爸爸是傻瓜。一个有权经常骂别人是傻瓜的人,自己怎么可能是傻瓜呢?张学庆其实也被人骂过。骂他的人是学校里的任课老师。  我也总被别人骂我是傻瓜,因为我小时候直到九岁还不会数10以内的数字,此外口吃得厉害。我还有爱吃指头与动不动就流口水的毛病。盱沟有个四十岁的傻男人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人就认为我和他一样。但事实上别人根本没看出我除了对于数字的木讷,在别的方面其他孩子并不比我更聪明,比如我的绘画才能一度还成为罪证,——傻瓜是没有这样的荣幸的。  世上有些人就是想当然。——事实上我只是不像别人那样,把每看到的一样东西都说出来。一个人在没把事情彻底搞清楚前,就随便说出来,才是真正的傻瓜。后来我要说的这个白米镇上的很多人就是因为随便说话才倒了大霉——当时他们都以为自己是世上的聪明人。  真正的聪明是在心里,而不是在嘴上。  可是就是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就把张学庆说妈妈是傻瓜的那句话憋在肚子里。我把它当成一件大秘密。这秘密真要把我憋死了。我不想告密。告密者是最可耻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哥哥张学庆同我闹翻了,我才决定以牙还牙,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姥姥来我们家,分给我们几粒糖,张学庆和张永红最少,然而张学庆却用计骗走了我三块。我向他讨,他就扬言要打我。我就哭着找妈妈,妈妈让他交出来。  张学庆一点都不怕妈妈,他盯着妈妈,向着妈妈嚷:我没有拿他的狗屎糖!妈妈说:交出来。不要让我亲自动手。  我没有。张学庆还是那么理直气壮地叫。  妈妈说:不要脸。张学庆不要脸。你还是三岁吗?你同他一样小吗?拿来!  张学庆脸色发青,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三粒糖来。我叫起来:  “那就是我的。”张学庆气愤地说:“糖上写了你的名字吗?是你的,你叫它,让它答应你呀。”我都失望了,看着那三粒糖却不能马上夺回来。我知道我叫糖,糖是不会答应我的。糖没有嘴。糖只被有嘴的人吃。我大声哭起来。张学庆说:我就知道你只会×哭。哼!他飞快地剥掉那三张糖纸,一仰脖子,喉咙管里一阵乱响,糖球就顺利地一直滑到他的胃子里去了。妈妈刚来得及喊一声“你把它吐出来”,张学庆已经把面色恢复到了平静状态。  “它到我肚里去了。它已经变成屎了。要不我屙个屎橛子出来给你吃。”张学庆对我说,并得意地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像一只不断被充气的氢气球,越来越大,就要炸啦!  我嚷起来:“妈妈,张、张学庆,上、上次骂你!”张学庆的脸色一变。  “你敢告状?”我就、就敢!我说。  张学庆说你是傻瓜,妈妈。我说。  然而我的话还没说完,张学庆就吓得像一溜烟一样,从院子里逃了出去……  尽管张学庆经常欺负我,我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玩。我忘性大。妈妈也说我是个不吃打的人。  我离不开张学庆,张学庆可以带着我到处去玩。在我那时的眼里,他们都是一些大人,而只有我啥事也不懂。我跟着他们一起下河去游泳,一起去郊外偷农民们的玉米和蚕豆,一起上树掏鸟蛋(事实上我只是看着他们干,然后分“一杯羹”)。我还跟着他们在镇里四处乱窜,砸人家的窗玻璃,等等等等,我觉得刺激得很。  我那时总想:我长大能像哥哥张学庆一样能干吗?  关于张学庆打那只大鸟的故事,我后来结结巴巴把它当成奥德修故事一样,到处去说。可我的那些小朋友们都睁着眼睛看我,说:哼,骗人,吹牛!特别是那些大人,说:哈!你哥哥本事大,说不定还用弹弓打过老虎吧。你信吗?但我知道哥哥并没有打过老虎。  张学庆不是武松。但我并没有说谎呀。他们宁愿相信别人的一些荒诞的事情,却不相信我的真心话。  这就是成年人的毛病。  他们要我相信我是上了张学庆的当,要么或者就是我在撒谎。  3  很早的那些年,有一阵白米镇上的那些出色的男孩子每人都拥有一把自制的手枪。那时候谁有一把玩具手枪,就是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一一受着电影里英雄人物的影响,佩着一只假枪,非常威武。他们都是十三四岁的样子,每人束一根橡皮腰带,斜插着那把手枪,走起路来一摇一晃,那神情,就是大爷,世界上数他最大,谁也不能碰他。梨树开花的时候他们成群结队地涌上街,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小巷地跑,模仿敌后武工队的样子。张学庆也梦想有一把自制手枪。真的,做梦都想。他胆比较大。为了做一把链条枪,他星期天趁家里的人都上街的时候把自行车的链条锯了。他对我许诺说,如果爸爸张德年追问,就让我背那口黑锅,事后可以再给我做一枝完全相同的玩具枪。爸爸有天从工地上回家,当时并没有发现,直到第二天中午骑车要上班了才看出来,他大吼了一声:“张学庆,你他妈的出来。这是你干的好事!”我和哥哥在屋里都听到爸爸在院子里的那一声吼,不由得胆颤心惊。张学庆扯了我一下衣角,小声对我说:小四,你要护着哥哥。  我想到张学庆平日总是领我出去玩耍,想到他这样看得起我,恳求我,就默认了。然而当我走到院子里,看到张德年那冰一样的脸色,我的腿就软下来了。爸爸已经准备了一根棍子。  链条是怎么回事?爸爸怒吼着。  张学庆那张小脸已经白了,但他却强作镇静。张学庆有这个能力。后来我想:哥哥事实上是可以成为大人物的。他能够处变不惊。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爸爸大叫。他像是听到有人说不知道自己生身父母是谁一样。“你敢再说一遍吗?”他一边说一边已经扬起了手里的棍子。  是小四子干的。张学庆迅速说。  爸爸还是怔了一下,虽然他心里一点也不能相信。  小四子是你吗?爸爸大声问。  我吓坏了。吓坏了的我居然点了头。我一吓坏了就不知所措,心想所有的错误也许真就是我犯的。这样的毛病一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还是这样。  张学庆虽然还是被打了两棍子,但他却逃避了重责。而且事后他根本没有兑现关于手枪的诺言。  在我们鱼市街的巷子口,有一个公共厕所,有时它也成为我们玩乐的场所。有一次趁白天没人进去,张学庆让我在外面望风,他一个人躲到了女厕所里,在刚粉刷过的洁白的墙壁上,用木炭条画了一个胖女人,白白胖胖的光着屁股。他画完了的时候叫我进去也看了一眼。他很得意。我觉得那个女人形象很丑。在我们那条街上肯定没有那个女人。他最后在女人的大腿中间涂了一团黑毛。  “你画、画谁?”我问。  “周海燕。像吗?”他问我,我说:“像。”我这么说,只是当时哥哥那幅画说它像什么都可以。它不仅像周海燕,还像所有的女人,甚至像世界上的所有物体,像云、马、秃树、山……后来才发现它真像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女人。  周海燕是我们鱼市街最漂亮的妇女。她是个医生。她一年四季都爱穿着工作服上下班。白米镇有一句话,“要得俏,一身孝”,就是说的周海燕。她穿着那身白衣服特别的引人注目。她穿的那件白衣服好像永远也不脏,像全新的一样惹眼。鱼市街数她最干净了。人们都很神往她那样的清洁。而她上下班的时候也总是昂着头,和人保持着距离。白米镇的很多女人心里都很神往她的那种精神状态。很多男人在梦里也经常想她,但没有一个真正亲近过她。  年轻女人都在心里把她当作偶像,但周海燕的白大褂却是她们没有正当理由效仿的。  镇子上始终对周海燕有一种神秘的朦胧感觉。她很少同街坊邻居们交往。人们都知道她是个文化人,骨子里有些清高。她身上的气质很有点不同凡俗。她年复一年也不见老,仿佛青春到她身上就特别的延长了。没有人能够说出她的准确年龄。只能从她女儿身上猜出个大概。她女儿一天天地长大。母女俩的样子越来越接近。她们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女儿往大处长,母亲却像是慢慢回到做姑娘的年代。人们说不准她们会在哪一个年龄段会变成同样的人,都成为一个花季少女。  日后的岁月里她们就像是一对亲姐妹。  都说周海燕的男人在外地,是个部队首长,但白米镇的人多年也看不到一回。周海燕家来过几个男人,说不清是她的什么人。他们平时都不大讲话,周海燕上班的时候他们很少出来,周海燕下班,他们则默默地帮她干活。好奇的妇女们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拦住放学回家的周小敏,问:小敏,你们家那个男人是谁呀?周小敏每次回答的不是叔叔就是舅舅。  张学庆和周小敏在同一所学校念书。但周小敏比张学庆要低一年级。我知道张学庆老想讨周小敏的好,但周小敏却很少理他。  周小敏的母亲周海燕不让女儿同哥哥他们那帮男生一起玩。我一点也不知道张学庆为什么要画她,也许只是因为鱼市街的那些妇女们常常说起她。哥哥一定也是无意识的。他只是觉得画她好玩而已。多年后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千二净,当然,周海燕也一点不知道这件事。  当天下午一个妇女进了厕所一下就惊叫了起来,像是被蛇咬了一口,或者是像在里面时,突然闯进去一个男人。很快鱼市街的那帮妇女就惊叫了起来,说谁家的小子那么缺德,在茅坑里画了一个光屁股女人。居委会的主任毛大妈决心要查清楚,说这一定是哪个下流的阶级敌人画的。他这样画是对中国广大妇女阶级最大的污蔑和丑化。张学庆肯定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毛主任是个胖子。他画的那个女人非但一点不像周海燕,而是非常接近毛主任。  事情的结果当然有点出人意料。  毛大妈不声不响地挨家挨户地搜,具体找什么她也不讲。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毛主任带着人突然走进了我们家,而我当时正在拿着木炭条在院子里的墙上画画呢。我也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但毛主任却认定我是画画。  在那个大杂院里的墙上到处都有我的划痕。我那时候整天在家里只能干这个。家里送我上过学校,后来生病就回来了。我七岁那年得了一场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妈妈说医院也没有能够明确诊断,住了有一个多月的院,差点死了。然后就一直在家里。与读书相比,生命当然更重要。  毛大妈进院子,一眼就看见了,一把就将我薅住了,说:你这个小四子,哼,原来是你。你他妈的才多大呀,就敢这么坏!我妈妈说:毛主任不会是小四子吧他懂什么呀,你把他说得也太神了。  毛主任让我妈妈看看墙上的画,说:你瞧瞧,让他自己说画的是什么?  妈妈没看出来,说:什么呀?  什么?和厕所里的一样。毛大妈嚷着。  真是你画的吗小四子。妈妈问。  ……不是,我说,是、是哥哥。我没画。  妈妈生气了,大声喝我:“不要胡说!”毛主任说:哼,你倒赖得凶。张学庆的图画课一次也没有得过六十分。这我清楚得很。鱼市街上的孩子的图画成绩我都一一到学校调查过了。我倒是想过是张学庆。他倒大,可他没那能耐!  妈妈说:毛主任,白米镇这么大,凭什么你就说是小四子画的?  毛大妈说:凭什么?就凭他现在这个样。这不是逮着个现成的吗?  妈妈说:他又没写字说是他画的。  毛大妈说:他刚才还说是他哥哥画的呢。  妈妈说:小孩子懂什么?小孩子还吃屎呢。难道成人也要跟着吃屎吗?  毛大妈就叫起来,“刘菊花,你不要这么耍蛮。谁怕你?我就不信你这份邪!你不管他早晚要成个小流氓。”放你狗臭屁!你儿子才流氓。你儿子还下大牢呢。  两个人就对骂起来。毛主任身后跟着的两个老太婆不知该帮谁好。她们心里都清楚得很:刘菊花惹不得!  后来鱼市街的那些妇女背后里都骂我,说:别看张德年家的那个小跃进,一脸那个呆巴拉叽的样子,骨子里坏得要死。她们同毛大妈一样,都断言我将来肯定要当流氓。  只有妈妈对我还是那样。妈妈同那些人不一样,她并不认为我傻。她认为我只是在生了那场病后有点笨,而且是——表面上的笨。肚子里清楚得很。妈妈当然是对的。我什么都知道。很多时候我只是知道了不说——因为口吃。让他们以为我笨吧。看谁是真笨!  镇上中心小学的陈校长无疑就是一个很笨的人。我说过小时候我和张学庆经常到镇外的田野里去,看路上的那些骑车人。有时偶尔会有城里人(我们这样称呼陵州人)会打这里经过。一个黄昏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个人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过来了。那个人很显然骑得不怎么熟练。远远地看去知道那人是个男人,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是个干部。在白米镇就只有干部才能穿中山服。那干部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车后挂了一串叮里当啷的东西。我说怎么还没有扎上还没有扎上呀。张学庆说快了。我说他都骑了这么老一会了。张学庆就说你闭嘴。闭嘴就闭嘴。可是我真是急得很。我和张学庆那天下午忙乎半天,就是在那条路上布置了三十多处玻璃碴子,并且还挖了四处小坑。  后来我们看到他下了车。扎着了吗?我问。张学庆肯定地说扎着了。他妈的。张学庆说他妈的好啊扎上啦!那人低下头查看着前辘轱。之后就把自行车扛到了肩上。他不推着走,而是扛在肩上!那个人就是陈校长。我们后来都有些不能肯定那就是陈校长。  一个校长居然笨到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我们并不知道他其实是爱惜那车胎,怕后座上的重量把橡皮车胎碾坏)。书读得多了就很容易学笨的。白米镇人后来都知道读书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但我在十一岁的时候爸爸张德年还是再次把我送进了学校。  在校长室里,陈校长戴着泛着白圈圈的眼镜对爸爸说:“老张啊,他这时候再上学怕不合适啊,让他上几年级啊?”张德年就赔着己的威风,并不是真的动了多大的气。  有时候我们喜欢爬到镇子东头的旧钟楼上去。旧钟楼很高,是白米镇的标志性建筑,说不清它是属于哪个朝代留下的,颓败破旧得原有的石刻年代记载已经没有了,变得无据可考了。从外面看,钟楼只是一幢用青砖石垒砌成的圆形堡垒,尖顶,女墙,开有许多窗洞。钟楼里散发着一股阴湿的霉味,光线很暗,里面黑黑的,我们每次都小心地顺着里面的木梯楼板爬上去,回响着恐怖而空洞的“咚咚”脚步声。夜晚,这个旧钟楼是蝙蝠、麻雀的栖息地,有时也有燕子在里面筑巢。站在钟楼上面,极目整个白米镇子,所有的就尽收眼底了。  一律都是青灰色的建筑,偶尔也间夹着间红瓦建筑,都是新建的,看起来很不协调,特别扎眼,望上去那颜色怪怪的。有一些河汉经过镇子,它们只是从这里静静地流过,排泄着这里的一些污水。镇里的建筑其实都掩映在树术中。镇里长满了各种树木,梧桐、杨树、槐树、榆树……到了秋天的时候,树叶枯黄凋零,和镇子的颜色就合为一体了,一片灰色。镇子底基可能是个丘陵,于是那些各色建筑尤其是民居,看起来高高低低。白米镇看起来就像是起伏的波浪。整条街道也就弯弯曲曲,高低起伏,骑车的人就忽而上坡,忽而下坡,像是在浪尖颠簸。有一阵,白米镇的男孩进行骑车比赛,张学庆也去,把家里父亲刚买不久的自行车偷出来,结果三天后,把好好的车子摔坏了(前杠断了),自己也跌到河里,弄了一身的臭水。  我们喜欢站在钟楼上对着下面的白米镇大喊,嗷——嗷嗷嗷——嗷嗷——,一阵乱叫,吓得那些栖息在树上的鸟们扑打着翅膀逃命似的飞去了。  白米镇没什么好玩的地方。白米镇中心有个电影院,隔三差五会放电影。印象里那时看得最多的是《地雷战》、《鸡毛信》、《烈火中笑脸,说:“陈校长您看着办。他这样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好歹让他来和别的孩子在一起也好。随便让他上哪年级都成……我也不指望他能学个什么出来。让他混吧。”  于是我就成了那个班上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的学生。  4  白米镇看起来就像一颗细长的米粒,它由盱沟、坎北、东镇三个小区组成。我们家就住在坎北。坎北是白米镇的中心。是凡住在坎北的人都感觉很自豪。坎北的人都有些看不上盱沟和东镇的人。整个白米镇的人又瞧不起郊外的乡下人,就像陵州人看不起白米这个小镇上的人一样。为什么叫白米镇呢?妈妈说这里明朝的时候住过一个人总想吃上白米,却一辈子也没有吃上。后来呢?我问。刘菊花就说,死了,那个人想死了。一个人想吃白米没有吃上,于是这个人就想死了。这个故事后来印在我的脑子里很深。我姥爷也是想喝白米稀饭想死的。姥爷死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姥爷那时候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临死的时候特别想喝一口米汤,妈妈好不容易找到粮站的站长才买了两斤有些发霉的陈米。米粒在开水锅里还没有泡开身子,姥爷一口气就断了。但妈妈说姥爷不是明朝人。  粮站站长在白米镇无疑算得上是个很大的人物,因为平时镇里的书记什么的也有有求于他的时候。站长姓古。我们都叫他古怪。他真名叫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古站长看上去很老相,经常穿着一件中山装,板着脸,很少看到他的笑脸。古站长脾气大,动不动就要骂人。白米镇上什么事惹他不高兴他都要骂。一般人被他骂了都要赔着他的笑脸。大家也知道他骂人有时只是想显示一下自的永生》,比较好看,看了一遍又一遍,至于还有像《早春二月》和《枯木逢春》一类的片子我就觉得一点也没有意思。我根本不懂那演的是些什么。但只要有电影,我和张学庆总要从家里偷了钱买票去看。逢到放电影,在白米镇就是大事。人们很难看到什么新片子。  虽然靠近陵州,但陵州的电影放完了,要两三个月以后才能转到我们这个镇上来。  电影院在镇中心广场的左侧,两层的建筑,外表看上去已经很旧了。外形同普通的平房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大一些。正面的大门的上方用水泥雕了一只五角星,而上面的红漆已经斑驳了褪尽了。电影院里往往座无虚席,有时逢到一部新片子,过道也都挤满了人,夏天去看电影就像进了蒸笼一般,很有几个人因此中了暑还发了痧子。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一把蒲扇,只听里面一片刮扇子的呼啦啦声。其他季节也好不了多少。影院里黑暗得很,空气里充满了汗味和别的臭味。到处都是讲话的声音,还杂夹着小孩子的哭闹。电影院经常停电,好像只要放电影,它就会停,很多人骂白米镇的变电所长。变电所长是个秃子,脑门上一根头发也没有。他长了一张大红脸,像喝了鸡血一样红。可是他的脑门油光贼亮。变电所长也喜欢来看电影。听着那些人骂,他就说:他妈的,它要停电,叫我有什么办法。就有人喊:“借你的光脑门发电吧。”变电所长就骂:“借你妈个脚!”于是电影的发电机就需要人踩。踩的人老是不好好干,有气无力的,高一脚低一脚的。踩的那个人姓麻,大家都叫他麻杆。麻杆是个年轻人,二十郎当岁,是木器厂的工人。他对电影有种特殊的热爱,同样的电影他能看上一百遍而照样津津有味。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涎着脸同电影站的范站长套近乎。后来范站长就对他说:麻杆你每天给我们踩发电机吧。我们不收你看电影的票钱。麻杆高兴坏了,从此只要一有电影他就来,特别的积极。镇上有些姑娘还以为麻杆是电影站的人呢,好几位对他表示过特别的好感。后来知道麻杆不是,也就淡了那份热情。  麻杆可能特别想调到电影站去。如果能调到电影站,他的对象问题也就容易解决多了。麻杆至今还没有谈上对象,心里特别的急。  因为老是对不上象,麻杆的情绪就老也不好。麻杆一边踩一边偷看电影院里的那些姑娘,有时情绪一下低落下去,电影喇叭里的声音就如断了气的一下子,“呜——”由高到低,游丝样的,直到彻底没了声,白幕也暗了下去。有时麻杆突然来了劲,发疯了一样地踩,于是那放映机镜头射出来的光白炽得跟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一样。看的人都说:“这麻杆又发疯了。”因此,白米镇电影院白幕上的光线时明时暗,每个看电影人的脸上也就一明一暗的,看起来有点像鬼。电影里的人讲什么,根本就听不清,断断续续的,像个结巴。  电影里的男女人物全都是结巴,和我一样,一点也不比我强。我喜欢他们这样说话。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同类了。他们从来也没有好好讲过话,声调还时高时低,听起来阴阳怪气的。很多人像患了伤风感冒,鼻子嚷嚷的。  很多电影我都看不懂。那些黑白人影在白幕上晃来晃去的,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只有那些战争片子我能看出一些乐趣。但我又搞不懂哪一边是好人,哪一边是坏人。看他们打来打去,感觉大人们真是何等的混乱。我倒是喜欢看那些幻灯片,有红有绿。那时候的幻灯片上都是口号和标语。  观众们好,请安静  社会主义好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请勿大声喧哗……  我去看电影只是觉得跟着哥哥好玩。张学庆一说电影好看我就忍不住要去。不过,有时候张学庆并不愿意带我去。  倒是我常常哭着闹着要去。  张学庆很恨我这点。  因为有我在,他的坏事干得就不那么彻底。  张学庆骂我是“跟屁虫”。  我讨厌他这样叫我。  每次看电影我们都喜欢坐到楼座上去。从楼座上可以看到下面许多看电影的脑袋。长、圆、扁、窄,各不相同。白米镇没有多少高楼。到了电影院我们就有了上楼的感觉。楼座上都是同我们差不多的小孩子。哥哥张学庆经常和魏明、王建军、周海涛、樊小勇在一起。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大声讲话,并不用心去看电影。他们嘻嘻哈哈,经常受到大人们的白眼和训斥,不过他们并不在乎。魏明的爸爸是镇上的干部,是个什么委员。  他们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吐唾沫。  瓜子是买的。  卖瓜子的是阿三婆。  阿三婆孤身过,阿三爹几年前在他乡下老家的侄子家生病死了。阿三婆说他是饿死的,因为阿三爹在乡下的时候,正逢老家闹饥荒,整日吃的都是树皮。阿三婆后来逢人就说:可怜啊,我老头子就那么活活饿死啦。  整个电影院,范队长就只允许她做这种小生意。她一手提着一盏昏黄的马灯,一手挎着篮子,在人行过道里走。她来回走个不停。  一边轻声地问:要瓜子花生茴香豆葵花籽不要?五分钱一袋呀。阿三婆就住在电影院的边上,长年以此为生。只要有电影,她就一定来做这小本营生。阿三婆有个女儿,但嫁到陵州城里去了。女儿女婿都是工厂里的工人,很少回来看她。她也从不到城里去。  哥哥和他的朋友就像是龟缩在战壕里的兵士,不时伸出头去看一下下面的人,迅速吐一口唾沫,然后听到黑乎乎的楼下,传来一声叫“他妈的,谁吐鸟屎?”他们就在楼上搂成一团,尽量压抑着高兴得一塌糊涂的笑声。过了一会,他们就再吐一口。每个人都要吐。樊小勇对我说:小四子你也吐一口吧。我就也吐一口。真他妈的好玩。我吐下去却并没有听到什么人在骂(这就说明我那一口白吐了)。樊小勇就问:你吐了没有呀。我高兴地说:吐、吐啦。樊小勇不高兴地鼓励我:“他妈的,那你就再吐一口。”于是我就再吐一口。  他们就那样使劲往下吐唾沫,直吐得嘴里发干,发涩。可他们坚持不懈地努着嘴唇用力清理着喉咙,可唾液的产生速度还是太慢了。楼底下叫骂声一片。慢慢地在他们正中的底下空出了一小块。然而他们发现边上还有一位胖子,稳坐在那里。“那是谁?”哥哥问。魏明说:“管他×,吐他!”张学庆就伸出头去,又吐了一口,那口白色的唾液准确地落到了那个人的身上。“操他妈,谁?老子要看看是哪一个杂种啵!”那个人猛地就叫了起来。他猛地站起来的时候赢得了周围一片赞许与尊敬的目光。张学庆他们赶紧就缩着脖子往后排空座位上躲。“是古站长。”他们说,心里都开始了害怕。  楼板一阵咚咚地响,古站长就出现在了楼上。他喝道“谁?谁?  说!”他用目光扫视了一圈,最后定在了哥哥他们几个身上。他立在魏明面前。魏明说:不是我。他看着王建军。王建军说:不是我。他看着张学庆,哥哥说:我没有吐。他看着樊小勇,樊小勇说:不要看我,我也没有吐。古站长就说:你们一个都没吐?难道我见了鬼吗?  你们几个小赤佬不要给我装蒜。你们今天要是不说个明白,你们一个都不能走。魏明说:不关我的事,我怎么不能走。古站长说:好吧。  没你的事。王建军说:也没我的事。古站长说:不行!  然后他们居然都把目光看着我。  我还坐在楼座的最前排。古站长就看到了我。他说:你说是谁干的?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我吓得有些说不出话来。“那么是你吐的吗?”他威严地看着我。哥哥他们也都看着我。我脑袋里有些晕乎乎的。我不知道那所有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突然之间有了结果。古站长抓住了我,“走,你跟我走!”我不走,我不想走,我知道我一走就有很可怕的事情在等着我。世界上再没有比跟他走更可怕的事情了。在那事情的深处有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它一口就能把我吃掉。  你不要吓他!张学庆叫。  张学庆只会这么叫,他那一刻的声音在电影院里显得特别的小,湮没在电影机的杂音里面。  可是古站长根本不理睬他的声音。  我只能死死抱住座椅不放。  但是古站长的劲道太大了,他就像抓小鸡样的轻轻地就把我掂溜了起来。  我终于止不住那份恐惧,大声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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