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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衣北京  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我走访过祖国大地上的许多座古都,发现城南大多为平民聚居区,建筑陈旧,商业繁荣,遗留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一不知这究竟由历史还是风水造成的?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夕卜,在市区地图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可是却密集着数不清的老字号商店、茶楼、饭庄、剧院(俗称戏园子、以及明清风格的胡同与四合院。所以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闻着味儿追到城南来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与老字号多,老树、老公园乃至老街道多,说到底,小城故事多。  写到这里就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那电影我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喑中我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达到某种折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李叔同的谣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闭目瞑想着被湮没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留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香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穿花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就是一副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一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城南原本没有城,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范围相当于如今的地铁环线(即只有内城),因蒙古鞑靼部族屡次跨越长城,兵临城下,守军怯于迎敌,只好在九座城楼高挂免战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均在九门之外,屡因边警而延误祭祀;即使圣驾冒险出城祭坛,也不得不动用重兵护卫。于是圣旨命令增筑环包内城四周的外城,将城郊诸坛圈入高墙。由于人力、财力所局限,最终外城只修筑了环包南郊的一段,使北京城垣构成倒写的“凸”字形。因为祭祀天坛必须皇帝亲临,其它诸坛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坛座落于南郊,首先将南郊并入外城一城南或称南城,就这样在地图上诞生了。内城之中皇城占据了中心区,剩余的范围多被衙署、兵营等割据,北京被锁闭在铁笼子里;增筑外城,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市场与保障,城南便成为新兴的商业区。惜命的皇帝,无意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天坛在城南,天意与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视,我深深记住了这一点。这恐怕是城南旧事里的旧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墙几乎全拆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城门楼子。但一出大前门(七十年代我常从一种老牌香烟的商标画上瞻仰、我便恍然有强烈的回到城南的感觉。前门大街是不逊色于王府井的老商业街,譬如全聚德烤鸭店就在这里。读书人不妨再住南步行,去琉璃厂逛逛老古玩店和旧书市,你会遗憾充法换一袭灰布长裳踏访,而西装革履很明显会冒犯琉璃厂的温文尔雅。城南我最向往的是天桥一带,天气好的时候,街头能看见玩杂技的江湖艺人,当他们手端的草帽伸到我胸前,我能不掏几张毛票吗:我简直怀疑他们整整表演了一个世纪,多辛苦呀!一个世纪了,围观的人群在变,但艺人的表情没变、江湖义气没变,世界在变与不变之间。天桥更著名的是戏园子,我估计四大名旦全在城南披挂上阵过,至少梅兰芳老板解放后还在天桥唱过《贵妃醉酒》,许多名流曾去亲耳聆听。当然再后来,城南上演得更多的是《沙家浜》与《红灯记》了。  在城南走得累了,可以随便挑一家挂旗幡的茶馆歇歇脚。和南方人不同,老北京爱喝的是茉莉花茶,但对茶具则很挑剔一最好是电影里清末遗老遗少捧的盖碗,旁边有高举大肚铜壶的跑堂殷勤地兌水。我浅浅地呼一口,忍不住左顾右盼: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在哪里呢?拉二胡的唱小曲的在哪里呢?拖洋车的骆驼祥子在哪里呢?京腔京韵的城南,怎么读都像一部毛边纸的线装书,都像老舍的小说。  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有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即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京西另设了圆明园护军营、蓝淀厂火器营和香山健锐营,合称三大营。直至今天(仿佛一种传统?)京西仍有许多部队大院,东城与西城仍为政府机关和国家核心,有学生之城雅称的海淀是学院区,东边则有涉外,饭店、商厦林立的使馆区。那么城甫怎么样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贴近于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龙须沟、廉价的日用百货、蜂窝煤、二锅头、菜蓝子工程、祖传的手艺和乡野风味的集贸市场。城南是与上流社会权力、财富、政治、贵族相对称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换句话说,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  我恰恰是这样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我最喜欢骑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汉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就觉得自己在微服私访,在深入民间。我更愿意作为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作为吆喝着“磨剪子睞铲菜刀”的有手艺的师傅,而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回到城南。我穿过长椿街的红绿灯,车轮滚滚,热泪滚滚,一直往南去。我经过回民聚居区的牛街,正赶上牛街小学下课时间,一群群服饰鲜艳的小穆斯林鸟一样喧哗着拥出校门;而路边牛羊肉摊档的气息,带给我游牧于草原之上的错觉―这也是极幸福的错觉了。再往前就是白纸坊了,明清两代造纸厂所在地,你能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写在它出产的纸上的?城南有陶然亭,陶然亭没有亭子,但陶然亭的雪是京都一景。城南有大观园(座落在白纸坊附近),虽属仿建,但贾宝玉的梦还没醒,多少人还在接着做。城南啊城南,诗人的梦乡,古典主义者的温柔之乡。我的朴素的乌托邦。  “再说几个城南的老地名给你听听。蒲黄榆,瓷器口,虎坊桥,白广路,先农坛,南菜园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也琅琅上口。它们不用演绎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就是由星罗棋布的这一个个地名组成的。没去过城南,没去过城南的老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不代表官方的北京,却象征着民间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土话和官话?)诗人啊,长安街虽好,但长安米贵、洛阳纸贵,咱们还是回民间去吧,否则你的民歌唱给谁来听呢一乡下没有霓虹灯,但城里也没有信天游呀!在城南租一所四合院,最好有枣树和辘轳水井的那种广左邻右舍都是勤勉的工匠与菜贩,天井每天清扫一这就是你诗歌的别墅。  归去来兮,田亩将芜。城南的法律是朴素唯物主义。城南是一面怀旧的镜子。哦,我是爱你的,草莽英雄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一诗人的北京,布衣北京!我作为北京城里的土著部落,用耳朵聆听着电台里的北京新闻,用心灵聆听着城南旧事,聆听着民谣里的北京,白话文的北京,方言的北京……  外省人的北京  外省人心目中的北京,有时是巴黎,有时是纽约。它有类似于大歌剧院的包厢式音乐厅,有贵妇人主持的上流社会的沙龙,甚至还有流浪艺术家的画廊,譬如圆明园的画家村、这曾经是巴黎的专利。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北京有浪漫主义。北京又是现实的,不断地拆迁皇帝时就有的四合院与胡同,以营建蝴蝶状立体交叉桥和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远远望去,这简直像积木堆砌的王国。玩偶之家的主要成员,包括金融家、个体商贩、世袭贵族以及各种各样的明星人物。舞台巳经延伸到车站、电话亭甚至就在十里长街上,这都使人嗅闻到纽约的气息,权力与金钱相混合的气息,有点儿陌生,有点儿熟悉。  我刚才所说的外省人主要指两种,一种是从来没到过北京的边远地区居民,他们主要通过电视、报纸、中央文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羽毛般的谣言,来想象北京的。另一种是来北京出公差或自费旅游的,包括基层干部、供销员、群众代表乃至度假的观光客,他们手持地图、走下火车,在高楼广厦之间稍有一走神就迷路了,于是重新向擦肩而过的行人打听方向;北京在他们眼中是一张放大的地图,是藏龙卧虎的名胜古迹。甚至连故宫有几个门都没搞清楚,他们就打道回府,向邻居吹噱沿途的见闻,他们对北京的印象不过是一篇蜻蜓点水的游记。  还有第三种外省人。他们是一些背井离乡来北京寻求生存空间的外省人,他们的血型、姓名、学历不是北京给予的,但他们的梦在北京,他们将北京视若角斗场、视若第二故乡,他们两袖清风地走在长安街上,向这座高耸入云的城市索取职业、索取成功与辉煌。他们是祖国版图上的候鸟,以梦想家的陶醉吹着新移民主义的乡村口哨。他们还不了解北京,但需要了解北京,因为他们热爱北京一这份宗教式的热爱甚至会使本地土著自叹不如。他们的童贞属于外省,但他们的青春却是献给北京的。所以他们对北京的感情是特殊的,他们拥抱这座城市的姿态也是与众不同的。北京这个地名,是他们验证自身价值、验证光荣与梦想的一张试纸,不来这儿他们找不到自己。他们以朴素唯物主义态度来认识北京,就像通过一枚枚硬币的递增来积累财富,通过一枚枚硬币的总和来考证金钱这个概念考证资本论。在他们眼中,北京不是巴黎、不是纽约、不是天堂更不是地狱,北京就是北京。生活不允许他们产生任何错觉。因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从刚走出北京火车站的那一天起,他们便以北京人自居,他们不得不以主人自居,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单程车票,他们甚至连铺盖卷儿都从家乡带来了,他们准备把一生作为赌注投掷在这座轮盘城市。这是他们一生中的诺曼底。在登陆之前,他们就已破釜沉舟。纵然在本地居民眼中,这一张张充满梦幻的新面孔不过是固执的外省人。他们租平房住,或索性睡地下室,没有取暖设备照样过冬;他们骑自行车上班,在食堂吃饭,每年一次探亲假;他们梦里不知身是客,甚至对做梦的时间都很吝啬,白昼和夜晚对于目光锏炯的他们而言,不过是穿鞋子和脱鞋子的过程,一切都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他们只能选择加倍地投入……这是一些能吃苦的外省人。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安营扎寨、稳操胜券,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混得最差的也娶妻生子、粗茶淡饭,北京终于承认他们为自己的嫡系,他们的下一代也真正拥有北京的血统。除了早年的口音无法彻底更改,他们完全是北京的主人翁。他们接待远道而来更年轻的外省人:“好好干。慢慢会适应的。有什么困难就说话。你们是北京的新血液。”然而,躺在北京的户口簿上,高枕无忧之时,他们才想起自已的籍贯,毫不怀疑自己外省人的身份。  他们开始患怀乡症。他们教育子女老家在哪儿,祖父和祖母是谁。一走上长安街就思念长安。买一斤高价的烟台苹果便梦见胶东半岛。在五星饭店面对美女如云、山珍海味,反倒像李白那样停杯投箸,反倒像周作人那样回味家乡的野菜,眼前的一切都不如家乡溪头的野菜秀色可餐……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外省人。生活在北京的外省人。他们既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又是永远的外省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甚至觉得:北京有两个,一个是本地人眼中的,另一个是这些外省人眼中的一他们对北京的认识注定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的劳动,共同创造了北京,共同改变着北京。  成吉思汗来过北京。李自成来过北京。八旗子弟来过北京。科举时代,书生们纷纷进京赶考,北京有国子监,北京出状元。在天子脚下读书,其乐融融。后来,毛泽东带领解放军进了北京。可以说,北京的历史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省人写下的。北京出部长,北京出将军,甚至北京的报纸都是全国发行的一这一切,足以对外省人构成永远的诱惑。我差北京天安门。  外省人这个称谓,带有浓郁的法国味,而且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味。十九世纪出浪漫主义,而法国的浪漫主义举世无双。在莫泊桑、左拉、福楼拜笔下,外省是与巴黎相对立的,巴黎纸醉金迷,外省炊烟袅袅,巴黎是贵妇人,外省是荆钗布裙的村姑。巴黎的社会名流去外省度假,美其名曰:“去乡下”。而朴素憨厚的外省人进巴黎,准会迷路的。因而外省人在法国含有布衣萆民、老实人、乡下佬或老百姓的意味。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荣心。外省人在北京居民口头上,也带有中国特色了,叫外地人,无法判断是否有贬意。至于说起外国人,又称老外,则明显有几分仰慕。北京姑娘有吹喷嫁老外的却没有以嫁外地人为荣的一除非傍大款傍的是外地的大款,两项又扯平了。但这种情况已好多了,总而言之北京是好客的,慷慨大度的。现在,至少粤菜已进了北京,广东人(更确切说是商人)进了北京,像巴黎香水、人头马酒一样受欢迎。估计北京将为越来越多的外省人提供市场。至于对外省的书生、艺术家,其兴趣何时弁温,估计还要等一等。  不巧的我恰恰是外省的一介书生,我恰恰又是第三种外省人一来北京创业的外省人。我估计自己的标价一时半会抬不上去。好在我不着急。我还年轻呢。北京的股市行情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是说不准的,道是无晴却有晴。没准明天早晨我就大发了一我想象着自己的诗稿在长安街上被众人争抢的情景,笑咪咪的。北京的天平是公正的,给每二个人以机会。外省人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就没被排除有衣锦还乡的可能。北京的林子很大,什么鸟都有,但栖息枝头的外省人不会觉得渺小,不会觉得羽毛黯淡。这巴黎能比得上吗?纽约能比得上吗?伦敦更别提了,那儿只出产雾都孤儿。  纽约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地狱,帝国银行大厦太高,饥饿艺术家的手够不着。巴黎有圣母院,却没有圣母,没有持富济贫的慈善院,所谓的贵妇人也太小气,她们邀请你参加沙龙,允许你噌饭、喝鸡尾酒(或迷魂汤、是为了套你的话儿,她灯附庸风雅,却并不真掏钱买你的画,你愿意免费为她们演讲及演出吗?况且在巴黎,并不见得走哪儿都能撞见茶花女一那是小仲马的福气。你这个外省人,靠山有他爹硬嘛。巴黎的最后一班地铁早停开了,伦敦上空的鹰都被猎枪打光了,在纽约的北京人都把绿卡抢购一空了,而莫斯科的眼泪都快淹死普希金了“所以,写诗的外省青年,汉语的劫持者与流浪者,咱们还是回家吧,家门是北京,国门是北京。想来想去还是北京好啊。北京的烤鸭好。北京的美术馆好,王府井好,图书馆好,音乐厅好。北京的公共汽车好。北京人好。北京话好听。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相信某一天,北京会成为艺术家的乐园。譬如诸多流浪画家安营扎寨的圆明园村,就是北京城里的艺术梁山,外省人谱写的水浒传。如果没有冒险的勇气,千万别来北京,北京的风沙大,北京的交通拥挤,掉进人海里就沉底了,就找不着了。在北京,外省人的肺活量要大,要有耐心,屏住呼吸,才可能气球一样浮出海面。在北京,要为生活憋那么一口气,要和生活赌那么一口气。在北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做魔鬼或做天使都不可能,你只能老老实实做人,因为谁比谁傻多少,谁怕谁?这么看来无论对外省人抑或本地人,在北京都不容易,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对于写诗的我,对于我这样的外省人,北京有海市蜃楼,北京永远是一个千锤百炼的梦,因为北京出状元,北京出大师,所以我爱北京天安门!  北京的饮食  知堂老人曾写过一篇脍炙人的《北京的茶食》:“北京建都已有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东西……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涵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可见他对北京的饮食生活是持批评态度的。连小小的点心都包涵有历史的精炼或颓废一知堂老人的要求已上升到审美的境界与高度,所以难免失望,“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同时期的鲁迅在北平八道湾的废园抄碑拓、读旧书,是为真理而彷徨,在沉默中积蓄一声响喊。其弟则为异乡无有可口的茶点而惆怅,悲天悯人地叹息。这实在是两种彷徨。更确切地说,是两种人生。但两种人生我都很喜欢。  半个世纪又过去了,被知堂老人点名批评过的北京茶食,是否有所进步?这是热心读者的我所关注的。  我从温柔富贵之乡的江南移居北京,词样快有个年头了,根据我的观察与体验,本世纪以来抖足风头的京味文化,唯独其中的饮食文化是衰弱的。当然北京人可以为拥有过雍容华丽的满汉全席而骄傲,但它并未伴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譬如座落于北海公园内的“仿膳”、天坛北门的“御膳”,至今仍是令工薪阶层止步的一毕竟过于贵族化了。我受邀赴某次招待外宾的宴会品尝过,在画栋雕梁下看穿旗袍的小姐次第端出油腻丰盛的一道道大菜,不知为什么,我总咀嚼出一个王朝没落的滋味。或许,这确实巳算陈旧的遗产了。那些繁琐生僻的菜名我全没记住,只对一碟比手枪子弹还小的黄澄澄的袖珍窝头意犹未尽一系用精磨的栗子面捏制,和玉米面的大窝头不可同日而语。后来听说,那是慈禧太后偏爱的。  价廉物美的四川菜、东北菜和齐鲁菜曾长期占领北京市场。后来有钱人多了,粤莱进京,诸多酒家的门首增设了饲养生猛海鲜的玻璃水柜。  北京人不喜酸甜,糖醋调料的淮扬风味一度被拒之千里之外。直至最近,沪菜像股市行情一样陡然走俏,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北京的餐饮,总是喜欢引进,却不大爱自我标榜。正如五十年代,“老莫”(莫斯科餐厅)的俄国菜虎踞北京城,近年来的美式快餐、法国大菜、意大利比萨饼又令市民津津乐道。走遍大街小巷,很难见到弘扬京味的本地特色莱馆。而我去天南地北的各省市出差,也极少听说北京菜这个概念。难道正宗的北京菜都失传了?或许本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北京菜?自然,涮羊肉和全聚德烤鸭应该算,但那毕竟单调,未形成蒸煮炖烩、爆炒溜炸全面的菜系。  总不能顿顿吃烤鸭吧。总不能三伏天也涮羊肉吧。远道而来的外地人撇撇嘴:北京人不讲究吃。这包含了不会做与不会吃两层意思。尤其在讲求精致鲜美的南方人眼中,北京人似乎只擅长大碗炖肉,猛浇酱油(绿林好汉一般未开化)。北京的厨师与菜谱,估计全是借用外地的。即使确实是土著的厨师,也恐怕学的外地的手法、拜的外地的师傅。这么讲或许夸张。但真正本地的饮食,粗糙得可以,而且不成体系。北京天生就像个展览馆,北京地面上的餐饮,大多表现为各地菜系的竞争与综合。  北方人喜面食,按道理面食应该是北方的强项,但北京的面食,无论面条、包子、水饺、馅饼、馄饨,抑或最简单的烧饼油条之类,都远远不如甫方做得精致味美。恐怕只有窝窝头是北方的专利,南方人无法模仿。北京卖的面条,只有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四川担担面、美国加州牛肉面,加上本地特产的炸酱面、打卤面,屈指可数的几种。可我去苏州,走进拙政园附近的一家面馆,墙壁悬挂的大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有几十种面条的名称及不同标价,看得我眼花缭乱,直恨自己嘴长少了,无法一一品尝。苏州真神了,连面条都有几十种做法,难怪出美食家呢。记得我只点了最便宜的一碗菜煮面,浇点辣椒油,吃得心旷神怡。北京的包子,基本上沿续天津狗不理一派,很结实,但味道跟我老家南京皮薄馅肥、吹弹得破的刘长兴小笼包子,以及上海滩上金玉无双的蟹黄包子没法比。而且北京似乎没有那种以米饭搅拌肉汁作馅的类似包子的烧卖。在北京想起江浙一带的烧卖,我垂涎欲滴:唉,疏远此物已久矣。  同样是馄饨,北方人手拙,捏制得四四方方,形状颇粗笨,皮厚馅少,且清汤寡水,虽加有虾皮、香菜等调料,但吃起来和面片儿汤无异。南方的馄饨则出神入化了。南京新街口有一个体餐馆专卖辣油馄惋,大铁锅里永远滚沸着漂满油髓的排骨汤,老板娘站在案前现做,用筷子尖挑来肉焰,沾在面皮上信手一捏,顿时是初绽的花骨朵的模样,速度又快,下雨般落进锅中。这简直像一门手艺。高汤之鲜美自然令人咋舌,就是那货色,一送进嘴里就仿佛化了,只留下无尽的回味。没吃过那样的馄饨,简直枉活一生。要知道,这在江南是最平民化的小吃了。而在北京吃馄饨,我从来不愿连续吃第二碗。甚至尽量回避,以免败破自己对馄饨的印象及兴趣。  比较来比较去,我只能这样解释:北京的面食是为了求饱,而南方的则为了解馋。这自然影响到其滋味乃至情调了。南方的面食大多作为小吃,在生活中带有陪衬性与玩赏性,而北方则以其为主食一难怪呢?这就像旧时代妻与妾的关系(开个玩笑)推而广之,或许能判别出两地居民对整个饮食的态度。这甚至已成为传统了。难怪周作人当年在北京街头的饽傅铺里吃不到情投意合的好点心,并引以为憾。  北京有几个地段是专门卖小吃的。譬如隆福寺与东华门一带,街边的大排档颇为热闹,每晚总有成群的游客挑灯夜战。小吃就要这样,在人群中站着吃,每样尝一小碟或一小碗,甚至仅仅尝一汤匙,仿佛神农尝百草。客观地说,北京有几种小吃还是让人留连忘返的,譬如炒肝、卤煮火烧、炸爆肚。另有一种豆汁儿(在清朝和民国时极有名、其味怪异,今天只有少数老人对此孜孜不倦。正如小吃街大多是外地游客云集,土著居民则很少光顾一一北京是大城市,北京人不大看得起小吃,北京的小吃,则是为了满足外地人的好奇心。  说北京的饮食求饱为主、解馋为次,并不是说北京人不馋。北京人的馋也是有传统的。梁实秋有个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某日傍晚正倀炉取暧,其子下班回家捎来一只鸭梨,他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一只小碗冲向门外的大风雪。约一小时才托碗返回,原来他要吃榲椁拌梨丝,找配料去了。从前酒席,饭后一盘榲標拌梨丝别有风味,没有鸭梨的时候白菜心也能代着这老头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一小时。梁实秋说:“这就是馋。”博比饿更难对付,它是一种瘾。所谓美食家,瘾君子也,有瘾而不得满足,痛苦哉。再想想周作人对北京茶食略有微词,也就不足为怪了。  梁实秋讲述的是老北京的故事。那老头馋瘾发作之时,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民以食为天,但孩子的馋与美食家的馋绝对是两种境界一后者应该属于文化了。所谓的饮食文化,基本点是对付饿,但最高境界则是对付馋的。这是一种解馋的文化。美食的“美”和美学的“美”,是同一个字。  北京的大院  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大特色:首先当然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包括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后裔),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民风淳朴的胡同及四合院里,延续着“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我不知道使用“大院”这个概念是否规范,它主要指北京地面上那些国家机关、部队或文化部门割居的办公及宿舍区,以区别于胡同地带小巧封闭、平民化的独门独院。这里所说的大院,相当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后在旧皇城外围(包括当时的近郊)扩建的,高高的院墙,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大门可通汽车,有威风凜凛的士兵或系红袖章的门卫看守。在大院里集结并和平共处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干部及其家属,从那么一天幵始,他们遵照这个古老国家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一一成为名正言顺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间,是属于这些新时代的移民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后来,他们的孩子又有了孩子……这些孩子们啊,在红漆院墙的保护下醒来,在楼房之间的绿化地带玩耍,或者去邻近的学校上课,说标准的北京话,渐渐淡忘了遥远的老家。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描写的就是这里的少年,自恃遗传着贵族血统,而在那整个社会人性面临考验的特殊年代,无意识地被推举到荒草滋长的舞台上,成为一幕荒诞戏剧的角色:逃课,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后学抽烟,比赛喝啤酒,吹嘘各自追逐女孩的经验,砸仇人家的玻璃,偶尔纠合起来,骑着自行车、脖子上斜挎的黄书包里藏有铁器,荡荡地去和另一所大院里的少年团伙打架……他们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优越感和张扬的野性中荒废的。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啊,当年龄的迷彩被院墙外面的风雨剥离,脱离了温室之后也获得清醒,回首那被时代夸张的少年血性,开始温和、平淡且豁达地看待周围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凶猛》之所以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他也曾经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他太了解这些少年的梦想是如何在绿树红墳之间奔突而最终寻找到出路的,因为岁月将作为隐形的导师,以铁一样的法则教育它阶梯课堂里所有蒙昧的学生。  北京错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带母性色彩的―摇篮般呵护着他们盲目的青春,宽容得简直近乎纵容。天永远是蓝的,树天生就是绿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阳光灿烂的日子……  西郊某些地段是部队集结地,较著名的有海军大院、空军大院以及玉泉路的国防大学校园等等。据说王朔本人就是在海军大院里成长的,走过那由绿琉璃瓦院墙、鹅卵石甬道乃至假山石、月亮门组成的街边公园,我忽然幻想《动物凶猛》里女主人公米兰美仑美奂的笑靥是否曾在这里绽现?  我从南方移居北京巳不少年头了,刚来时借宿在三里河一带某位朋友的空房子里,那是计委大院,层层叠叠的苏式老楼房排列成方阵,中间是蝉声不绝的林荫道,树木已长到三层楼那么高。我下班时从木樨地地铁站口钻出来,才发现十里长街已繁星满天、华灯初上,往北走约一站路,就是三里河一一地名虽与河有关,我却连一条稍气派点的溪流都未找见,倒是左近修筑有积水潭公园,可惜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湖泊。计委大院与公园仅仅间隔一条马路,我在灰漆斑驳的筒子楼里写诗,只要推开窗户,就能听见对面公园里传来孩童们嘻戏的笑声——不知为什么,世界一下子就显得仁慈安详了许多。  朋友姓栗,自小便在这座花红叶绿的大院里跌打滚爬,根据父母的官职一他也算高干子弟吧,喜欢在老式的工作手册里写点卡夫卡风格的札记,不太愿意出门做生意,性格中有点闲散的禅境。他在大院里还有几位小时候在同一所幼儿园看图识字的铁哥们,周末之夜大伙找一处闲置旧家俱的空房间,以深色床单代替窗帘挂起来,沿墙根摆一溜五星啤酒,然后拉开褪色的八仙桌,劈呖啪啦地搓麻将。介身其中,我惑受他们习惯周期性的搓麻将,似乎并不完全为了消磨时间、打发寂寞,分明借助这平淡温和的氛围清点心事呢。夜深人静、恍若隔世的大院,虽安插于闹市之中,却弥漫着浓郁的田园情调,给都市里劳碌的游子心灵以一种特殊的安全感……  北京的大院,我似乎是很熟悉的了。即使我每天的梦都安置在其中的某一幢楼房里,我,仍然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因为我巳习惯了以长安街上外乡人的身份,来发现这座伟大城市无处不有的平凡的美感。  在结束一年搬数次家候鸟般东挪西迁的流浪生涯之后,我终于改变了认为家的形式不过是一只稍大点的旅行箱的看法。单位在沙滩北街的文化部老宿舍区给我分了间陋室,我终于可以把浪迹天涯的心寄存在这里了,安安稳稳地吃点利息。那里又是一所简直带有文物性质的大院,张中行老人在《府院留痕》中讲解:“这个大院落,指坐落在北京景山之东一条街(旧名马神庙,民国后改景山东街,大革命后改沙滩后街)西部路北髙墙之内那个大方块,早是清乾隆时期的公主府,中是清末起的国子学,一京师大学堂,后为国立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广,至于我住的院落,仅仅是旧公主府附属的部分,“路北第一个门,原北京大学的西斋,男生宿舍中面积大、牌号最老的,年所建,现在门户依然,但已成为文化部的宿舍。”我住的俗称老灰楼,三层,四面回环,留一豁道,明显是模仿四合院的格式,开井宽敞得可举办足球赛,但几棵槐村、银杏之间蛛网般系满了晾衣绳;楼内每个单间都不足十平方米,仅可容一床一桌一几,附带壁橱,是老北大的独身教师寝室。北窗外的空地屯积着煤堆,因为西侧即是冬天烧水供应这一带暖气的锅炉房。这几幢老楼好几次想拆除了扩建,均被文物保护机构阻止。我在昏暗的走廊上烧火做饭,生怕烟熏火燎影响了文物的价值,但转念一想:或许多少年以后,在后人眼中,这恰恰增添了一个典故一一该有多么好!有时深夜在院内空地上散步,一抬头望见周围黑黝黝的楼群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口,眼前便浮现出本世纪初那一批莘莘学子偎依的青灯黄卷,甚至,耳畔还会突然响起当时的琅琅书声……假若一所有历史的院落有其灵魂的话,这不失为一种回光返照吧?向南面临街的方向走,可以瞻仰到老北大的红楼也箅那一个时代中国教育核心之所在。而这条西通北海、东连美术馆的大马路,名叫五四大街,五四运动最初的学生游行队伍举着旗帜与标语,就是由这里出发的一虽然今天的车水马龙已淹没了那急促于历史甬道的脚步声。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迈动书生的步伐向西走,步行约五分钟,就看见黑鸦如织的故宫后门,就看见文武百官、粉黛三千的清朝了。我不再远足,而是在景山脚下驻步悬听一一那山头、的松涛阵阵,曾经吊死过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文化部大院里的好多居民,月初都去订购了景山公园的月票一一以便每天清晨沿石梯的山路跑步,并去山顶的亭台楼阁练气功、练嗓子或花拳绣腿地舞一回剑。而我总是在景山公园门口转过身来,过其门而不入,我总是在那块刻有讲解词的雕花石碑前折回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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