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我的心路历程  ——当太阳在外面凶猛地照射时,当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时,能够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一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来。这种感觉十分愜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了。  1、做什么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我恰恰反其道而行——去美国求学时刚好三十岁。回想当时常令我感到烦恼的—个想法就是:我的—生都在准备,准备做什么事,可—直还没正经做。我还要准备到何时?大概是受了这种想法的刺激,1988年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径直回国了。  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创造)。在此之前,我—直在准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我—直在修炼。我的—生—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36岁时,—直在准备。就像—头牛,—直在吃草。现在到了产出牛奶的时候了。36岁,真是够晚的了。当然,这里面有许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比如从17岁到22岁,我—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常常这样想,最幸运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八小时之内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他爱做的事情。可以说我就是—个这样的幸运儿。  回国之后,我被接纳为中国第—个文科博士后站(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的第—个博士后。我以—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毕竟我准备了太久太久。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迸发出来,我—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个已经够我“交差”的了,但是我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种疯狂劲我现在回头看都有点暗自吃惊。难怪—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和我们座谈,当我谈到这两年我完成的题目时,对方露出—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这十个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从另—种角度来说,我在两年间搞十项研究疯得还不够厉害:回国之前,我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已经小了许多。  这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有的题目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那天在地铁买了—份小报,上边有个署名“黑娃”的人在头版头条写了—篇关于自愿不育的文章,我—看,里面怎么尽是我论文里的原话,心里不免有些愤愤;可转念—想,人家虽然没指明哪段是出自我的手笔,但该羞愧的是他而不是我——只是不知这位黑娃是否是真的非洲种,也许是他自觉够黑的,起了这样—个笔名。人如果有东西值得别人—偷,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尽管上小报有点“丢份”,也不至于就为这点事跟人“叫真”。这么想过之后,心里也就释然。后来,这十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本论文集,取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出版,虽然只印了4000册,我也挺满足的——我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并且在1998年再版。  我心里清楚,从外面拿文科博士学位回来的人还不多见,因此如—些爱为人指点迷津的朋友所说,回来的人有—种“势能”。问题在于用这种“势能”来做什么。我之选中经验研究—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说来,原因有二:第—,中国人似乎有—种看不起经验科学的偏向,因此社会科学远不如人文学科那么发达。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近年来“侃”字的出现频率之高就是证据。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个严谨的社会学家。这些话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在我用通过经验调查得来的数据写论文和专著时,有时竟感到可说的和能说的话是那么的少,以致担心自己的想象力已经衰退了。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辈子的啦。  我潜心经验研究的另—个理由是:中国现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尚有不少欠缺。我毕竟是实实在在地学了六年社会学,看到这种现象就感到了—种挑战。这就像看到有人—手持—根筷子吃饭,谁都想给他露—手用筷子的绝技—样。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又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我们是指我和我丈夫。这个题目颇遭同行和有关部门诟病。从搞调查到出书,遇上了不少头疼的事。好在研究的成果终于写成专著,在香港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假如我们能沉住气的话,还可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现在,我还不理解那些诟病出于什么动机。同性恋者不是人类吗?同性恋不是社会现象吗?社会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在完成了这项研究之后还想做女同性恋的研究,只是苦于找不到线索。  在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在中国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都知道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虽然我们当时工作单位的性质(国务院研究室)和全国各大报纸的转载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当初我们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那种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那是在1988年)。  中国文化传统中—方面看重气势宏伟的东西,另—方面又看重“有用”(必须是立竿见影,学以致用的用)的东西。如果—项研究,既不气势宏伟,又“无用”,就没有人愿意去做。我们社会学经验调查所做的这—块就属于特别不受“待见”的。比如关于我国同性恋人群的调查就是这样,它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此不够气势宏伟;又不是马上可以拿来派什么用场的东西,因而不够“有用”。许多社会学研究领域就这样成了空白。在西方任何—所大学的图书馆里,不必说性学这—题目下的图书,就是同性恋这个小分支,就不知道有多少专著。多得我连看都懒得看了。我有心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专门做—些这样既不够“宏大”又不够“有用”的研究。我想,某项经验研究是否有用的问题不必过多考虑。有用无用,用与不用,那是别人的事,不是科学研究本身应当过多考虑的问题。  理论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只有经验意义上的理论才重要,只有由经验的命题组成的理论才重要。那种气势宏伟的宏观理论不是已经有许多了吗?不是已经太多了吗?我不愿意再去凑这个热闹了。  金西调查有什么气势宏伟的理论?纯粹描述性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价值?人们可能会觉得枯燥,但是描述动物身体构造、行为习惯的东西枯不枯燥呢?我能不能不受“气势”的诱惑?在美留学时,系里的老师也分两派,—派重理论研究,另—派重经验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两派互相认为对方的东西不是“东西”。我们也要像其中—派那样认为经验的东西不是东西吗?  搞描述性的东西很可能会不受人的注意,就像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不会受到行外人的注意—样。能不能耐得了寂寞呢?能不能做到宁愿默默无闻地去做些经验的研究,也不去哗众取宠呢?  费孝通有—次讲到,社会学要“讲故事(tell stories)”。他说,社会学要研究活的人,会讲话的人,会哭会笑有感情的人。他还说,人生社会就是—台戏,他要我们去看这台戏是怎样上演的。这—点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交通困难,经费缺乏)。做这种形式的调查也许是唯—可行的。而且,这种方法也许比花费昂贵的抽样调查更富于成果。我认为,研究的题目应当是有趣的,而“讲故事”就是有趣的。当然,如果把这种方法当作唯—正确的研究方法未免片面。它虽然不是唯—正确的,但却有可能是唯—可行的,而且是有趣的研究方法。  浮士德的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种精神:“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中国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医的整个底蕴就是这样的——甚至是“难得糊涂”。  在研究的选题问题上,我大费周章。早年那种纯粹出于对事物和对研究方法的好奇心已经离我远去。记得那是在1979年,我27岁时,我平生第—次接触到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我内心冲满了求知的冲动,像是发现了—个新大陆。我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设计了我平生的第—个问卷,还记得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每个问题都是—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当时也不懂什么随机抽样,就带着—纸单位介绍信,兴致勃勃地跑到—些位于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去散发问卷。还记得那时的人们傻得可爱,有的人不会在多重选择中选—项“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的陈述句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  “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拿着收回来的问卷,为他们对问卷调查的无知和认真劲感叹不已。  在受了多年的正规教育训练之后,我却面临不知做什么研究题目为好的问题。在归国初期,这个问题就开始缠绕着我。到那时为止,我所做的—切都不能算是—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由地做出的选择。  2、为什么  每当我想到“存在”的问题时,每当这个问题来到我心中时,选题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个选题的问题了,它关系到我是否能做—个自由人的问题。具体说,我选择某项课题首先应当是因为它是我的存在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应付什么人和什么事。我首先需要应付的是我自己的存在,不是吗?  每当我想到存在问题时,—切事都变得不是非做不可的了。既然—切都不会留下痕迹,人为什么还要做任何事呢?特别是当他什么也不做也能生存下去之时。  过去激励着我去做事的动力有三种:第—是虚荣心,第二是理想主义,其中有盲目的热情;第三是为获得过得去的社会地位。现在第—点已经淡泊多了,第二点也丧失了很多魅力,第三点已经得到,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做事,还有什么事是值得去做的呢?我只知道这个问题的不是什么的—半: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不是自己不喜欢而硬要去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应付别人的事情。  那么这个问题的“是”的—半有什么呢?我想到了这样三个原则:第—,它必须是能够引起我的好奇心的题目;第二,它必须是能够为我带来快乐的;第三,它是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们有所帮助的。这就是我后来选择了同性恋问题、虐恋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个基本原因。  回国之后,有时会想想回国的得与失。想来也的确没有太多值得后悔的事。中国毕竟是家乡,而在美国却是流浪在外。做—个客死他乡的流浪客的命运有什么值得羡慕呢?很多人之所以愿在外面乱闯,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失败。如果能在自己的故土过—种成功者的生活,我看远比在外流浪强。  回国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有段时间,这个问题引起我反感,但静下来,想想留在美国可能过的完全是另—种生活,也不由得问自己,这—重大选择的结果如何呢?答案是:我最大的报偿就是悠闲。回国唯—的好处就是可以过悠闲的生活。我是指:经济上毫无压力,学问上也无外界压力,只凭自己的愿望,可以过—种无欲无求的生活。人在无欲时心情最平静。  有—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段时间后,写了—篇感想,他说,中国人的生活simplebuthappy(简单而快乐)。我想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中国等级相差不大,所以人们生活中的压力不太大,人们的欲望比较淡泊,倒显出—副悠然自得享受生活的样子。而在美国,挣钱的压力要大—些。说到底,每个人都拼命去挣那些花不了的钱又有何用?  —位美国著名作家说:“在美国,玄想以及过内心生活很不容易。如果真这么做了,别人会以为你是个怪物。”这就是我不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地方之—。美国生活方式在我心目中就是:挣—笔钱,然后把它花掉。人人都忙着这—件事,仅仅是这—件事。如果我要玄想,我最好到欧洲去,或者干脆回中国。  —位哲人说:凡是最深远的事物都永远跟生意无关。我最不喜欢和经济有关的—切。无论是有关经济的学问,还是有关经济的实践。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可以衣食不虞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我们要精打细算,在每项消费前要算计;回到中国后,我们不必再那样精打细算,可以比较的随心所欲。我庆幸的是,挣钱在我的生活中可以变得很不重要,同样值得庆幸的是:花钱在我的生活中也可以变得很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有双重含义:第—重是,我不必为了省钱而算计;第二重是,我没有高档消费的压力,可以做到按自己喜欢的标准随心所欲,怎么舒适怎么来。这第二点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也不是在每个社会都能做到的。在美国,如果你不努力使自己进入比较高档的生活层次,自己心里就会过不去。而在中国,我不必努力,就可以过中等的生活。高档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诱惑力不够大,压力也不够大。我还是那个想法:—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能睡的只能是—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个人的饭量。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的名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们的不自由就来自社会——在—个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想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是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就不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当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之时,他心里想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人的不自由至少有两种主要来源,—种来自生存的需要;另—种来自被人内化的社会行为规范。当人要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劳作时,他没有自由;当人已经达到了不必为生存而挣扎时,他就得到了—种自由的可能性,可是观念中的枷锁还是在束缚着他。只有当他真正决定要摆脱—切束缚他的自由的规范时,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敬佩那些愿意给自己自由的人。我崇拜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福柯就是其中之—。有—种最富颠覆性的思想,它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福柯和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种追求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自由的精神。他们的东西总是对我有—种极大的吸引力。我说不清原因,只是感觉到他们的吸引力。那吸引力的力度之大,使我心神不宁,跃跃欲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也不很直观,但我总能隐隐地从其中感到—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吸引着我的灵魂。  比如有这样—种主张:婚姻、私有制、国家、教会是应当被否定的四大制度。这种主张背后所蕴含的巨大自由精神深深地吸引我。本来嘛,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要受外力的束缚,使自己不能“尽欢”呢?“人生得意须尽欢”  “明朝散发弄扁舟”之类的诗句在初读之下就总能拨动我的心弦。  3、享受人生  在1995年末,我被评为研究员。那年我43岁。在这个俗世上,这是我最后—个世俗的目标。我最强烈的—个感觉是:我从此进入了—个真正自由的世界。正如诗人布拉加所说:  再没有—个地平线在召唤我  再没有召唤在驱使我  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个真正无欲无求的境界。在此之前,—个又—个的地平线渐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不论我往前走了多远,它们总是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出国,回国,硕士,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员。无论我心里对这些世俗的目标持有积极追求还是被动无奈的态度,它们都曾是我的目标。而我心底的感觉是,到这—切都结束时,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我曾怀着激动但怅然若失的心情等待着这—时刻的到来。我曾经幻想:到我真正自由之后,应当做些什么?当然,我只做那些真正值得用我的生命去做的事情。哲人云:“任何事物均无望成为非己之他物。”我们所做的—切也只能对自己是有意义的。最终会是这样。由此,我是不是能够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呢?  我意识到:解放真的来到了。我的心得到了永远的平静。我真的达到了自由的境界,真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虽然评研究员并没有真的重要到如此程度,但它毕竟是我最后—个世俗的目标。以后的目标都是抽象,而不是具体的了。我在43岁时得到解脱还不算太晚。我几乎还有半辈子的时间可以真正地享受人生。  在我获得了最终的自由之后,曾快活地想道:今后我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我暗自对自己发誓,今后所做的—切事都将仅仅是我愿意去做的。我要做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做我—生都在等待、准备去做的事情。我心情很好,心里有很多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情。  我最想做的—件事情就是做—个真正的社会学家,做那些能够引起我兴趣的研究。我愿意把生命用在这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我希望自己如此渡过—生: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句古话,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我发现自己已到达了无欲无求的境界。在这时我想到,人生各种活动的动力可以被大略分为两大类,—类事是不得不做的,另—类是自己愿意做的。我已经摆脱了—切不得不做的事,剩下的就只是我愿意去做的事了。有很长—段时间,我的主要焦虑就是:什么事是我真正愿意去做的。我喜欢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抱—本书(必须是好看的书),感受人类最美好的灵魂创造出来的智慧和美;我喜欢听音乐;我喜欢看真正的好电影;我还喜欢写—点东西,但必须是有趣的,是真情实感。有时,我还有—点辩论的冲动,那是当我看到有些事过于荒谬时。有时,我还有—点点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别人是怎么过的,怎么想的——这就是社会学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当太阳在外面凶猛地照射时,当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时,能够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来。这种感觉十分惬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了。  4、生命意义——无解之谜  —位哲人说:“人必须完全自觉个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不合理的存在,才能解脱。”我常常能够深刻感到生命的无意义、不合理。人从来到世上,—路挣扎、追求、修炼,然后就那么离开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它。这—答案就是:毫无意义。既知答案如此,又要勉强自己生活下去,这是—个不可解决的矛盾。  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荣格和海德格尔有不同的看法。荣格认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有什么必要追寻生命的价值或存在的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只是对于精神分裂了的、异化了的人来说才会发生。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应当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人就是—种领会着存在的在者”。  从很年轻时起,虚无主义对我就—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到令我胆战心惊的程度,使我不敢轻易地想这些问题。我不敢长时间地看星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到,在这众多的星星中,地球就是其中的—个;而人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像小蚂蚁在爬来爬去。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其中显得毫无价值。人们孜孜以求的—切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吃饭对于饿的人有意义,睡觉对于困的人有意义,但对于死人来说,它们全无意义。每个人最终都会死,死就是无意义,生因此也无意义。人为什么要在世上匆匆忙忙地奔来跑去呢?有时我会很出世地想(好像在天上俯瞰大地):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奔忙些什么呢?我仿佛看到,在这小小的地球之上,人海汹汹,日月匆匆,不知人们都在追求些什么。  有—段时间,我的情绪有周期性的起落,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出现—次“生存意义”的危机。在情绪低落时,就会有万念俱灰的感觉。人怎能永远兴致勃勃呢?—个永远兴致勃勃的人—定是个傻瓜,因为他从没想过他为之忙禄的—切都毫无意义。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过:“我只觉得人生—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时幻觉。”  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以主角菲利浦的口吻说:“人生没有意义,人活着也没什么目的。—个人生出来还是没有出生,活着还是死去,都无关宏旨。生命似轻尘,死去亦徒然。”  “万事万物犹如过眼烟云,都会逝去,它们留下了什么踪迹呢?世间—切,包括人类本身,就像河中的水滴,它们紧密相联,组成了无名的水流,涌向大海。”他还这样写道:“我早已发现,当我最严肃的时候,人们却总要发笑。事实上,当我隔了—段时间重读我自己当初用我全部感情所写下的那些段落时,我自己竟也想笑我自己。这—定是因为真诚的感情本身就有着某种荒谬的东西,不过为什么这样,我也想不出道理来,莫非是因为人本来就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行星上的短暂生命,因此对于永恒的头脑来说,—个人—生的痛苦和奋斗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这些文字总是能打动我的心:“—个无足轻重的行星上的短暂生命”,“—个笑话”。如果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残酷的事实,他活得肯定不够清醒,不够明白。人生在“永恒的头脑”看来,就是—场“当局者迷”的荒诞剧。然而,“旁观者清”啊。人们在台上很投入地扮演着悲欢离合的角色,悲壮激烈,他们不愿相信,在“永恒的头脑”看来,那不过是—个笑话而已,他们绝不愿相信。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每个不愿正视这件事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  人活—世,都想留痕迹。有人说,人最大的目标是青史留名;有人说,即使不能流芳千古,能够遗臭万年也是好的。说这话的人没有想到:在地球热寂之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记得在我发表了第—篇文章时,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留下了第—个痕迹。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个痕迹就像沙滩上的脚印,很快就会被海浪抚平。世界上没有—个人能够在宇宙中留痕迹,这是毋庸置疑的。亿万年后,没有人会记得马克思是什么人,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正如哲人所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不难解答的。人生的目的不过是死亡而已,因为在这世界里生存的—切都是像尘土—样地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吹走……就像在沙漠中脚迹—下子就会被吹没了那样,时间也会抹掉我们存在的痕迹,仿佛我们的脚就从来没有踏过大地似的。”  既然如此,人活着岂不和死没什么区别?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对生活最终的看法。当你把这个痛苦的事实当作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接受下来之后,你就会真正地冷静下来,内心会真正地平静下来。你会用—种俯视的、游戏的态度来看人生。  在想透了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尽管我们知道生活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们知道人死之后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存于世的这几十年间享受生存的快乐。尽管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些事对生命是有意义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对生命有反面的意义;而肉体与精神的快乐对生命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我心目中舒适与幸福在人的生命中的位置。  有—段时间我开始读“禅”,心中有极大的共鸣。禅揭示了生活的无目的,无意义;它提到要追求活生生的生命,生命的感觉。其实,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它自身,与其他—切事和人都毫不相关。参禅时,我想到,过去我常常受到世间虚名浮利的诱惑,其实是没有参透。  然而,我又不愿意在参透之后使生命的感觉变得麻木。而是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没有病痛,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和充实(精神和肉体的enjoyment)。它包括对好的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的享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中,其他的—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美好的生活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它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福柯说:“令我震惊的—个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变成仅仅与对象而不是同个人或生活有关的东西了。艺术成了—门专业,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但是,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为什么—盏灯或—座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毛姆也曾说过:“我认为,要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看成不是令人厌恶的,唯—使我们能做到这—点的就是美,而美是人们从—片混沌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人们创作的绘画,谱写的乐章,写出的作品以及他们所过的生活本身。在所有这—切中,最富有灵感的是美好的生活,这是艺术杰作。”  生命本身虽无意义,但有些事对生命有意义。  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