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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瓜+冬瓜+南瓜=?―GDP  西瓜+冬瓜+南瓜=?看到这个式子肯定会有人疑惑,因为小学学算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不同的物品是不能够相加到一起的,因为“和”的单位无法统一。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价值计算,将这些不同的东西的价值通通用一种货币来表示的话,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就可以将它们加到一起了。无论葫芦还是茄子,也不管西瓜、冬瓜或南瓜,只要我们按照市场价格通过换算,它们的价值很容易就加到了一起,哪怕有更多的瓜也不怕,什么黄瓜、倭瓜、丝瓜、香瓜、哈密瓜,以至于什么癞瓜、傻瓜,只要能够计算出它们的价值,无论多少,我们都能将它们轻松地累加到一起。  其实,GDP的核算,也就是国民收入的核算,它和把西瓜、冬瓜与南瓜加到一起是一回事,无非就是将不同的商品或劳务进行价值的核算而已。不同的商品就如同这些不同的瓜一样。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这的确又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虽然歌星唱一嗓子得到的几万元酬金和小商小贩卖萝卜白菜得到的几元钱收入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毕竟通过GDP核算,人们将一国的经济活动以及一国所创造的财富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科学的计算,使各国的经济规模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实现有效的比较。所以,无论人们对国民收入的核算怎样说三道四,对GDP的统计有多么的不满意,可以说,它仍然是经济学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GDP和GNP的核算统称为国民收入的核算。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的缩写,即“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过去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国民生产总值,即GNP,GNP和GDP在数量上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出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分GNP和GDP并不十分重要,只是GDP比GNP表达的意思更科学,更具有可利用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GNP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内),一国永久居民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在这里,无论国民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创造的财富都计算在GNP之内。但是,很多时候,一国国民在国外创造的价值其实是无法准确统计的。CDP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年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在这里,一国是指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无论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创造的财富都计算在一国的GDP之中。比如说,假设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开了一个中餐馆,他创造的价值是日本GDP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GDP的一部分;当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拥有一个酒吧时,他创造的价值是中国GDP的一部分,而不是日本GDP的一部分。  GNP强调的是财富或者价值的民族性,GDP强调的是财富或者价值的地域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各国经济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已经很难找出纯粹的民族产业了。因此,联合国统计司于1993年要求各国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用GDP代替GNP。  我国从十五届三中全会开始,也用GDP代替了GNP,即将国民生产总值改为国内生产总值。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年内生产的”是指在一年内所生产的,而不是一年内所销售的。如我国2008年汽车工业创造的价值是25000亿元人民币,虽然仍然有几千亿元的汽车并没有销售出去,但是这25000亿元人民币仍然将全部计算在2008年的GDP之中,没有销售的部分并不再计算在其实现销售年份的GDP之中。  “最终产品”是指最终为人们所消费和使用的物品,从而避免了重复计算。“市场价值”是指这些最终物品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当年的市场价格计算,我们就称其为名义GDP,如果按基年(统计时将某一年作为基础年)的市场价格计算,我们就称其为实际GDP。  美国的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的核算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他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的概念、定义和估算等问题,解决了将“西瓜、冬瓜、南瓜”统一核算的规则,建立了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被人们誉为“国民收入核算之父”,并因此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库兹涅茨在他的《国民收入》一书中指出,国民收入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定义:一是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价值;二是人们协作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所取得的收入;三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用这些收入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可以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分别用生产法、分配法和支出法进行计算。三个角度计算出的数字在理论上应该是相等的,但是由于实际操作的时候,对数据处理方式的不同,有时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别。  目前,我们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是支出法。从支出的角度看,GDP由三个部分组成,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即:  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虽然,GDP将一国的经济活动以及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记录和科学的计算,但是它真的就那么神奇吗?它所反映和计算的财富是真实的吗?其实也不是,哪有那么绝对的东西,这种核算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这样说道:“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罗伯特?肯尼迪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的这句话却被很多经济学家所引用、所信奉。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但是经济在发展的时候并不总是给人们带来福祉。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会给社会、环境带来一定的破坏,而GDP并不能正确地区分出这其中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它甚至把GDP中的一些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也当做“幸福”一同计算到它的内涵之中了。  比如,一辆载着一对情侣的摩托车在城市的林荫道上徐徐而行,两个人正在亲密耳语的时候,前面飞驰而来的汽车轰然向他们撞去。结果,一场车祸酿成了:修理汽车花销了2万元人民币,这对情侣住院花销了3万元,处理车祸的过程中双方聘请律师花费了5000元。汽车和摩托车相互碰撞这种倒霉的事情,使我们的GDP一下子增长了5.5万元!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年里我们的生活之中将发生多少起这样的不幸事件呢?而我们在进行GDP统计的时候却把这些“不幸事件”统统当做人们创造的财富、人类的福祉津津乐道地统计到国民收入之中去了,我们的GDP将因此而增长多少呢?  虽然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却是俯拾皆是的。面对这样的事情,GDP也无可奈何。  自1994年开始,世界银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评估各国财富制定了一套新的计算方法。它从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三个方面来综合计算。既考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益,也考虑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益。按这种计算体系计算,我国当时在192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31位。  食色,性也一恩格尔系数  《孟子》里说:“食色,性也。”就是说吃饭和性欲是人类两个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就是说老百姓把吃饭当成天底下最大的事情。因为没有“吃”,其他的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吃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过去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时候,不说别的,也是从吃饭说起,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而不管你是从厕所里出来还是刚刚从猪圈里出来。  而且,整个中国的文化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吃的文化史,人们总是拿吃来说事。一个人如果在重要人物面前被看重,人们说这是“吃香”,香的东西人人喜欢,这样说也无不可;但是当一个人经受艰苦的时候,人们说这是“吃苦”,人们没有想到香可以吃,苦竟然也是可以吃的。甚至当一个人办事没有占到便宜的时候,人们说这叫“吃亏”,亏也是可以吃的。被人饱以一顿老拳,人们说“吃了一顿拳头”,窝头可以吃,没想到拳头也是可以吃的。形势紧张的时候叫“吃紧”,行不通的时候人们说这是“吃不开”,受不了的时候,人们说这是“吃不消”。占女人的便宜叫“吃豆腐”,因男女之事而嫉妒叫“吃醋”,靠女人挣钱糊口的男人叫“吃软饭”。想要去某家拜访而想见之人不在或某人不见叫“吃闭门羹”,而被控告或蹲监狱人也形象地说这叫“吃官司”,骂一个可恨的人的时候,人们会狠狠地说:“早晚你是个吃枪子的货!”枪子都可以吃,你说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吃的呢?  可见,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异常重要的。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了,甚至人们见面的时候也很少能听到这么亲切的问候了:“吃了吗?”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吃了吗?”被国际流行的“你好”所替代了。人们花在食物上的支出在总数上虽然越来越多,但是占总支出的比例却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而花在服装、住房、汽车、教育、娱乐等上的支出却占了全部支出越来越大的比重。经济学称这种现象为“恩格尔系数”降低。  这个现象要从恩格尔的发现谈起。  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在研究经济学统计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并据此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一种观点:一个家庭的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是与该家庭的总收入变化成反比例的。就是说,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支出中用在购买食物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就越大;相反,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收入中或者支出中用在购买食物的部分就会下降。后来人们就把恩格尔的这个发现命名为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已经被许多资料所证实,并且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根据恩格尔定律,人们将食物支出的总金额比上支出的总金额称为恩格尔系数,即: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的总金额/支出的总金额2009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称,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将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居民消费阶段。  恩格尔系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数,它容易计算,简捷而准确,计算成本低而反映现实的意义又非常重大,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愿意使用它。  恩格尔系数可以准确地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开始的时候首先反映在食物的支出上,然后又反映在服装和住宅的支出上,这些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高收入家庭消费在奢侈品和享受性的劳务上的费用则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递增,比如旅游、娱乐、休闲等,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有一种随意消费、挥洒自如的倾向,人们从生存状态过渡到生活状态。  恩格尔系数也是划分家庭富裕程度的一个标准。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一个划分贫困与富裕家庭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的家庭为绝对贫困家庭,500/0~590/0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水平,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  恩格尔系数还为分析不同消费者的消费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可以为我们提供生产和消费的参考资料。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计算一下自己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看看你的家庭处在一个怎样的生活水平。  富贵与贫穷的水平尺一基尼系数  有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可能有的地方依然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水平;有的行业月月发奖金,而有的行业几乎连一天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有的人喝“人头马”一边喝一边摔,有的大款祭奠死人焚烧真钱,还有的富豪什么都不愁,就愁手中的钱太多无处可花;相反,有的穷人别说喝酒了,连一日三餐都没有保证,别说祭奠死人了,活人的生活一点着落都没有,孩子上学的费用一年只要28元钱,但是他们就是拿不出来……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贫富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按理说,绝对平均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差距也是一种动力。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在私有制普遍存在的条件下,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有竞争就会有差距,就要有先进和落后,就要有富有和贫穷。这种贫穷和富有的差距就形成了一种无穷的动力,促使贫穷者不断地向富裕的方向努力,小富的人不断地向大富的方向拼搏,大富者向巨富的目标奋斗,永无止境。但是,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过大,差距过大,社会就失去了安全的保证。所以,人们对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关注的,发明了很多评价贫富差距的指标或者参数。  基尼系数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就像一把衡量富贵与贫穷的水平尺。基尼系数又称为洛伦茨系数,是意大利几何和统计学家基尼于1921年提出的,为了纪念他,人们将他发明的这个系数命名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这样的: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公平分配的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的百分比。因为财富的社会实际分配曲线是根据洛伦茨曲线为基础计算的,所以计算公式比较复杂、繁琐,不容易被人们理解,而几何方法却比较简洁,容易理解,所以在此用几何法对基尼系数进行解释:  图中,OY表示收入累计百分比,OX表示人口累计百分比,对角线OL是绝对平均线,我们称之为a。在这条绝对平均线上,对应的人口百分比和收入百分比都相同,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折线OXL是绝对不平均线,我们称之为c,它的几何意义表示社会成员中除一个人拥有财富之外,其余人的收入均为零,这个人占有了社会收入的全部。实际分配曲线是介于a与c之间的一条曲线,我们称之为b。显然,分配曲线越接近a,社会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反之,即b越接近c,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从曲线中我们可以读出每个阶层的收入比重,从曲线的弯度可以观察到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从不同曲线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同国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或者一个国家不同时期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  图中,A表示实际分配曲线b与绝对平均曲线a之间的面积,B表示实际分配曲线b与绝对不平均曲线c之间的面积。  用纯数学的方法来表达基尼系数是困难而烦琐的,而用几何方法表达基尼系数却非常简洁明了。从图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得出基尼系数的几何表达公式:  基尼系数=A/(A+B)基尼系数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小数,基尼系数为1时,表示收入绝对不平均,社会的全部财富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基尼系数为0时,收入绝对平均,每一个人拥有的财富都是相等的。基尼系数越小,社会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社会分配越不平均。一般经验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时,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基尼系数为0.3~0.4时,社会分配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中指出:“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年薪人均为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年薪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年薪人均为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超过0.5,已经远在国际警戒线以上,处于不合理的范围之内。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已经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惠及十几亿人口”。  就是说要实现共同的富裕,而且政府已经开始积极地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把基尼系数降到0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是将基尼系数降到0.3~0.4之间,达到社会分配比较合理的水平还是可能的,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人类,你往何处去?  一发展指数经历了几十年的以“物”为中心的发展之后,人们逐渐从异化的物质财富增长中解脱出来,开始把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人的自由拓展和人的能力发展上,投向了遥远的未来,形成了新的发展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传统发展观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种种问题,发展理论和发展观的研究逐渐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的状态。  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至少应该有三个内容:  生存,自尊和自由。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著作《新发展观》,它成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  佩鲁曾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的要求,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关注文化价值的”新发展理论,并称之为“新发展观”。  佩鲁认为增长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各国如果把它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理解,可能会造成惊人的混乱。增长概念只突出了经济现象,而排除了对教育、职业培训、人口群体质变和增长率的联系等问题的评估,是比较片面的。增长没有考虑过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增长是为什么人的,是为了某些人还是为了所有的人,缺乏对“发展目标”的深入思考和价值判断。对于危害人或毁灭人的可能性问题,不在增长观的考虑范围之内。佩鲁还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毁灭”了他们所不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把文化价值从市场集中排除了,把增长只看做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造成了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了人对物的贪恋,导致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泛滥。  佩鲁强调,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为了一切人和完整的人的发展应该是各国发展的中心目标,这也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佩鲁提出的“为一切人的发展”的观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和发展的目的,开启了一个评估经济增长的新时代。  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迪亚森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而且更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  1999年9月,阿玛迪亚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书的主题是人类的发展,在上述发展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对这一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克服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把发展的焦点由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上,着力提高人们拥有充分收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的能力、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当然,人的各种能力的提高需要社会总产品的增加,需要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这些能力的扩大是有限的。但是有了经济增长,不等于会自动促成人的发展。在这种新发展观的指导下,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建立了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即HDI。人类发展指数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成就指数、生活水平指数。即:  人类发展指数=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成就指数+生活水平指数。  预期寿命指数根据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计算;教育成就指数根据成人识字率(占教育指数三分之二的权重)以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占教育指数三分之一的权重)计算;生活水平指数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以购买力平价(PPP)美元计算。这三个指数是按照O到1分级的,0为最坏,1为最好。在算出每个指数的等级以后,对他们进行简单平均,便得到一个综合的人类发展指数。然后按指数的高低对世界100多个国家进行排序。  人类发展指数分为三组:低人类发展指数(0~0.50),中等人类发展指数(0.51~0.79),高人类发展指数(0.8~1)。  当然,人类发展指数目前是一个正在完善的指数,它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增加新的内容。  《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又特别提出了性别发展指数、性别赋权尺度两个指标,反映人类发展过程中性别不平等的综合指标。性别发展指数与性别赋权尺度一样,使用相同的变量衡量相同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性别发展指数考虑了男女之间成就的不平等。性别赋权尺度衡量在经济和政治机遇上的性别不平等。  《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又引进了人类贫困的概念,并形成了一个综合测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人类发展的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人类贫困指数衡量这些方面存在的剥夺情况。人类发展的概念比用其他任何综合指数,或使用一系列详细的统计资料指标来表示都要更加深刻和丰富。  人类需要一种简单的工具来监督人类发展的进程。而人类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性别赋权尺度以及人类贫困指数,为人们提供了一国人类发展的简要信息,它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一国在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2008年11月16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发布了《2007~20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人类发展指数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接近“高人类发展国家”的标准。报告认为,中国过去30年以年均近10%的速度实现了快速增长,与之同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也快速提升。这表明,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正在得到极大改善。报告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75年的0.53上升到2006年的0.781,由略高于低人类发展水平提升到非常接近高人类发展国家的水平。(注:如果某国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0,则是高人类发展水平;指数在0.50~0.79是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是低人类发展水平)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从1991年全球的101位上升到2007年的81位。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度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资料,200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较2007年有所降低,为0.772,排在92位,和2008年相比上升了7位,与人均GDP水平同等的国家相比,中国与那些经济增长但教育和卫生指标没有改善的国家不同,其人均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数都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性别发展指数(GDI)也在稳定上升,从1999年的0.71上升到2005年的0.77,中国的GDI水平的世界排位高于HDI水平的世界排名。这表明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涉及的领域有比较高的性别公平。  在健康指标方面,中国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就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在1978年后,继续加速改善。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口预期寿命2005年为72.4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仅为67岁。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2000年的3.97qo,下降到2005年的2.25%,到2007年更下降到1.81%,不仅远低于2004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8.7%),也低于2004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3.6%)。  在教育指数方面,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一个非凡成就。2000~2005年,中国小学学龄前儿童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88.6%提高到95%;小学辍学率在2005年不到0.5%,达到历史新低水平。  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中国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对人类进步做出重要贡献。报告同时指出,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有关公告文件可以看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城镇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都是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走好,以及通过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的人类发展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报告认为,由于中国人类发展进入新阶段,在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诸多方面发生变化,中国的人类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显得更加突出。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距等都仍然存在。  中国社会正在践行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解决前述的诸多挑战,就要努力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目标是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平等享有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结果的绝对平等化。其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使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差别操作在社会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社会困难群众和贫困地区的居民都能够得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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