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一、正理也有讲不通的时候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可能并小是因为他一点幽默的天赋也没有,而是因为有许多心理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不敢讲歪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话自然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并不是绝对有道理。因为这得看情况,看对象。还有两句俗话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可见有理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通行无阻。  其实,除了看对象,还得看许多条件。比如说,看现场的情形,有许多真理是不适合在公开场合下讲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莽撞地讲出来,只能坏事。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下,别人说错了一句话,当场给指出来,是合适的;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宜用雄辩的正理和人家纠缠到底,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的。  如果认真观察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人们每天所讲的话绝大多数并不是一本正经的真理,除了在课堂上、在会场上,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总想轻松愉快一点,常常讲些有一点歪的道理。老一辈的相声艺人说:“理儿不歪,笑话不来。”比如说,有一个人打了喷嚏,你说:“怎么,着凉了吗?”这是按正常的逻辑进行因果的推断,很科学,但是人们并不太喜欢这样的推断。有时正常的逻辑推断,不但不能使人乐意听你的,反而使人讨厌。俄国作家契诃夫在一篇叫做《文学教师》的小说中,写一个语言无味的地理教师,他总是说一些过于浅白的正常道理,弄得人哭笑不得。比如主人公尼基京结婚了,他就说:你以往没结婚,所以过单身生活,现在你结婚了,就要两个人一起生活了。这不但没有味道,而且暴露了他思想很贫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说话显得很聪明,因而总是说些有理的话,但要有幽默感,就得敢于说不合理的话。  如果一个人打了喷嚏,你不说是由于着凉,而是说有人念叨他了。或者说:阿弥陀佛,明天可要天晴了。(这暗示他是小狗——“小狗打喷嚏,明天天气好”。)这不科学,不是客观真理,但是很有趣。如果你的朋友脸色近来变得越来越红润了,你说这是由于他身体健康,营养丰富;过了几天,他又变黑了,你说他是由于到海滨度假,多晒了太阳。这都是真理,很科学,无可辩驳。但这样的因果推断如果有上千条好处的话,至少也有一条不足之处,那就是它不幽默,听起来没有什么趣味。如果你不这样说,而是说他脸红是因为多吃了红烧牛肉,脸黑又是因为近来常放高利贷,心变黑了,所以连带脸也变黑了。这种因果推断,明明不正确、不科学,但是如果它有上千条坏处,至少也有一条好处,那就是很有趣,有点幽默的味道。多少人想幽默而不能成功,原因是他们对讲一点歪理还有不由自主的心理障碍。  二、不敢讲歪理的心理障碍之一:正理使你肃然起敬  不要去埋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之类,而应切切实实地去排除妨碍你幽默起来的心理障碍。  最常见的心理障碍就是什么时候说话都一本正经,力图让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符合正理。有些人思想僵化古板,自然幽默不起来,即使那些头脑很灵的,平日里很雄辩(甚至很诡辩)的人都不一定幽默得起来。雄辩的逻辑推理是比较严密的,很正规的,虽然也有其可贵之处,但是却没有幽默的轻松愉快的效果。  幽默有幽默的功夫,雄辩有雄辩的功夫,各尽其妙。不要把雄辩和幽默混为一淡,因为雄辩辨的是正经道理,而幽默却把正经道理歪曲了下,正经道理有它的庄严性,它让人肃然起敬,甚至产生自卑感;因而也就不敢去歪曲它,自然也就幽默小起来。  要打消对正理的自卑感。才敢于讲歪理,要明白正理有正理的用处,歪理也自有歪理的用处。  要破除这种心理障碍,不但得把雄辩(包括诡辩)和幽默在功能上分清楚,而且在逻辑结构上也要分清楚。我们引一段经典名著来分析一下:  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子之不知鱼之乐,固矣。”  这自然挺有趣。一个说:鱼游得很开心。另一个说: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是否开心?一个说:你不是我,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否开心?另一个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你如何;但你不是鱼,肯定不知道鱼是否快乐。惠子好像很幽默,但仔细分析一下,又不太幽默。这是因为他的大前提显然不可靠(除了,自己亲身直接体验到的以外,间接地根据外部表现作出的推断均不可靠)。这个大前提虽然有一点歪,但其他演绎过程都比较正经,符合逻辑形式的规范,用的是肯定对方大前提加以推演,得出与对方论断正相反对的结论。从形式逻辑结构来说,讲的是正理,因而其雄辩性占了上风;但是从内容上来说,大前提不可靠,又有一点诡辩色彩。这里主要表现的是惠子和庄子的机智,而不是他们的幽默。误把雄辩和诡辩当作幽默只会把空气弄僵。强化对抗,结果是与幽默的共享原则南辕北辙。  三、不敢讲歪理的心理障碍之二:混淆机智与幽默  混淆机智与幽默,其结果是把人往讲正经道理上引,可是越是讲正经道理越是幽默不起来,这种混淆,不仅在中国很普遍,而且是个世界性的现象,水止一部的西方百科全书都把机智与幽默混为一谈。其实机智主要属于理性,而幽默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理性的歪曲来传达、沟通感情的。  我在一本名叫《世界幽默艺术博览》的书中看到许多严重混淆机智与幽默的例子。摘录一二于后:  王羲之的幽默:夜贴对联  有一年新年,王羲之连贴了三次对联。都被喜爱他字的人暗地揭走了。临除夕,不得不足写了一副。他怕再被人揭去,就上下剪开,各先贴上一半。上联是“福无双至”,下联是“祸不单行”。这样,果然奏效,人们见他写的不是吉庆红火的内容,也就不再揭了。到了新年黎明之际,王羲之又各贴了下一半,对联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这里没有什么幽默可言,不过是在对联下面加以补充,使原来不吉利的话变成吉利的话,所用的逻辑完全是正常的推理,最多具有某种程度的诡辩性,就是没有幽默的歪曲推理。  而同一本书里另外一个故事就不同了。  歌德的幽默:洒和水  歌德有一次出门旅行,走进一家饭馆,要了一杯酒。他先尝尝酒,然后往里面掺了点水。  旁边的一张桌子坐着几个大学生,也在那儿喝酒,他们个个兴致勃勃。吵吵嚷嚷。当他们看到邻座那位先生喝酒掺水,不禁哄然大笑。其中一个问道:“亲爱的先生,请问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的酒掺水呢?”  歌德回答说:  “光喝水使人变哑。  池塘里的鱼儿就是明证;  光喝酒使人变傻,  在座的先生们就是明证;  我既不愿做这二者,  所以把酒掺水喝。”  这很明显,非常幽默,而不完全是雄辩或诡辩,因为歌德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池塘里的鱼,发不出声音,不是因为喝了水。即使这因果关系能成立,鱼喝了水就发不出声音了,也不能因此而引出喝了酒一定能变傻。从逻辑上说,这两组因果推断都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因而歌德讲的完全不是正理,而是歪理。但是,这两组歪理也不绝对是胡说八道,歪理歪得还挺巧妙。首先鱼不出声和喝水,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却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把这种事实的确凿性和喝酒而变傻平行地类比,就使得喝酒与变傻似乎具有某种类似的确凿性的错觉。而最后是结论,不愿喝水而变哑,不愿喝酒而变傻,故把水掺着酒喝。这在推理形式上,大前提和小前提都不可靠,虽然其余形式因为有符合演绎规律之处而带着一点诡辩的机智色彩,但主要是歪理构成的幽默,它的功能是交流情感,开开玩笑,而不是认真说理。这个故事充满了幽默的调侃,虽略带一点诡辩的机智,但仍与雄辩无缘。  四、诡辩不是幽默  在社交语言技巧中,诡辩是最接近于幽默的,因为诡辩多少要歪曲一下推理的正常结构——尤其是它的大前提。诡辩毕竟不是幽默,因为它通过歪理所表现的主要是理性或智慧,而很少能达到幽默所擅长的交流、沟通情感的程度。幽默是以情感超越理性和知性,而诡辩则以知性或理性超越情感。诡辩以征服、压服对方为能事,而幽默以双方的共享为能事。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美国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装了一只假的。假眼装得跟真的差不多,他非常得意,逢人就夸耀。有一次,他碰到马克·吐温,就问道:“你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坏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百万富翁十分惊奇,说:“你怎么知道?”马克·吐温回答说:“因为你只有这只眼睛里还有一点点慈悲。”  这个故事为什么挺幽默?因为马克·吐温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正理,假眼里不可能有任何慈悲,所以他的因果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是歪理。但是他的这个歪理表面看来,并没有以情感的交流和共享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类似知性的武断形式出现:百万富翁都是绝对投有慈悲之心的,因而活人的眼睛还不如人造的假眼有人情味。这种智慧以其极端化、绝对化为特点,而极端化、绝对化并不是知性和理性的特点,而是情感的特点。因而这里的知性,又带上了马克·吐温的强烈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很幽默,但有很强的知性的诡辩色彩,故其进攻性很强,没有纯粹幽默的那种缓解情绪对抗、沟通情感的特点。这种进攻性很强的幽默实际上已经到了讽刺的边缘。这其间的微妙区别,下文还要专门讲到。  五、雄辩高于诡辩  知性和理性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比情感更重要,因而雄辩甚至诡辩往往自然而然地在人们日常交往中更受重视。  雄辩重要,第一,因为它用处大,一旦熟练掌握能解决许多难题。第二,因为它比较复杂,不易掌握。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经过多少年的智力训练,但能完全达到雄辩水平,熟练到随心所欲的,并非多数。  要害是雄辩与一般论证不同,一般论证只要自圆其说就成,但一方自圆其说并不排除另一方也能自圆其说。双方都能自圆其说了,就变成了僵持。雄辩则要打破僵持,不但根据自己的道理能自圆其说,而且根据对方的道理和事实也能自圆其说。  有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  古希腊有一个诡辩大师叫做普罗塔哥拉。他很自信。他招了一个学生,跟他订了一个合同:学生毕业后,第一场官司打不赢,那就不收学费。结果这个学生毕业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就是不交学费。普罗塔哥拉就去找他要学费。学生说:咱们打官司好了,如果法官判我赢了,我就根本不用交学费了;如果法官判我输了,那就根据咱们的合同,第一次官司打输了,同样不用交学费。  这个学生不愧是诡辩家的弟子,他采用了一种现代美国人叫“墨菲定律”的方法,亦即不管怎么说,都是我有理。其实,这个学生不过是在诡辩,因为他留下了一个漏洞。根据法庭判决,他若输了,就要交学费;而根据合同,则第一次官司输了,不用交学费。这二者是矛盾的,反过来说,若法庭判决他赢了,也就是不用交学费;可根据合同他赢了,却应交学费,这也是相矛盾的。  这位学生之所以说是在诡辩,是由于他在这互相矛盾的四种可能性中,精心地选择了有利于他的两个可能性,而将不利于他的可能性丢在一边,当它不存在。这是在耍滑头。雄辩则不是这样,它要求兼顾不利自己的一切可能性。  后来这个耍滑头的学生官司还是输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真正雄辩的法官,此人正是普罗塔哥拉的朋友。  他让普罗塔哥拉第一次官司打输,学生打赢。  这就是说,按照法庭判决,不用交学费,可是按照合同,学生第一次官司打赢了,则应交学费,二者仍然是互相矛盾的。  这位法官让普罗塔哥拉不服上诉,第二次再打官司,这一次他让老师打赢,学生在第二次判决中输了。这样一来,矛盾解决了,不论按法庭判决还是合同。都应该交学费。  这位法官比普罗塔哥拉和他的弟子高明多了。普罗塔哥拉以诡辩闻名,他的弟子也只是诡辩而已,因为他们只顾得自圆其说,而顾不得别的。这位法官则能左右逢源,正反合证,不管怎么着,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普罗塔哥拉的朋友很雄辩,其原因在于他用丁雄辩论证的基本方法,亦即不满足于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一面,而且把不利于自己的一面也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这种论证的特点在于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层次的论证,而是两次性的或二度性的转化。  一般说和任何人辩论只作一个回合的驳论远远不够,至少要作二度转化,一度讲对于自己有利的,二度把对于对方有利的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例如有一个论题是“知足常乐”,一度论证:世界上好东西那么多,不知足永远不可能快乐。二度论证:但如果有了一点成绩就知足了,难免很快被人家超过,产品被人家挤出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足就不能常乐。这第二度转化还没有完,还可以转下去:我们说的足,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精神投入的充足。产品打开了销路,但我们的创造性发挥得还不够充足,那个充足的标准很高,有了这个很高的标准,知道这个高标准就会不断奋斗,因而不断地感到其乐无穷。这里涉及到对“足”这个概念的分析,这比分析事例要难一些,概念抽象,不好分析,但它深刻,非分析不可。  六、雄辩和诡辩有时不及幽默  普罗塔哥拉的法官朋友雄辩是非同凡响的。雄辩讲的是正理,而诡辩则是讲歪理,这就敌不过雄辩,所以普罗塔哥拉的学生最终不能不败下阵来了。  虽然如此,但雄辩有时也一下子解决不了某些棘手的问题。人的理性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比情感更有实用价值,可是在特殊情况下,人们情绪顶牛了,不讲理了,你再多的道理也敌不过“歪理十八条”。  1946年,中国法学家梅汝璈代表中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时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这个法庭。座位怎么排,成了争论的焦点。实力强大的国家主张以实力大小为序,其国名的英语字母排前的国家则主张以英语字母顺序排。大家都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  这时,中国代表梅汝璈则主张按接受日本投降时签字国的顺序排列国名。这样,中国就比较靠前。他讲了一通道理,例如中国的抗战时间最久,受害最深。道理虽然讲得好,可是很难使各国让步,因为大家的情绪都有一定的膨胀了。  这时梅汝璈一看,正理不通,就来了一通歪理。他非常严肃地补充说:如果各位不赞成这一办法,我建议以体重的轻重来排座次。他的话一出口,各国的法官都忍俊不禁。膨胀情绪缓解了,会场上人们的表情活跃起来,生动起来了。  庭长先生也很幽默,他接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是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梅汝璈说:“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即使按体重我被排列到末座,我还可以建议我国派一位胖子来代替我。”  法官们一听大笑起来。最后表决,梅汝璈的方案居然顺利通过了。  这说明,情感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情感的作用可能比理性或知性更为强大。  在商务活动中,甚至在外交活动中,许多严肃的谈判本来是不讲究情感的;但是参与活动的人都是有情感的,因而情感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免的。许多事情,用讲道理的方法讲顶牛了,僵住了,再讲就要弄巧成拙了,再傻乎乎地钻牛角尖就不懂人情世故,违反公关之道了。这时如果再忽视情感的作用就太不明智了。  自然,讲情感也有多种方式,最粗浅的办法就是把情感直接说出来;可是直接抒情如果不是在舞台上,或者情人的信中,而是在现实活动中,会产生不伦不类的效应,因而,往往就要寻求间接途径。幽默就是间接表达情感、达成默契的一种重要公关手段。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