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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有顺  这些文学界的“新人类”,他们的年龄界限被定义为1970年。那一年,“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60年代所延续下来的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激进运动,也还在许多人的内心燎原。那是一个真正属于青年的时代,中国青年的脸上写满了“迨反”两字,西方青年的脸上却桂着愤世嫉俗、叛逆不羁的表情,但他们有着共同崇拜的名字:格瓦拉、毛泽东、马丁。路德,金、鲍勃"迪伦、金斯堡,等等。在美国,新一代青年提出的口号是“毒品、革命”和“到大街上做爱”。在中国,有更多的青年正热火朝天地涌向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肯”。这些风牛马不相及的革命冲动,进发出来的是共同的无可阻逷的力量那的确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年代,尽管这些力量常常与悲剧相连。  这种最初的成长背景,肯定无法闯入1970年后出生的青年的记忆中,其中的狂乱,反叛,快乐,寒冷,疼痛,似乎与这一代人的心灵无关。当时,他们毕竟太小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寓言,表明新一代成长于力量中,他们也许与他们的前辈一样,在许多的事情与境遇面前会显示出某种无乃性,可他们依然是充满力量的至少他们在如何努力呈现自己个人的生存面貌上是如此。他们的少年时光,已经开始享受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果;他们步入青年的时候,已经来到了90年代,一个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化的时代。与他们的前辈比起来,他们是最缺乏神话和集体经验的一代人,在他们的记忆里,很难找到属于他们这代人的共同话语,也很难从一个整体主义的角度来谈论他们的生活与写作。那些前代人所津津乐道的政治运动,红卫兵晴结,上山下乡,文攻武卫,“阳光灿烂的日子”,离他们似手很遥远。比起这些巨型话语,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与身体,更愿意信赖自己对生活的私人理解。  这些细微的差异并不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映照出一代人的心灵景象。历史在每一个人心里的不同投影,兑出的是每个人对历史不同的进入方式和记忆方式。生于70年代,意味着他们从懂事开始,就与一个日渐涣散和个人化的时代相结盟。以前那种一致的群体思想和群体欲望已经被分解,代之而起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个人经验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维护。90年代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空间。因此,文坛这批生于79年代的作家以女性为主〉,多数和卯年代的生活方式之丨9有着高度的亲和性,俗常意义写作上的历史和记忆的重负,被他们轻易地推开了,某种痛苦的历史深度也在他们的作焱中先验地缺席。如卫慧所说,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对生活有着惊人的直觉,对自己有着强烈的自恋,对快乐毫不迟疑地照单全收”,“他们很容易受各种欧美后现代术语的传染,并从中获得自娱自乐的方式。在当下盛行的轻松美学中他们冒险、欢乐并厌倦着。因为这一代人已经放弃了对时代深处的真理作出认真回答的野心。”而周洁茹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述新一代:“邓些新新人类们,他们是太阳,他们渴望着世界是他们的。新新人类的生活就是剃最简约的发式,比如板寸;穿最简约的鞋子,比如黑布单鞋;吃最简约的饮食,比如吃素和喝白开水。”确实,比起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养大的父辈们,他们更像是时代的叛逆,头脑中很少有什么禁忌,惟一吸引他们的是现实,而非像父辈们那样大而无当的“理想”。现实,再现实一点,是这一代人共有的口号。这甚至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写作。在那些敞开的文字中,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他们卷入他们的生活中,热爱或者厌恶,一点也不含糊。他们在写作界的迅速崛起,很快就实现了与前辈作家的精神分野:前辈作家是在写历史,写思想,写智慧,并且注重技术的修习,而他们却只是着眼于经验和感受,其中身体语言的恣肆是此前的任何作家都无法比拟的。他们所有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着对现代生活丰富的目击与经历,并试困用写作来守护自己的私人空间免受粗暴的伤害。这种写作向度的出现,的确是意味深长的,它把前些年谈论很多的个人化写作深化到了另一个领域,即,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身体思索,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个被彻底解放的身体,他们在身体的冥思之外就有了更多身体的实践,于是他们的小说充满了城市生活的符码:酒吧,迪厅,摇滚,时尚杂志,西餐,染发,吸毒,逛街,放纵的性爱,冷汉,酷,金丝雀,等等。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当下的中国,有一批人正在这样过着另类的生活,有一枇人正在这样进行另类的写作。他们被赞杨,被注意,被怀疑,被攻击,像是一堆矛盾一样地存在着。有一点谅也无法否认,他们正在拥有自己的空间,生活的和写作的。  因此,面对这么一个复杂而代际特征又极为显着劫写作群体,与其用“70年代人”这个含糊的时间概念来命名他们,还不如把他们称为“文学新人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他们都更像是“新人类”一族。“新人类”一词,是日本作家4屋太一发明的,旨在描述大都市里成长的新的青年族群。将它借用过来,也是为了描述的方便,以区分这代作家与其他人的不同。“文学新人类”用在这里,或许是一个标识牧的记号并非一个什么科学的术语广可以告诉我们,一种新的生活现实和写作方式正在远远地到来。收入“文学新人类”丛书第一辑的四位作家,卫慧、周法茹、金仁顺和朱文颖,她们的写作在同代人中相当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她们对当下另类生活的敏感,参与,表达,有力地呈现出了新一代人的心灵因景和精神线条,文学界由此开始关注这一代人眼中的世界,开始注意更年轻的“我”说话的声音。这些作家的嘁起,其意义已经越出了文学的范围,因为她们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的方式,还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何在语言和现实中展开。固有的、传统的思想路径,已经无法再穷尽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写作也不满足于仅从历史或外国文学背景中找到解释的参照,它需要的是每位读者的耐心倾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洞悉她们笔下那些由孤独,快乐,伤感,冒险,放纵,浪漫,泪水,尖叫,自由,困惑,厌倦,自虐,梦想,飞翔等心灵碎片构成的混轧的现实。细心的读者已经发觉,她们的小说普遍都有一种亲历性的效果,仿佛决意要把读者带回她们的生活现场。她们多用第一人称叙述,毫不掩饰属于这代人特有的心态和眼神,写她们所熟悉的,新人类所热衷的环境和事物,这种现场感,成功地把她们表达的生活与历史阴影,意识形态话语,虚饰的曰常性隔离7开来。生活被她们简化成了只与个人心情相关的灰色地带,并且是现在进行时的。这些充满被损伤的心灵碎片和感伤梦想的文字,不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坚持虚拟叙事,远离事物本身,而是带着强烈的表达生活的渴望和进入生活核心的冲动。她们很自然地援用了自述性质的叙事话语,希望以此获得表达与“我”此时此地的生活相关的事物的权利。与过去的小说  比起来,不着边标的虚拟世界逐渐退场,回到坚实的大地般的具象世界的倾向正在加强。她们可能是不成熟的,表浅的,但我们却无法抹杀她们面对生活时的那份诚实。  她们渴望成为新生活的见证人和华爱者。卫慧说:“最近我越来越喜欢用一种0001/味写作,你可以说我在扮酷,没关系,因为我努力要成为真正通晓城市现代浪漫和冷酷的作家。”周洁茹说:“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我关注我身边的男女,他们都是一些深陷于时尚中间的年轾人,当然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众多的新鲜事物就开始频繁地出现,我们崇尚潮流,自我感觉良好。我以为我看见了很多东西,我想叙述它们。”金仁顺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命名的白天和黑夜之间。”朱文颖说:“我欣赏天籁般的飞翔能力。”  这样一些“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言说,更渴望接近自己的内心,以此来证明她们已绘拥有了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我们只要稍稍看一看她们的小说题目,就可看出她们的心性和姿态:《像卫慧那样疯狂》卫慧〉,《我们千点什么吧》、《你疼吗八《乱》〈周洁茹穴《爱情试纸》、《爱情冷气流》〈金仁顺〉,《迷花园》朱文颖等等,完全是另类的,叛逆的,感性的,出语惊人的,代表着一种对生活的尖锐介入,仿佛要把它撕开给全部人看。她们的语言,是恣肆、新颖而带着身体节律的,比如卫慧这样写道,“她们在夜的下腹部开花,在男人的眼睛里跳舞”,“她的生活变得像一堆不可理喻的沙拉酱”,“女孩像被鱼叉扎住一样轻轻挣扎着,低声地呻吟着。他在她的黑暗中头晕目眩。他们很快脱光了对方的衣服,像两枝剥了壳的新鲜荔枝一样晶莹剔透地闪着光”;她们笔下的人物关系,往往是一张要努力挣脱“令人窒息的网,比如周洁茹,她的小说中,男友是见异思迁的背叛者,上司是应用体制所赋予的权力向下属施害的机器,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爱与厌烦、限制与反抗的怪异关系,仅有的几个能说知心话的女友,也经常因为一些莫名的缘由弄得不欢而散,以致“我”早早就为自己寻找“一直单身下去的理由”;她们面对死亡,是冷静,漠然,淡淡的向往和幻灭感交织在一起的,比如金仁顺,常常将冷酷的死亡处理成一种在众人中流传的街谈巷议,更多的时候,死亡在她们笔下只是成长过程中被错置后的一次意外的生存短路;她们所处的环境,总是阴郁、幽禁而闭抑的,比如朱文颖笔下的那座古城。接下去的生存就成了从这种闭抑局面的艰难突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止、琐碎、平庸像一个大磁场悬、挂在日常生活的顶部,地球像蓝色的草莓一样旋转,我们像空心草一样在这个该死的城市自生自灭。我们17岁不要上学不要工作是我们对生活的理想,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退休了在这个工业社会我们日夜游荡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外无事可做。”卫慧在《硬汉不跳舞》中的这段话,像是一个寓言。  这确实值得我们侧目:在她们的笔下,居然还有未被命名的整整一代人。他们是谁?他们的生存边界在哪里?他们是消费社会的肿瘤还是都市里的异己力量?显然,用反叛,迷茫,倦怠,狂蹂,“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现成语汇,并不能恰当地概括他们,因为他们的精神向度和内心困像不是历史的简单复制,他们正在成长为创造历史的人。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父辈们总是用担心的眼神看着他们,害怕他们失业,害怕他们吸毒,害怕他们华落。不过是几年时间,“红旗下的蛋”就孵化成了善于享乐和自我挥霍的一代。学校的循循善诱,家庭的谇谆教导,都无法阻止他们热爱城市的假面生活,热爱身体的狂欢,热秦比白天更加丰富的黑夜。他们真正的成长是在90年代。对7作寺代风起承涌的政治运动没有记忆,对80年代的思想喧哗近乎无知,这造就了他们的生存没有深度,没有精神意义上的创伤与耻辱。  你在历史中找不到他们的影子,在父辈们的身上也很难找到,每个人都成了这个时代真正的另类。一个个刚成年就主动断奶,主动割断了与传统的血缘关系;一个个一听到父母的唠叨,就关上自己的房门,或者千脆远离父母独自生活。父辈们的一切价值观念都被他们摈弃得干千净净。从精神上说,他们是没有父亲的一代,父辈们所说所想所做的一切,他们都不承认,他们只承认自己的选择。所以,卫慧、周洁茹等人在写到这代人时,总是让父亲缺席或远走他乡,或使他成为对自己儿女的生存选择无所作为的人。这样的一冲诒语方式,对当下无处不在的生存强制的确是有力的解构,你可以不赞成这种方式,但必须承认它对既定的生存秩序扣话语佚序的特殊反抗,以及所达到的另类效果,在其他作家的话语中是很难找到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代人在追求特立独行的时候,他们身上也强烈地带着消费社会所造成的新一轮精神贫血,与他们的上一代因政治造成的贫血并无两样。结果,他们在躯体的欲望与狂欢中沉浮多年之后,脑袋就开始起来迨反过早地体会到欲壑难填,生活无趣,如周洁茹在《我们干点什么吧》中所说的:“其实,现在我什么也没有,我仍然像以前一样两手空空,我想抓住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抓住,钱,风光,都像水一样从我的手里流出去了,我过着很优惟的生活,但我的骨头是烂的,烂得一塌糊涂。”卫慧却在《神采飞杨》中这样宣告:“所谓的幸福所谓的激情、爱欲,都不过是转眼而过的神话。面对生命的荒谬,我们惟一的合理姿态就是神采飞杨。”她又在《像卫慧那样疯狂》中说:“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摸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堳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这样的表述,看起来有一些混乱,有一些出位,有一些迷人,有一些诱惑力,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样一些观念在这批作家的内心中根深蒂固,也使得她们过早就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成格上的定位,她们在某种程度上写出了一代人潜藏的精神风暴的同时,也渐渐地开始流于狭窄,这不单是指她们总是把写作囚禁在自己那点阴郁的私人经验里,经常被汹涌的生活表象冲乱了精神的阵脚,更值得耆惕的是,为了强化自己身上那种另类气质,以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这代人的代言人,一些人的小说开始有了过于明显的商业味道,比如,总是把人物的活动场所设定在酒吧舞厅等精神容易失控的地方,总是把人物的行为方式弄得非常尖锐和新潮,从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城市的前卫面貌上来。这样很可能因此就中断了对这代人精神状况的继续探索,对这代人的匮乏和限度也失去了起码的警惕。当然,她们也表现了一些生活的残缺和破损,并且也在探查推翻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压抑力量的道路,只是,因为她们过于沉迷于都市生活的事象,思想的呈现就显得非常表浅。  但我们依然没有理由失望。她们毕竟还非常年轻,她们理应拥有自己的理解生活的权利,哪怕是不成熟的,哪怕是奢侈的,可她们至少为我们的时代保持了一颗对生活敏感的心灵,这就是她们存在的理由。首先对生活诚实,接着才谈得上对生活的批判和救治。细心的读者或许看得出来,她们的小说已经有了与她们的年龄不太相称的伤感和沧桑,这证明她们也不愿意只做享乐的群氓,她们也想寻找新的生活和思想资源。她们的出现,使当代文学在繁复之中又多了一个维度。她们把小说从写历史中的人这一普遍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并赢得了人们对这种心灵和文本的最低限度的尊重。这套“文学新人类”丛书,可以看做是一代人生活和写作的见证与痕迹。我记得周洁茹在一篇短文中,曾引用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场梦,一种化学的发疯形式。从某个角度来讲,“文学新人类”丛书里的文字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喜欢这些充满活力的话语,并与它一同喜乐或患伤。  1999年7月4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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