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有人说:假如你现在是20岁……假如?为什么是假如?我是说,当我做事的时候,我不大会想到我不是20岁。  我做的事,其中一件是写文章。总有人问我每天什么时候写作?我说不知道。真的,我说不上来。去年10月住在大连写。可能写到凌晨4点,也可能凌晨4点醒过来爬起来写。没有生物钟,没有作息时间。冰箱里存上矿泉水、牛奶,渴了喝水,饿了喝奶。把沙发、茶几、座椅全搬到写字桌旁,好铺开我的采访笔记。一圈铺开的笔记把我和写字桌包抄过来,关进自筑的“图城”。然而思想在笔记堆里、在稿纸雉上跳跃,精神跟着我采访的故事跑。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最开心的事一最想做的事就是最开心的事。我在“围城”里写了一篇9万多字的文章,就叫《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  别人说,12点以后工作伤身体,你又不是20岁的人,20岁约人也不能一个多月天天这么“胡来”。我说太棒了,那我就比20岁还20岁。  我为什么要提醒自己不是20岁?为什么?如杲经常提醒自己不是20岁,那还能有年轻的心态和年轻的眼睛和年轻的文字吗?我想写就写,不管是12点以后还是20岁以后。思想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像太阳射在奔腾的大海上,浪花翻卷,霞光闪亮。  不写的时候,写累的时候,我买菜洗衣擦地,全都做不来但全都做起来,觉得在家务劳动中最能获得成就感——呵,菜买回来了,家里面包水果饼干什么吃的都有了!我喜欢做饭晾衣擦地全面施工,把所有的活计铺开,在几间屋里来回冲刺。好像灰姑娘拼命做那做不完的活,生怕继母从宫廷舞会上回来又要斥责她。  其实,我有不轻的这病和不重的那病。不过,我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能做的事,该做的事。就不愿把自己放到医院里像翻烙饼似地查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想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想到了就去做,GO!那么,你总是20岁。美国一本青年杂志叫《GO!》。青年么,想到了就去做,不犹豫不耽搁不前思后想不前怕后怕,青年就是GO!  可能做错,可能做了未必该做的。但是无暇后悔,更无暇忏悔。晃晃脑袋,把逗留在脑门上的头绪全给它甩出去。迈开脚,这就去做一件事,GO!那么,我们都是20岁。  白色网球鞋  又有电话要我写美容方面的文章。叫我这个美容盲谈美容?我笑。放下电话更笑。咯咯咯咯一通后,人小了5岁。有人敲门。我从里屋跑出去开门。来人说:你妈在家吗?我说不在。他说,某某托他把这包材料交给陈祖芬。我说你是找我妈还是找我?他说我找你妈陈祖芬。  我是我妈不是陈祖芬,不不,我是陈袓芬不是我妈。我大笑。来人傻笑:陈祖芬会写文章,陈祖芬的女儿会笑。  咯咯咯咯。  我想起有一次和我家先生去某大学图书馆。我先生轩昂地梃着伟大而庄严的肚子,他准保从娘胎里一生下来就是教授,在图书馆里走动如入无人之境。但是我被喝住了:“学生,过来!”天,我生来不像教授,可又实在不是该校学生,我怕无法混进图书馆看书了。“学生!把你的书包放那架上!”哦,门口一个大书架上,放着很多学生的书包。  怕我窃书?我乖乖把钒布背包放书架上,又乖乖地取书、读书。平日去超市,殁务员叫我先存包,我就有一种受辱感,就常常扭头便走。但这一回,我暗自得意——我打入该校图书馆了。  而且,我多么多么喜欢校园生活。而且,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X是学生。我总在傲功课(文章)。我的包里永远装着纸、笔和一互排队等候可阅读的东西。我有一大堆的网球鞋,这是我上戏剧学院时就穿的,那时几元钱一双现在十几元钱一双,一年四季和我结伴和我形影相随。平时穿旧的,出门穿新的,出远门可能穿一双再带一双。能够和白网球鞋相谐相投的,只有简单的衣着和不化妆的面孔。两只脚往白网球鞋里一伸,人就有了动感,就感到生活在向目己走来,生命在向自己走来,就想学习想吸收想探索想创造想咯咯咯笑。  无论如何,我是不要化妆品,就要网球鞋的。  当小狗的故事  “我什么都自己做。”我对一位女作家说。“我也什么都自己做。”她说。说大衣都自己放在洗衣机里洗,然后自己熨。我不会熨衣服。如果家务劳动也有ISO国际认准的话,我的家务活一样都不会合格。事实上我什么鄞不会做。我做饭。我家的锅全是残疾锅,有缺胳膊断腿硬伤的,有大面积烧伤的。我只买最低档的锅。买的时候就想着它烧糊时的模蝉,而且觉得很可能第一次煮东西就成残疾。  我也收拾屋子。我说“也”,是因为平时不大有时间收拾。有什么客至,就把餐厅(兼会客,一厅两用)堆的书本杂物全抱进我的工作间。我的工作间就常常堆放着铁罐、木盒、单位发的米、油、待穿的鞋、脱下的外套,工作间兼贮藏室。有的客是来找我家先生的,我懒得收拾自己,干脆把自己也贮藏起来,倒也简化。  任何劳动都包含着创见和乐趣。有人送我一只云南的木制象。浑厚祥和,叫人好喜欢。可是北京干燥,大象背上裂开三条纹。怎么办?我们手上皮肤干裂了用擦手油,对,给大象也抹点擦手油!我重重地往大象背上抹了一道两道三道油。果然木纹愈合了。但是那油却变成深棕色,怎么也擦不掉。大象背上有了几道斑马线!一无办法!不,有办法了。日本写《望乡》的女作家送过我一只精致的编织的名片夹,红色带条纹的。我把名片夹拆开,搭在大象背上,自然绚丽,好像大象就是披着这样的编织从西双版纳走来的。  一位杭州朋友送我一只小布娃娃,说是像我。另一位北京朋友送我一只胖娃娃,我觉得像我家先生。我把两只娃娃放在一起照张相,我先生拿云放大了挂在卧室里,就成了我们的“结婚照”。  我先生的工作压力太大。我出差前打电话给好友,请她多关照我的先生。她问关照什么?我说一是叫他不要忘了吃饭,二是叫他不要忘了喝水。她说喝水他还不知道?我说他常常觉得脑子空了,灌上一杯水,脑子又好了。你得多打电话催他喝水。  一群红领巾到我家来采访女作家。我不谈写作谈家政。我说我像小狗一样在地上爬着擦地板。我说我喜欢当小狗。我想,一个人,能够梃灵活地趴在地上擦地板,就会有灵感地坐在桌前写文章。  我在海上拉响了汽笛  我上到拖船最高层的右边,趴在栏杆上看海。栏杆宽宽的,我完全可以从栏杆里钻出来“蹦极”。突然,船左右摇晃起来,好像想把人从左边拋向右边,再从右边拋向左边。有人拔拉我一下,我不知怎么在左左右右的晃荡中,就被人轻轻拨拉进驾驶室。他用一个最简明的动作示意我呆在室内。那动作简明到我都没看到,只是感觉到了。我跌向椅子,又跌向墙边。他还站在驾驶室门口。如果我从室内跌出去,他也会轻轻一拨拉把我再拨拉进室内。  我们一队北京人,一起在山东省日照市上了这艘船。我和很多同行还不怎么认识。替如把着门口的这位大汉。我扶着什么物件站稳了,就对他顽笑:你不会掉下海吧?  我笑笑地望着他。但我吃惊了——他为什么脸红?哦,他不是我们北京人?他就是船上的?我居然还问他会不会掉下海,这叫人怎么回答?他不知怎么回答,就脸红了。后来我看到,他不脸红的时候也是红脸大汉。  我再不敢说什么,只是看着船长开船。我只看到他的背,他那穿着灰上衣的高高大大的背。他正在把自己的拖船顶住一艘巴拿马船,让那船调整到和航道一个方向。我好像觉得他是用自己的灰色大背在顶住巴拿马船,好有力量。  灰色大背身后,有一把高高的木椅,好像饭店里为幼儿准备的高椅。红脸大汉或灰色大背都不会理我,我干站着又有点乏味,干脆坐上这把高椅,坐在驾驶室里唯一的这把椅子上,可以看得很远。我双臂往椅子扶手上一搁,产生一种伟大感——有一次在颐和园,我往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一坐,双臂往椅子扶手上一搁,在照相机镜头前想作太后状。可是那天我穿一件绿色加白块的T恤,照片出来我一看,整个儿一个青蛙太后。  无论如何,坐在灰色大背身后的高椅上,有一种自得的快乐。这时就见灰色大背用右手拽住屋顶上的木把,拉了两下,拖船响起了两声汽笛。那么响,那么远远地铺开在海面上。我跳下木椅,走到灰色大背身旁,看着屋顶上那个奇妙的木把。我多想多想拉一下。我用手指头轻轻碰一下木把。我用手又摸一下木把。“你拉一下吧。”红脸大汉开口了,每个字都说得硬硬实实的,叫我想起山东的煎饼。吃煎饼长大的人,人也瓷实,心也瓷实。  我怯怯地看一眼灰色大背。他没说话。我也没看见他的脸。只是感觉到,他用沉默的背,表示我可以拉一次。我伸出右手拉一下,不响。再拉,还是拉不动。我使劲使劲拉,我整个人我全身就吊在右手上,即在那个木把上了。我的身体晃来荡去的。  不不,这只是我的感觉,我想象中夸大了的感觉。我第三下拉响了汽笛。我把很大的声音放在很大的海上。我在很大的海上放上很大的声音。哦!我一蹦老高。  我忽然想:我的伤怎么好了?来0照前还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今天上船的时候就觉得行走自如了,而且禁不住地老想笑,找茬大笑。要是在房子里,这样的笑对旁人是一种骚扰。但是在海上,面对这么大的大海,还有什么可称大的?如何地笑,也被一阵海风卷去了。海风卷去的,连同我的病痛,我多想说:给我一片海。我想,红脸大汉会硬实而简明地说:拿去吧。或许,我已经拿了一片海了,在我拉啕汽笛的时候。  醒了睁不开眼睛,赶紧想,赶紧赶紧想:我现在在哪里?香港?深圳?哦,在日本,日本。  飞机坐多了,好像得了一种飞行综合症,常常醒来不知身在何处。有一天醒来想,我是在重庆?大连?北京?是在北京?大连?重庆?哦,今天是在北京家里。昨天下午从大连回来,今早9时30分要去机场,飞重庆。嗓子嘶哑,先灌冰水,再打电话找讽君。占线,占线。那么打电话找I君,请转告W:“我月底从重庆回来,下月和W一起去汕头,最迟4日返京。”“哦,你最迟4日返京,然后去汕头。”“不对,我是1日去汕头,最迟4日返京。”“哦,你可是4日去汕头是1日走?”  好像自己和I君合说了一个小段的绕口令。再灌冰水,再拨另一个电话号,占线,占线。赶紧发电传,定下5日的日程。  现在,Let's go!上机场。  常有朋友问我,你可以擻好房的时候为什么不搬,为什么要赖在这70年代末的房子里?我说我选择住处,有一个最直觉地要考虑的因棄:离机场近。从我家叫出租车,几乎一出家门就上三环,就直奔机场高速公路,很少感受堵车的无奈。如果住在市中心,从家到机场,要是一路堵车,得多打出很多时间。而我的人生之路又常常是连接在机场传送带上的。问时间,好像一件家具。有一点空隙就要往里打进楔子,把时间楔个结结实实。也把心灵楔个结结实实。  坐上飞机,周围全是人,又全都不认识。因为全是人,使我感觉一种群体的安全和温暖;因为一个都不认识,又使我感觉一种面壁的静谧和空灵。困极了就睡。困而不极就不睡,就读就写,如入无人之境。没有电话铃响,没有门铃响,没有了各种不期而至的嘈音,切断了各种不能不面对的事务。机上这一段时间,这一个空间,完全由我支配,我好自由好惬意好开心。  我天马行空思想开得比飞机快,一个个文句飞出来。不少作者喜欢在文末来上一笔:写于什么斋?什么室。我的一些随笔,只能在文末注上:书于波音747。  自个儿冲着墙壁哭  我们市长的宣言就贴在大象屁股上  游人逛大连动物园。逛到大象那儿,动物园讲解员特自豪地说:我们市长的宣言就贴在这象屁股上。  讲解员这样戏说市长,都怪一本叫《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的书。去年9月大连国际服装节巡游表演队伍里,有一些动物也人模人样地走着。我看见一头小象的屁股上貼着一方纸,纸上庄重地写着:“不求最大,但求最佳”。这是大连市长的施政纲领。我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大连服装节、从但求最佳写起。用个什么标题?对,就叫贴在大象屁股上的施政纲领!咯咯咯咯。  市长和居委会的老大妈老大嫂们开个会。  有一位老大妈发言说:俺已经接见市长好几回了。大家大笑。市长薄熙来更笑得像孩子般高兴。唯那位大妈没笑。她太真诚太激动了,就没在意别人在笑什么。我立刻知道写这个会议的小标题有了:《老大妈亲自接见市长》。对,一定要加上“亲自”这个词。平时各域市报道市领导的新闻中,常常出现“亲自”。而我常常觉得,其实这个词是蛇足。领导做的事,也是领导需要做、领导应该做的。好比工人开机器,农民种地,毋需写上谁亲自开机器,亲自种地。老大妈接见市长,本是说倒了。正因为说倒了,反而可以加上一个“亲自”,来突出这个乐子。  第二印象还是:儿童  记者问我:你对市长薄熙来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说:儿童。  记者问:你对薄熙来的第二印象是什么?  我说:还是儿童。  市长当然不是儿童。而且他那种“跳河一闭眼”的工作劲头,令他的部下们也是这个说跳河一闭眼,那个说闭眼一跳河的,在流行休闲服、潇洒歌的今天,大连就有这么一帮干部在玩命干活,不问休假、不懂潇洒。还跟着市长傻开心。市长做城市上瘾,像小孩玩游戏机上瘾。世上很多亊,其实不是不能做,是不想做。有人想到了,也就做成了。薄熙来用儿童般的明彻穿过繁杂的世态,用最简捷的路径看到最明白不过的事情。  他拨款买一批公交车辆。这笔款会不会给挪用一点作他用?“我得去数数!”他说。但说的时候,那神情,就好像一个小孩要去数他的巧克力有没有少了一块。  市长的工作没黑没夜没完没了没死没活,这是大连人都看到的。市长其实是个大儿童,这是我看到的。  我记下我的感觉。不求全面,不是评价,只是一种——感觉。  自个儿冲着墙壁哭  去年9月的最后一个晚上,薄熙来去大连星海湾边数公交车辆,司机们跟着市长,前后左右形成厚厚的人墙。薄熙来说,开早班车的司机们三、五点就要出车,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呵!司机们不走。司机们只是跟着市长走。迎着呼呼的大海风,走成一个血肉的长城。我看手表,指针跳到12,就是零点,就跨进10月1日了。我们是最早走进10月1日的。我的心里响起国歌的节拍。49年生的薄熙来,和共和国同龄的薄熙来,命定和祖国共命运。  回到房间,我记述这晚的所见,我写写哭了,自个儿冲着墙壁哭。我知道,这是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结尾。虽然我在大连还会住不少日子,还会有不少有趣的经历。但我知道,这是结尾。  文章的开头,我把读者带进大连:随处可见的草坪上,喷头在潇洒地喷水,好像那不是劳作,而是享受。不知是萆坪更幸福,还是喷头更幸福。喷头池边,围上了一圏童鞋——孩子们脱了鞋往喷水池里冲。还有一个自己把裤子也脱了的小男孩,光着小屁蛋张开小胖手扑向喷水池,好像扑打着翅膀要起飞的小天使。  这是我一下就感受到的大连的氛围,也是大连市长的性情的体现。令人向往的大连的背后,是绝不令人羡慕的大连上上下下一批干部的牺牲。后来不少人对我说读《世界上什么亊最开心》,哭了。  我想,哭得最没出息的,准保是我。  最荒诞的也是最真实的  大连朋友请我去吃自助火锅。就见一位美人正端着一大盘海鲜过来。火红的丝绒连衣裙,低低的领口。雪白的肌肤放在红丝绒的“衬垫”上。扁扁圆圆的中国脸上披垂下全盘西化的卷发一全都染黄了。饭后我回到房间,把这位美人写下来,写写发挥起来:“一嘟噜一嘟嚕的耳垂使我觉得她像一棵丰收的红葡萄树。土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写到这我自个儿冲着墙壁大笑。“一个敢染敢穿敢吃敢袒的女人,也叫欧洲失业在家旳女人,美人被丈夫殴打的女人,日本忙个不停鞠躬的女人看看,我们中国的女人,活得多自在!”  我常常觉得,生活里好笑的亊很多,为什么文学里好笑的事那么少?大连人把任务念成“硬务”,就觉得任务特硬。把人民念成“银民”,就觉得人民特金贵。薄熙来召开居委会的会,大妈大嫂们全都早早地到了。我想,大连有这样的“银民”,什么样的“硬务”不能承担?  老大嫂们红扑扑的脸,锃亮的声音一一如果声音也有光译,那么她们的声音就是锃亮。加上“俺”、“俺”地说话时银牙闪亮,更使她们的声音带有金属的质感。一位老大妈,66岁6个月了,她发言时有人在她后面举着手,大妈头上就像长角一样的生机勃勃,看上去倒像6个月零66岁。  常常最荒诞的,也是最真实的。  窗外有棵白杨树  ——《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  薄熙来说:既然她来了大连,让她自己看吧。我就不见她了。  当我回到北京定稿的时候,薄熙来正在国外。我知道’对于我要写这篇文章,他一直是个持不同意见者。我想,既然他不在国内,文章发表后让他自己看吧。我就不等他了。  中国有个大连。大连有个市长。写了这两句,我自己觉得好笑。想起小时候妈妈对我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洞,洞里有只老虎。  莫名其妙的联想。无非是觉得自己写了两句儿歌一般幼稚的大白话。世上很多事情,本来就像大白话那么简单明白。去年我参加大连国际服装节。第一天,我在街头看到市长奔跑着荦只大猩猩给这儿那儿的市民们看。市民拉着他拽着他像和儿子和家人那样唠。他热得不时用手擦去满头满脸的汗珠子,像一个用手背抹去鼻涕的顽童。就在这个上午,我看见了薄熙来。  我把我看见的记录下来,就有了《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这篇文字。  我在大连街头问过市民:你们在电视台的大连新闻中最喜欢看什么节目?节民们说最喜欢看市长。说因为市长总在快快地走,走得快快地,叫人想起大连的快快的发展。我们写售票员,写清洁工,写工人,写农民,写知识分子,写各种各样的人。我写的是我看见的好人,或是群众在夸的好人。我在大连看到听到这么多市民夸市长。这位大连的儿子以全部的热情和聪明,以超支的精力和透支的生命来激活大连。我想,一个好的市长难道不是又劳苦又模范的劳模?  薄熙来速递。  最喜欢的地方;中国大连  最軎欢的颜色:绿色  口头语:别闲着,干好活。  夜生活:晚上开会,午夜批阅文件或下工地。  毛病:“半夜鸡叫”——半夜里老给部下们打电话谈工作。  特长:人来疯。听众越多他的答记者问越是精采纷呈。  嗜好:做城市建设上瘾。  最軎欢和谁握手:大连的孩子们  最喜欢送人的礼物:大连的海风  顽症: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  最开心的事:老百姓高兴  看到一个有为的青年,你会说:从你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当然,说这个青年是未来,不是说别的青年就不是未来。我朋友最多的地方,在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我说我在攀钢看到了希望。当然,这不是说别的地方都不是希望。  写到这里,看到窗外的杨树绽满了绿叶,高高地伸向蓝天白云间。每年看到窗前这棵树,满头满身地绿,我总感觉着一种生机,一种希望。  当然,我不是说别的白杨树都不是希望。  我朝丁君看了好一会儿,记者对我做电话采访,要我谈《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简称《最开心》)这本书出来后的反响。然后说,谈谈你自己吧。  我说:关于我,我只想说,刚才我朝丁君看了好一会儿。  丁君是谁?  这话得从头说起。早晨,我被轰炸声震醒。我宁可被炸死也不想挪动一下身子。我累得趴在床上,死活不去理电话——是的是的,这些日子,我常常在电话的轰炸声中醒来。  我的两个电话轮番震响。我头昏脑涨口干舌燥咕嘟咕嘟喝矿泉水。轰炸声又起,我一下扔掉手榴弹一一我是说,那只喝空了的矿泉水瓶。喂喂,我是长江,我是长江!对方怎么没说: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还以为我是战地话务员呢。  总算,安静了。我铺开稿纸,快快写来。好像在炮击的间隙里朝敌人冲锋。  可是,还有一件事一一饿了。有什么吃的?我的写字桌旁放着一箱方便面。但这太不方便一得煮开水,还得闷一会儿,又烫得要命不能一下倒进肚里。我吃饼干,喝酸奶,然后,然后真想吃点水果什么的。打开冰箱看,有一只西红柿。就这一只,红红的,很甜美。哦,我的唯一!我朝西红柿看了好一会儿。我在想,如果我要吃西红柿,就得先洗手,再拿盘子,否则会滴一身计水,吃完还要洗手,不不,别了,我的唯一!  西红柿,丁君是也。我朝丁君真是看了好一会儿。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