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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午间休息时,我居然站在落地窗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怪梦。在这个梦里,我既是被告又是原告,还是公诉人、辩护律师和法官、书记员。庭审开始了,我上窜下跳地忙碌着,整个法庭里面除了若干个我,再也没有别人。也就是说,我既是六个人,同时又是六分之一个人……我拼命撕扯着自己,又极力将遗失在各处的身体的碎片拼合在一起。法槌砰砰地敲打着沉重的桌面,可是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睁开酸涩的眼睛,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心跳声依然清晰可闻。此刻,我的脚下是这座庞大的、被各种尘烟笼罩的城市,正前方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在明艳的阳光下,红色的琉璃瓦闪耀着刺眼的光斑。我猛然拉开玻璃窗,朝外面使劲吐了一口唾沫。一阵狂风扑过来,将唾沫星重新还给了我。我悻悻地骂了一句,转身去盥洗间洗脸。当我出来,看见秘书小柳正掩门而去。我的目光从她圆润的肩头滑落到宽大的枣红木办公桌上,只见桌面正中央端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封皮左上角写着: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张望先生收。右下角寄信人一栏写着:内详。  应该是第五封了吧。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极度烦躁地拿起信封,右手持剪,准备拦腰将它一分为二。想了想,又将剪刀放下,将信塞进抽屉里。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回避已经不再可能,正视吧,却又找不到任何线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封信的主人正冷笑着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越是心神不宁,她就越是兴高采烈。是这样吧?陌生人,恭喜你的阴谋得逞了。  我魂不守舍地坐在办公室里。我把抽屉拉开又合上。我掏出手机在电话簿里漫无目的地搜寻熟人名单,哦,那么多的人我都认识,但能在此时为我分忧的却没有一个。这是个问题,在这座将近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我生活了十多个年头,认识的人大概也能以四位数计了,但当需要有人与我推心置腹时,他们居然集体消逝了。想到这里,我再次郁闷地站起身,叨着一支“老水手”香烟走到百叶窗下,将窗叶拉起半截,朝远处看去。我一无所视地呆望着混沌的天空,天上明明有太阳,但你就是看不清太阳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也难以闹明白阳光洒在了哪些地方哪些人的头上。我索性将脑袋伸出窗外,一阵凉意很快就贯彻了我的脑海。楼下,甲壳虫一般的车辆和蝼蚁一般的人流散漫而有序地蠕动着,我再一次感到了眩晕。我始终不理解恐高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算得上“疾病”么?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些恐高大约是在五岁左右,那时我刚刚与哥哥分床,独自睡在那间由过道改成的房间里。当天夜里,我梦见一个接一个娃娃从空中往下跳,他们五颜六色,边跳边发出叽里哇啦地喊叫声。我被这样的喊叫声吓出了一身冷汗,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屋顶上那块半尺见方的亮瓦映现出夜空的清白来,顿时觉得自己是从天上掉落在床铺上面的,是那些看不清嘴脸的若干个娃娃中的一个。我在黑暗中捂住怦怦乱跳的心窝,在被子里紧紧地蜷缩成一团。后来我暗自锻炼自己的胆量,走独木桥,攀高树枝,结果却适得其反。及至今日,莫说从高处往下看,哪怕是闭上眼睛想一想陡峭的山壁或楼层,我都会呼吸困难,心跳加快,严重的时候几近虚脱。我命令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悬崖、过山车、索道、蹦级,那些玻璃马赛克的高楼,可反而想得越发频繁,如同瘾君子陶醉于吸食吗啡过后产生的瞬间失重、轻飘和眩晕,而无力自拔。  就在这种近似于虚脱的状态里与街市对峙了近一刻钟,我缩回脑袋,拉下窗叶,回到过于宽大的红木桌边坐下。我再次重复着刚才的当作:把抽屉拉开,合上,再拉开,再合上;在手机的姓名栏目里搜索,最后,我决定给吴起打个电话。  我叫张望,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的法人、老总。当初我把公司取名为“好望角”,无疑效法了早年欧洲探险者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在希望里满怀想望。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  几年前,我买下了这套精装修的房子用于办公,它位于本市最醒目的商业大厦之一——江天富豪写字楼——的第23层。事实上,这里也是我主要的生活区,将近三百平米的面积被我隔成了工作和休闲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工作区被电脑写字台分割为一个个规则的方格子,员工们秩序井然地坐在这些四方形的格子间,各司其职;生活区呢,则由颜色夸张的布艺沙发、弹簧床垫和羊毛地毯、壁挂所组成,这些都是我从各处搜罗来的,有的是托朋友从外地买回来的,我将它们不规则地摆放或悬挂起来,慵懒、随意,富于浓郁的消闲气息。一天之中,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少下楼,除非有人拿着支票在下面某个地方等我,哈,当然,这样的好事不会常有。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一些固定的老顾客,每年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定数额的订单,以此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被高处宠坏的懒汉,一个自我囚禁者,一个“天堂看门人”——这是朋友们对我戏谑的称呼。每天早晨一觉醒来,我就会含着甜津津的牙刷,身不由己地走到宽大的落地窗前,用食指撩开百叶窗的那三张叶片(因为总是习惯性地拨拉那几片,它们的颜色看上去要比其他叶片略深,而且有些变形了),眺望城市睡眼惺忪的表情,杂乱而有序的楼房,以及从楼道之间腾涌出来的雾霭和尘埃,被一阵狂风吹往空中的塑料袋,越来越嘈杂的马达声……我喜欢这样眯着眼睛打量这个有身无形的巨人,它的确像个无头无脸的庞然大物,我们看见的不过是它身体的皱纹,衣带上的褶子,听见的也不过是它的哈欠声、喷嚏或咳嗽,而手之所触也不过是它极度臃肿肥厚的皮肉,如同盲人摸象。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当你被迫与这样一个巨人遭遇时,你应该尽可能的表现得谨慎和谦卑一些,以免被它捏为齑粉。  最近一段时间,我却一反常态,每天都要下楼了。下班后也不再在酒吧、茶楼或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一落地,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停车场,驾上我的“奥迪A4”匆匆往家里赶。与那些十分规矩的好男人一样,我越来越像个称职的丈夫了。回到家,我就进厨房忙碌起来,首先检查冰箱,如果食物充裕,就亲自动手烧几样拿手菜;如果冰箱是空的且时间也来得及,我就会去一趟隔壁的家乐福超市,买些罐头、蔬菜和鲜牛奶,抢在杨芬按响门铃前,做出几盘简易又美味的菜,摆放在雅致的乌柏木餐桌上。  杨芬是我的妻子,市实验中学的语文老师,兼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课上得好,曾多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市语文教学观摩,并获奖,本地晨报不久前还做过关于她教学成果的整版专访。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零四个月,前三年甜蜜、快乐,近些年愁闷、悒郁,其间的转折缘于婚后第四年发生的一场事故:那年初春,她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子宫里面长了几个良性肿瘤。本来这病是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治疗的,但杨芬要子心切,不想因此耽搁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她坚持要去做手术,哪知道不负责任的医生居然“不小心”切掉了她的子宫,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  经此打击,我们都几乎精神崩溃。杨芬在得知自己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后,一次次寻死觅活,我则在一边仔细照顾,含泪为她宽怀。我对她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稀罕小孩,即便他(她)是个天使,也觉得是个累赘。我言不由衷地说着类似的谎话,发誓,赌咒,天花乱坠,口是心非……直到这么一天,杨芬说了这么一句话:  “张望,我们还是离婚吧,你这个人太虚伪了。”  虚伪?离婚?我有些不解地愣住了,咬着下唇,尽量不动怒火。  杨芬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答应,老实说,我还是爱她的,尽管爱的激情已经消逝殆尽,但爱的惯性依然还在我们之间延续。在我看来,爱到最后就是一种习惯。再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可不愿意做不仁不义的小人,被人在背后戳脊椎骨。杨芬说这样对我们家不公平,她还拿出我那位不久前才去世的母亲的临终遗言来说事儿,“我不能给你们张家延续香火,你母亲若泉下有知,也不会安宁的。”  我出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琴瑟世家”。我父亲自幼跟随他父亲学习琴艺,二十来岁就成了中原琴派的代表人之一。他一生与古琴为伍,不谙俗世,生性高洁,也因此在文革时期饱受磨难。我母亲其实是个乡野女子,她和父亲的相识相爱极具传奇色彩,父亲总说等自己老了一定要将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当然,直到母亲病故身亡,他也没有能力将这个计划付诸现实。相传,父亲十九岁那年遵从父命前往林区选购琴木,在一户农家遇见了我母亲,两人一见钟情。回来后他终日郁郁寡欢,在爷爷的逼问之下,父亲才道出了原委。不久,父子俩再次跋山涉水来到那户农家,爷爷也一眼相中了眼前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于是将她带回家,收为女徒。等到两人到了合适的年龄,便促成了这桩婚事。照理说,我的家人应该都是很开通的性情中人吧,可他们在对待哥哥和我的前途及婚姻的事情上显得极其保守。首先,他们要求年长我五岁的哥哥学琴,但哥哥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军人,父母坚决不同意,逼他习琴,最后导致哥哥不惜以自残的方式相抗:我们家的古琴都是自己制作的,屋子里随处可见刨子、凿子、锯子和斧头什么的,一次,哥哥趁帮助父亲干活的机会,用斧头剁下了两截右手指头。在一声“哎呀”的惨叫之后,哥哥换回了给自己前途做主的机会,父母再也没有强迫他习琴,可是他也没有能够如愿成为一名军人,而是进家具厂当了一名木匠。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哥哥才凭借自己精良的手艺成了一家家具厂的老板。  父母特别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虽说哥哥已经为我们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仍然希望我和杨芬能尽快有自己的孩子。我没有哥哥那么叛逆,在父母的催逼下我从小就认真习琴,最后顺利地考进了一座远近闻名的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因为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吧,所以他们在对待我的婚事方面特别挑剔。当初我领杨芬回家,母亲居然首先看中的不是人家的性格长相什么的,而是杨芬的臀部。母亲悄悄将我拉扯到一边,指点着杨芬说道,这孩子胯骨宽大,臀部结实,说明她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定可以为我们家族添丁加口。母亲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刚结婚的那阵子,我和杨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谁也不想被小孩拖累,所以,三次受孕都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报应啊,”现在,杨芬痛哭流涕地说道,“当初每流产一次,我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报应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要是当初我们就把孩子要了下来,现在会怎样呢?杨芬反复在这样的假设中打转,度过了将近一年的以泪洗面的日子。之后,才逐渐振作起来,投入到了废寝忘食的教学工作中。  事故发生以后,院方不想扩大事态,就通过熟人牵线搭桥,答应私下赔偿我们一笔在当时看来还算数目不菲的损失费,并承诺将医院的一个广告项目交由我的公司代理。杨芬起初坚持起诉院方,非要将主治医生绳之以法不可,我权衡再三,晓之以理,在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以后,她才勉强接受了对方的歉意。熟话说因祸得福,我的公司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才逐渐打开局面。  做完饭菜,我打开电视机,一边看经济新闻节目,一边抽着烟耐心等待杨芬回家。“花生”跳上沙发,偎依在我身边,两条前肢搭搁在我的大腿上,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每逢这样的时刻,我总觉得她有话要说,同时又胆战心惊地想到,如果某一天她真的开口说话了,我会不会被吓个半死呢?“花生”是一条并不名贵的杂毛母狗,如果仔细考察她的血缘,应该是西施犬与蝴蝶犬杂交的产物。“花生”这个名字是我帮助取的,因为我第一眼看见它就觉得它酷似一颗没有去壳的花生。杨芬在他们学校大门口捡到了它,刚捡回来时有一身柔顺的白色毛发,但长到后来就成了眼前这个样子:卷毛蓬松,杂乱无章,躺在那里,酷似一团陈年败絮。俗话说,丑人多作怪,丑狗多聪明。此话在“花生”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花生”的确是一条极其聪明的狗,能察言观色,洞悉主人内心世界里的喜怒哀乐。她给人的印象永远是那样乖巧,而她的表情又永远是那般楚楚动人。她是杨芬精神上的伴侣,我清楚,这几年杨芬施加在“花生”身上的爱怜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可是,我并无醋意,相反有一种解脱感。  我抚摸着“花生”柔软的毛发,想集中精力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那个有关煤矿瓦斯爆炸案的现场采访看完,但我发现,今天我的注意力比前几日更加涣散了,眼睛盯着电视屏幕,耳朵却在谛听楼道里的脚步声。她早该回家了,平时这个时候都回来了啊,她怎么还没回来呢?我时而瞟一眼电视,时而瞅一眼餐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心烦意乱。  这时,“花生”突然跳下沙发,带着我遗留在她背脊上的手掌的余温,叮叮叮地跑向防盗门,狺狺地摇头摆尾,“张望”着楼梯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相信,她能透过厚重的铁门看见她的身影)。  杨芬回来了。肯定是杨芬回来了。  杨芬不止一次与我讨论过领养小孩的事。她在网上查阅、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悉知领养孩子的一切手续、细节。在她看来,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比领养“花生”麻烦多少(虽然“花生”连领养都谈不上),一只杂种狗都能养成这样,难道还怕养孩子吗?她丝毫不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无论她好说歹说我却始终无动于衷。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花大量的精力替人家抚养一个孩子,不如节省力气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杨芬说我偏执,她说,你怎么能说是在为别人抚养呢?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也合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潮流,如果真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习惯性地摊了摊手臂,狡辩道,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这孩子脾性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有较大出入,那该怎么办?杨芬盯着我呆望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我自私?!我恼火道,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你想随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缺憾和空白,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了防老而去领养一个人家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利己行为。杨芬气得直掉眼泪,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房门,再也懒得理会我了。  但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死过心。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收集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图片,有些是从杂志画报上剪裁下来的,更多的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她把它们按年龄顺序编订好,制作成了一本本精美的剪报画册,在课外之余拿出来翻阅。那是一个隐秘的世界,一座无人知晓的人间天堂,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五颜六色的童年,天空永远是那么蓝,草地永远是那么绿。杨芬把孩子们的欢笑声关闭在这个逼仄幽暗的抽屉里,当她小心拉开抽屉时,内心就变成了一座波光荡漾的蓄水池。我还知道,杨芬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是因为她要在学校与那些被她私下“供养”着的孩子们多待片刻。她从不把那些图片带回家,她渐渐爱上了这种隐秘的生活,并深深地陶醉其中。有好几次,已经很晚了,杨芬还没有回家,我去学校找她,她却不在,那个收发室的门卫老头告诉我说,“杨老师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我就知道,她去了那种场所;我就知道,她的魂已经脱了窍,再也没有办法能找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捱着,撑着,一天天滑了过来,像脚底装上了滑轮,一晃就窜进了冗长、乏味的中年期(没有小孩,家里缺少笑声,“中年”被大大提前了)。尽管由于没有生育的拖累,也不必担心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划伤皮肉,杨芬看上去还很年轻,她的小腹没有同龄女人那种多余的脂肪和赘肉,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皱纹,可是,当她在不经意之间发出的那一声声长吁短叹时,她内心里的那个窟窿还是暴露无遗,那个北风呼啸的窟窿,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风洞,唯一的光亮来自那些路过她脑海里的瞬间的幻觉:作为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母亲,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纳入到了“母亲”的行列。当她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或床头上,满怀深情地凝望“花生”时,当她把柔韧的手指插进“花生”轻柔、潮湿又灼热的唇齿之间时,当她紧紧搂抱着“花生”、并将脸埋进那蓬松的散发着洗发水与动物特有气息的毛发里时,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目光是那样迷离,笑容是那样满足。我一再提醒她,不要和狗相处得过于亲密,以防狗身上的寄生虫带来病菌,但杨芬的回答总是干脆而果决:“不就是担心流产么?一个连子宫都被切除了的女人还会担心这个吗?笑话!”  我无言以对。我开始担心起杨芬的精神状况来,我利用节假日开车带她出门转悠散心,陪她逛街,购物。然而,我的各种努力都收效甚微。不管身在何处,杨芬只要看到小孩就会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脸也胀得通红,像一个准备行窃却不慎露出了马脚的小偷。只见她尴尬地站在马路旁,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她的样子真让我难受。时日一久,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杨芬提出的那个领养小孩的方案来。  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吧,我们听说第三人民医院有弃婴可以领养,就再一次动了这个的心思。我托朋友的朋友找到妇产科的一位大夫,礼物也送了,电话也留下了,只等遇见一个合适的婴儿就抱过来。那段时间杨芬显得异常激动,每天都要去夜市买婴儿用品,从尿不湿到纯棉内衣,她一包一包地往家里搬运,只差婴儿床没有买了。事先,我们商量过了,小孩过来以后先与杨芬睡,等培养出一段感情后再让他(她)睡自己的婴儿床。我答应她买张漂亮舒适的婴儿床,至于将这张小床放在什么位置,是与我们的大床并置,还是放在脚头,杨芬都比划过许多次,并用粉色笔作了标识。半夜三更她突然醒来,怔怔地凝望着那个粉笔画的床位,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她不断征询我的意见:“是要男孩还是女孩呢?”“男女都一样,”我打了个哈欠,回答道。“你是不是不情愿啊?”她摇晃着我的肩膀,沉浸在几乎就要伸手可及的幸福里。我哼哈几声,搪塞道,“说什么哪,哈,不要猜疑,只要你情愿就好。”“这说明你还是不情愿,”她生气地扭过头去,背朝衣橱嘟哝着。  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杨芬就会扑过去将话筒连同话机抱在怀里,“喂,马大夫吗?哦,对不起,找张望啊,他在的,”她把话筒递给我,脸拉得老长老长的。  “张望啊,每次打电话你老婆怎么都问我是不是马大夫啊?嘿嘿,你可要留意点,别搞得后院失火啊,”朋友调笑着,和我谈论生意上的事情,谈最近一次猎艳收获,或另外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聊得时间稍稍久一点,杨芬就一定会故意在旁边弄出大动静来,提醒我该挂电话了,“你老是占线,马大夫的电话怎么打得进来呢?”她责怪道。  又过了几天,马大夫终于来电话通知我们去看孩子了。  现在回忆起那晚发生的事情,我依然心有余悸。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和杨芬去了三医院,马大夫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男人,经介绍得知他就是孩子的生父,小孩正在生产中。我很奇怪马大夫为什么要让我们见这个男人,尽管他事先曾交代过这事能否成功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但那个男人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一见面,那人就很露骨地说道,“就八千吧,看得出来你们出得起这个价。”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连忙把马大夫拉到一边问他是怎么回事,马大夫说这对夫妇是从外地来这里打工的,他们想要儿子,结果B超鉴定出是个女儿,所以就想找户富裕的人家给孩子处理掉。我一听这话就很不舒服,倒不是嫌价钱贵,而是觉得这样的父亲不可能生育出什么高质量的孩子来,有其父必有其子嘛;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长相太贪婪,弄不好今后被他缠上了可就麻烦大了。我回头去找杨芬谈自己的想法,却见她正趴在育婴室的玻璃窗前,痴痴地朝里面观看。那个男人跟在她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走过去,问杨芬孩子是否出来了,她说出来了,你看看,好多啊。我朝里面望去,果然有好多婴儿躺在一排排小床上。我问她是哪个,她摇了摇头。这时,马大夫过来了,他带我们进病房看孩子的生母。我们一进去,就瞧见那女人眼圈红肿,一看就知道才哭过。他丈夫本来跟在我们后面,突然三步两步抢在我们前面冲到了病床边,对那个女人耳语了几下,见女人哭丧着脸,就猛地抽了她一耳光。幸亏马大夫及时过去制止住了他,不然男人还会揍那女人的。我在距离病床几米开外的地方站下,已经决定不要再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了,这样太不人道,于这位母亲,于我们,于那个尚未见面的女婴,这样做都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我退出病房,在门口站了大概十来分钟,杨芬才红着眼睛出来,显然她也哭过了,我过去抚了抚她的肩膀,说道,回家吧,我们回家。杨芬点点头。  一回到家里,杨芬就直奔卧室,打开衣橱,将那些准备好的婴儿用品一古脑地拽出来,扔在床上,又胡乱塞进塑料袋里。我问她想干什么,她不吭气。只见她默默地拎起袋子下了楼。我以为她是想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送给那对夫妇的,哪知她走到院子西边的那棵粗大的梧桐树下,一把火将它们点燃了。等我闻到焦糊的气味快步赶过去时,那些衣物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杨芬蹲在地上嘤嘤地哭泣,火光一闪一闪地照耀着她潮湿的面容。  从此以后,杨芬再也没有在我面前谈及过抱养或领养孩子之类的话题。我感到自己如同一个生活在某座活火山身边的土著民,掐不准什么时候火山就要突然爆发,灿烂而炫目的熔岩将把我埋葬。  吴起是那年流感席卷全国时我认识的一个做药品器械生意的老板,当时,满街都是戴口罩的人。口罩成了紧俏物质。吴起利用关系搞到了一批,又通过别人的介绍找到我,希望为他手中的那些口罩设计一个别致的图案。我为他设计了一个由两根小拇指头勾连成锁状的效果图,结果他的口罩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很快就销售一空。这以后,我们就成了来往密切的朋友。  我打电话给吴起请他晚上去巴山夜雨喝茶。他正好闲着,就说早点去吧,五点半见面如何,我说好。  我们俩要了两份煲仔饭吃了,另外要了些啤酒,和一壶大红袍,慢慢品着。吴起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回答说瞎忙。吴起又问我最近有了新欢没有,我说哪儿啊……在闲聊了一阵子后,我把话题转向了他的情感生活上。吴起以前给我讲过他辞职下海的原因,他说如果不是自己当年缺少把持,就不会走上经商之路,那么现在,他至少也混到了政府部门的某个正处级位置。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吴起去重庆参加一个会议,因为会议时间长达十多天,多少有些无聊。他的几个在当地的大学同窗为了让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就天天晚上拉他去外面喝茶玩乐,后来就认识了一个漂亮的有夫之妇。巧的是,这女子的丈夫那段时间正在东北某地开会。吴起要下了那个女子的手机号码,然后约会她,一来二往,两人就好上了。会议结束后吴起回到武汉,回到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中。他那时候已经结婚生子,小孩都三岁了。吴起再也没有和那个重庆女子有过任何联系。转眼到了千禧年,吴起对新世纪也做了新的指望。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了那个重庆女人的一个电话,催他抽个时间过去一趟。吴起以为那女人肯定是想念他了,他喜欢这种被女人思念的感觉,这是体现一个男人成就感的一个方面。他抽了个周末直飞重庆,在下榻的宾馆见到了一位带着一个男孩的女人。女人一进门,就将身边的男孩往前一推,说道:  “快叫爸爸!爸爸!”  吴起懵了。  原来,这个五岁的男孩是吴起那年来重庆时风流快活的产物。女人原本不想让吴起知道这件事情的,她不想破坏自己和别人的家庭,她想独自担当起这桩孽债,慢慢偿还。哪知纸终究没有包住火。男孩越长越不像他的父亲,也不怎么像他母亲,身边的人议论纷纷。于是,那个疑心很重的男人在软硬兼施、再三盘问无果后,就带儿子去医院做了个DNA鉴定,结果是:他果然不是这个孩子的生父!  无奈之下,女人这才道出了这件事的原委。  那你们想怎么办?吴起硬着头皮问道。适才他仔细打量过那个男孩的相貌,几乎就是他本人的缩影。  我把你嚷过来只是想对你陈述这样一件事实而已,女人有些委屈地说道,我们从来没想把你怎么办,只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准备什么?吴起满不在乎地说道,我可没有什么值得准备的。  他想起诉你,告你……,女人抚摩着孩子的脑袋,低声说道。  谁?你丈夫?吴起觉得那个没见过面的男人很可笑,自己老婆被人睡了,而且还生了个别人的孩子,居然现在才想到起诉我。但转念又想到,如果我被起诉,那我的事业、家庭可就全毁了。你丈夫有什么打算?吴起问。  申明一下,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丈夫了,我们分居快一年了,女人说,他会向法院提出诉状的,他说过,必须惩罚你,还要你赔偿他二十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吴起对我说,后来他被迫辞去令人眼红的国家公职,家庭破裂,不得不走上这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经商之路,都是当年在重庆不慎种下的恶果,屈指可数的几夜风流,换来的是绵绵无期的一条不归路。  第一道茶水很浓酽,近似于苦咖啡。吴起放在鼻尖下闻了闻,抿了一小口,但我一口干了。吴起望着我,我最近脸色有些灰暗,睡眠不好,他问道,“你看上去不对劲,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摆摆手,回答道,“没有,真没有,可能是天气原因,你瞧,这鬼天气压抑得很,秋天了,居然不吹秋风。”  吴起说,“你办公室那么高都感觉不到秋风,我们岂不更郁闷了。”说到这儿,他招手让服务员过来续水,抬头看了看窗外面,目光又回到我脸上,“说吧,找我来想干吗?总不至于是让我带你去找小姐吧?”  “去,去!”我嘿嘿干笑几声,说道,“我想再听听你的风流韵事啊。就说说你和那个重庆女人之间的事情吧,你们现在应该联系很多了吧。”  “张望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吴起直视着我的眼睛,“要不然,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也给你讲过多遍了,你为什么还这样感兴趣呀?”  我说没有的事。我说,我想听听你们的现在。  吴起沉吟了一下,说道,“后来我不是被迫辞职了吗?老婆带着儿子离开了我。为了赔付那笔所谓的‘精神损失费’,我只得下了海。重庆女人也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男人,我们现在只有经济上的联系,每月我寄笔生活费给他们母子俩。就是这样子。人走到这个地步,只有顺其自然了。”  “你想到过娶那个女人没有?”我好奇地问道,“无论怎么说,人家都给你生了个儿子呢。”  “娶她?怎么可能?”吴起撇了撇嘴角,“难道你要我离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再娶另外一个带孩子的女人么?”吴起连连摇头道,“我宁愿当个孤寡老人,老了,就进养老院,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呢?你们不是也没有小孩吗?怎么计划自己的晚年的?”  我回答说没计划。“懒得计划,过一天是一天。”随后,我这么补充了一句。  二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此反复,毫无休止的迹象,当我第六次收到这样一封信件时,我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一个闹剧,极有可能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这是个阴谋?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更倾向于将这件事看作某人在阴暗的地窖里为我画的符咒,就像某部恐怖电影里所看到的场景:一个人因为仇恨,他(她)要用针尖反复刺扎小布人,直到仇人在异地痛不欲生。想到这里,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是的,我厌恶。尽管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但对这种在背后使手腕的勾当仍然难以接受。究竟是谁在背后这样诅咒我呢?我又值得哪个女人如此仇恨呢?  六封来信使用的都是邮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白色标准信封,信纸也是统一的A4复写纸,信的内容也一字不易:  张望你好!  多年未见,想必你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吧。  来信是想告诉你,我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你。我不知道你把我们母子存放在记忆库的哪个角落里了,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年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种种非议,坚持把你的儿子生下来,并抚养至今,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提醒你:我们曾经爱过,并因爱而痛苦过。  仔细清理一下你的记忆库吧。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没有日期。只能通过邮戳上的日期来辨别每封来信的先后顺序。  我将收到的六个信封整齐地铺排在桌面上,反复查看,我发现,除了邮戳上的日期和寄信地址不同外,其他地方完全一样,连邮票的图案和面值也相同,贴的位置都一样在信封右下角而不是规定的右上角!  寄信人没有在信封下端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她没有留下任何笔迹,所有的文字(包括信封上的)都是打印出来的。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把六张相同的复写纸用大头针别在一起,每封信的内容平均读了不下十遍,现在,只要我一开口,就担心自己不小心对外人说出了信中的内容来。估计公司里的人注意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神情反常,譬如,有时我会突然将某个职员喊进来,本来想对他(她)交代什么事情的,等到人家站在我面前后,我张张嘴,又忘了想说什么。  我依稀记得第一封信是夹杂在一叠报纸和商务公文中出现的,我订了很多报纸,还有几份经济生活方面的杂志。以后,每个星期一就会出现一封新的。起初,我真还没有把它当回事,报纸上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恶作剧,诈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生活中发生的怪事、奇事早已麻木了我的神经。一直到第三封信出现后,我才渐渐有些慌乱起来,心想,恶作剧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仔细分析过信件的内容,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分析每个字、词、句的含义,从它们的内涵一直解析到它们的外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封信除了陈述“有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孩子”和“世上有个小孩是我的儿子”这两个莫须有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可查的线索。至于这个写信的女人是谁?那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住在哪儿?等等,全都成了悬疑。难道果真如那个女人所说,她这样做只是想提醒我“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库么?这未免不合常理吧。那天我约吴起喝茶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某种启发。然而,最终我发现目前我所处的状况与吴起当年是有区别的,吴起的“荒唐”还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我的呢,这一切几乎等于是空穴来风。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  我告诉自己,你要镇定,不能自乱阵脚。  我一次次走到盥洗间里的玻璃镜子里怔怔地打量自己,一遍遍用凉水冲洗平头,说道:“我不相信!”  是的,我不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每当我转身走回到办公桌前时,这叠被我视为“废纸”的东西又活灵活现起来。我把它们揉成一团,不久它们就重新伸张开来,像一朵朵妖艳邪恶的花蕾绽放;我把它们锁进抽屉里,它们仍然在挣扎,膨胀,而抽屉似乎也随之改变了形状,榫子几乎脱裂开来……  终于,在收到第六封信后,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办公室,乘电梯下到地面。我站在马路边,观望着潮水般汹涌的人流,真想对着他们大喊大叫:“你是谁?!”那一刻,我的五官被愤怒扭曲得不成人形了。我举着白色的信封对着人群挥舞了半天,直到手臂酸痛,才一屁股跌着在路边苗圃的护栅栏上。我想,再这样持续一段时间我会疯掉的。我倒不怕疯,只是担心自己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而疯。  觉察出我有疯癫倾向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公司秘书小柳,另外一个是杨芬。  小柳是我公司创办不久应聘来上班的,已经属于公司元老级的员工了,年近三十,人长得不算漂亮,但容貌端庄,或许是由于性情有些古板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在大学里念的是文秘专业,平时在公司的主要工作是收发各种函件,接听电话并做会议记录,最近两年也时常帮我处理一些业务,相当于经理助理的角色。我的办公室与职员们的工作间用一块花玻璃间隔着,三个设计师和一个会计师坐在蓝色抽屉状的格子间里各忙其事,小柳就坐在敞开的会客间角落,从我老板桌这里看过去,正好可以看见她骨感而有韧性的后背,若是有事情,我会按一下桌面右手的那个黑色按铃,铃声一响,小柳就会扭过身来,先冲我笑笑,随后起身抻抻衣摆款款地走过来敲门。  出了这件事情后,我经常伸手按铃,害得小柳一个上午就要来回白跑数趟。我不是故意要这样捉弄她,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是一种既想操守秘密又特别想与人分享的奇怪心理,我一次次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那黑色的按铃。昨天下班前,小柳终于忍无可忍,主动来找我了,她质问我是不是对她的工作不够满意,我说没有啊。那您为什么老是叫我进你办公室呢?她红着脸说道,公司里的其他人都在私下议论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吗?有这事?我躲闪着小柳清澈冰凉的目光,支吾道,没事的,你很好,跟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一直不错啊。那就请您今后少按这个铃吧,她说着,弯腰清理了一下沙发上面的杂物,特意将一沓过期的报纸拿到我的办公桌上,盖住了那个按键。  至于杨芬,她就更惊诧于我最近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变化了。我在前面说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少像从前那样下班后在外面逗留了,几乎每天都比她先回到家里,做她爱吃的饭菜,等她回家。女人在这方面天生敏感,虽然杨芬在嘴上夸我能干、勤快,但她在心里一定问过无数遍这个问题:这个人究竟怎么了?还有一点让她迷惑的是,我近来看电视不再像从前那样专注于经济频道,我几乎不专注于任何频道,每次坐在电视机前,我总是手握宝贝似的遥控器,在按键上胡乱按着,先从“1”翻到“97”,接着,再快速翻一遍,再接下去是东按一下西按一下。我盯着屏幕,杨芬盯着我……她能不感到奇怪么?除了按遥控器,我还喜欢有事无事地拿出手机在键盘上胡乱按着,按键“嘀嘀”直响,她能不感觉奇怪么?!  杨芬以前曾警告我不要在外面乱来,我鼻子灵得很,你知道的,只要你和哪个女人挨近点,我都可以闻出那个女人的气味来,她正儿八经地说道。那时候,她的确有一只灵验的鼻子,嗅觉灵敏。但自从出了那桩医疗事故以后,她就什么气味都闻不出来了。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她似乎又逐渐恢复了嗅觉的灵敏,常常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星期天上午,我去了趟邮局,胳膊里夹着那只新款的男式“dunhill”手包,包里面有许多隐秘的夹层,每个夹层功用各异。这个包还是几个月前杨芬特意为我买的,我把驾驶证、身份证,以及各种磁卡、银行卡、购物优惠券等都放在里面了。此刻,我又在里面增加了那六封神秘的来信。我去邮局的目的是查找寄信人的某些线索,希望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  我将六只空信封伸进橱窗,递给那个正在发呆的年轻人,说明了我的来意。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默默接过信封,在桌面上摆成一排,对比着每个邮戳内面的时间与地址。只见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念念有词,总之,一副极其认真且富有经验的表情。我站在柜台外面,我的面部表情随他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激动。年轻人约莫比较、甄别了七、八分钟,然后默默地将信封整理好递还给我,有些难为情地嗫嚅道,“对不起,实在查不出其他线索。除了这些日期和寄信的地址,哦,可以肯定,六封信分别是从六座不同的城市寄发出来的,每次寄信的间隔周期为五天,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每星期给你寄这么一封信,啊,嗯……”  未等他絮叨完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就收好信封快步走出了邮局大门。估计我走出去好几十米远了,那家伙仍然在那里喃喃低语,若有所思。我在心里骂了他一句“傻×!”与此同时,我似乎隐约听见他在背后骂我“傻×!”  秋天本来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季节,但这个秋天才刚刚开始没几天我便满怀厌倦了。在走向停车场的时候,我发现我那辆黑色的“奥迪”车好像被人挪动了位置,现在它被其他的车包围起来了。我目测着出来的车道,手心里积满了汗水,掏钥匙时感觉手指有些麻木。我郁闷地拉开车门爬了进去,点火,猛踩油门,把冷气开得大大的。谁能想到这是秋天了呢?虽然天空中不见骄阳,但这样的闷热比烈日当头还令人窝火。在这样的天气里,你会感觉到肉体仅仅是、不过是、只是一团窝囊的废物而已,生活也虚浮而臃肿。我摇下半截车窗,探头打量着前后左右的车道,琢磨怎样才能把车弄出去。要是有一辆吊车该多好啊,我胡思乱想着,并随之联想到了秋千、葡萄架或其他一些不切实际之物。最近几年对这些不切实际之物的想象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只有这些虚无飘渺的事物才能勉强让我忍受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与匮乏。我继续琢磨着眼下的出路,并试着按了几下喇叭,然后慢慢转动方向盘,让车头挣扎着爬上那条窄窄的水泥道,平稳地驶上斑马线。我刚在暗自庆幸呢,走在我前面的那辆“福特”却亮起了刹车灯。很快,马路上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汽车,大家见缝插针,把整条路面全部填满了。一些人从车内走了出来,站在自己的车身附近朝前面张望着,相互询问着事故的原因,两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干脆从他们的车里钻出来,背靠在我的车头前抽烟,其中一位撩起汗衫的下摆在自己的额头和脸上胡乱蹭擦着,他的脸红得像根暴露在阳光下的橘汁冰棒,大颗大颗的汗珠像出水痘似地沁现在他肥厚的皮肉上,但无论他怎样擦也无济于事;而另外那个身材矮小的估计听见了我按喇叭的声音,但他也只是透过挡风玻璃朝这边瞅了一眼,好象是说:有本事你就把我撞死吧。我当然不会撞他,我干吗要去撞一个与我同样窝囊的男人呢?  我闭上眼睛倾听着CD机中播发的沙拉布莱曼的《月光女神》,不一会儿,就在她那极富穿透力的嗓音声中渐渐进入了梦乡。  当我醒来,窗玻璃上趴满了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干吗趴在我的周围呢?一个交警出现在挡风玻璃正前方,他朝我打手势,示意我将车停靠在路边。我揉了揉眼睛,缓缓把车开向他所指令的位置,然后钻出驾驶室。我一下车,交警就冲我劈头盖脸地吼道:  “你疯了啊?!”  尽管我拼命躲避着第七封的出现,只要一天没有看见它就安慰自己:它再也不会来了。为此,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我还故意对自己装病不去公司上班,但是,当我周二打开办公室房门的时候,一封同样的信还是夹在一叠报纸中抖落在了眼前!  我绝望地按铃,让小柳赶快进来。看见我慌张的神色,小柳问什么事,我把那个尚未拆开的信封推到她面前,问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的?”小柳回答说昨天。她拿起信正反两面瞅着,嘀咕道,“我怎么觉得这是一封旧信呢?好像上周也帮您收过的。”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对她说道,“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小柳出去后,我用裁纸刀划开信封,从中抖出一张折叠的复写纸,只展开题头看了眼称谓,就拢进了抽屉。妈的,你到底是谁呢?我气鼓鼓地站起来走到窗前,再次拉开窗叶朝下面望去。依旧是一阵晕眩。我索性“刷”地拉开整个玻璃窗,将半截身子探了出去。只听见一阵呼呼的响声朝我体内猛灌进来,我的身体仿佛变成了一只充满氢气的球体不受控制地往更高处飘去。  “张总你在干吗?快进来!”  我感觉到有人在身后拽我衣服,并发出惊恐的喊叫。  我把身子缩回来,回头看见几个员工都在旁边站着,“不去工作,在这里干什么?我还没有死呐!”我没头没脑地冲他们发着脾气,像一只被狂风吹晕了方向的大黄蜂。  小柳委屈地撇了撇嘴,说道,“您瞧,您把风都放进来了,报纸吹得到处都是呢。”说着,她从地上捡起一沓文件和报纸,拢好,归位,然后招呼另外几个员工一起退了出去。  我坐回到躺椅上,眯眼想了一会儿,决定“遵从”那个神秘女人的提醒,仔细清理一下我的记忆库。我倒要看看这仓库里面究竟藏有什么货色。  那么,我该从哪里开始清理呢?  首先,应该有一盏灯吧,还要有笤帚、畚箕之类的家什,一座十年未修葺的仓库,里面积满灰尘和杂物,我得先将它们一一归类。其次,为了尽快理出一些与这个神秘人物有关的头绪来,我应该作出必要的舍弃和判断,譬如,划定出一个可靠的范畴,避免盲人摸象,白费气力。  我在一摞白纸上面写写画画,这些字迹好像都有重量似的,随着字迹的增加,白纸慢慢变得沉重起来。我按照信中内容的提示,罗列出这样一些关键词:  多年未见、母子、事实、痛苦、非议、抚养至今、有朝一日、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然后,我又删去那几个模糊的词语,只留下:  多年未见、母子、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我尝试着用它们造句:  1我已经多年未见那个曾经拥有过的女人了;  2我与她因爱而痛;  3曾经拥有过的女人为我生养了一个儿子,我们已经多年未见了;  4我曾经拥有过的那个女人为我生养了一个儿子,当初我们因爱而痛,最终分了手,我已经多年未见他们母子了。  我删去1、2、3,目光久久停留在4上。我把这句话在心里默读了无数遍,这才感觉到那扇通往记忆库的大门正逐渐打开了。光亮从背后射进来,像抹布一般滑过我不算宽阔的肩膀,擦去覆盖在地板、墙壁上的黑影,最后,只遗留下一小片阴影躲在更深的角落,即,如果那个女人是瞒着我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么,那个儿子我肯定从没见过,那么这句话岂不就成了一个病句么?病句就病句吧,我咕哝着,反正只要我明白其中的意思就行了。  我如释重负地伸了个懒腰,将这句话抄写在另外一张白纸上。接下来,我只需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去寻找这个女人。  符合“多年未见”这个条件的女人太多了,符合“因爱而恨”这个条件的也不少,唯独符合“为我生养了一个儿子”这个条件的肯定只有一个女人,可她是谁呢?  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最近十年来与我发生过情感瓜葛的女人,当然都是那些与我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然后,在白纸上面写下了这样几个女人的姓名:  王晓萌、朱鹃、马莉莉、覃虹、吴敏  其实,远远不止这个五个。只不过比较而言,她们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有的甚至至今还刻骨铭心。作为个体,她们看似孤立,但每个人身边或身后还有一群近似于她们的女性存在,那些人的名字有的已经被我无情地遗忘了。遗忘意味着不存在,至少我现在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和这五个女人的关系构成了近十年来我人生复杂经历的总和,是的,是总和,我起初还以为是一部分,但现在我敢肯定是全部。她们如同一块块形状、颜色各异的砖头,共同构建了我那座充满欲望的大厦。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帮朋友在“巴山夜雨”喝茶,不知是谁首先挑起了这个话题,那人问道:“你们谁能逐一说出曾经与你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姓名来?”大家都是在场面上混的人,说话素无顾忌。他话音刚落,有个做铝合金生意的哥们大咧咧地说道,“太多了,我已经数也数不清楚了。”另一个做耐火材料的笑道,“你难道比我还多?我估计有上百个了!”“哈,你闹了半辈子才百把个啊……”大家都哄笑起来。在他们的笑声里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数来数去,还真只有这五个,她们有的与我只有一夜之欢,有的和我保持了长达经年的肉体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除了她们五个外,我再也没有过别的女人呢?不是,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数字存在,由于她们没有对我的生活构成影响,所以已经被我省略或忽略不计了。  吴起说他只有三个。我不相信,我说,你他妈的整天泡在酒店宾馆里,现在又是单身,鬼才相信呢。我是认真的,吴起扳着指头一一数给我听: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情人,第三个是妓女。我说,你这样回答就没意思了,我想知道的是你究竟有过多少个情人。吴起想了想,仍然打着哈哈说道,妻子有时也是情人,情人有时比妻子还像妻子,而妓女呢,一会儿妻子一会情人,难道不是么?我无言以对,同时在心里思忖他的话,的确,与女人相比,男人似乎天生就具有移情的能力,当他与一个女人陷入难以厘清的情感纠葛时,通常,他会选择“移情”,即,迅速找到一个新的女人来转移眼下的困境,直至彻底替代之。而女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起码不像男人这样自如。  此刻,我面对这张纸,继续在自己的记忆库里跌跌撞撞。我想了想,又用笔划去了“王晓萌”和“吴敏”二人。因为王晓萌不久前才给我来过电话,如果她有了我的孩子,就不必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了;而吴敏呢,我们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她就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的目光最后锁定在剩下的三个人身上。分手以后,我和她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手的前夜我们过得十分放纵。我确信,这个神秘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们三个人中的某一位,至少,通过她们我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她”——那个我曾经爱过、现在恨着我的神秘女人。  我有些激动起来,拉开抽屉,将七封信件装进包里,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夹,按铃叫小柳进来一下。我破天荒地微笑着向小柳交代了一些近期要处理的公司事务,特意嘱咐她每天注意查收信件,并做好登记。小柳见我心情不错,就趁机赞美了几句我今天的衣着,笑道,张总是不是准备出远门啊?建议您出去前先去理个发,您头发最近长了点。我呵呵一笑,说好的,这就去。  回到家里,“花生”跳起来,前肢趴在我膝盖上,不停地摇尾谄媚。想到马上就要出门,也许很久见不到她了,不禁心生爱怜,蹲下来挠了挠她柔软暖和的肚皮。我进卧室收拾了几件也许在路上要穿的衣服,以及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轻便的旅行箱包很快就塞得鼓囊囊的了。本来我还想带几本书刊路上没事翻翻的,见实在装不下便作罢了。  我拎着包走到门口,回头扫了一眼这个家的全貌,目光在墙壁上的那张合影镜框里停顿了一会儿,我看见照片里的我在笑,但笑容不够自然,杨芬也在笑,笑容却很清澈……我叹了口气,砰地带上了房门。我一边下楼梯一边掏出手机给杨芬打电话,告诉她我马上要去外地出差,这次可能时间要长一点。杨芬问我估计会出去多久,我回答说现在还无法确定,她又问我去哪儿,我支吾道,很远的地方。还回来吗?她顿了顿,又问道。我说你想哪儿去了啊,就挂了电话。  我肯定是要回来的,如同我肯定要去寻找“她”一样。当我发动车,慢慢汇入喧哗汹涌的人流时,仿佛看见了在前面茫茫的尘眼中有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朝我投过来,而后面是一双怨怼的眼睛盯着我的后脑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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