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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桂·向日葵  我是由桂花开始想起一些事情来的,但我不是单想说桂花,或者是向日葵,我其实是忽然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外国的,另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他们都已经死了。我记得在今年的哪张报上看到过一段文字,说是今年的中秋不可能看到桂花了,需得等到十月中下旬,那时候持续的秋雨,若是遇上一两天的晴暖,就可见一夜桂树万里香的景致了。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段文字我印象特别地深。果不其然,这几日,满城的桂花开了,大街小巷都有卖花的,有时候相隔几步就能看见一个手捧桂枝的大人或者小孩。桂花让这个城市忽然增添了温情,我记得有个搞美术的朋友对我说过,只有闻到糖炒栗子和桂花的香味,才会觉得秋天来了,夏日的烦躁终于过去,开始又要把画纸画笔拿出来了。我觉得这话挺有意思,尤其因为它是一个懂得四季的人说的,可见温雅的诗情、对于自然界的敏锐感受毕竟已深人人心。这样说来,甚  至可以把这十月里的暖桂,看作是古中国的某种渊源了,所以我就由此想起了一个人宋代有名的文人苏东坡。  因为最近在写一点文字,所以看了些有关苏东坡的资料。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人极有意思,他一生因为坚守自己的灵魂,无数次被卷人政治漩涡中去,遭到过无数次贬官、逮捕、流放,然而每当悲哀与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着接受;他是一个天才,一生自得其乐,充满智慧,心灵却又像一只鸽子般温文;他性喜玩笑,单纯真挚,总是在无意之中惹怒了皇上或者皇上身边的哪个小人,别人恨他人骨,他却总是恨不起人,“他恨罪恶,对作恶的人倒不感兴趣。”他吃了那么多苦,却一点没有尖酸味;还有他的文字,即使在沉重的叹息之中(他从来都不绝望)也有一种特别的妩媚与舒展……这个奇妙的人,把一切都作了解释,甚至把他深入骨髓的苦难也作了婉转的继而超脱的解释。一切,在于他,都能自解。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极为杰出与特殊的一个,无数的人真心崇拜他,但没有人能够对他加以模拟。我总觉得,苏东坡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为洒脱仙逸的一面,是佛家和道家的结晶体,他更接近于禅,一种更为入世的禅。  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房间里正充满了桂花的香味,那是整整一大瓶的桂花,有金桂也有银桂。在另一个桌子上,则是今年很流行的仿真花卉:向日葵。梵高的《向曰葵》在今天早巳光芒四射,但这位印象派大师,毕生潦倒,只活了三十七年。他贫困孤独,他的性格更像一团火,与朋友争论艺术,一怒之下能用刀割下自己半个耳朵。在对生活的极度绝望和对绘画艺术极为疯狂的追求中,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艺术家是火”这句话得以成立的话,  那么梵高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由梵高的向日葵,我又想到了苏东坡,这位温雅和谐如同自然的伟人,他无疑是把艺术的火与自然的和谐相结合了,他与神秘东方的渊源更加接近。在东方人看来,他所表达的痛苦,更为含蓄,更为接近于自然的兴衰枯荣,东方人不是太容易理解梵高的,但不论如何,艺术的美将得到永存,就像自然界里的桂,还有向日葵。  到上海购置新衣的薇依  我有个名叫薇依的朋友。长得蛮好,也蛮时髦,至少是 喜欢时髦。  有一次,我对她说:薇依这名字带有些上海的意味。首先,它确实给人一种南方的感觉。这还不是烟雾灰橹的南方,而是开了花正繁华着的,那花也是桃红或者玫色,很有些惊艳的意思。而那艳也是有品位的,是沉在底里不惊不乍泛上来的。它看起来闹猛而亲切,骨子里其实有些凉冰冰的。  薇依点着头说是。她说有一次她站在“巴黎的春天”门口等车,都是满载,漂漂亮亮地开过去,冷漠而又体面,让旅途劳顿、购物辛苦的她有种灰头灰脑、受了打击的感觉。有时候上海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是很容易打败人的。薇依说。  其实薇依喜欢别人说她像上海人,这也是她常常乘了火车去上海购买服装的一个原因。从苏州到上海,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不太短,却也不能算长,还无法用这样的  时间来衡量一个人她是否为了买衣服而达到付出真正代介的地步。既然不能算作玩物丧志,这行为便带有些生活的趣味,是不为琐碎的日常生活所打垮的意思,已经进入了精神的领域。所以说,我们在繁华的上海商业区看到的那些手里提了大包小包、衣着带有淮海路南京路最新特色、正匆忙赶路的女孩,常常包含着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前棚户区的女孩,切实艰辛的生活与不动声色的外表融为一体,另一种,当然,另一种便是定期到上海去购买衣服的薇依。  究竟到上海去买过几次衣服,薇依说她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细节薇依却是不会忘记的。首先是交通工具。薇依喜欢坐火车到上海去,在高速公路巳经迅猛发展的今天,薇依其实也早已欣然接受了这种交通方式。但去上海,她仍然坚持着要坐火车。薇依觉得坐火车进入新客站,具有某种正式而隆重的感觉,特别是车厢广播里开始用上海话一再重复着:“上海到了,上海到了。”沪语那种叮当作响、落地有声却又玲珑剔透的质感,总是能让薇依感到莫名的激动。薇依就喜欢在这样的报站声中提了行李,随着嗡嗡作响的人流走下火车,再嗡嗡嗡地步出车站。上海就应该是这样的。薇依想。薇依说她有一次没有买到火车票,坐了高速客车去上海。车子停在闹北区的一个小站,下车时薇依看到街对面二家烟纸店斜斜地撑着门面,一条毛色不太好的狗躺在门前。薇依忽然就没了什么兴致,恍惚觉得是下错了站。到了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在薇依的心里,上海与荒凉可丝毫搭不上界,或者,这事情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不管薇依自己承认不承认,那就是:薇依到上海来,其实心里是存了热望的。  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城市女孩一样。  像天使一样飞翔  胃个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我在南京一家周刊工作的时候,一位作者到编辑部来,随身带着她儿子的暑假日记。大家看了,忽然都觉得好,觉得在简单稚气的文字里面有种“真气”。譬如说,有这样一段:今天,炎热的天气终告一段落,下了一场雨。我们本想打开窗户,可雨总是跑进来,所以我只好关了窗户,站在阳台上看雨。过了会儿,雨却停了,又恢复了炎热的状态。还有一段:今天下午我挨了一顿痛打,是因为不肯做作业,而且还在小声骂人,最后竟然用橡皮砸妈妈的脸。挨了打,屁股痛极了。这位妈妈还告诉我们说,儿子写这日记时才八岁。现在不行了。她说,现在作文多写一个字他都不肯。  那份暑假日记后来被我复印一份,留着。它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它促动了我的思想。记得在一部大人小孩都爱看的《城南旧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  城南的破院里到处都是杂草,站在碎瓦或者砖墙的上面,就可以看见更远的地方。在地平线那儿,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你怎样辨别都无法分清它们的界线。所以,那个叫英子的小孩这样说:“我分不清天和地,我也分不清好人和坏人。,’  或许这是影片里最精彩的一句话,这句话里有个大得了不得的空间。它不是用成人迸界里的是与非来辨别衡量的,这是一个尚有能力飞翔的入才能说出来的话,譬如说像英子那样常常被错认作懵懂的孩子。同样,这空间也存在于那位八岁孩子的暑期日记中~郯样一种直截的质朴的表达方式,表达着对于自然万物的感知,其时,感官完全开放,世界之于他,之于他们,是真正完整的四季和清晨与黄昏。当然,人总要长大,长大了就要明辨是非,承担责任,而小时候暑期日记写得好,又有些文学细胞的,还很有可能要去做文,但是那样一种天籁般的飞翔能力,那样一种直截质朴的表达方式,却还能保存多久?在成人世界里,小孩子的话是几乎要让成熟的大人们愕然的,因为明明知道,那天真的话是对的,但对得好像太简单了些,便有些不可理喻。要知道,人长大了便很难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这观点被许多观点之外的东西笼罩住了,挟制住了,震慑住了。世态人情,冷暖世故,最简单最通俗的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装”。  真正的真理一定是能说得清的,否则它就不是真理。它一定具有自己的形状、体积、声音,甚至于情感。我相信真理是一种具有情感的事物,这是我过了很久、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才认识到的。真道理、真感情往往是简单的,只是作为载体的人太复杂而已。人从混沌中的真理走出来(婴儿时  代、然而要走向一个看得清形状、体积甚至于情感的非常确定的真理,这个过程太难了,要克服人性中种种的弱点,种种属于天性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弱点。这是一个炼狱的过程。  我们不知道那位小朋友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暑期日记会是什么样子,在更有眼光、更有见解、更加成熟地用成人的眼光去识别“好人”与“坏人”时,他还会保存那种天籁般的飞翔的能力吗?  钢琴课  城市中的钢琴热,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一种时尚,从哈农的指法练习到著名的肖邦的夜曲一你们都还喜欢肖邦吧?对于这个人,与他同时代的浪漫主义音乐家舒曼曾有过一句宽宏博达的名言:“脱帽致意吧,先生们,一位天才出现了!”  肖邦的音乐灵感强烈、奇异、突如其来。他的曲式只能是自由的,而每当他试图把他的天才纳人不属于他的和与他的精神不相符的清规戒律中去的时候,那必然就会妨碍到他的天才。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多么令人着迷的品格啊,怪僻、独特、非同凡响一有时候,上海滩上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钢琴课伴读父母们,也会在辛苦而枯燥的指法练习之余,对孩子们讲讲肖邦:“肖邦”一他们说,带了一种遥远而虔诚的神态。  有一天,也是忽然的,看到报上有条钢琴购买的市场统  计,下面还附了一段很有意味的话:拥有钢琴的人容易被想象成某一类,那种人手指修长纤细,谈吐文雅,一般还有着较为殷实的家境。  在这里,钢琴成了一种精神的隐喻,所以现代人已经不再仔细地聆听肖邦,他们改了方式去买一架钢琴。  行到水穷处  苏童的小说《红粉》,我是看过的,后来就听说要改编成电影,觉得要改好,很难。因为那里面的几个人物,无论是秋仪、小萼,或者老浦,不能说他们健康,也不能说他们庸俗,却是有着一点病态的。他们原本在自己的镇上、楼里、老屋中生活着,说他们是寄生虫也好,卖唱卖笑的也好,他们只是平平常常安稳地生活着。但是有一天,大厦倾倒,儿个小人物莫名其妙的,忽然成了那时代的负荷者。他们原先生活着的那个古旧的世界,像影子似地沉没了下去。于是,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而在这大的抛弃之中,又充满了更多的大大小小的悲哀。  这样的题材,除了人物妓女的身份有着猎艳之外,其实并不讨巧,也没有过于惊心的情节,讲的是一种心的历程,卑微的、然而强烈地要着生存的人性。这种东西,是很难用视觉艺术来给予充分的表现的。然而电影《红粉》无疑是成功的,无  论是它的镜头感、沪语旁白,还是影片的节奏,都掌握得'洽到好处。三个小人物,三个承负不起时代、却不得不作为时代的承负者生存着的小人物,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想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首先是吃饭,然后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恋爱,结婚,生孩子,热闹的热闹,冷清的冷清,就这样太太平平过下去吧,然而哪里又有太平日子给他们过啊,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做尼姑的做尼姑,做了尼姑又跑出来,那嫁了人的,也还是吵,只吵到男人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悲夫,最终男人给搅得自己不想活了,贪污公款,脑浆都给子弹打出来了。两个女人倒又是重归于好,感叹着:枕头上还有老浦的头油味,这日子过得可真奇怪啊。  笑,笑不出来,哭,又哭不深切,只觉得是彻头彻尾的悲凉与郁闷。再沉下去想一想,米兰,昆德拉有一句话: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不论他们失去的根源的本质是什么,几个无根的小人物,他们非但承受不起时代的重负,他们连自己也承受不起,所以老浦死了,小萼又去投靠男人,而似乎是最坚强的秋仪也不过是嫁个老男人了事。  影片不是以悲剧的形式来处理的,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大街上看到的一幕,过年的马路,一个骑车人车后绑了一只鸡,忽然,从那只鸡的屁股里,生下一只蛋来,掉在地上,碎了。喧闹的人流里,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大笑起来。是的,热闹,滑稽,甚至还带了幽默感。但其实就如这《红粉》一样,其中,有着极深的悲哀。  无话可说。但在中国的古诗里有这样一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部“山穷水尽”的片子讲的是头一句,后一句则是讲给我们后人听的。  一个年代的迷惘与信念  我固执地认为,每一种真正的写作都来源于一个伤口。我不愿意多谈小说,甚至不愿意多谈创作本身,我对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感兴趣一因为即使退一百步来说,写小说仍然只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几百分之一。与之相比,人的生存要伟大得多。小说只是建立在这种普遍性之上的东西。我认为,只有懂得这点,才具备了写出真正好作品的前提。  有些伤痛来自于曾经的青春期,有些来自个体,有些则来自更深广的事物。我记得作家孙甘露在一篇关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影评里这样说道:“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往往在成为艺术作品的源泉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代人与之产生精神歧见的源泉。我们在分歧中长大成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这正是令人心碎之处。”虽然我对于“70年代人”的一些提法与归类留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认为自己不热衷于酒吧,有自己正常的生活、思想,  但我仍然赞同上面的这段话。伤痛是存在的,有许多本质的东西,有许多隐藏在生活潜流下面的痛感。这是每一代人、每一种社会进步时都会面临的困境。  我对困境的描写感兴趣。这与我开始时并不很高尚的写作原因并不矛盾。因为真实,我认为便可以抵达真正的深刻。我写《俞芝与萧梁的平安夜》,写《广场》,都是由于一种与个人有关的感受。我从不认为写作可以与个体毫无关联,至少在于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由个人的感受推而广之的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悲悯一由痛苦可以抵达欢乐,由失望可以抵达信任。在我的字典里,作家仍然是个神圣的词。因为人生痛苦而长远,所以人往往需要有所依傍。就像爱,就像好多人都在说着的我爱你,就像夜晚的灯,我们都还是要相信这一切。因为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有光。  我想说说王安忆。王安忆是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换个说法,我非常尊敬媳。我认为她的作品能让我有一种精神上的得到。她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思想体系,就像一堵墙,一个核。中心是坚硬的,是思想的果子,这果子有着苦涩的体味,要求着对艰难的人世承担责任,并且理解至深的原因;边缘却是柔软的,甚至是流逝的,这柔软与流逝可以容纳一些尘世的概念:宽容,爱,亲情,甚至于无意的伤害,脆弱,与仇恨。这种理性与感性顽强共存的状态,我认为便是王安忆作品与现今流行的一些私人性作品的区别。同样是呼喊,一种是自怜式的,另一种,那敏锐的痛感来源于艺术家的特质,却演变为自我克制的、经过锻打与睡炼的文字。  再回到“70年代后”写作。我赞同各种表达方式,只要  它来自真实的心灵。我更赞成“一个人一种意义”。在于我,我仍然对困境感兴趣。举例说明,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在他看似平常的生活底子后面,存在着哪些秘密?他不一定是个把叛逆推向极致的人。他不一定如此。我只对中途感兴趣。只对永恒的精神痛苦感兴趣。这种情神痛苦不是发生在酒吧里的,不是发生在一些极端的生活状态里的,它更普遍,它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每一个具有痛感的心灵。  最后想说说信仰,或者信念。有些事情其实是简单的,是给我们自己弄复杂的。我们需要的是回到过去,重新探求那些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原则。我始终认为,我们还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我们的历史因为还未成型,所以无法过早地对它下以定论。它定会再加发展。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呼喊是容易的,放弃也并不困难,艰难的是中途,是在痛苦中相信,是在失望后信仰。这一切全都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力量。而在极致与极致之间,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条坦途。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70年代以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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