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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林  少年时,对记者十分崇拜和向往,对编辑这一行却知之甚少。不想到后来,自己也成了半个编辑,进而又阴差阳错地当了一家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审读书稿多了,接触编辑久了,不仅对这一行产生了感情,也了解了编辑们的甘苦、艰辛与创造,不时地产生了一些感想和感悟。  纵观古今,多少存世之作,无不凝结着编辑们的崇高劳动;那些千古绝唱的名作佳篇,无不闪烁着编辑们的明眸慧眼;一代又一代独领风骚的名家、大师的涌现,无不印记着编辑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著作家令人景仰,那些历尽寒暑甘于寂寞,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们不是同样应当受人尊崇并应分享一份荣光吗?每一篇著作,每一部书稿,字里行间无不倾注着编辑们的汗水和心血。由此说来,称编辑们为“传播文化、积沉知识的耕耘者”并不为过。  在我们这支庞大的编辑队伍中,不乏才华横溢者,他们中有的既是编辑也是作家、记者,如本套丛书的作者们。但毕竟有相当多的编辑,他们除了在版权页或图书不显眼的地方,留下“责任编辑”的名字,几乎自己很少有作品存世。或许由于他们自身的文思不够敏捷,创作天才稍逊一筹,但又有谁能怀疑他们甚至放弃了自己成名成家的机会,把精力、时间、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作者、读者,自己甘愿伏案为他人做嫁衣裳呢?  当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到来时,人们不会也不应当忘记那些播洒春雨的天使。我之所以欣然同意出任本套丛书的主编,就是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们了解编辑、尊重编辑、支持编辑,进而也了却让那些编辑家们从幕后走上前台,展示他们风采的一个情结。  祖国千年文化积淀,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永远离不开编辑家们的劳动和奉献,他们应当得到社会的公允回报!  1998.10.1北京  文坛上有不少朋友说我在创作之途中一帆风顺,甚至有一位朋友戏称我为文坛上的“福将”。他们觉得有很多被人认为很难攀登的“高峰”,程树榛一蹴而就;许多炙手可热,令人眼红的“位置”,程树榛轻而易举地便“就位”了;特别是这个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文坛“兵家必争之地”的人民文学主编的“宝座”,程树榛这个外来户竟不费吹灰之力便“抢”到了手,真是神通广大,不可思议……更有人有意无意地把我列入什么什么“派系”,似乎还有什么“后台”。正因为这样,我招致了不少人的误解、歧视,甚至是仇视和忌恨;有些过去和我一向友好、过从甚密的朋友,在一段时间内也和我疏远了、生分了、以至中断了友谊和往来。而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尴尬事,更加不胜枚举。比如单位分房子,却硬是分给我临街、靠马路、噪音灌耳的阴面;出国访问,只能在亚洲的穷国转游包括我的同事;公众集会上被故意冷落;迎来送往的场合,被抛置一边;甚至女儿参加一项丛书的评选,初选时以压倒多数独占鳌头,待到听说是程某的女儿,再选则名落孙山;一位曾多次自称是我的“老乡加朋友”的某大型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却将我的已经终审通过的稿件,硬是设下巧计,趁另外一位约我稿子的副主编出差在外时,退了回来;更有葚者,在我的一篇散文被某大报推荐进人一项评奖篇目时,却被主持此项评奖工作的负责人在评奖会上,以一种荒唐的“理由”,硬是号召评委不要投赞成票而他自己的作品却堂而皇之照样参评,  当然被挤出获奖之列。上述这些蹊晓事的后面,都有这样一个“潜台词”:程某人占着人民文学主编这个位置已经够意思了,不能好事都让他得了。对此,我也着实“委屈”一阵子。因为我的经历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番风顺;几次让人眼红心跳的“升迁”,也并非我的初衷;生活中的那些“好事”,并非程某人的追求和“偏得”;实际上,我却一生饱经沧桑,历经磨难,命运之舟,一直航行在波浪起浮、颠簸无序的海面上……  我从小便命运乖桀,三岁丧父,只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及长又饱受天灾之害,兵燹之苦,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才迎来了生命的春天,在人民助学金的支援下,我由中学顺利地升人大学。但在1957年那场知识分子的大劫难中,我也因说了几句+合时宜的大实话,被打入另册,背着一个严厉的处分,走出大学校园,迈上北大荒那亘古荒凉的土地,进行“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此前,我曾完成了长篇小说“大学时代”的初稿,著名作家鲍昌看后,给予充分肯定并推荐给天津一家出版社,后因鲍昌和我都“犯了错误”,加工时令不合,而被退还给我。此书在80年代出版时,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数的几册杨销书之一,一版再版,全国数十家电台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进行广播,确也“红”过一阵子,比起某些忌恨我并自认高我一头的人,也不见得逊色多少。  到了北大荒,我利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尚可写作的权利,继续笔耕不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从而引起当地作协的重视,致函给我所在单位要发展我加人作家协会。但一经审查,认为属于“右”的行列,立即予以否决。在当时我还真痛苦一阵子哩!因为那时对作协会员看得很重。  六十年代初,我国面临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困难时期”,我也曾忍饥受饿,疾病缠身,加上政治上的紧箍咒,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在此情况下,我仍顽强地和命运抗争,不屈服于生活的重压,在一家数口挤在一间十余平米的房间里,继续进行业余创作,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就是此时创作出来的。此书出版前后,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极大关注与重视,列为向第二次全国青创会的献礼书目。当时的萌芽主编哈华同志曾多次接见我,给予鼓励;收获杂志也曾派编辑去出版社接洽,商量优先发表事宜,后因发表与出版的时间差的矛盾未能圆满解决而作罢。对于我这个20余岁的业余作者来说,也深深地遗憾过否则,我也会因能在收获上抛头露面而高兴一通了然而更加遗憾的是,这部书却被我所在单位的个别人横加阻挠而迟迟不得出版;当然,被指名参加青创会又因有过“右派言论”而被他人顶替了。对于这些身外之物,我历来是看得很轻的,可是,让人恼火的是,一部明明是歌颂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奋斗作风和民族自强、人民自信的作品,却被“文革”兴起的“造反派”打成大毒草,刚刚出生不久,就被无情地践踏了!为了这部书,我也吃尽了苦头,备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最令人愤慨的是,有人至今还拿它曾在“文革”中改编成电影而大作文章,似乎程某人参与了炮制“和走资派斗争”的伪文艺了。其实,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部作品被“四人帮”视为“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案要案而进行审查的,作者险些被搞得家破人亡。那个荒唐岁月的文坛奇案,我是十足的受害者,它既未给我带来什么精神鼓励,也末给我带来任何物质利益;尽管它在粉碎“四人帮”后还继续放映很久,可是我从来都不承受这份“荣誉”,因为它距离原著已有十万八千里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此以后,我决心洗手不干文学、一心一意当我的工程师、在技术科学上扎扎实实做点学问;因为搞文学太可怕了,每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成为政坛上倒霉的大人物的陪葬品,实在是太可悲、太可怜了!但是,我和众多作家一样,经不起文学这个“缪斯”的诱惑,一有合适的气候,便又“蠢蠢欲动”了。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又拿起了笔,跟随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杆大纛下,摇旗呐喊。因为和时代合拍,和人民共鸣,声音虽小,但也未被湮没。短短几年,竟也出了十几本书,并且忝列全国获奖作家之末,成为文坛上活跃的业余小分队中的一员。  就在此时,我生活来了个大转折。  根据我本人的意愿,想调回江苏老家,从事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感而发,再写几本像点样子的作品。我所联系的家乡一个单位,正式发了调令,我也办好了调转手续。可是,我这个小作者的调动,竟然惊动了省里的大人物,一通电话,便完全打破了我的如意算盘:老家去不成了!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一下子把我调入省文联。  凡是有文人集中的地方,都是矛盾的漩涡。我所在的省文联也概末能外。而我恰恰是游离在漩涡之外的。一个来自工厂的业余作者,与文艺界素无瓜葛,和谁都是朋友,见谁都称老师。谁知这却成为我的“优势”,加上原来的小小的基础工程师的职称、获奖作家的头衔、处级级别,一下子把我化入“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干部的行列,从而跻身于省文联和省作协的领导成员。此前我也曾向有关领导表示:我一直生活在工厂,向来置身于文艺界之外,对这一行很不熟悉,还是让我专门搞创作吧!可领导却说,就是看上你这个特点才考虑让你进领导班子的,不要清一色嘛!我这个人向来组织观念强,听党的话,当然只好服从。不过,还是提出一个附加条件:干两年后,我还是回来搞专业创作,领导回答得很含糊:到时候再说吧!  这就是我走上省文联、省作协领导岗位的“秘密”。如果硬说是什么“一帆风顺”的话,倒也有几分事实,因为我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削尖脑袋硬往领导层里钻,而是被组织硬拉鸭子上架的,我个人一点劲儿也没费,岂不“顺”乎!  应该说,我在自己的岗位上还是很尽力的。搞体制改革、使作协和文联分开建制,创办大型文学刊物,成立作家企业家联谊会,组织作家到厂矿深人生活,选编并出版本省作家四十年选集,筹建作协大楼……实实在在地为作家做了点事。虽然个人创作牺牲了一点,心里还是窃为自慰的。在此期间,上级组织和广大作家也给我很大的信任和支持,并给予很高的荣誉。我作为作家代表团长出席了全国作代会,  率团出访东瀛受到隆重接待,被选为省党代会代表并进人主席团,作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央领导同志共议国家大事;组织和同志们曾有意安排或推选我为省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虽然由于我的婉辞未就,但这种信任和关怀,却给我以温暖和力量。  应该说,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是不错的,我也打算安下心来好好干下去,干出点成效来。谁知就在此时,北京发来了调令,要我来京主编人民文学。对这种调动,我毫无思想准备。如果说过去也曾做过来北京工作的梦,那是出自年轻人对事业的追求和幻想,但决没有想在“国刊”这个文学殿堂作领导,我总觉得那是某些超凡脱俗大师们的岗位,我辈凡夫俗子,怎敢登此“宝座”?我向领导恳切地陈述了种种顾虑,特别再三强调:我虽然在文坛上跑了几年龙套,但是,还是圈子以外的人,可以说仍是两眼墨黑,在京城那样错综复杂、更加险峻的漩涡里,是玩不转的。可是,领导却再三强调就是要用圈子以外的人来做这项工作,省得陷进去拔不出手脚,做不成事情;当然,对我的创作也给予公允的评价:不能说你的成就比别人高多少,但也不能说差多少;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不能用秤来称,谁高几斤几两;见仁见智,各有所长嘛!再说,你也有他人不具备的优势……总之,组织上决定了,必须服从。甚至这样说:你是共产党员,现在让你去西藏高原,你不是也得前去吗?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只好说:既然如此,那就干着试试吧。领导却说,要干就得干好,不是试的问题。不仅如此,还要我勒马叠桥,立即上任。别人调动工作之前,总要有一段时间出去“考察”一番,在家“休整”一番;走亲访  友告别一番。而我连春节也未过完,就快马加鞭地走马上任  至于上任后的酸甜苦辣,许多朋友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那几位“闹派”人物的穷折腾,搅得个天翻地覆,后来虽然经组织的处理,那几个人灰溜溜地“走自己的路”去了,但给我的身心却带来很大的伤害。不过,我稍感自慰的是,通过这件事,使文坛很多正直的朋友,进一步认识了我的为人,从而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刊物从此也走上正常轨道。  在未来北京之前,不少朋友便告诉我:京官难做,你要小心。对此,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我抱定一个宗旨:来京后,决不搞亲亲疏疏、拉拉扯扯那一套;更不进哪个圈圈、入哪个伙伙。根据我一向为人处世的准则去对待周围所发生的事;我既不向谁献媚邀宠,也不以势凌人,更不欺上压下、做违心的事。我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取得朋友的信任,读者的理解,领导的支持;这是我聊以自慰的。对刊物今天的状况,我不去妄加评论,但我想,读者会给予公正的评价的,一切让时间和历史去评说吧!而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谁都想在历史的长廊上刻下自己的姓名,但那都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而我从来都不作此痴想,所以倒也心安理得,活得自在;有时也确有遗憾,那就是未能利用正当壮年的大好时光,写出几本令读者满意、自己也满意的作品本来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可是,生活既然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安排,只好听其自然了。也许在今后的时日,我还可以拣回一点失去的年华并用来弥补某些缺憾,那也不枉我在红尘上走一遭了。  上面的一些话,沉淀在我心头很久了,一直想一吐为快,现在说出来,让朋友们多少能够了解我的一点心迹。我已年及花甲,心如止水,早已无所求,只想在现有的岗位上,克尽职守,为繁荣文学做点有益的事,既不愧对读者,又不'塊对朋友,也不愧对信任我、关怀我的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年轻时,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消长,生活的磨难,人海的沧桑,方知年轻人的理想,往往带有许多虚拟的梦幻。生活如浩瀚的大海,一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滴,只有把自己变成一朵湍激的浪花,方能跃出水面,映现出一点太阳的光辉。我是这样的一滴吗?我同样不作自我评价,还是让生活来判断吧。我这个人一向对名利比较淡泊,不求闻达于世;但我却是个重视人品和文品的人,二者的完美,是我的追求,如不能兼得,也选择前者,这也许是在众多朋友的心目中和闹哄哄的纷繁万变的文坛上,还有我一席之地的原故吧。  1996年3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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