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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孔不入的腐败一廉洁指数  2009年10月,世界腐败报告在喀麦隆企业家联合会杜阿拉总部向社会公布,在2009年报告中列出的最腐败的行业和机构中,司法行业被列在“极其腐败”行业之列,海关、税务、警察和宪兵也都榜上有名。警察和宪兵这些国家机器已经沦为腐败最严重的行业,这是时代的悲哀。在180个国家中,阿富汗和索马里被列为贪腐最严重的国家,而其他一些战乱国家的排名也普遍落后。清廉指数排名前2位的分别是新西兰、丹麦,新加坡和瑞典并列第三。亚洲清廉指数最高的是中国香港,名列第12位。  “透明国际”组织指出,虽然与贫穷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贪腐情况相对较少,但其银行保密制度常常起到反作用。瑞士和排名14的卢森堡因银行系统保护性政策受到点名批评。  2004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年度全球腐败报告》最有意思,报告列举了世界各国10大腐败(前)领导人的“赫赫战绩”,腐败数字触目惊心。  报告按照腐败程度排出了拉丁美洲、非洲、中欧、东欧以及东亚国家的10大腐败(前)政治领导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他于1967至1998年在职期间,挪用公款150亿至350亿美元,而当时印尼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95美元;紧随其后的是挪用公款50亿至100亿美元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刚果前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因为被指控挪用50亿美元公款而名列第三位。此外,尼日利亚前国家元首萨尼?阿巴查、南联盟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海地前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乌克兰前总理帕维尔?拉扎连科、尼加拉瓜前总统阿诺尔多?阿莱曼?拉卡约和菲律宾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分别占据了腐败排行榜上第4至第10的位置。  2005年“透明国际”在其发表的《2005年全球腐败报告》中列出了世界范围内的6大“腐败纪念碑”,也是别具一格的创举,重点突出了大型工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工程的腐败案例。  比如菲律宾巴丹半岛核电站工程,它投入的资金达20亿美元,其中有1700万美元以佣金的形式进入了前总统马科斯朋友们的腰包。而该电站被建在一个活跃的地质错层上,因而从来就没有运行过。此外,非洲南部的“莱索托丘陵地带水利工程”,德国的“科隆焚化工厂”,阿根廷——巴拉圭边境上的“亚基雷诺水电工程”,马来西亚的“巴贡大坝”和乌干达的“布加加里大坝”等,其贿赂金额据称也都达到数百万美元。  “透明国际”又名“廉政与反腐败国际”,成立于1993年5月,是一个由各方官员、有关专家和商人组成的志愿组织。“透明国际”根据7个独立研究机构作出的14次全球性调查结果,计算当年世界各地的“腐败洞察指数”。该指数范围从0到10,指数越低越腐败.越高越廉洁。但这些调查主要依据各国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的判断意见,且不包括对政治党派的秘密捐款、银行的非法洗钱和跨国公司的贿赂行为。  “透明国际”认为,“腐败”就是指公共部门中的官员(政治家或公务员)通过滥用被委托的权力,使自己或其亲信不正当地或非法地富裕起来的行为,共包括3个要素:“权力滥用、被委托的权力和私人利益”。“透明国际”在衡量腐败程度上主要用两种指标,即“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清廉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它以企业界、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据其经验和感觉对各国进行由0到10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通过对大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商会、主要商业银行和法律事务所的高级主管,以及在跨国企业工作的外籍人士和高级主管进行访谈,获悉主要出口国贿赂高级公务员的情况。行贿指数主要反映一国(地区)的出口企业在国外行贿的意愿。行贿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廉指数的一个重要补充。通过这两个指数,“透明国际”每年对各国的廉洁状况开展一次评估,并按得分多少进行排名,得出备受世界媒体关注的“腐败排行榜”。  反腐败历来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最近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反腐败都列在人们最关心问题的前三位,其中1999年名列第一,说明群众对腐败的问题深恶痛绝。1999年“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排名,我国被排在第50多位。而在它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中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行贿严重国家。“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  但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实际上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所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并不科学。  “透明国际”指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腐败现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南非,主要的腐败问题集中于政党的私人捐款。  在亚洲,贿选是主要的腐败问题之一。报告称,菲律宾在2002年进行的选举中,估计有大约300万选民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好处”;而在1996年的泰国大选中,30%的泰国家庭承认收过钱。  报告还称,腐败现象在拉美十分普遍,其中秘鲁的政党捐款制度尤其“特别”。秘鲁议会甚至驳回了一项可以使政党捐款透明化的议案,相反,他们起草了一项法律,使政党和议员的捐款活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监督。  《2005年全球腐败报告》特别关注伊拉克。这个国家在萨达姆时期就卷入了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之中,现在又将出现“历史上最大腐败丑闻”的危险。美国已指定18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重建,但该报告说:“由于缺乏制度性监督,甚至连简单的开支清单也没有,资金不受控制地流动,为大规模腐败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用于伊拉克重建和帮助海啸幸存者的数十亿英镑的资金,面临着腐败官员和生意人的侵蚀。”在2005年的报告中,“透明国际”说,通过在争取资金时向政府行贿,当年全球有至少4000亿美元用到了不恰当的地方。  该报告指出,过去15年来,因质量低劣的建筑在地震中垮塌,导致25万人死亡,并将建筑质量低劣归咎于“腐败承包商和腐败质监官员的勾结”。该组织主席彼特?艾根警告说:“各捐助者在承诺为海啸受灾国重建提供巨额资金时,‘透明’两字应牢牢记住。”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相当于将边贸税率提高了20%。而边贸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如果低分国家不尽快改变其商务活动中的腐败状况,无疑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人们的选择和政府的选择一痛苦指数  台湾岛内,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一度经济困难,怨声载道,内外交困。当年报纸描述时用了这样一句话:“痛苦指数已达17。”什么是痛苦指数?如何算出这个指数?  这就涉及如何用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经济状况的问题。宏观经济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物价指数和失业率(在开放经济中还有国际收支和汇率)等。衡量宏观经济状况时所用的实际指标是失业率,名义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指数结合起来就可以表示宏观经济所处的状态,二者结合的指标有痛苦指数、不受欢迎指数和稳定政策指数。  痛苦指数又称遗憾指数,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即:  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例如,失业率为5%,通货膨胀率为5%,则痛苦指数为10%,或简称痛苦指数10。这个指数是1975年美国福特政府提出来的,后来被广泛运用。这个指数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相同的,失业率上升1%与通货膨胀率上升1%对人们构成同样程度的“痛苦”。通货膨胀率高,稳定物价越不成功,失业率越高,实现充分就业越不成功。痛苦指数越高,宏观经济状况越不好,政策越不成功。每个社会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痛苦指数安全线,高于这一安全线,必须采取适当的政策。因此,痛苦指数也是决策者决策的依据之一。台湾的痛苦指数在陈水扁时代高达17,严重超出安全警戒线,无怪乎社会反对陈水扁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受欢迎指数是用来衡量选民对政府欢迎或不欢迎的程度的。它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瑞?费尔研究宏观经济状况对选民行为的影响时所提出的。不受欢迎指数表明,选民在评价一个政府时,对失业的关注程度是通货膨胀的6倍。要获得选民支持,减少失业率比降低通货膨胀率重要得多。这正是各届政府在面临总统大选时都采用扩张性政策的原因。  不受欢迎指数=6×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依据的另一个指数是稳定政策指数,它由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泰勒提出。他们认为,经济稳定包括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两个指标,即:  稳定政策指数=通货膨胀率+2×失业率这些指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宏观经济状况,适用于不同目的。陈水扁统治下,台湾的痛苦指数高、不受欢迎指数肯定也高,经济政策也不可能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策不稳定,上层建筑能稳定吗?  你快乐吗?一幸福指数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这一指数是通过对被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现在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调查结束后,将四种不同的回答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将每一种回答的人数和相应的分值相乘,然后求加权平均值,就得到了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非常幸福×人数+比较幸福×人数+不很幸福×人数+不幸福×人数)/总人数在该机构公布的2004年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名列第3名,美国只排到了第15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为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的国家的最后一位。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近日公布了2009年度《幸福星球报告》,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高居前10名的其中9席。中国内地排名第20位,中国香港则位列第84位,美国排在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低。哥斯达黎加的生活满意度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满意),幸福指数则达到76.1分,远远抛离第2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位,是前10名内唯一的非拉美国家。  江苏卫视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13家媒体于2010年3月31日,发布了历时3个多月调查的《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人幸福感指数得分69.84,位于“比较幸福”水平。  来自全国城镇、农村的15801份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北方人小数字大i蒿写给比南方人幸福,男人比女人幸福,70后、80后“房奴”们的幸福感并不少;职业排名中公务员和房地产从业者幸福感位居前两位,与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的结果也是极其吻合的。  以往幸福感调查都是城市之间比较,这是首次将农民工群体纳入调查范围。本次调查覆盖了22个省、5大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城市居民7859人,农村居民7942人,大部分在25~54岁之间。幸福指数涉及身心、经济、工作、家庭、婚恋、性爱、交际、娱乐、社会幸福感等9大部分。如今,“钱”让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同时人们还意识到人要幸福,还有重要的三项指标:身体健康、家庭温馨、婚姻美满。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在12001—15000元则是幸福指数的一个拐点。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不升反降,这是因为拐点之上的人群在交际、娱乐、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使幸福指数受到影响,大打折扣。  盖洛普从1994年起开始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消费者调查。  数据说明,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自1994年到2004年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10年后的2004年,指数却降到了67分。  人们不禁要问:这10年来我国的GDP在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什么却“先升后降”呢?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何在呢?为什么钱袋越来越鼓,幸福的感觉却越来越低呢?  还是俗话说得好:“穷有穷开心,富有富伤心”。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很可能是递减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非收入因素的更多投入,可能是增加个人甚至是整个人群的幸福感产出更重要的手段。  2004年,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嘹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6大城市也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本次幸福感测试在中国还处于较早水平。测试者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6大城市的闹市,采取随机访问的方式进行,意图了解每个城市当前、未来和预期下一代的幸福度。每个城市选取了近200个样本,样本人群主要在20~50岁。分析的时候,把非城市当地居民和没有收入的居民排除,留下当地居民的数据进行分析。下面是此次测试的结果及简要的分析说明。  (1)6大城市当前幸福指数排行测试表明,6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据说,幸福感和财富是毫无关系的,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升斗小民,任何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幸福感。虽然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却并不一定买得到同样程度的幸福感。  经过对全世界各民族幸福感的调查,墨西哥人的幸福感指数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感指数是比较低的。而这两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相差十多倍。墨西哥人与美国人也不一样,墨西哥人是属于西班牙文化、拉丁文化,他们的宗教是与欧洲各国的天主教相通的,与美国讲究洁身自好、刻苦简朴的基督教文化大不一样,简言之,他们是生活中的乐天派。无论从他们对于家庭、性、工作、享乐各方面来说,都是重视享受的人;而他们的很多行为,是没有所谓的功利主义的。  (2)当前幸福指数与人均月收入对照测试表明,人均月收入与幸福指数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上海人均收入最高,幸福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收入最低,幸福指数排第二位;杭州人均收入居中,幸福指数最高。  (3)各城市幸福指数与月均收入对照测试表明,在每个城市里,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直接相关。  收入越高感觉越幸福。榜二和榜三向我们说明,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城市之间,富有的城市并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更幸福;但同一座城市里,富人要比穷人更幸福。这说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在同一座城市里,富人和穷人相对容易比较,所以富人幸福;跨城市相对不容易比较,所以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幸福。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上海,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的人很不幸福,到了1000元以上,差距相对比较小了;武汉则不同,月均收入3000元以下差别不多,3000元以上差别比较大。成都低收入人群是最乐观的,月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群,幸福指数甚至不比月均收入两三千元的人低。  (4)各城市幸福指数与月均收入综合排行在此次测试中,人们的收入水平被分为4个等级,依次是月收入低于1000元、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元以上。测试共在6个城市中进行,因此按城市和收入,共有24组群体。对这24组人群的幸福度进行比较,得到的结论是:最开心的人是杭州月收入超过3000元的居民,其次是武汉月收入超过3000元的居民,排列第三位的是成都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居民。最不开心的是上海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居民,其次是北京1000元以下的居民。这说明在收入不高的城市,相对更容易获得幸福,在收入普遍较高的城市就相对更不幸福。  境由心造,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  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一般观念认为,增加财富就意味着增加幸福。但是,对中国6个大城市居民幸福程度以幸福指数来表示的测试证明,财富与幸福的关系比人们一般认为的要小得多。  经济自由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一经济自由度指数  经济自由度指数是反映一国经济环境是否宽松、市场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它由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编制,是全球最权威的经济自由度测评指标之一,涵盖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指数的研究和创立始于1986年。提出衡量经济自由度想法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加拿大经济学家、弗雷泽学院教授麦克?沃尔克等~些知名学者,他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提高全球的经济自由度。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于1995年首次出版了该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将“经济自由度”定义为: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消除了强制或干预的行为,保护公民和维持公民个人自由。显然,他们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  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依据包括10大类50个指标,计算这个指数要分别为10大类50个指标予以估测,然后将各大类的分值进行加权平均。显然,这是一种“三层楼、两段式”的测算方法。这10大类分别是贸易政策、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的经济干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及外国投资、银行和金融、工资及价格、产权、规制以及黑市。由于传统基金会的研究人员认为很难区分10大类因素重要程度的差别,因此,便用上述10项指标分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衡量一国经济自由度的指数。而每项指标的评估采用了分值测度的方法,即预先对分值的涵义、依据等做出规定,然后根据变量指标对各项因素进行“打分”和评估。该机构将各项因素的分值分为五等,规定了每一等的具体标准。分值1表示该指标的评定最好,5分则最差。将各项指标的分值进行综合,便可获得用分值表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指数小于1.95表示“经济自由”;指数在2.00~2.95之间,表示“大部分自由”;指数在3.00~3.95之间,表示“经济大部分不自由”;指数在4及其以上表示“经济受抑制”。  2009年1月13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了2009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共涉及179个经济体,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财政自由度、政府规模、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知识产权、腐败程度和劳动自由度。  此次公布的排名显示,保持最大自由度的经济在提升全民富足上的表现也最出色。此外,“经济自由度指数”还衡量了知识产权拥有程度、劳动力、资本和货物是否自由流动。即个体是否享有受政府保护但不受约束的工作、生产、消费和投资的自由。  在这些国家中,人均收入比例差异非常巨大,经济最自由的经济体甚至高出“受压制”一级经济体的10倍以上。2009年度的指数还首次将经济自由度与重要的社会价值(包括脱贫、人类发展、政治自由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经济自由的经济体在各项民生指标上明显更好。  香港和新加坡再次成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经济体,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西兰位列其后,美国下滑一个名次,降至第6位,原因是税收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双双上升。中国居第132位,得分为53.2,同比增加0.1。  要理解经济自由度这一数字对普通人的实际意义,最好的途径并不是去问商人或投资者,而是去比较一下人均收入。生活在不自由或受压制的经济体的男男女女们,年人均收入还不到2800美元,过着一种贫困的生活;相比之下,生活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芸芸众生们,年人均收入则高达21200美元,是前者的8倍之多。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富裕和贫穷的分别其实就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分别。然而,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数据,似乎确实支持这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尽管也许并非因果关系),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经济自由度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人民就会更迅速地富裕;经济自由度越低,经济发展就越慢,人民就会更迅速地堕入贫穷的境域。  经济自由度指数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用来进行市场经济测度的,因为其所依据的因素指标或变量指标均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就总体指标看,市场经济程度越高,相应地自由度程度也越高;反之,市场经济程度越低,自由度程度也越低。另一方面,自由化指数还不能完全代替市场经济标准,二者在功能上和设计上还有一些差别。在现实中,同是市场经济程度很高的国家,自由度指数并不一样高;同样,同是自由度指数很高的国家,市场经济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就单项指标看,自由度与市场经济程度尚有较多的背离和矛盾的一面。  中国现在也已经承认了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得多,否则我们也不会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然而仅此似乎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市场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架构,不能设想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采取市场以外的制度将会怎样。市场并非只是赶超型发展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使人民过上富裕而且有道德的生活的必由之路。因此,市场经济建设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基本的宪政、法治框架的保障和约束,市场必然是扭曲的,而在一个扭曲的市场中,我们既得不到财富,也收获不到道德。  谈到制定这样一个排行榜的意义时,“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奥得里斯科尔解释说,“我们通过制定并定期公布‘经济自由度排行榜’,以促进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以及人们生活的富裕。”  经济生活的保障一国家安全指数  美国发生“9?11”恐怖事件以来,像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我国外交部门越来越频繁地发布相关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警示,以2004年为例,我国外交部发布的出国安全警示就涉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一些传统上安全指数比较高的国家:  2004年1月15日,外交部领事司提醒赴法中国公民:近期巴黎偷盗抢劫现象十分猖獗,我国公民因常随身携带现金而成为受袭目标,提醒赴法的中国公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2004年4月7日,中国驻俄使馆提醒:近期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恐怖事件、袭击外国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旅俄中国公民应注意自身安全,加强防范。  2004年4月12日,外交部提醒我公民:目前勿赴伊拉克。  2004年4月13日,外交部领事司提醒:秘鲁等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治安状况不佳现象,有关赴拉美国家团组和个人应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004年6月7日,外交部领事司提醒:巴布亚新几内亚治安恶化,持枪抢劫案件频繁发生。受害人中不乏中国公民,我公民应慎重考虑出行计划,如确须前往巴新,请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2004年9月1日,外交部提醒:旅居南非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安全。今年以来,南非已连续发生7起中国公民遇害案件,中国公民应增强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  2004年9月28日,中国驻莫桑比克使馆提醒:近来莫桑比克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已有多名中国公民受害。提醒当地华侨华人加强自我防范,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一系列的恐怖事件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安全是生活的保障,没有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秩序,人们的生活质量就将面临威胁。尤其是跨国集团的跨国经营将各个国家的安全情况看得非常重要。人们整日生活在炮火和爆炸声的恐惧之中,即使有多少财富又能怎么样呢?因为炮弹从来就不长眼睛。我国从闭关锁国发展到目前吸引外资世界第一的水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安全的环境、稳定的政策。  所以说,国家安全指数也是衡量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  《印度教徒报》曾披露,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了一份《国家安全指数评估报告》,对世界50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指数进行了等级排名。结果与西方一些研究机构的类似报告排名有较大不同。该报告是由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萨梯?库马尔牵头完成的。  研究小组挑选了50个国家,遍布世界各大洲。该报告认为,国家安全指数是5大指标基础上的一个综合指数,这5大指标包括:国防能力指数、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研究和发展能力指数以及人口指数。最终前10名的排名依次是: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瑞典、俄罗斯、德国、印度、法国、英国。  以色列位居第11位。此外,巴基斯坦排名第49位,安哥拉为倒数第一。  在评估国防能力指数方面,该报告不仅综合了对象国的国防开支,而且还包括武装部队的人数。在常规部队指数方面,报告认为,排名依次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朝鲜、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日本、法国。在武装部队指数方面,该报告将美国、中国、印度列为第一层次,而一直被外界认为唯一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的俄罗斯只位居第四,韩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越南和埃及紧随其后。  印度《金融时报》指出,印度在完成这份评估报告时,借鉴和参考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家力量”以及中国社科院提出的“综合国力”的概念。报道指出,作为国际上最早以量化方式研究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机构,兰德公司的“国家力量”评估包括了国家资源、国家表现及军事力量三方面。而中国社科院的“综合国力”概念包含了8项指标,即自然资源、国内经济、进出口贸易、科技、军事、政府调控力、外交和社会发展能力。报道称,印度此次在中国“综合国力”评估概念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项人口指数。该指数并非强调人口数量,而是强调一个国家所能凝聚的“人口力量”。  综合国力强弱是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主要依据。目前国际上的主要模式包括:美国克莱因的“国力方程”、日本的综合国力测算法、美国约瑟夫-奈的“软”“硬”实力测算等。但像此次印度这样单纯研究国家安全指数的还不多见。究其原因,不仅因为类似战略和指挥能力、军队纪律性、国防动员能力的统计难以准确量化,而且各国对自己的尖端武器装备进行消息封锁,外界评估武器装备性能时存在很大偏差。  这份最新的国家安全指数的含义其实很简单。首先,~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应基于其经济、科技、政府管理能力和知识力,而非军队的数量、武器库的大小,否则此次排行榜中,韩国和瑞典不会排在俄罗斯之前。印度应进一步在科技竞争力、工业能力、政府管理能力、外交以及社会稳定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其次,重视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印度媒体评论认为,在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大幅改善、发展前景普遍看好的情况下,中国未来不会对印度构成政治和军事威胁,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国可能会对印度构成更大的战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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