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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分类之外,还可以对同性恋者作这样一种重要分类,即把他们分为气质性的同性恋者和境遇性的同性恋者两大类。前者是指虽有异性恋机会却仍倾向于同性恋的人;后者则指因为异性恋机会缺乏而以同性恋作为替代的人。  造成境遇性同性恋的是所谓单性环境,一般是指那些与异性完全隔绝的小环境,其中最典型的有监狱、军队、精神病院、男子寄宿学校和女子寄宿学校、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等。除此之外,还指一些在特殊行业的单性工作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群,如长期在海轮上工作的水手;一度不允许男女同台演出的梨园界演艺人员;曾经基本上由单性从事并食宿在一起的餐饮业职工等等。在这些单性环境中,异性往往不能或不易得到,或者说同性更容易得到,于是,人们的性目标转向同性。东西方的和尚、教士群体属于典型的单性环境,是易于滋生境遇性同性恋的环境。因此,在法律对同性恋处严刑的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常常有用火刑烧死同性恋修士的事件发生。  调查过程中,有人接触过在监狱中学会同性恋行为的个案。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小时候爱和邻居一个男孩玩牌,他因为打架进过监狱,后来他家就搬走了。有一次我正和一个外国人搭讪,碰上他了。我叫了他名字一声,他一激灵,说,你怎么也干这个了?我告诉他,从小我就知道。他说他是在监狱里学会的。有个住过监狱的朋友跟我说,那里面有同性恋,有的是狱霸。一间牢房里20多人,都是拴对的。他在里面关了两个星期,发生了好几次关系,他弄了那个人好几次。  不少服过兵役的同性恋者提到军中的同性恋活动,有一位调查对象在信中深情而充满悔恨地写道:我在军队呆了许多年。军队是严格禁止男女之间产生任何吸引的,绝对的授受不亲。于是,正如同监狱、海员、矿井等行业,特殊的生活背景下自然产生特殊的性爱方式。我的同性恋倾向在军队中得以升华。由此,我真正懂得了我属于这种人,而且命中注定改变不了这种爱的方式。在军队里,我经历了数十次刻骨铭心的真挚纯朴的爱。而且,爱是双方的,爱得炽烈而深长。他们有的年长于我,有的小于我。因为军队退役、变迁的特殊情况,因为自己的不成熟,我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真爱。时至今日,当我常常然一身时,便情不自禁怀想起那逝去的经历。那些爱与火、情与泪交织而成的因而是我一生中的宝藏。每每掀开它上面的纱巾,我便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会失去那些爱,为什么没有把它连接起来,为什么不能天长地久……我知道,像我这样痴情的仍然在深深怀旧的人是很可怜和可悲的,因为,我的那些曾和我融为一体的朋友,他们今天根本不会怀想到我,怀想到我们的过去。他们,或许也应该都有一个正常的幸福的家。他们如何看待从前那段独特的经历,而这段经历对他们以后的性观念有何影响,我不知道。但我,却深深地怀恋那过去了的,同时,那样不可救药地执迷不悟。我曾写过一首诗和一篇小说——典型的含蓄的同性恋色彩——今天读来,仍让我怦然心动,感慨不已:我,曾那样深深地爱过,而爱,是不能忘记的。  另一位前军人写道:我参军来到了一个男性的世界里,陌生的环境使我的不良习惯有了很大改变。那一年我16岁。军营里的战友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们年轻、漂亮、单纯。因为我有过同性恋的经历,观察起战友们的‘隐密‘就有我自己的观察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在这个纯男性的世界里有着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我发现这些秘密是从战友们两个人结伴上岗中发现的。按照规定,在夜间,每个人站哨一个小时,但我发现经常有俩人结伴上岗站哨两个小时的战友。他们不但是结伴上岗,平时的关系也比其他人亲近得多,而且在艰苦的情况下能相互照应。有次在我去接岗时发现了他们的同性恋行为。但是我守口如瓶。他们为了堵住我的嘴,对我格外好,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年龄小,他们以为我不可能懂这些事。直到后来他们主动地接触和挑逗我,因为我也有同性恋的行为,也就接受了他们的挑逗。终于有一天,他们陪我去站岗时,发生了同性性行为。以后,我陆续地知道了在连队里也有同性恋的小天地。连队有一百多人,这些同性恋的战友能有十多位之多。但是他们都十分纯洁,亲密无间,行为中绝无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粗鲁。是绝对没有的。我的这些战友们在分手之后,现在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相隔数年再次见面以后,就再也没有要求有同性恋的行为,甚至连说话中都不提此事。我猜想他们之中可能有些人已经克服了这些不良行为。但是我相信,大多数是不能克服的。这位同性恋者一再将自己的性倾向称作不良习惯、不良行为,这种自我评价虽然不正确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同性恋者,但在中国的同性恋者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境遇性同性恋的一个特殊存在方式表现在好战种族当中。据历史记载,许多好战的种族中都盛行同性恋,如锡克人、阿富汗人、诺曼人中即如此;在波斯和摩洛哥士兵中也有很多。据研究,好战种族中盛行同性恋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这些民族大多轻视妇女;二是同性恋在战争中的价值,如底比斯圣军超乎常人的英勇顽强。正如凯查多利所概括的那样,在这种环境中,同性恋行为具有多重目的:其中包括(1)为了表现自己的权威;(2)为了满足好奇心;(3)为了冒险;(4)为了进行社会对抗;(5)为了维持团体中的意识形态团结。(凯查多利,第333页)  一些长期在外奔波的业务员、推销员实际上也生活在单性环境里,这群人中有同性恋活动存在,但往往并不被当事人视为同性恋,而当作单纯的发泄而已。例如,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讲到他到X市出差的遭遇:在X市住招待所,同屋有个跑业务的,40多岁,说起一人在外面跑感到很寂寞。熄灯后,他竟邀我跟他睡一起。他问我,你要女人吗?我说不要。他又问我,你想X()吗?说着就摸我。这些人不懂同性恋这个词,但相互手淫的事很多。那年我去东北旅游,住X市XX旅店,是大通铺。我刚睡着,一只手就摸过来了。这人一点不挂相(指不像同性恋者——作者注),第二天天亮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这位同性恋者还比较了同性恋者与非同性恋者的区别:不是(同性恋)的人没有爱抚、接吻这些动作,伸手只顾往下摸。这种同性恋活动只是作为异性恋补充的同性恋。  有些社会环境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单性环境,但由于女性数量严重短缺,也会造成境遇性同性恋的流行。比如一些原始部落有杀女婴的习俗,通常同龄人口性别比要达到一个女人对四、五个男人的程度,这些原始部落就往往存在境遇性同性恋现象,其明显原因是女性的匮乏。在一些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在无力娶妻的人群当中,境遇性同性恋现象也会因女性数量不足而加剧。还有一些妇女与外界处于高度隔离状态的社会,如摩洛哥等,极为强调妇女的贞洁,致使男性不易获得女性,也会因此导致境遇性同性恋的盛行。  有时,境遇性同性恋是由当事人社会地位低下或小范围的性别比失衡造成的,就像一些贫困农村的情况。一位农民调查对象在问卷上写道:我认为一般犯有这类病的人都是失恋或者没有接触异性朋友所引起的。同性恋圈内也往往是这样来看待农民中的同性恋者和同性性活动的。一些城市的同性恋者对我们说,农村的同性恋都是被迫的。所谓被迫是指他们不属于那种在具备接触异性的条件下仍倾向于同性恋的人,而是由于女性供不应求(如在进城打工的民工群体中)或因结婚花费太高娶不起妻子的人。一位调察对象在谈到同性恋者当中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的区别时说:低层次的人当中许多都是被迫的,多是未婚,性饥渴,得不到异性,就像监狱里的情况一样。许多城里的民工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位建筑单位职工说:我们单位几乎没女人,女职工只占10%。老工人里光棍很多,还有一帮插队回城的知青,年轻力壮,正是性欲旺盛的年龄,这是一个(同性恋行为的)温床。听说施工队民工中也有这种事,尤其是住大通棚的。  其实对农民中的同性恋的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调查发现,农民当中的同性恋者绝对不仅仅是境遇性的,也有气质性的——虽然他们面临的结婚压力比城市的同性恋者要大得多,他们仍为不得不与女性结婚而苦恼万分,希望能够逃避这种事情。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禁欲主义的道德风尚有时会在青春期少年中造成一种准单性环境,使他们感到难以自然地接触异性,从而将注意力转向同性。弗洛伊德曾深刻指出:文化制度所要求的严格标准与竭诚以赴的禁欲工作,皆以两性的性器结合为其注意焦点,其他的性活动却常被暗中纵容……同性恋的日见普遍,也可视为正常性生活不易得到而导致的另一后果;除了那些天生有同性恋倾向,或那些因幼年环境的影响而如此者之外,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是在成年之后,因为原欲的主流受阻,才被引流到同性恋这方面去的。(弗洛伊德,第181页)  调查中发现,有些同性恋者正是在青春期性成熟之时有意无意地压抑了自己与异性交往的欲望,才转向同性恋方向的。用一般人的标准看,他们在因原欲受阻而转向之前的性取向是完全正常的。  有些经历被调查对象当作自己性倾向的形成原因来描述,这种因果模式虽然不一定成立,但当事人却的确是那样想的: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在我四岁的时候,记得很清楚,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在邻家的屋墙外一个小角落,我跟邻家一个同龄小女孩一起玩游戏,是有性的色彩的。现在回想起,大概同今天大街小巷的玻璃画店中经常能见到的那张一对外国小孩在一起面对面站立,小女孩掀起裤衩,小男孩伸头探视的摄影作品相似吧!当时我爸爸刚好下班路过看到了,他打了我骂了我,给了我一次狠狠的教训。自此,我的家里人便都知道了这件事。在小的时候,我是非常顽皮的。当我不听话的时候,哥姐们便用他们因这件事给我起的绰号来惩治我,而且也非常有效。我小时候特别能说,哥哥姐姐说不过我的时候就叫我这个绰号,一叫我就蔫了。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五六年吧。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时至今日,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我仍心有余悸!  有些同性恋者在幼年时期有正常的喜好异性的取向,但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打击,在潜意识中留下了不可与异性接触的想法。这种幼年时期的经历虽然不同于青春期恋爱受挫,但在形成同性恋倾向的心理过程中,有时甚至比青春期恋爱受挫的影响更加难以消除。一位同性恋者回忆道:我小学二年级时,班上有个小女孩很漂亮,又活泼,聪明可爱。有一次放学路上,我也不知是怎样搞的,就亲了她一下。旁边的同学看见了就起哄,我记得当时真是羞得无地自容。  一位在文革中渡过青春期的调查对象这样回忆道:当时搞政治教育,清理学生思想。班上一个同学跟女孩来往,交朋友,有人揭发了他,老师就批评他,说他思想复杂。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位年轻的同性恋者讲到上初中时学校对早恋的处置方法给他留下的印象:当时班里有人传说谁和谁好,老师知道了,就把全班每个同学挨个叫到教室前面,交待有没有这种事,记得我当时很害怕。相反,对于同性之间的接触就没有什么干涉:初中时,我们男孩都互相搂搂抱抱,有时候还互相抚摸,大伙一块儿起哄打闹,稍微带点性的接触,性的意识。我当时并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文革期间男女交往不正常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只要有一个男孩和女孩一说话,大家就群起攻之。小时候我在县城里还看到过对通奸者的处罚,很没人性,让他们披着弄脏的床单游街,有的人自杀了,有的疯了。我记得我很害怕,对男女关系一直害怕,暗下决心:这辈子我绝不能犯一丝一毫的错误。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和女人要保持距离,生怕别人说三道四。单位里搞婚外恋的挺多,我们在野外工作时,农村女人围着我们转,见到她们那么殷勤,我就有意无意提醒自己和她们保持距离。和男孩一起好像要随便得多,轻松愉快得多,又不会犯错误。跟女孩在一起太受约束了。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回忆了他最初对异性的感情与接触:高一下学期,我喜欢班上一个女同学,我当时是班长,她是学习委员,她学习很好。我喜欢她,但不知道这就是初恋的感觉,只是感觉朦朦胧胧的,老想见到她。我常常在路上等她,想装作偶然碰到的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不好意思跟她说话。那时我是班里最早入团的人,怕人家说我思想不好,就一直没敢对她表示出我的感情。到后来,就把那感情强压了下去。高一时是16岁,正是性成熟期,对异性萌生感情是很自然、很健康的,但由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压抑,他终于从正常的性取像转向了反常性取向。正像这位调查对象自己所说的:我上学期间如果不压抑自己,如果能和女孩子接触,也许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当时我正好十五、六岁,刚有遗精前后,异性得不到,转向同性。我记得当时自己爱慕异性的想法不敢和家长、老师讲,结果不知不觉地就走上了这条路。我也说不清,也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没有办法。  调查中还有一些在与异性交往的经历中遭到失败才转向同性恋的事例。这类经历对他们的性取向即使没有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革时期,我和大学里一个女同学比较好,她是六九届,我是六八届,她就算是我的一个恋人吧。她长相好,人也好,我们通过一年多的信,但最后没成,她又找了一个。这件事对我刺激挺大的,当时我对她的感情是挺真挚的。另一位同性恋者也有一段辛酸的异性交往史:我就谈过那一次恋爱,结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要领结婚证了,可她突然不干了,说是另有所爱,那事对我刺激很大。什么都准备好了……她想从我嘴里说出个‘不行‘来,想不退我的东西,她没达到目的,最后还是把我送她的东西退了回来。  严格说来,异性交往受挫转向同性恋的情况与单性环境及准单性环境造成的同性恋是有区别的。当然,笼统地看,二者都可划入弗洛伊德所谓原欲受阻的范畴。在我国的文化气氛中,尤其是在那些政治空气严峻的年代,有些少年的转向同性恋,的确与这种准单性环境不无关系。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的那样:我个人体会,形成原因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是可以培养的。我问过许多人是怎么开始的,许多人都是异性恋受挫后转向同性恋的。血色黄昏;里就有这种心理的描写。我当初如果得到那个女的,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了。类似说法不无为自己的性倾向寻找客观合理性的可能,但不论这种说法是对是错,也不论调查对象是真心相信这种说法,还是希望相信这种说法,他们确实是用这些说法来说明自己同性恋倾向的形成原因的,这至少是一种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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