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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影章合之沧桑依旧  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每部书都有一些读不懂解不透的篇什——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书籍自己,乔冠华的遗桶章含之女士何尝不是这样一部书!在政治家、教育家、著名学者章士刽先生面前她是个乖女儿,在著名外交家乔冠华面前她是个贤内助、娇妻子、部长夫人,举世瞩目的毛泽东主席则从1963年始就称她为章老师——因为她曾教他学英语。  6年前一个初春的下午,我忽然接到一位上海作家朋友的电话,久别通音杰然十分高兴。他约我去聊聊,我问去哪儿,他说去史家胡同章含之家。章含之?!我们虽从未谋面,心目中却又十分熟悉——那是在刀年代的报纸上银幕上电视中,她或陪同高大魁伟的毛泽东接见国际友人,或同风度翩翩的乔冠华出访,而不论她同谁一起出现,都是一样的丰姿雍容,一样的修长华贵。  我如约前住,自然不用介绍我就认出了她。  “你怎么认识我?”她有些惊讶。  “别忘了,你曾是整个70年代中国四大明星之一呢!”我提醒她,故做神秘。  “明星?还四大?哪四大?’她有些迷惆。  “一对是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一对就是你和乔部长。”  “哈……”举座大笑,凡是过未人谁会忘记那段岁月!“也难怪,那些年几乎役什么电影,也自然役有明星,我们就……”她慨叹着,“唉,都是历史了……”凄然,凄然得沧桑。  一声感叹赶走了我们初识的兴奋和兴奋中的风趣,我的心震颤了,随之生出一股酸涩。我望望她,虽是一条普通的深蓝色的西裤,一件宽松的宝石蓝色的毛衣,可套在她依旧修长依旧挺耸的身上,却也华景依然,雍吝依然。然而,在眉宇间、在前额那些细碎的皱纹里,却刻着她对过往岁月对失去亲人的深深的伤悼绵绵的依恋……“……对不起,我不该……”  “没关系。老乔己经走3年了一这漫长的3年中我每天都一样的,想忘也忘不了……”可能为了礼貌,她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信步走迸她的书房,书桌对面的墙壁上高悬着“老乔’的巨幅遗照,他对着我们微笑,笑得温存笑得潇洒。看到周围的黑框,看到两旁配挂的逆劲沉郁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挽联,这才意识到一代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外交家己经长眠九泉了。  “这是他临终时念出的最后两句诗……”章含之有些埂咽,我沉重地点点头。  许是都想换换气氛,我们信步走迸那个深深的庭院。那些梨树、柿树、海棠树,在初春的料峭中虽然有些己经滋出暗绿的新芽,可冬天的败落秋天的萧疏仍然重重地压着它。我们走到一株老梨树前,看着那凋零的枯枝响楼粗糙的树干,我停下了,似乎有种什么东西撞击着我。  “……它太老了。”我轻抚着它的枝体。  “是的,它活得很不吝易,几经枯荣。’荤含之沉吟着。  “有什么故事吗?’“这个院子太古老了,处处是故事,难忘的故事……”她陷人10年前的一段往事:初春,新婚燕尔的乔冠华搬进章含之的父亲遗下的这所住宅。  兴之所至,他们栽下了这株梨树,可几年后,这梨村结的果子又硬又小。章含之有些失望,与帮她栽村的工人商量后拔掉了它。中午,老乔下班后口家吃饭,章含之兴冲冲地告诉他:栽了两株很好的梨村,一棵是京白梨,一棵是改良雪花梨。饭后,她急不可待地拉他去院子里看。老乔一眼见到躺在地上的老梨村,便急切询间打算把它栽到哪里。  “没用了,干了劈柴烧。’审含之大大咧咧地回答。  “还能栽活吗?”乔冠华的脸蒙上一层怜惜。  “也许可以吧”她被问得有些内疚,迟疑地说,“上午刚挖出的。”老乔立即挥起铁锹,与帮忙的工人一起把它栽在南屋的窗下,之后,抚着发蔫的叶子说:“幸亏我回来得及时,救了我的老朋友。  你等着,它会报答我的。’过一年,果然绿叶婆姿,满村果实。此后,更是年年如此。  “如今人去了,他的老朋友……这老梨村也几近枯死了……”章含之从回忆中醒未,不禁又是一香感队“你以力老乔是个政治家,还是更像诗人?”我有感而发。  “这……”可能我问得过于唐突,她沉吟稍许,“要是人真能再活一次,我宁愿劝他做学问,至多做一个职业外交家……”这些年我们很少见面,偶尔去看看她,见她忙忙碌碌,或撰写文章,或准备讲学,或接待国内外的朋友,精神似乎走出了住日的悲哀往日的凄寂。  章含之1935年生于上海。1942年人上海圣心小学,6年后进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女中。1949年初为国共两党谈判,章士钊以代表身份来京,不久举家迁京,章含之遂入教会学校贝满女中继续学习。195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首次招生,章含之即被录取。  195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授课,3个月后下放劳动锻炼,不久由于劳动成绩优秀,调口学校读研究生,1960年毕业后继续留校任教,直至上1966年“文革”时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遭批斗。1970年6月,毛泽东亲自要她参加高教教改。1971年3月调人外交部亚洲司,从翻译科长到处长、副司长。1973年11月与乔冠华结为夫妇,于1982年与乔一起调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次年9月,乔冠华逝世。1987年,章含之调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9年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外事方面的领导工作至今。  前不久的一个黄昏,章含之忽然打来电话,话筒里跳跃着那股豁然与朗然。  “你在纽约还是在北京?”我知道,她己于5月应邀去哈佛大学讲学。  “我刚刚回来,现在在家里。”  “我去看你”10分钟后我己来到那个宽大古老的庭院。那株古老的梨树果然随着它的老朋友去了,如今已形影无存,只留下黄土。两株高大的海棠却绿茵茵地结满果实,透着烂漫的生机与繁华。院墙正在整修,宽大的客厅里是一袭簇新的墙壁、簇新的书柜、簇新的地毯、簇新的沙发……古雅的陈设隐没了,典雅的新生正悄悄走来。  “看看,我走了3个月,女儿尽了多大的孝心!”她领我参观着她的客厅、书房和居室,亲情的快意使步代更显轻盈。  “看来养儿防老这话并不过时。”我调侃着,为她的快慰。“咦,妞妞(她女儿的乳名)不是在美国吗?”我忽然想到她女儿十几年前己去美国。  “这两年她一直住在中国,是她们公司派住北京的代表。”  “我还以为你这次去了美国也许短时期内不回来了。”  “这我可从役想过。”  “为什么?’“这里留给我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轻快退去了,凝重与恩索占据了全部空间。  “是啊,经历,回忆,使命……”  “还有对人生对历史的恩索……”  “那么,在哈佛你讲些什么题目呢?”我知道她的心路,换了个话题。  “我什么也没讲,’仙笑了笑,“不过是借他们的环境写写文章,哈……否则,我没这么多完整的时间。”  “什么文章?’“题即叭我与冠料。”  “这题目太好了,你知道最近国内一些报刊正在发一些关于老乔的文章吗?’“都看过了,虽然有些文章的作者和编者井不十分了解我们,以致文章中出现了些差错,可对我们的关注与友善我是非常感激的。也是由于这种感激,还由于明年正是家父逝世20周年、冠华逝世10周年,我才想写写这方面的文章,也好作为对历史对关注我们的人们的一点酬谢。”  “小心,你要应接不暇了……对那些热心的记者和编辑!”  “可惜,我笔拙,时间又少,写不出太多。至于这部作品,己经有全国两家大出版社约定出版了。”  “我将翘首以待,争做第一读者。”  “哈……会的。”她十分慷慨。  乔章写真情哪一部书的写作和出版都常有一定的机缘,也会伴着些有趣的故事,或庄严的谐谑,或温馨的悲情。  1992年一个初春的黄昏,我走迸章含之的住宅,那深深的庭院,那一株株柿村、梨树、海棠树,都掩着一股说不尽的寒寂和丰富,因力是电话约定的,章含之己经倚门而立,迎我走进她的客厅。  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谈新闻,说感受,十分畅快惬意。不知是哪句话的一个什么刺激,她突然沉默了。良久才望着我说:“……真快,明年9月就是老乔逝世10周年了……”我知道,她又陷入了那绵绵的思念与长长的悲哀。是啊,生离死别,悠悠10载,何况是那样一位驰骋世界外交舞台的外交家,何况是那样一位才华横溢、与之情笃恩深的丈夫!我想安慰她可又深感自己语言的苍白,只好随之说:“……是啊真快……”  “我想纪念一下,别致些……”她像自说自话。  “那,怎么个别致法?”  “第一,想在明年9月他逝世10周年的日子,邀他的一些老友去苏州他落墓的地方祭扫一下。这些朋友们都老了,也好顺便旅游一番,散散心……”  “如果乔部长地下有知,他当然会很高兴的,可他朋友多,那要多大开销?”我不免为她忧虑。  “我不想请太多人,只请文化界的,有冯亦代、徐迟、李颖,如果你有空,还有你。”  “我?”我不禁大惊,因力我不是乔冠华的朋友,我还远远达不到那个份儿。  “你算我的朋友啊”她似乎意识到我大惊的含意,笑笑说,“我是想,如果你同这些人一起去,会写出不少好文章。”  “那,我愿意”我不禁惊喜,“那么,第二呢?”  “第二,我想写一本书,写我和他,争取在他逝世10周年时出版。”她啜了口清茶,“其实,这个想法还是内蒙人民出版社提醒我的,前些天曾有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后未我遇到王蒙,问他给内蒙写怎么样?他说当然可以,地方出版社有时候是能出不错的书的。”  “你这就不对了”我很激动,“既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给我?”  “你并没跟我约稿呀。”她为自己辩护。  “那是因为你说你怕写这些生活,你甚至不敢口忆……”  “好了好了”她递给我些糖果,“如果我能写出来,那就优先考虑你们。不过内蒙是第一家提出的,人家那么热情,要先做好工作才好。”话说到这步,我只好让她先写。不想大约一个月以后,她来电话,不得了啦,不知从哪里传出她要写这部书的消息,一下子,作家出版社、上海文汇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都上门约稿了,最后,她兴奋又为难地说:“这怎么办?一个女儿还役出生,就来了这么多的求婚者,你说许给谁好?”  “当然是许给我,我会用最美的婚纱最高贵的聘礼迎娶她!”我也顺着她的风趣风趣,顺着她的玩笑玩笑。  “看来只能如此了,因为我己经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名谢绝着众多的出版社。”此话谈完我才安下心来,章含之也就进入了专心的刨作状态。  可她是个大忙人,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的她,今天谈判,明天出访,还有众多的国际会议,她几乎找不到一份完整的时间,以致我要不时地电话催促,因为我担心在乔冠华逝世10周年的日子出不来《我与乔冠华》这部书。  去年夏天她来电话说:“这回好了,美国哈佛大学邀我去讲学,时间3个月,那里安静,等回来我大约就可以交卷了。”我为她高兴,更为这部书出版的有望完成而庆幸。没想到,3个月后我接到一个越洋电话:“哎呀,这里同样是静不下来,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拜访,这可怎么办?”  “是啊,再晚就不能如期出版了……”我更加焦虑。  “你别急,我在飞机上都写呢。”她笑,“真逗,你想不到,我在从美国到欧洲的飞机上竟写了3000多宇!”  “这么说,真希望你多坐飞机!”我逗她。  从美国回来,她仅仅带回4万多字。  可章含之的写作是情绪型的,也许很长时间也写不出多少,也许转瞬之间就洋洋万言。去年秋末的一天,秋雨绵绵,淅淅沥沥下了一天,当晚10时许,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猜我今天写多少?”不待我回答,她即兴奋地说:“到现在为止共写9300字!”  “真是高产”我祝贺她,“不过也别太拼了,反正这书不能如期出版了……”  “不,我感觉今天我能写1万宇。”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这样的天气”她停了停,听筒里传出一声叹息,“绵绵秋雨,孤独寂寞,可却是编织回忆抒写回忆的最好时光……”  “这当然会使作品更感人更溶情,可于身体……别太伤感。”我劝她。  “能吗,你说能吗?”她很激动。  是啊,能吗?回忆亲人爱人,抒写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相别的甜酸悲苦,谁又能不伤感?  到1993年底,章含之这部饱蘸着她的血与泪、悲与苦的著作终于交稿了。我和另一位责任编辑跋遐龄贪读着编撰着,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才情扼腕,不能不为他们的经历命运情操与修养而叹息而仰慕。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发稿排校,不想,校样刚刚出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小说》、《中华儿女》、(《今晚报》……就纷纷联系转载连载,书籍出版不久,上海东方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就对作者和笔者连续迸行电话热线采访,继而,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摄制组又对章含之迸行了专题采访,或慰藉或仰慕或以诗相赠的读者来信更多如雪片儿;此书印数也为当今日渐萎缩的出版界注人一剂兴奋剂。首印8万册,重印3万册,或许仍不能满足于市场,或许书商们的嗅觉也感到了读者的趋之若骛,到目前止,己发现4种盗版本。何以如此?大概正如文坛宿将冯亦代先生的序中所云,这是篇稀世的纯情文字。也如著名作家、诗人徐迟所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她是一部C短调悲枪交响乐。所以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响,可能还因力这书告诉了我们一段难忘的历史,留给我们一件情操、修养与爱的瑰宝。  琼宇风寒向以章士钊的女儿、乔冠华的夫人、在外交舞台上独放异彩而著称的章含之,在岁月的苍寂中沉默了十几年之后,如今竟辉煌地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一颗星。出人意料的是她的此度辉煌不在政坛不在外交,也不在她曾从事的外语教学,而是在文坛在她的以亲人和自我际遇回忆的创作中。我时常玩笑地称她为作家或大作家;她却总是谦逊而略带自嘲地回说:“惶惊惶惊,我哪里是什么作家,不过歪打正着地写了几篇文章。”这位出自名门修养极佳的夫人颇幽默风趣,她总是用极平实的话极散淡的神态说些关于自己的大事和小事。她说“不过歪打正着地写了几篇文章”,其实,近十年来她利用绝无仅有的业余时间已经写了20多万字的回忆文字,她散淡地用“歪打正着”说她的写作状态,其实她是极苦地蘸着自己心的血、生命的泪酿就的这20多万字。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的写作既不为名也不为利,而是为了心的呼唤与生的使命;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的每篇文章构思的发韧与意蕴都曾在写作前同我谈过,我自当做证。唯其此,她每发一篇文章,都在社会上刮起一股大大小小的“章含之旋风”,特别是最近写的长文《我与乔冠华》的部分章节见诸报端后,竟一下子从大陆到香港到美国到法国争相转载。而读过文章,乔冠华当年的两位老友、如今海内文坛的宿将冯亦代先生称,“这是一篇稀世美文”,“文情并茂”;徐迟先生更著文说,这不是一般的创作,也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她确确实实是一部“C短调悲怆交响乐”,老先生感而作序,先是以交响乐的容量与氛围为其分析这部交响的结构与力度与意蕴,进而竟跃跃欲试,自告奋勇地为其更改标题曰《孤桐乔木幽兰》。所以如此,有分教:因为章含之的先父章士钊先生向以“孤桐”为笔名著文;章含之的先生乔冠华40年代在香港办报时曾以“乔木”的笔名发了不知多少脍炙人口的国际述评;如今,章含之又以浓浓的情愫幽幽的笔触回忆纪念着故人往事,岂不如空谷幽兰般地寒寂空谷幽兰般地素美!?“幽兰”写的“孤桐”与“乔木”,标题定为《孤桐乔木幽兰》岂不优雅又蕴藉?自然,老作家毕竟十分懂得尊重原作者的创作与命题,代拟标题不过是他读文感怀读文起敬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章含之中年著文且一发即在社会上荡起层层涟漪,这是她始未料到也是无意为之的。或许是因为她身世的奇特与蹊跷,或许是她生命因子中与生俱来的敏慧早熟与多思,童年的她是很寂寞孤独的。吴弱男夫人所生的子女都随吴夫人侨居英国,章士钊先生向来是名声大噪的社会名流,又在上海兼开律师事务所,繁忙的公务活动社会活动应接不暇,纵有绵绵的舔犊之心慈父之情也无暇与其独女相伴。其母奚夫人是那时上海社交场的一颗明星,应酬交游唯恐不及,又哪有一般母亲的细腻温存?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的铁蹄与轰炸声中,繁华噪动的大上海变为一片孤岛。日军的战机终日在城市上空盘旋,一批批文化人撤往大西南,一批批爱国志士撤往内地,在这个涌流的人潮中,章士钊先生也撤往重庆。国破家毁,往日优雅富足满楼书香的章府也日趋破落,先还食有米着有布衣,几年后,奚夫人与章含之母女就只好靠典当变卖度日,残破的家也搬到早已失宠的黄金荣的一位姨太太家里。  然而积习是难改的。耽于社交场的奚夫人虽不好再多出外,但家里的麻将桌是昼夜不撤的。也是战乱所致,中间又来了一位章家的世交子弟要章含之称之为“哥哥”的许姓青年。此人优游好玩无固定职业,偏爱做京剧票友。在法国教会办的圣心小学上学的章含之放学回家后,经常是楼下的那位“哥哥”带了一群票友在笙管笛琴的伴奏下引颈高唱《玉堂春》,楼上是奚夫人伴着一群太太小姐大抓麻雀牌,对于幼小的章含之如何温功课做作业甚至如何吃喝是没人理会的。她感到喧噪又落寞热闹又寒寂,她无处回避无处躲藏,只好独自走上三楼平台,或匆匆赶做功课,或寂寂望着天上的云自问自答:世界是什么?生活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我是谁?是谁是谁?……她自然无以解答,她又产生一串套一串的疑间。她无以寄托,她贪婪地钻进文学缔造的世界。《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简爱》、莎士比亚、肖伯纳、……他们是她的世界,他们是她的挚友,他们是她的太阳,他们是她的解答哪一个世界都不会永远惘惘,哪一个世界都有它自己的节日。  少年章含之的节日就是礼拜日去教堂做礼拜。圣诞夜的教堂弥撒更令她魂醉神销。尽管她从未受洗从未入教,但那教堂中支支烛光点燃的圣洁与神秘,管风琴回荡出的肃穆与庄严,一曲曲圣歌酿造出的纯净与温馨,教友们相互间的祝福与善意……这浓浓的氛围幽幽的情味总使她陶醉使她神往,而每当这样的夜晚,她总是扮演给人送来祝福送来礼物的小天使……  或许是这个机缘,她接着狂爱上戏剧与电影。蓝心大戏院成了她的密友,亭亭玉立的舒秀文成了她的偶像,什么《娜拉》、《第十二夜》、《奥赛罗》……她每场必看。于是她暗自发愿:我要做个演员,做个明星!这已经到了中学时代,父亲章士钊已经回到光复后的上海。终于一天她来到父亲面前,满心热望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不料,父亲听后马上沉下脸说:“章家是不允许出戏子的!”父亲的一句话打碎了她不知用多少花环编织了多么久的这个少年绮丽的梦。父亲禁得了少年女儿的梦,却难禁青年女儿的愿。儿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学的章含之终于登上舞台,用英语演话剧,扮演了《奥赛罗》中的苔丝德梦娜,而且惟妙惟肖,不知倾倒了多少观众,这自然是后话。  当回忆这段往事时,她对我说:“想起来真逗,不知怎么搞的,直到同老乔结婚前,我总是与父亲想不到一块儿。小时候不敢反抗,长大后我就有意无意地同他作对。”“可你还是受了他不少影响。”“你指什么?”“比如渊源的家学,处世为人的大家风范。”她支颐沉思,之后点点头:“倒也是,也许是耳濡目染!”“这么说,你如今能写出这样多的美文,至少也有他一半的功劳。”“实在牵强”她使劲摇头,“第一我实在从没想过写文章;第二父亲生前最不满意我的就是古文太差。要是他还活着,能看到我还可以用中文写文章,他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一抹阴翳掠过她的眸子,一阵伤悼先人的悲哀,一股人生的惆怅。  “那么你想过做什么吗?我是说青年时期。”我快捷地驱走她的伤感。  “想过。明星梦做不成了,我就想革命,一心一意地革命!”历史跨入又一个时代。  1949年春,红旗漫卷江北,百万雄师南下。蒋介石李宗仁眼看江山难保,匆匆策划和谈。章士钊先生同张治中、邵力子、柳亚子先生一起被推为代表。旷日持久地争论,旷日持久地谈判,尽管四位先生均属开明爱国名流,怎奈蒋李冥顽难化,协议终未达成。  意外的收获是,四位先生亲见共产党坦荡的襟怀高瞻远瞩的见地,无不折服佩服,加之毛泽东周恩来从20年代共产党建党初期始,就与章士钊先生过从甚密引为知己,老友相见,虽身份迥异,友情亲情均如当年。周恩来情礼相加,力邀行严(章士钊号)先生携眷北上。行严先生感于共产党的光明与礼遇,谈判破裂后即匆匆南下。是年冬,即携奚夫人与章含之移居北京,时住东四八条胡同内袁世凯的内务大臣朱启黔的家里。  时上中学的章含之初到北京,只觉满眼砂尘土灰,冬日奇冷。  人们各个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店铺大门棉帘高挂,街上行人稀疏,响着“叮叮当当”声的有轨电车懒懒滑过后更现出一派冷清。  她感到荒凉又落寞,压抑又沉闷。她虽耐不住北京的气氛与状态,可惜,少年孩童是无力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她只能忍耐,忍耐。  年届七旬的父亲也很寂寞。感于年轻时对女儿情感的过分疏淡,到京后老人颇想有所补赎,于是他要每天教女儿一首古诗,且要教她书法,怎奈过去岁月里父女隔膜太深,章含之又正逢反抗大人寻找自我的年龄段,对于父亲的温情总是回避躲闪。正逢学期中间迁京,女儿无学可上,老人就给女儿请了一位白俄老太,请她教授女儿俄文。女儿无心去学又有意筑起父女间情感融和的高墙,老人无奈,只好自己每天读书写字攻读俄文。这是个难熬的冬天,无论对父亲还是对女儿。  总算到了1950年的开学期,母亲送女儿进了教会办的贵族学校贝满女中(后更名北京女十二中)。在一派棉制服群中,突然来了一位着海夫绒大衣内套紫色旗袍的上海小姐,章含之成了校园中众人戳背讥笑的怪物。在家里她本早已失去温暖,在学校又成了众同学的笑柄,15岁的章含之只感到整个城市对她的冷漠与压迫。是年秋,抗美援朝从动员教育到轰轰烈烈,学校里开始了对恐美、崇美、亲美情绪的批判,章含之首当其冲成了重点帮助教育的对象。或许是因为幼小的章含之与生俱来极少体味过家庭的温暖和涓涓细流般的温情,或许是那时学校的帮助教育颇讲政策颇富真诚与关切,她寂寞孤独的心一下子被融化了。志愿军到学校来招募文工团员,章含之立即积极报名坚决要求去朝鲜!这可急坏了年迈的父母。来北京后,他们的繁华世界远去了,他们猛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老迈,怎么舍得唯一的女儿离家远去,何况是去枪林弹雨横飞的战场!激情澎湃的章含之不理解也无心理解父母的苦衷与眷恋,她只晓得谁阻挡她革命就厌弃谁仇恨谁。尽管父母与女儿争执不下,章含之还是大义凛然,只等学校批准她奔赴战场。日思夜盼中上级的批复下来了:否决章含之报名参加志愿军的要求。理由是:因为她是高级民主人士的独生女。这自然使两位老人悬浮的心一下落了地,可女儿却更恨这个高级民主人士的家庭,她甚至真想掀翻这个家庭,割断与这个家庭的一切丝丝缕缕,措施之一就是搬出家庭来住校。在她此时的心海里,过往的一切空虚与孤独全都飘然而逝,心里装得满满的都是革命。母亲奚夫人也陷入极大的矛盾之中:当女儿渴望母爱渴望关怀的时候她无暇顾及;当她一旦意识到可能失去女儿的时候则又视若珍宝,流露出近乎可怜的眷恋与无奈。对于女儿的离家住校她无可奈何,只好每周至少两次从东四八条到灯市西口,带着大包从法国面包房买来的黄油和面包去看望女儿,女儿则一见她来就扫兴得嘟起嘴:“人家要革命,你却偏偏让我吃这些黄油面包!”“……宝宝,你正长身体,营养跟不上,怎么得了噢……”“同学们都吃小米高粱米,我为什么不能!”看着女儿那一心要“革命”的犟劲儿,母亲实在不解又不敢多说,她被女儿强行推拒的时候总是长久地陷入困惑和惘惘,然后悻悻回家;有时一旦女儿接受了她的关怀她送来的面包与黄油,她的步履中也会平添无尽的快慰与满足。  正在可塑年龄段的章含之被裹入那股强劲的时代精神之中。  这自然反映了她的个性,可同时也有强烈的时代性。就在贝满女中她的同宿舍里住的另一位同学古启珍几乎与她形影相吊如出一辙。古小姐的父亲古耕禹先生是香港出名的猪鬃大王,其财富与声望振之遐迩,其生活的优裕前途的辉煌自然可以想见,可在时代的感召下,15岁的古家大小姐古启珍哭哭闹闹地说服父亲,宁愿抛却香港的一切繁华与豪富,只身独影跨过罗湖桥来北京学习来北京革命。两人类似的家庭类似的心仪自然一拍即合。她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想在一起,对革命的向往真使她们心醉神迷。章含之每拒绝一次母亲的黄油面包都得到古启珍会心的鼓励,可一旦接受了母亲的惠赠两人躲在宿舍里又偷偷吃得分外香甜。毕竟同是富家小姐,高粱米小米吃久了总有些贪馋,可当时的贝满女中纪律十分严格,在校女生是不准随便走出校门的。两位小姐定下一计,于是由章含之搀着一瘸一拐的古启珍去找老师请假说:“老师,古启珍的鞋坏了,想去街上修修,你看她都走不了路了。”古启珍更加一瘸一拐。老师笑着点点头,同意了她们的请求。  在校园里两人仍是相搀相携行路艰难。可一出校门,她们立即一路跑一路笑,像是一股轻妙的春风。她们并没去修鞋摊。而是直奔馄饨铺。坐在桌前,两位一心追随“革命”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小姑娘一人抓着一个夹着熟猪肉的热烧饼大吃大嚼,而且总是咽一口烧饼吃一口馄饨,十分开心。吃饱餍足仍不尽意,一转身,见那边的摊子上正卖冰冻柿子,又嘻嘻笑着买了几个捧回宿舍。  晚土,她们洗净冻柿子,把它泡在学校供应的牛奶里。稍许,冻硬的柿子软稀稀,泡着柿子的牛奶成了冰奶,或许因为是她们自己的发明,两人吃着喝着,竟觉这大俗大雅的相互搀和别具风味,比什么都好吃。她们并高兴地为这食品命了个英文名字,意即牛奶夹柿子三明治。以后,这件食品成了两位小姐经常偷偷享用的专利。  30年后,当章含之的丈夫乔冠华因肺癌沉重住院,正好古启珍的父亲古耕禹老先生也住在北京医院里(古老先生深为爱国,随女儿之后,他也毅然从香港举家迁京,把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家资全部献给国家,他一直是全国政协的常委)。人世沧桑,两位小时同学30年来音讯终断,尽管两人同样珍藏着少年时那些如诗如画的友谊与温馨,在宽敞的北京医院走廊里比肩而过时竟是谁也不敢确认对方就是曾经同住一室的少年知己。她们不约而同地去问护士:“刚才那位是不是章含之?”“请问,刚才那位是不是古启珍?”护士禁不住莞尔一笑:“你们俩还是自己去问你们要认的人吧!”她们认了。入夜,当她们分别安顿好各自陪住的病人后,在一间空房子里彻夜长谈。章含之在政坛在人生的长路上大起大伏,直至那时夫妻双双陷入病痛与政治漩涡的尴尬中;古启珍虽远离政坛,在人生的大海里也是大沉大浮几近爬不上岸:中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在大学,她依旧是革命豪情激荡学习成绩殊优,不期然,1957年反右时却被定为右派分子,戴罪分配到密云水库工地。之后又让她去了精神病院,20年来,整天与精神病人打交道,有一度,她一直没有自由,以至一天母亲心脏病严重发作都不允她回家探视。终于一天她的右派帽子摘掉了,那年她的女儿也正好15岁。她携起女儿,办好手续就匆匆南下。过了罗湖桥,她回眸远望,一股辛酸的泪潸潸而下……  说着过往的遭际与岁月,章含之突然笑了:“启珍,虽说我们都很不幸,可你别忘记,你如今是香港的大老板,我可是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噢!”古启珍抓住老同学的手,苦笑笑:“别看结果不同,可从我们在人生路上跋涉的状态与经历看,我们是一样的,一样的……”这一切自然是后话。  中学时代章含之的革命虽然带有太多的幼稚和冲动,但却是真心实意彻里彻外的。她很快入团,很快成了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高中三年级时面临着填写高考志愿,她真实地填写了自己的志愿:第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三,服从组织的分配革命的需要。老师说这仅仅是精神,太不具体,要求她填写出具体院校和科系。这可让她作了难。因为从兴趣说她喜欢文史,可当时正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经过简短的思想斗争,她毅然按祖国的需要填报了志愿。她想,要建设就需要人材就要报理工科,于是她写道: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第三志愿是到三门峡水利工地去参加建设。  填完志愿,她满心安适,只等革命的选择。不料,初建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却优先来学校选拔学生,看了她的政治表现、学业成绩特别是英文水平,一下就选定了她。这十分客观的选定又与她想象中的革命色彩发生了十分尖锐的矛盾。由于反帝反美的宣传,在她的头脑里似乎除了苏联以外,一切外国都是反动的,我为什么要学他们的语言而且要终生以此为专业!重重苦恼与反感控制着她,她真不愿去学外语。可又有个服从组织分配的原则,她只好怏怏地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真是绚烂多姿,大红大绿!”我忍不住开玩笑说。  “你指什么?”章含之一时不知我指何物。  “你的性格。”“……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有人以为我好交游爱热闹怕孤独,特别是老乔去世后的几年,有些好心的朋友甚至排好时间轮流来陪伴我。其实我很怕,可又不能不感谢人家的好意“那么你?”“其实我更喜欢恬静,独自品尝自己世界的甘苦……你知道,有时候孤独与伤感也是一种享受呢。”“就像你小时候去教堂,或躲在三楼平台上读书?”“是的,我还常追念那样的时光。”“可是革起命来,那股狂热的激情又一发不可收!”“这也是真的。当时要是批准我去抗美援朝,我真的认为牺牲在战场上是最大的光荣!”“这就是能写好作品的最好素质。唯其此,你的文章才能舒展起来博大高远,低婉起来呜咽如诉。”“过奖。写作纯属业余的,我总以为我不是写作的料。”如果说童年章含之的孤寂与惆怅是因为纯净童心的被冷落被漠视带来的失落,那么,少年章含之对革命的狂热追求也是因为对自己幻化出的美仑美奂的理想境界的向往。他们一样地在美好中渗着幻象,在狂热中融着天真。幻象与幼稚一样地纯净无瑕一样地天真亮丽,而一旦他们溶入复杂严酷的生活就或则碰得头破血流,或则几经沉浮才能走出一条平顺的路。接续而来的章含之的大学时代以及她的文革岁月也没走出这样的规律。  1953年初秋,随着徐徐送爽的金风,章含之跨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大门。简朴宽阔的校园,一个个如秋日天空般纯净朗然的同学,她置身其中只感到无忧的快乐无云的晴朗。她一路平顺,学习成绩斐然,政治处境优越。先做班干部团干部,1957年初又被批准为预备党员。不料,这年5月却来了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号召党内外师生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是出于那股始终未得释放的革命激情,英文系率先成立了争鸣委员会,她历史地荣任了该委员会的副主任。辩论之风愈演愈烈,运动之火愈燃愈高,不知是出于政治敏感,还是出于她的感觉敏慧,7月,正当共产党欲向“猖狂进攻”的右派反击前夕,章含之阵前换马,辞去了争鸣委员会副主任之职。这自然使她躲开了险些横遭的右派分子厄运,且于之后不久即顺利毕业并被留校任教,但在档案里还是记下了她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运动中立场不稳的黑色记录。三个月后,当一批右派分子被勒令下放劳改的潮头刚过不久,她也被下放到北京南苑农村劳动锻炼。未泯童真的章含之并未意识到政治环境的险恶,置身于从未去过的广袤纯净的北方农村,她只感到大地的丰厚民风的淳朴景色的新奇。一天黄昏,她与一位在美国生美国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女同事收工回来,正行间,那女士突然放下肩上的耙子伫立路旁醉望西天,半晌,她才像从幻梦中醒来般赞叹说:“你看那天边的落日,又大又红,真美丽呀!”章含之这才意识到她全神贯注地原来是在欣赏落日的风采。  顺着她的提示章含之注目观望,自己也觉得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美的太阳,于是也抑制不住深有同感地连声赞叹。  此时正有两位老农从旁而过:“你们看什么哪?”他们被她们的神态也引得十分好奇。  “你看那落日,真美丽!”两位女士遥指西天。  “嗬嗬……”两位老农抑制不住地同时大笑,“你们是说那老爷儿(北京土语,称太阳为老爷儿)啊!咳,它每天都那么红那么大,有什么美丽不美丽!”两老农为她们的天真幼稚少见多怪发笑;两女士为老农把太阳称“老爷儿”发笑,四个人大笑着走向炊烟袅袅的村落,四个人心灵的落差也在大笑中强烈地显现出来。  他们毕竟是愉快的,各有各的赏心悦目处。正是因为这种愉快的心情,彼此既间离又急欲沟通的融洽与和谐,章含之革命热情不减,农民们对她极为拥戴。不久,她被选为大队妇联副主任,就像给发动机上足马力,章含之这台蓄满了革命热能的机器疾速转动。一天,一位农村少妇临产,她的丈夫又正在城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农村建筑队),这可急坏了身为妇联副主任的章含之。她跑前跑后,生怕这少妇出危险。但越怕越出事,终因农村接生手法的落后,刚刚落地的婴儿竟被自己的脐带绞死了!她十分内疚十分懊恼,责备自己没尽到副主任之责。好在不久那少妇又怀孕,再临产时,章含之干脆搬到那少妇的炕上日夜坚守,终于,这少妇平安地生下一个儿子;事隔不久,开始了1958年大跃进,大队包给章含之一亩试验田,报到市里的指标是亩产一万斤芹菜!这可急坏了这位妇女主任。她吃过芹菜也认识芹菜,可怎么种怎么管多少才算一万斤?她既无经验也无概念。  正是冬末春初,一群老农蹲在井台旁晒太阳。章含之款款走到他们面前十分谦恭:“老大爷们,想跟你们请教一件事。”“有什么事就说吧,姑娘。”一老人非常和善。“大队分给我一亩试验田,指标是亩产一万斤芹菜,你们看怎么种才能达到指标?”“嗒……”一老农在井台上磕磕烟袋锅,“嗬嗬”地大笑了一阵,又用烟袋指指旁边的小树说,“看见了吧,除非您种的芹菜棵棵长成这么高这么粗,要不,是产不了一万斤啊!”章含之困惑又失望,久久站在那儿:“这么说,我的指标没办法完成了!”“没办法。”老农们笑望着她。  她当然没完成任务。可凭她的执著与热诚,她还是赢得了贫下中农越来越诚恳的拥戴,以至那年人大选举时,不管干部们如何解释章含之的户口不在这里,选举也不在这里,农民们还是投了她好几十张选票。由于她的成绩,她被评为劳动模范。1958年秋,她被调回学校做研究生。这年她二十三岁。  如果说1957年反右中她因出任争鸣委员会副主任而致下放农村一年是严酷的生活对她初显端倪,那么,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就彻底狰狞相对了。这年7月,规模可观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她出任大会翻译。看着一位位作家的神采风度,译着他们那一篇篇如珠如玉的发言,她虽心向往之,又一度勾起少年时的文学梦。可从武汉上海回来,一个个作家被揪出批斗的消息纷纷传来,她这才意识到风雨欲来。她回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小别归校,见到朝夕相处的同仁和自己的学生她都热情招呼问候,可人家却或则有意远避或则沉默地以冷眼相拒,她的心一股愕然一股冷然,只好按规定参加文件社论学习。一天正听文件,只听几十双疯狂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她的心疾跳着,预感到不知又会是哪个倒霉鬼将被揪出批斗。脚步来到她所在的教室门前:“章含之,滚出来!”随着这声大喊,几双大手在如潮的口号声中立即连抓带架把她揪到院子里,让她低头让她认罪,她只感到人格的受辱尊严的被伤,她一阵晕眩,晕眩中造反派宣读的她的罪状模模糊糊传进她的耳鼓:黑帮爪牙,英文系反党骨干分子,修正主义黑苗子,未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竟敢对抗毛主席关于外语教学的英明指示……  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从教学楼到她所居住的窄小的宿舍接着,她的精神陷入极度的恍惚。  她竭力从恍惚中清醒从震愕中冷静从极度的人格受辱中恢复自我。她梳理自己的罪状寻找罪状的依据:说她是黑帮爪牙、英文系反党骨干分子,自然是指从研究生毕业到留校任教,她一直是校党委信任培养的对象;说她是修正主义黑苗子,是指从农村锻炼回来后,她曾被北京市委评为市劳动模范……对抗毛主席关于外语教学的指示呢?一次温馨而幽默的往昔的谈话闪回在她面前:……1963年,干瘪的大地刚从饥饿中苏醒,毛泽东在考虑如何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一天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宽阔的会客厅里。章含之讲完预定讲给毛泽东的英文教材,整理挎包正欲告别,毛泽东叫住了她:“我的章老师啊,你认为要学外语就必须得学文学吗?”“我认为是这样。”每周一次来主席处上课,章含之已经除却了紧张拘谨,加之毛泽东的博学大度幽默豁达,他们有时甚至玩笑不断,章含之以为他们大概又要进行一次宽松谐谑的争论和调侃。  “我看还是应以学政治为主。”毛泽东坚持,他从容地点燃一支香烟。  “不,要学好外语必须同时学好文学。因为外国语就是外国的语言文学,否则,没有中国的文学基础怎么把外文译成中文?”毛泽东大笑:“好好,那么我们互相妥协一下,三分学文学,七分学政治,怎么样?”他笑望着她。  “主席,这比例倒过来还差不多!”两人同时大笑。  这本来是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或曰笑谈,从无防人之心的章含之回校后也曾以说故事的方式说给大家,如今大家以文革的革命尺度衡量这段对话,章含之岂不罪大恶极!想到这段往事,她真恨不能请来毛泽东为其做证,为其解释清楚他们当年谈话的氛围情节和双方的感觉。难道真的是“君无戏言”吗?可毛泽东对于她始终没有过“君”的感觉,他一直是把她视做老朋友行严老的女儿,自己的英文老师,既当晚辈又当朋友,相处期间除学英文总是和谐幽默的。她几次欲念顿起想致信毛泽东陈述自己遭遇的一切,可她打住了。这是因为这年6月,当这场灾难的“革命”狂飚起于青萍之末时,章含之眼见这里拉出一群戴高帽子游街示众,那里把剃成阴阳头的人打得遍体鳞伤时,一种本能的捍卫人格捍卫人类尊严的情感攫住她善良的心,她义愤难平,满怀希望地致信毛泽东,先是反映这些野蛮狂暴的现象,继而陈述说老干部犯了错误可以教育,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教授们是怀着一腔爱国心返回祖国的云云,她在信末殷切地要求面见毛泽东,以使情况反映得更详细更真切。事隔不久,毛泽东派人打来电话说:现在不见。主席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主席送你两句话,叫做“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白愁。”当时想着毛泽东送她的这两句话,她曾久久困入迷津;而今天她似乎明白了些,明白后的章含之又怎能轻易给她敬爱的毛泽东写信呢?  四她只能随波逐流,任“革命”的涡流把她带到任由出现的波谷浪峰中去。那场“革命”真是瞬息万变,章含之遭到一段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之后即被抛在一边,她一下从被批斗的主角变为配角,造反派不再批她了,她的任务只是陪同被批斗的主角低头站在一边名曰陪斗,然后是唱“黑帮歌”和被鄙薄被歧视。1966年10月,运动重点转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出现了大分裂,那些批斗章含之们的人们被揪出示众。此时的章含之陷入尴尬之中,她既未因运动的逆转而被解放,当时的掌权人也不再批她。接着开始了大串联,奇怪的是,当权者竟答应了章含之们的要求,批准他们也可以去外省大串联。家庭被抄老父被斗自己也被这场“革命”的风雨折腾得满心伤痕的章含之,这时真有点看破红尘了。一旦她得到外出的自由,第一个念头就是去四川朝拜峨嵋山,可大串联实际上是免费大旅行,既有此良机,谁又不拣选自己最喜欢的去处饱此一游!通往峨嵋山的铁路线人流滚滚,她挤不进去。正好那天去上海的火车有位,她们一行急忙上车,于是上海一——苏州——无锡,最后经宁波去了海天佛国的普陀山。地域迥异,佛门一家,她还是实现了朝佛的心愿。  从宁波到普陀需乘船三个小时,那天早晨,他们乘坐自河通海的一篷小船,看着两岸青山,尘世的繁嚣顿然退之久远,只觉恬静清新,心中荡满了野趣。章含之突然发现,在晨光绿野的长河岸边,一群男女正错落有致地面河而坐,且边坐边聊,煞是有趣。她为这种雅兴这幅画面陶醉,禁不住感慨:“你们看,多美的画面!”众人随声望去,禁不住“咯咯”发笑。  章含之不解众人所笑何故,进一步阐发感慨:“这些人真有雅兴,大清早就坐在河边聊天!”“真是十足地冒傻气!”一位同行女士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声,“你再细看看,他们是在聊天吗?”“不是聊天是干什么?那么悠闲自得的样子!”她要同那女士争论个高低。  众人哈哈大笑,终归一位从上海与之同来的亲戚为她解了谜:“阿姨,他们是在大便。”这回轮到章含之捧腹大笑了——从被揪被斗半年中从没有过的开怀大笑:“别胡说!谁大便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男女一起?”“这是这里的风俗,人家不以为然。”小伙子进一步解释。  又是一阵大笑。  大笑中他们舍舟登岸。不知什么时候,天下起蒙蒙细雨,淅淅唰唰,雨细得像雾像露。他们踏着山石小路,看着青松翠竹,山野人家,和农舍屋顶徐起的炊烟,不觉到了五塔寺。五塔寺一派颓败,寺里的佛身虽仍稳稳地坐在那里,可菩萨的头已被红卫兵打掉。倒是一位鹤发童颜的主持和尚十分和善,见这群不似造反的“施主”来临,热情地以茶款待。饮茶间,那同行的小伙子与老和尚开始了对话:“请问老和尚哪里人?”“广东。”“噢,这么远!你为什么跑这么远的路来出家?”“因为仰慕天童寺的佛光,老僧20岁时徒步来到这里。”“你为什么出家呢?”“俗人整天追逐尘世间的荣华富贵自难理解,我则早已六根清静,心中只有我佛……”“我不信”小伙子霎霎眼,现出一幅顽皮相,“你肯定是失恋之后才想到出家的。”老和尚双手合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说罢,飘然离去。  “你不像话,喝人家的茶,还要亵渎人家。”他们茶毕离寺,章含之边走边批评这年轻人。  话音未落,那小伙子竟平地摔了个跟头。  于是一阵大笑:“你得罪了菩萨,菩萨就来惩罚你,向菩萨磕头请罪去吧。”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雨,仍在下。霪雨中的古刹。青竹中的细语。一行人的笑语不期然打住,他们顿然感到如入画中如入仙境。他们信步登临天童寺,行至半山,只听悠悠扬扬传来一曲音乐。这音乐似远似近,似合唱似诵经,带着一股忧伤带着绵绵的幽情……他们驻步静听,原来是合唱,且唱的是毛泽东的语录歌《纪念张思德同志》。可为什么总是唱“就是死得其所”这一句?这革命歌曲又为什么毫无革命气息却凝满了思古之幽情?他们循声走去,透过天童寺的殿门,看到一群身披袈裟的和尚正在学唱语录歌。可能因为总唱不准,站在队前指挥的年轻和尚一遍又一遍地让他们重新再唱。  这次游普陀又使章含之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她不知怎么认识这世界这生活。外面是疯狂残谑的文化大革命,普陀却总有一股股幽幽的忧伤与无奈。恬淡与疯狂,清幽与肆谑,佛光与革命……强烈的氛围与文化的对比在她心里撕扯绞割,可她还要走下去,在这生活的长路上。  五自然,无论在章含之居住的皇皇庭院里,还是在她走过的生活长路上,处处都印满了先父章士钊、先夫乔冠华深深的印痕,凡略知中国现代史的人又有谁不会禁不住发问毛泽东在她生活中的位置与影响呢?且不说她曾做过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到外交部工作后多次做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就是毛泽东与尼克松、田中角荣谈判时,她也一直是以翻译或外交部官员出现其间的。说起这段历史,话头还要从其父章士钊说起:1951年12月26日,天寒地冻的北京虽已到了隆冬季节,可由于中国政治新纪元的开始共和国的新生,在人们的心海里意识中却是春风鼓荡茵绿丛丛。这一天是开国元首毛泽东的58岁生日,喜气洋洋欣欣向荣中人们总是要为其庆寿的。毛泽东向来不主张做寿更不主张送礼,也是因为心情高兴,答应举办一个小小的生日家宴,条件是同僚官员一律不请,只请几位故友且每位故友可携一子女,在这个名单里,举家迁京不久的章士钊先生就在其中。  老先生到京后慈父心顿燃,非要带独女含之同赴中南海。在青年章含之的眼里,毛泽东所住的丰泽园虽不豪华,却是宽阔豁朗书香四溢。父亲向毛泽东介绍了爱女含之,毛泽东拍拍她的头十分慈祥。饭菜很简单,略备薄酒,四菜一汤,他与朋友们谈着,健朗诙谐,旁征博引,时不时语惊四座,时不时举座大笑……令含之奇怪的是,像预先打过招呼般地,几乎每位客人都是带的女孩,那时的江青并不多说话,只是微笑着招呼孩子们的吃喝。可能因过分习惯上海的环境,初来北京不久的章含之总觉与北京的女孩儿无甚话说,总是一个人呆呆坐在那里,显得落落寡合。  生日筵后,毛泽东兴犹未尽,提议陪众友人沿中南海内海散步。他徐徐放慢脚步。走到章士钊先生身边:“行老,20多年了,我欠你那笔旧债一直不得偿还哪。”老友重逢,悠悠往事,身处事业成功兴奋中的毛泽东仍然没有忘怀。  “主席欠我的债?”行严先生不觉愣怔住了,他觉得毛泽东的话的确十分突。  “那么大的数字你竟忘了?”毛泽东提醒他。行严先生更是如堕五里雾中,他思索着,仍是茫然地摇摇头。  “20多年前在上海,我一下子从你手里借走两万银元……”“哈……”行严先生经毛泽东的提示,一下想起了20多年前的旧事,“那哪里是我的钱?那是我当时急中生智,从各方筹借来的。”那年冬天,青年毛泽东为了送一批年轻的中共党员去欧洲留学深造,风尘仆仆地找到名震遐迩的章士钊,偌大的数目他如何拿得出?可听明毛泽东的来意与用项,他又不能也不肯表示为难,于是除自己的积蓄外又连夜出动,求助各界友人贤达,如期如数把两万大洋交到毛泽东手里,行严老从回忆中醒来又是一阵大笑:“世事沧桑,我早忘了。哈……”“你能忘,我可不能忘啊。君子借钱,好借好还,我当时是说好要还的。”毛泽东一派君子风度。  “钱不是我的,还我何来?”又是一位君子。  “冤有头,债有主。我从你手里借的就得还你。”说着,毛泽东笑了,“不过,虽这么说,我一下也还不起这好大的数目  !这样,我从下月起,每月还你300元人民币,债清为止。”章士钊还要推辞,毛泽东引入另一个话题:“你现在家居何处啊?”“东四八条朱启黔的家里。”“我们的行老怎么能靠投宿过日子?我要给你选一处房子。”“不不,主席,我老了,家里人口又少,蛮宽敞的。”“此事就不要推辞了。共和国建立了,百废待兴,你行严老还要为我们的文化建设做些研究著述,要有个好一些的环境的。”不几日,由周恩来亲自选定,章士钊一家搬入史家胡同的一所深宅大院。每个月的月初,章士钊都如期收到中南海里汇出的毛泽东的还债钱300元人民币,那时的300元几乎是个不小的天文数字。而毛泽东给章含之的第一印象是高大健朗、博学广识、风趣平实。她不觉他是居之琼楼的领袖,倒觉得他是一位与父亲仿佛的可敬的学者、诗人。  岁月匆匆,1963年,28岁的章含之已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研究生毕业成为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那年的12月26日,行严老又接毛泽东之邀。携女儿去中南海出席毛泽东的70大寿家宴。毛泽东见了这位亭亭玉立一派女学子风度的晚辈十分高兴,他同她握手、玩笑,接着很郑重地说:“听说你已经是外语学院的教师了。我想拜你为师,不知老师肯不肯收我这个七十老翁做学生?”章含之一阵发窘,脸腾地红到耳根,沉静少许,她说:“如果主席相信我,我是很荣幸的。”“好,那我们一言为定!”自此,章含之每个星期六下午来中南海给毛泽东上英文课,毛泽东也始终叫她“章老师”或“我的章老师”。他们每每上完课都要讲些掌故笑话,气氛活泼而温蔼,这是难忘的一年。  1964年批《海瑞罢官》始,毛泽东再无以前悠然豁然的情趣,他有时甚至流露出一种心事重重的样子,终于一天他对章含之说:“最近事情太多,我的章老师啊,咱们的上课是否停一段?”1966年6月,章含之致函毛泽东要求当面反映文革的混乱狂暴戕杀人性,毛嘱工作人员回章电话,言谓“现在不见”,并嘱其“经风雨见世面”,章一片懵懂不知毛所指风雨为何物,继而,她遭遇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灭顶之灾,心里似乎明了一些。两年后,那场“革命”的浩劫愈演愈烈,章含之自己所遭灾难且不必说,北京外国语学院里一位一向最忠诚的共产党员、章的同学同事因不堪造反派的折磨投运河自杀。在这所学校任教的大批外籍教师(包括英共党员克鲁克)被抓进监狱,接着竟把矛头直指陈毅并提出“打倒”。  章含之觉得不管效果如何再不能沉默了,1968年秋,她与另一位外院教师又一次秉笔投书毛泽东,详细写了外院的运动情况,恳请毛来过问。毛见信立即批转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丁国钰,并复信章含之曰:“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有所进益”云云,但仍不见面。  进驻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军宣队听说毛泽东亲自复信章含之并对之殷殷问候,对仍在审查之列的章含之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嘘寒问暖热情备至,但学院的运动风却仍是越来越“左”有增无已,转眼已经到了1969年秋。章含之见“左”风日烈,不得不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毛见信后批示曰:看来外院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派8341部队去。1970年1月,8341支左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章含之也就被历史地推为外国语学院运动中正确路线的代表,她一下子从被批对象变成了军宣队的座上宾。  那场魔幻般的运动总是朝三暮四一天一个气候。不久,令外国语学院师生全部开往农村搞教改。是时,章含之的母亲奚夫人因病逝世,年愈八旬的行严老晚境孤独无人照顾。周恩来听说后连忙叫来章含之,劝她不要下乡,留在北京照顾父亲,并建议她去“斗批改”的试验点北京针织总厂,于是她成了针织总厂一名三班倒的新女工。6月14日,她正穿一套工作服在车间里劳动,中南海突然打来电话,说毛泽东要见她,请她即往中南海。  满身工装的章含之没来得及换装,立即骑上自行车蹬往中南海。毛泽东见她到来十分高兴说:“我的章老师,好久不见啊!”“是的,主席,好久不见了。”章含之表面上与毛寒暄,心里却抑制不住那份难得的激动,因为那个年代毛泽东是亿万人崇拜的神。  “这几年怎么样啊?”毛关切地看着她。  “一言难尽啊!”章百感交集。  “我的章老师经风雨见世面了吗?”毛的语气中带着一半关切一半玩笑。  “主席你还记得?”她笑望着他。  “自然记得。我就问你呀,经风雨见世面了吗?”他继续追问。  “经了一点也见了一点”她也开起了玩笑,“恐怕还没够啊。”“哈……毛泽东大笑,“喝茶。”一阵久别重逢的寒暄一阵幽默的玩笑之后毛泽东把谈话引入正题:“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谈谈外语教改问题。革命闹够了,就该斗批改了,可外语还要学,想听听你的意见,怎么搞外语教学?”接着他问,“那些外国人呢?”“都走了。”“你说以后还要不要请外国人?”“人家的语言嘛,自然应该请。”“好,请也可。现在我派你去搞教改,自然不要一个人,找几个人搞搞外语教改,摸摸路子。”他点起一支香烟。  “要搞教改就得去湖北沙洋,因为学院搬到沙洋去了。”章含之十分从容,“可现在总理要我留在北京照顾父亲,因此我想提两个要求:第一,给父亲做些生活安排后再去沙洋;第二,学校得招点生,不然没教改对象。”“可以,是该招生了。”毛泽东深深额首。  “那么,我跟8341杨政委汇报一下,再给总理汇报一下。”章含之只顾想着参加教改工作的程序以及预期达到的效果,她的内质毕竟是革命的,一旦伟大领袖交给她这项光荣任务她怎能不竭尽全力!何况这些年的她已经要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献给外语教学!可毛泽东却话锋一转,说:“我有个想法:搞完教改就不要回学校了,把你换到外交部去。  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  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决定了她后半生的道路。在湖北沙洋,外国语学院的教改尚未完成,中央发来调令,要她立即去外交部报到;见调令后她不敢稍事延误,匆忙赶往外交部报到。  “看来,毛泽东几乎主宰了你一生的命运,从少年到青年直至你的后半生。”听着她的娓娓讲叙,我几乎跟着她走了几十年的路。  “是,我常想,我虽然不如其他一些人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但几乎在我人生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是他在决定着我的命运,对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她也十分感喟。  “从这层意思说,他的确是一个神。如果不是他调你去外交部,你也不会遇到老乔,也不会成为名震遐迩的外交部长夫人。”“如果没有这桩婚姻也就没有这二十多年的酸甜苦辣”她支颐凝思她陷入浓浓的惆怅,“我至今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一场悲剧还是喜剧……”“……终其每个人的一生,大概都是悲剧与喜剧相互交杂的一出悲喜剧,谁能说得清呢?”感于她的际遇与情绪,我也一片迷惘,“但不管怎么说,从经历的大起大伏,从见识的宽阔与色彩,从情感的悲喜跌宕,从生活的曲折多姿,你都是个少见的富翁!何况你有那么好的天资那么好的修养,你是真该写作呢!”“可惜我不是这料,我觉得写文章是一件很苦的事。何况要写就得回忆。何况回忆是痛苦的,特别是一想到老乔,就好像是在已有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  六然而她还是写了,写出一篇篇关于父亲章士钊、丈夫乔冠华的追忆文章。我知道,她不能不写,她抗拒不了那么多五彩斑斓五味混杂却又惆怅抑郁的回忆,她抗拒不了自己生的使命与爱的呼唤。  何况有感即发、不吐不快、多愁善感又是她性格的主调!但从文章发表的顺序我意识到,她是由浅而深自短而长地写出的,这标识着她心灵创痛的愈合程度与愈合期。  1993年9月是乔冠华逝世10周年,就章含之的性格和她对老乔的那份绵绵深情,我知道她是要有所举动,以一种她自己的方式来做纪念的。果然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今年9月是老乔逝世的10周年,我想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早该写了,你有那么多的回忆,那么好的才情,再不写当心流出来!”我开玩笑。  “哈……”她大笑,“你这样抬举我!”“不是抬举,是事实”我正色道,“这样,你多写些,越长越好,由我们出版社为你出书。”说着我竟在脑海里形成了这本书的面貌。  “要说出书倒是已有好几家出版社上门约稿”她收住笑又在犹豫,“我是怕我没这么多时间……”“你不是最怕阴雨天又阴雨天思绪最多写作最快吗?那就抓紧每一个这样的日子。”我调侃。  “呵……”她又笑了,“就按你说的办。”“一言为定,我等着出你的书。”夏末的一天晚上,窗外大雨如注,我正坐在灯下赶写一篇文章。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拿起听筒,里面传来她愉快的声音:“李硕儒。”“啊,章大作家。”“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振笔疾书的日子”我笑,“这一天我在想,你今天很可能拿出个大部头!”“不瞒你说,今天还真写得不少。”“写了多少?”我兴意盎然。  “到现在为止已经9300字,到睡觉一万字不成间题!”“真该祝贺你,高产大作家!”喜不择言,我接着说出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可以想见,眼泪流得也不会比外面的雨少?”“……”电话没有了回声,只有“嗡嗡”的电流声单调地送入耳鼓。  “喂,喂喂”我急喊,“怎么了,电话断了?”“没有,我是……”她有些哽咽。  “对不起,我真不该……”我深责自己。  “没关系”她很快地控制住自己,“我是很伤感,可写着又很痛快。”“这其实是最好的写作状态,作品也会是最好的。”“可又真让人受不了啊……”之后,她把这段经历说给她办公室的年轻人,一位青年立即皱起眉头;“可惜,这几年北京总是大旱,阴雨天太少,您的写作时间都被可恶的太阳挤走了!”全室大笑。  一位小姐大声说:“章老师,别发愁,我给您出个主意。”章含之笑望着她:“有好主意颁奖。”她神秘地扒在章含之耳根说:“要实在没有阴雨天,您就每天坐在浴缸里写作嘛!”她假作说悄悄话,其实大家都听到了这句善意的调侃,结果是引来又一番大笑。  章含之阴雨天多思多产虽演义出以上的笑话,但却又是她真实的性格内质。花开花落月缺月圆特别是绵绵阴雨总引出她太多的忧思太多的联想。1984年初春,乔冠华逝世半年后的一个细雨渐沥的下午,她站在廊前,望着院子里的梨树柿树海棠树,望着雨中新绿的枝叶心想:花草树木今年死了,明年又可以新生,人却一去再不能生还了……她又念起已去的丈夫,想起自己半生的际遇:她的人生是好还是坏是悲还是喜今后她该死还是该活?纷乱不清的思索绞在她心里,她不知该做什么好?于是拉起爱女妞妞,走路、乘车、乘车,走路……懵懵懂懂,信马由缰,她来到自己学习工作了近20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雨中的校园一片寂静,只有雨滴滴落在花树上的沙沙声。她看着面貌依旧的校园,看着细雨中低头啜泣的一篷篷春花一树树绿叶,顿然想起曾经与她朝夕相处的众同学众同事。他们绝大多数仍住在这片校园里,绝大多数已经儿女绕膝,成为讲师和副教授了。他们自然没有这份孤凄和生路茫然,那么这是一种幸福的模式吗?她摇头。她自己呢?是比一般人成就过显赫过,可那过往的灾难磨折如今的酸酸楚楚又是常人想也想不到受也受不住的。到底哪种生存方式是幸福?她得不到答案。也许上帝是公平的,他赐予每个人的福与祸悲与喜总是大体相等……她从外院的西门走出东门。她没看任何一位故旧,但她得到一种人生的启悟。  当她跟我说起这段经历与思索时,我说:“大概谁也解不开这个人生的方程式”我同样被这个方程困惑过且至今仍未解开,“也许正因为此,人生才多采多姿,写也写不完吧?”章含之终于用她的笔写出了人生的又一种篇章。  梁衡从小溪到大海“……古人说,学而优则仕,读梁衡的散文,我则想能否提出这样的口号,曰仕而优则文……”1994年仲秋某日,在北京文采阁的一楼大厅里,著名评论家冯牧先生语音铿锵情真意笃,品评着梁衡的散文作品,阐发着自己的感怀联想和评价,在座文学界的朋友无不点头称是。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梁衡散文研讨会。作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梁衡是为了以文会友就教专家;作为文学界评论界的作家评论家们则是想研究一位行政官员的文影心影和他在政绩之外的艺术成就,以评价为官为文者的美学追求。那一天真是其意切切其乐融融……。  不想,时光与生命并逝,未满一年,冯牧先生已经作古,想不到这竟是先生参加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人去言在,此后每读梁衡新作,冯牧先生对梁文的评价和各种阐发又在心里勃动。  我与梁衡结识已是25年前的往事了。那时,文化大革命的一阵风雨把我从《人民日报》打落到内蒙古的边陲小镇陕坝(抗日时期,傅作义将军曾退守此地坚持抗战)。3年后又从陕坝镇去了《巴彦淖尔报》编副刊。梁衡也是在这阵风雨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即被“分配”到内蒙古临河县的一个公社劳动锻炼。  一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编发即将刊出的副刊,一位摄影记者兴奋有加地进来说,他刚从农村采访回来,在临河县某公社遇到一位刚从中国人民大学分来的大学生。他说此人多才多艺,才智过人,说着拿出一幅照片。只见在一片光秃的赤地上流着一道清水涟涟的大渠,渠水中横着的一只小船上站着一位青年,虽然衣着破旧,顶着一头隐约才见的小平头,可手势却十分优雅,正扶着一支横笛在嘴边,从他轩昂的眉宇、坚毅的面肌,我似乎听到了笛声的高扬,旋律的悠远。端详着这照片,我心里禁不住生出一股股同情、怜惜和沉重……可那个年代,人们是不敢随便发表感慨和议论的,甚至情感的流露也要尽量遏制。  “……他读过很多书,喜欢写作,我让他写了好诗寄给你,怎么样?”那摄影记者仍在兴奋中。  “当然好,我们正缺好诗稿。”我报以同样的兴奋。  果然,几天后我接到梁衡的第一首诗。字体遒劲,诗情古雅,虽写的是一首歌颂边防战士的新诗(那个年代只能歌颂工农兵),但于情韵诗风中却透出古代边塞诗中的底蕴与风骨。在文化荒芜的那个年代能够偶遇这样一首好诗的确是种享受是种陶醉,我决定把它发在文艺版的头条位置。果然,报纸出版后赢来了各方好评。诗以人生,人以诗传,对诗的评价越高,意欲结识写诗人的情结愈浓。  第二年春天,当巴彦淖尔盟全盟乌兰牧骑汇演时我以记者兼评委的身份出席了汇演。在这次汇演中我认识了梁衡,他已调临河县委宣传部,这次是带领县乌兰牧骑来参加汇演的,在他们的节目中有他写的两首歌词。他希望听到我的意见。他诚朴单纯中飞动着一种好学勤勉,谦逊热情中沉浮着一股执着的自信。自此,我们交游不断,或诗文相予,或心心交谈。后来他调到《内蒙古日报》驻巴盟记者站,不光行当相同,我们两家的居室也成了不远的街坊。  1974年春,妻所在单位分给我们两间平房,房子虽新,却无后窗,每每点起炉火烟絮满室徘徊无隙排出,我一向手拙脑笨,与梁衡谈起此事时他只轻轻一笑:“这好办,开个后窗不就好了。”下班后我刚打开屋门,梁衡已拿着一槌一凿走进来。他登上一只木凳,不到两小时已为我打开一个方方正正的后窗,且自合泥自抹墙,把个后窗抹得平平展展。天黑了,肚子也饿了,妻又正在北京,以我们那时的收入和心态是绝不会想到去馆子的。我说:“你洗手,我做饭。”他说,“你能做什么饭?小莫(妻姓莫,通称小莫)又不在,还是去我家吃吧。”没想到,进到他家,他的妻也不在。  “小宋(梁妻姓宋,通称小宋)呢?”“去呼和浩特了。”他已下了厨房。  “这……”我着实不好意思了。原以为妻不在家,吃他顿饭不过是朋友间的常事,没想到他的妻子也不在,他为我干完活又为我做饭,我岂不……“别这这这了”他已下了一锅面条。“应该承认,你的书生气太强,干家务比起来我要比你能干。”他笑望着我,“何况你是老大哥!”“这倒也是。”我得了便宜,他的一番话也使我稍感释然。当我们每人端着一大碗面条对坐“大餐”时,觉得从没吃过这么香的面。  我禁不住发问:“……梁衡,你这面里放了什么佐料?”“这面啊”他释然而笑,卖起一个小小的关子,“放了一点我们山西老家的祖传调料……”他放下那大碗,说:“跟我来。”愈益显出更多的神秘。  我们走进他家的小凉房绕到一口大缸前,他揭开缸盖,用勺子舀了一勺那淡黄色的汤举到我面前说:“就是这腌菜汤。”我们俩相对哈哈大笑。  在那疯狂变乱的年代,在我们同被打入边远小镇最底层的一群中,一点小小的喜悦也能使我们激动不已,一碗素面的调味也能使我们隽永不忘,现在想来,这其实并不是为那小小的事与食的悸动,更多的还是为严寒风雪中两颗枯索的心的互送暖流,两颗沉寂的年轻心灵对大野光天的期盼与互励。  光阴荏苒,梁衡和我的生活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先是他于1974年调回原籍太原,任《光明日报》驻山西省记者;继而,我也于1975年调到靠近北京的沧州,1978年又回到阔别12年的北京,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严冬褪尽,春花竞放。我们的路途与心野也长出一片芳草。1981年深秋,梁衡风尘仆仆从太原到北京我家。他像一把火,一把青春与知识与激情饱孕着的随时都待机而发的火。那时,我的妻子儿女刚刚去美国探亲,满室的沉寂与落寞一下子被那把火照得光辉喷溅。他谈着三中全会后山西省的种种变化,谈着他五光十色饱满丰盈的记者生涯,谈着他最近采访中发现的一位出身富农的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非人遭际,以及他经过十多年的苦争苦斗终于摸索出一套科学养猪的经验并办了一个年赢利超万元的养猪场的故事,可这故事的主角至今仍受着保守势力和唯成份论者的种种压抑……听着他的叙述,时代的激流在我心中鼓荡:这是多好的典型,这正是十年禁锢行将摧毁,改革时代喷薄欲出的讯号!我有些坐不住了,我不禁跃跃欲试:“你何不写成报告文学?这才有感染力震撼力……”他笑笑,从背包里掏出厚厚一摞稿件:“这不,已经写好了。”“你呀”我不禁从座位上跳起,我一把抢过稿件,连夜读完并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青年文学》杂志。承编辑部厚爱,我以同样的激情以《路,该这样走》为题为这篇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写了作品赏析。翌年,这部作品获《青年文学》奖。自此,梁衡的笔触正式从新闻伸展到文学。  也是由于这部作品的轰动效应,梁衡所在的《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一时间竟成了上访接待站。无论是极左思潮酿造的冤假错案,还是夫妻不和邻里争斗都纷纷来此上访,此时梁衡的妻子宋瑞芳在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任职,她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为人热情爽直善良,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每有上访,她都热情接待,烧茶做饭,送衣送物,甚至安排远道而来的上访者住宿在家。如逢梁衡外出采访,她就主动承担起接待任务,听上访者倾诉,陪他们落泪,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以帮助,这一切之余,她还要负担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人们说任何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德的女人。朋友们赞叹这种说法,更羡慕梁衡有这样一位贤淑能干的妻子。  也是为更多地解决问题,更多地从被尘封的底层中发现人材。  1983年,由梁衡发起在太原成立了“晋光人才开发公司”,“像开发矿藏那样开发人才,像搞活经济那样搞活科技”,“愿天下有才者都能为四化出力!”成了这个公司的初衷和宗旨。那时,虽然他在太原我在北京,但每年他来《光明日报》社或述职或开会我们总能大侃一通。当时,是从他那儿我才知道还可以办人才开发公司,也是从他那儿我才知道这是全国第一家人才公司。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经过梁衡那支笔的宣传提携就有4名曾被打落在最基层的知识分子,荣任全国人大代表;有一大批人先解放后荣任山西省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还有更多的人才先后从被“阶级斗争”打落到底层的地狱中登临到学术科研机关。每每听着他的叙说,我都冲动不已艳羡不已,有儿次甚至说,梁衡啊梁衡,真不知道是生活发现了你,还是你创造了生活!我有一次甚至调侃地说:“我只担心有一天,我们这个文人队伍里会少了一个同类,而在官员的行列中又添了一位生力军!”果然,1984年秋,他来北京上中央党校了。报到前他来到我家,我边调侃边祝贺说:“将来当官的序曲奏响了。”他却陷入从没有过的踌躇:“……组织的意思,毕业后要么回山西任职,要么到《光明日报》社就命,看来我的记者生涯要告一段落了……”“这的确要成为你人生旅途的一大转折了。可这是曙光初露,并不是日暮浑沌,老兄何以有如此情绪呢?”“……毕竟十几年的记者生涯,还真有些……”“要是能让我选择,你说说怎么办?”“……这倒是个难题。所以让你进组织部,是因为你几年来从冤假错案中发现了大批的人才,作为组织部门,能够甘冒风险举贤选能,于国家于民族可说功莫大焉。以你的秉赋才能也堪予受命……可作为一介文化人,要是我,是宁愿放弃为官,也不肯搁笔的,何况你才华横溢,大作可期……”说到这里,不觉惶惊,无论才学无论姿情比之梁衡我都远远不及,无非我比他大几岁,人家尊我为兄,我也竟大言不惭,岂不谬哉妄哉!谬妄既已出口,只能以谐代庄。  “不不,我是诚心诚意聆听教诲,你怎么……”我们的对话似有些酸腐,可在酸腐之中两颗真诚的心又重重地撞击一起。  仕途中事难免浮沉回环,或遇有升迁贬谪,弹冠相庆者有之,嫉贤妒能者有之,献谗诬陷者亦有之。梁衡将升迁的消息一出,谗谄之风起于青萍。他一进党校学习,同时也就背起这个重负。许是他知道我于仕途中事不过是个白丁,许是他“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许是他也不过一介书生,于升迁之事一向澹然?反正在这两年中的节假日里每逢我们见面,他还是风风火火热情不衰,或谈学习中的某些心得联想,或谈党校里的趣闻逸事,或谈他目前的读书写作……每次见面都是饱饱满满大谈大侃,临了,吃碗挂面匆匆辞行。直到有一次,他终于拿给我几首小诗,其中一首曰:孤灯秋风夜半时,心激忽翻情不已。  写得新诗满纸,无人知,举头夜明星正稀。  读着他的述怀之作,我才得知他正经历着一场大波大澜,否则不会深夜难寐把笔论心,何况这心正倏尔高扬倏尔跌落。我惊愣了,久久地望着他:“……你从来充满朝气,怎么会……”他呵呵一笑:“你放心,诗者,心痕心迹而已。自己与自己谈谈心。我向来认为,人的精神寄托不可丢失,精神追求不可停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命运这架大算盘上个人只是一粒算珠,冥冥中有只大手总在拨动你;可在自己这架小算盘上,你就是手指,而时间、工作、书本、课题……都是算珠,应该由自己安排。  我拟了两句座右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在中央党校的这两年,我除了潜心学习,还写了40万字的章回体科学史小说《科学发现演义》,编完了我的散文集《夏感与秋思》,还编了一套《学文必背丛书》,也没白过吧?”说完他又朗声大笑。听着他的说话,看着他的笑容,那在内蒙边陲小镇的稚嫩与单纯已经退到岁月的后面,坐在我面前的他呈现的是更多的成熟、坚韧与丰饶。但是我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他家学渊厚,幼年父亲教他的是韩愈与司马迁,大学学的是文科,他写散文编诗词自是高手,怎么可能写出40万字的章回体科学小说呢?  神了,就在他离职深造的这两年间,这部皇皇40万字的《科学发现演义》问世了,读着他那上下两千年纵横亿万里囊括了人类智慧结晶的大书,我不禁如梦如幻扼腕叫绝:他不是科学家,竟能把人类各项科学发明的始末写得清浅娴熟如数家珍;他不是史学家,却能把历朝历代各国各洲科学家所在的历史氛围典章制度特别是那些科学与愚昧、自由创造与恣意压抑写得铁血相向灵魂毕现;自然,作为一位散文作家,我还惊异于他对我国历史演义文体的把握,在一部庞杂博大的人类科学发明史中,他竟能上下浮游左右撷采,“把貌似孤立的发现和发明按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说了一桩再说一桩,脉络分明,条理清楚,又作了必要的铺垫和适当的夸张”(叶至善序该书语)。在他的笔下,不光人类的智慧交相迸射熠熠耀目,那一位位科学大家的灵魂姿彩苦搏苦斗及至命运的磨难与飞升,都史诗般地映现在我们眼前。我不知道两年学习中他读了多少书,翻了多少资料……“文以载道”,这岂不是他的心志追求,岂不是他的心路历程!在我的眼前,梁衡这条清丽欢欣的小溪已经流成了波鼓浪涌沧桑无限的大河。  盘旋梁衡头上的迷雾终于廓清,种种诋毁诽谤化为乌有,阴错阳差,他既没回山西任职,也没再回《光明日报》社上任,却出人意料地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去任职,他走上仕途。或许是我为人愚腐,或许是自以为操守“清高”,原先的诗友文友一下子上升为官,总觉得心里无形地拉开了距离,既怕过多往还耽误他的工作,又怕招来攀附之嫌。这一切他似全不以为然,还是有空即打个电话,间隔一段即小餐大侃一番。多年的记者生涯,对于报纸他自不生疏。可是从当记者到管报纸,从为一家报社采新闻写新闻到管理全国的报纸,无论思维方式、学问视野还是工作力度,都要来个大转换大飞跃。于此他从未多谈过。可从他几年后的理论文章、工作报告和所从事的写作,却可看出他是如何用心用力,如何成功地将业务实践、科学理论与手中那支美妙的笔结合得天衣无缝。他是那种靠思想靠才气工作的高层官员。  年初,梁衡同其他领导一起接受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召见,谈到目前出书太多太滥。过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即紧盯住他要一篇评论,没想到,这么一个枯燥的工作命题几天后见报的竟是一篇叙论有致、情理俱佳的《过秦论》式的美文。文章题为《书籍是知识的种籽》。先言有客赠一巨书,重15斤,无法拜读,在茶几上压了8个月只好请走。然后列举《史记》、《资本论》、《出师表》等,渐渐迭发宏论,指出:“再大的书也只能把精髓集中于一点,就像关公的大刀再重,刀刃也是薄薄一线,张飞的蛇矛再长,矛锋也是尖尖一点。精髓不存,大书无魂;精髓所在,片言万代……凑字数出书,如播种莠谷,看似一片茂盛,秋天却颗粒不收。”(《人民日报》1995年2月20日)看到这里,我这个编了20年书写了10几年书的圈内人也不由得拍案叫绝,立即抓起电话向他祝贺;想不到在我的电话之前,组稿编辑刚刚放下电话,说报社上下反响不错,庆幸抓到一篇好文章。梁衡在1995年8月5日《文汇报》上所发的理论长文《继承与超越》中,纵谈跨世纪人才的培养,又是将一个艰涩的哲学命题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万字美文,多方转载,反响强烈。他写道:“继承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继承以往的知识。每一个时代的继承都表现为知识的继承。”“知识贫乏的人是接不了班的……这种人心大眼小,看什么都好,给什么都要,抓住什么都不放。这种人接班,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像山大王坐了天下,不生丐心,便生野心。因为他们没有知识的滋润,外不修业,不能审时度势;内不修身,无自知之明。”接着他谈道,继承必须做到自我超越和理论上的超越。他把自己几年中领导报纸的实践总结为理论说,“比如新闻出版物,这些敏感的精神产品的管理,依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大批判的武器;按照计划经济的作法,它就是公款支付的宣传品;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下它才可能全面显示出政治、信息、文化和商品各个侧面的属性。”这里,他不光总结了新闻出版物在社会发展三阶段中的三种性质,而且总结提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新闻四属性,这是梁衡的发现梁衡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他还撰写出版了《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等“新闻三部曲”。难怪他的理论文章一经面世即各方转载,难怪他的报告总结讲完之后即成文章被广为研究,也难怪他分管的报纸管理不断走向有序,他的官阶也从司长升为副署长。  一次我玩笑说:“这几年中国多了一位理论家,一位官员,却少了一位散文作家……”“是吗?”他笑而不答。  我即刻感到失言。因为无论他的散文集《夏感与秋思》,还是《只求新去处》,不但奠定了他在散文界的创作地位,还同时确立了他在散文理论方面的地位。且不说他那雅洁凝炼的笔触明丽轩然的格调铸成的《晋祠》如何从我国的建筑美流溢出的人文美,且不说他以雄浑飘逸的笔法烘托了的《泰山——人向天的倾诉》,且不说他那史意幽幽哲思缕缕的《武侯祠———千五百年的沉思》如何隽永难忘脍炙人口,就在他出访回来后的《试着病了一回》一文中,在他通过医院急诊室的窗口写尽人间百态世情种种之余,竟然惆怅有加病中思友,他笔锋一转就转到我的头上,“那个告我欧洲感冒可怕的李兄,就正在与医院一街相连的出版社里,这时正埋头看稿子。文革中我们曾一同下放塞外,大漠著文,河边论诗。本来我们还约好回国后,有一次塞外旧友的兰亭之会。他哪能想到我现时正被困沙滩,绑在栓马桩上呢?”当时读着他这段文字,我曾愧悔交加喉头发堵:梁衡啊梁衡,你当时要是请小宋打个电话我不就陪你去了么,何必一个人躺在医院空发感慨!这自是朋友间的闲话,可一句话之间我就把他“开除”出散文作家之外也未免十分荒唐。自然,“开除”与“不开除”绝不在某人的一句话,作家的名份其最坚实处就是白纸黑字巨著皇皇,更坚实者是在读者和评论家的评价中,评论家何西来读完梁衡的散文集后总结了两大特点:其一他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追求者,追求新的立意、新的意象、技巧、语言和境界;其二他是一个美的发现者;他致力于发现表现对象的美,并把这美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描写美,二是意境美,三是哲理美;已故评论家冯牧说:“梁衡比较集中地实现了他的理论原则,他要求自己不断地追求美、发现美。他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对自然山川美的追求,对历史文化美的追求,对生活真谛美的追求,对中国语言文采美的追求”;散文家林非在剖析了梁衡散文的特点之后,更盛赞他的散文美学理论,说“以散文家的身份而去撰写散文理论著作,这不仅在当前的文学界,就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整部文学史上,也实在是很罕见的。”梁衡就是这样一个人,既用“力”又用“心”。用“力”,体现在他的勤奋,勤于观察勤于思考勤于写作;用“心”体现在他的博学与才气,无论从政从文都不甘止于实践,还要上升到理论,实践与理论交替,最终以理论指导实践。一次我半调侃半认真地说:“真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精力,你从小溪到大河现在已汇成大海了。”他诚惶诚恐:“这不可能。人生的知识太多,我永远是一条小溪,只不过尽心尽力,希望长流不断。”  龙四公子龙云和他的子孙们  四十余年家国,十万里路山河……  他坐在北京首都电影院的前排,忘记了时光的流逝,忘记了朝代的更迭,他似乎仍然风华正茂,他似乎正坐在昆明故里的大厅,不知有多少次他几乎伸出自己的手要牵住父亲的大手,不知有多少次他几乎脱口呼唤出“父亲——”然而,岁月悠悠,尽管眼前展现的都是他亲人故人敌人的音容笑貌爱恨曲直,但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可告慰的是,这段历史终于由作家王朝柱、导演任鹏远以《龙云与蒋介石》的片名搬上银幕,并以其客观历史的笔触还原了历史的原貌,公告于世人。  送走那些热情祝贺影片成功的人群,已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多钟了。尽管夏日的北京昼长夜短,垂垂幕色还是懒懒地爬上北京饭店5009号房间的窗棂。他实在有些累,可疲累却摆不脱亢奋的纠缠,他拉开厚重的淡粉色窗幔,临窗远眺,试图恢复一下精神,可无论高处的云飘烟绕,还是低处的车水马龙,都不能截断他的思绪,不能。“爸,我想出国留学,不知您的意思……”“噢?”云南省老主席耸动了一下眉毛,“你大学还没毕业,西南联大是当今国内最好的学府了……现在就去留学,可惜了。”“希特勒已经投降,日本人也不会很久了,我想早些出国多学点本事,将来也好为复原了的国家多做些事。”“嗯,这倒是个不错的想法”父亲眼睛亮了一下,他亮得欣慰,亮得慈祥,“那么,你想去哪个国家进哪个学校呢?”“美国的朋友们建议我进美国西点军校,陈纳德先生也愿意帮忙……”“西点军校?”父亲撩起长衫,离开松软的沙发,慢慢踱了几步,“我们家几代从军,你三个哥哥又都毕业于法国圣其尔军校,该改改了,该改改了……”他沉吟着,“什么都可以学,就是不要学军事。  而且,要留学就去欧洲,不要去美国……”转眼到了1945年5月。昆明巫家坝机场上虽然仍留着几许弹痕,但毕竟春风拂煦,一扫往日的空旷。一长串轿车徐徐停在停机坪的边旁,车门开处错落走下即将登机去苏联草签友好条约的蒋经国以及前来送行的宋子文、龙云、龙绳文和国民党政府在昆明的各方官员。  蒋经国毕恭毕敬地站在龙云面前:“龙伯伯,您,唉……您也赶来送我,真使小侄担待不起……”老主席拍拍他的肩:“经国,我们之间何必客气!看着你们年轻人已能担此大任,我是高兴啊!好,走吧走吧……”龙云携着蒋经国的手领先前行,后面宋子文叫住四公子龙绳文:“绳文”宋子文先亮出为四公子办的去美签证,接着又拿出蒋介石亲手签发的两万美金的支票,“喏,这是去美签证,这是蒋总统送你的两万美金学费”他欣喜而诡秘地笑了笑,搂住四公子溢满青春活力的双肩,“到了美国,要好好学习,以不辜负总统的一片厚望。”四公子感动而兴奋地点着头:“宋叔叔,我……”“什么都不必说,我明白你的心情”他搂着四公子朝前走去,“快把这些装起来,免得令尊大人知道了,哈……”“哈……”四公子也附和着宋子文笑起来,又怕惊动了父亲,他睃了一眼前面走着的父亲的背影,蓦地捂住张开的嘴。  第二天,老主席还是知道了蒋介石、宋子文和自己儿子合作搞成的秘密行动。对绳文的动作他是一以为喜一以为忧,喜的是儿子志向远大,以国事为己任;忧的是儿子违反了自己不以私事循私情的做人原则,他把儿子叫到身边,态度十分严肃:“你同蒋先生宋先生秘密达成的合作我都知道了。”“爸,我……”儿子有些惶悚。  “不必说了”父亲抬了抬右手,“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我就成全你吧,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我只要你保证,不进西点军校。”“好,我保证。”“那么,你打算学什么呢?”父亲点起一支雪茄,严肃的面肌舒展出几许慈蔼。  “我打算继续我的专业,学政治历史,毕业回国后去《文汇报》做记者。”父亲喷出一缕轻烟,神秘莫测地笑了,笑得使人不摸底里,半晌,他点了点头说:“做一个好记者是要有相当学识的啊!”绳文松了一口气:“爸,您还有什么吩咐?”“蒋先生给了你两万学费,这太多了。年轻人出国是为求学,不是为享受。特别是我们这样家庭的子女,更要以艰苦为乐。”“是,爸爸,我也这么想。”“那就留给你1/3,其他的分给在美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我同意,这个设想太好了!”龙绳文几乎要跳起来,但他毕竟抑住了自己,他望着年近花甲的父亲,一股依依别情油然而生:他即将出国求学,想到多变的时局,想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蒋,特别是想想不久前杨杰将军、罗隆基先生同他先后说起的老蒋可能于9月在云南发动兵变的秘闻,他不禁心情惴惴,莫知所以。从老蒋对他去美留学的态度看,的确是情笃意厚,颇有老世交间的长者之风,可老蒋毕竟最善纵横捭阖,阴晴难测,焉知他那一副笑脸背后藏着的是凛凛杀机还是脉脉友情?  公元1945年10月4日晨,华盛顿某旅馆。  一家电台又在广播:“……美联社消息:中国滇军突然叛乱,政府军愤而还击,龙云下落不明……”龙绳文捺不住造谣消息,他极快地转动着收音机的旋钮,不知是哪家电台又在广播:“……本台最新消息:滇军叛乱严重受挫,云南省主席龙云失踪……”龙绳文“啪”地一声关掉收音机,切齿痛骂道:“一派胡言,蒙蔽视听!”他坚信美国电台的胡说绝不是父亲的所为,但他相信杨将军、罗先生的提醒已经变成冷峻的现实!他担心父亲的生死成败,他忧虑一家老小的安危下落,他更悬挂云南父老的命运……一颗孤悬的心惶恐而义愤。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蒋介石赠交他的那笔学费,几乎要把它捏个粉碎,“蒋介石,你好阴险好狠毒啊!”他气愤,气愤得有些悲哀,他虽然素知蒋介石善耍权术,反复无常,但由于父亲与他的友谊,那份因之对蒋残存的景仰和尊崇还是没有彻底泯灭,没想到这个没有起码礼义起码信誉的政治骗子,像猫玩老鼠一样把父亲玩了一顿之后,就暗起杀机发动兵变,更没想到他的批准签证赠送学费也是他玩弄父亲这盘棋局中的一个棋子……他上当了,他要回国揭露这个骗局,他要与父亲共存亡!他拿起电话机,拨了旅馆内另一房间的电话:“梁先生吗?”“是我,四公子有什么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去您的房间方便吗?”“自然方便,不过,你不必动了,我这就过去……”电话刚刚放下,梁老先生就来到四公子面前,不待绳文开口,这位曾先后荣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司法部次长的梁宇皋先生就看透了他的心境:“还是为那件事?”老先生慈蔼地看着他。  “是,这里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听不得那些歪曲事实的广播,我奈不住那些浑身浸透着政治市侩气的美国记者的纠缠,我更放心不下生死未卜的父亲……我还是要回国。”他说得急切,说得气愤,说得沉重。  梁老先生埋下慈蔼的眼睑,摇摇他有些颤抖的双肩:“绳文,我明白你的心情,我更了解蒋介石的性格和权术……”他想说,正因为他对老蒋了如指掌不愿与之共事才甘愿下野做寓公,但他含蓄深沉的性格使他不愿多说这些往事,他的一切内心独白都溶在他无言的沉吟中,溶在他使人信赖使人温暖的眸子里,“请相信我,老蒋的一切用心都不过是为削减令尊大人的权利和实力,令尊的生命与健康是绝对受不到什么威胁的……我们刚到美国,回国不回国的事还是等过几天形势明朗些再议,你看……”叮铃铃……四公子刚要说话,一阵电话铃的嘶叫使他不得不拿起话筒:“……龙四公子吗?”传来一阵美腔英语。  “是我,您是……”四公子迅捷地改用英语对话。  “我是魏迪迈,听说您已经到了华盛顿,我因为做了个小手术,正住在医院里,没能去看您,很抱歉……”“谢谢,魏迪迈将军,我实在不敢当”听着这洋腔洋调中传出的伪善与虚情,他倏地想到蒋介石的丑恶嘴脸,他想象着,这两张脸是何其相似!难怪,蒋介石不过是前台表演的木偶,牵线人却隐在太平洋这边的医院里。  “喂喂,您怎么不说话?”那边急叫。  “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告诉您我打算尽快回国……”“哈……”魏迪迈大笑,话筒的震动声逼得四公子不得不把话筒从自己的耳畔拿开,“四公子真是一个孝子啊!请放心,令尊大人十分安全。还是中国那句古话,叫——啊啊,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会为你找一所最好的学校……”“我不相信,我也不再想在贵国求学!只有一个要求:你们既然接我来到美国,就应该想办法送我回去!”“别着急,四公子。我出院后就去看你,那时你就放心了,OK!”他挂断了电话。  黄昏,帕脱玛克河畔。如血的残阳把一片片白云染得娇红,蔚蓝色的浪花刹那间被戏弄得荡金飘银。河水欢唱着,蹦跳着,流向自己的归宿……  四公子龙绳文无心观景,无心忘情,甚至也无心散步,他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躲避那些讨厌的广播,讨厌的电话,讨厌的闪光灯和一切乘其不备突然而至的追踪采访。他被烦扰的神经刚刚平静了些,一位金发碧眼娉娉婷婷的小姐笑微微朝他走来,受到良好教育的四公子总不致在这么美好的环境朝一位表示友好的小姐瞪眼的,何况是在异国他乡!他也朝这位小姐闪出一缕几天来少有的微笑,不料想,闪光灯急骤一闪,他的微笑被摄入镜头。  “先生,请问您是中国的龙四公子吗?”“对不起,小姐,我无可奉告!”四公子立即大步朝自己寓居的旅馆走去,他刚刚松缓些的心境又被打乱被绷紧了。  又是一阵电话铃的嘶吼。  他拿起听筒,是蒋介石的驻美大使。大使告诉他,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专诚发来电报,要他转告龙四公子:父亲情况很好,父亲嘱咐他安心在美求学,不要受谣传蛊惑,更不要急于回国;电报还说,宋院长即将来美,届时,宋院长将把昆明事变的全部情况向他如实介绍,他听了之后会完全放心的。自然,大使先生也说了很多其它劝勉的话……  听着这个电话,四公子只得出一个结论:急于回国是不可能的了。  繁华的纽约,喧嚣的纽约,乱糟糟的纽约。这里有不少由蒋介石资助的华文报纸,它们虽然印数不大调门不高,却也撕破喉咙地吵吵嚷嚷,尽说些无中生有颠倒事实的假话,自然,在这段时间里,毁谤滇军毁谤父亲也成了它们报道的中心话题。这些疲劳轰炸使四公子有些麻木有些倦怠了。带着一身烦扰一身无奈他来到一家华人餐馆。无意间他打开一张报纸。报纸同样报道着云南兵变这个举世瞩目的头条新闻。他越看越兴奋,越看越解气,越看眼睛越亮。原来,这家报纸是以独家新闻的渠道,力排众议独辟蹊径,以全新的观点,全新的语汇,全新的新闻来源,报道了云南兵变的真相,解剖了这场事件的实质,这篇报道竟与自己所知道的背景,自己对事件的分析如出一辙!他不禁拍案自语:“原来,在美国也有这么一块净土,也有这么一家主持公道的报纸!”文章最后写道:“龙云将军安然无恙,正据守五华山与蒋总统据理力争。”悬了这么久的一颗拳拳之心这时才重重地放下来。他这才相信父亲的确很好,的确是安然无恙……“这是哪家报纸?”他感激而愧疚地翻到报头,上面赫然印着“华侨日报”四个大字!他记下了报社社址和电话号码,抛却了自己刚才点下的菜单,把一张10元面额的美钞扔在桌上,拔腿就奔街上的电话亭:“是《华侨日报》编辑部吗?”“是的,您是哪位?”“我叫龙绳文,看了你们关于云南兵变的报道后我十分感谢,我想去编辑部拜见各位,不知你们是否方便……”“不不,还是我们去拜访您……”一边热情感激,一边坦诚相待,电话两端推推让让,四公子还是不得不报出自己寓居旅馆的地址。  当晚。大都会纽约华灯初上,霓虹灯群变幻如流,《华侨日报》的两位先生敲响了四公子居室的大门。真挚的问候热情的握手一扫近日盘绕在四公子周身的阴霾。他们互道辛苦互道感激之后,两位先生介绍了他们的办报宗旨,介绍了他们对祖国政局特别是对云南兵变的看法,两位先生的造访真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荒漠中的一片绿洲,使这颗受尽戏弄,吃尽伪善,悬念父亲而不得还乡的孤独的灵魂,如久旱逢春雨,似酷夏临清风,大有天涯遇故知之感,四公子抓住他们温热的手,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1.4万元美钞的支票说:“我能想到,在这种环境中,你们能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办出这么一份敢说真话的报纸,会很艰难的,我想拿出这点钱资助报馆,不知两位是否可以赏光?”他把那只持支票的手伸给对方。  “我们谢了”对方又把那只伸出的手推还过去,“请龙先生不必担心,我们的经济情况很好。”那只持美钞支票的手停在那里,显得十分尴尬:“我……”“据我们所知,令尊大人已安然脱险,被蒋介石请到重庆任军事院长。但虽说是请……”“怕也难逃张学良将军的下场。”四公子头上急出一层冷汗。  “龙先生不必担心,既有前车之鉴,令尊和有良知的国人就都会力避重蹈覆辙的……听说,陈纳德先生也在想办法……”“噢?”四公子眼睛一亮。  “令尊大人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日本人既已投降,蒋介石又在大规模调兵遣将……看样子,一场内战是势在必行了……”“蒋介石如此丧心病狂,无非是要独霸天下!这是历史难容,人民难容的!”四公子十分激烈。  “四公子分析得十分确当……可内战要打,您的家庭又不知归向何处,我想,您最好还是留在美国,安心读书,以图报国。”“也只能如此了。”“所以您手头不能不留一点钱。”四公子持支票的手被推还过去。  不久,龙绳文先生进了威斯康森大学,且经常给《华侨日报》写些文章,成了这家报纸的特约记者。从报纸上家信中,父亲与全家人的消息不断传来。  父亲终于在陈纳德、陈香梅、缪云台及其他有识之士的协助下,挣脱了蒋介石的层层监视,于1948年12月化妆潜往香港。两年后又在周恩来先生和中共高层人士的呼唤声中前往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政府中的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实现着他为国家为人民工作的愿望,全家其他成员也各有所归。  家事平和,纷扰渐释,四公子本可以安心求学,驰骋青春了。  可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发迹的美国头脑发胀,进入了麦卡锡时代。他们对外谋求侵略,对内疯狂实施种族歧视,镇压黑人和工人运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渗入到每一个角落……这样的社会氛围与政治氛围使四公子想到正在沉醉于打内战的蒋介石,他们的面孔、性格何其相似!他不能沉默,他不能不揭露这个黑暗的时代!一天课后,四公子叫来了他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当时正在美国学经济、后任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郑伊雍,当时正在美国攻读文学社会学、后任中国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赵一鹤和另外一位同学:“……我们应该表明我们的态度——坚决反对美国的现行外交政策!”“要揭露麦卡锡主义的黑暗,要呼吁社会呼吁黑人制止美国的新法西斯主义!”“我们也应该介绍国内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丧心病狂发动内战破坏统一的行为……”“可不可以办张报纸?”“对,这个想法太好了!……可是,我们没那么多钱……”“没关系,我们四个人办报,油印!”一张张年轻炽热的脸庞,一双双青春闪亮的眼睛,在威斯康森大学宁静的校园里,四颗中国青年的心在燃烧……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由这4位中国留美学生办起的第一张油印小报《通讯周刊》散发着油墨的芬香,传遍了校园内外!它们居然颇得好评!它们居然招来订户!它们居然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4位青年再次聚首。他们决定分头募款改为铅印。他们细密分工,一方面搜集新闻撰写评论,一方面扩大印数扩大影响……  报纸改为铅印!报纸扩大了印数!美国的300多家大学都有订户;美国的教堂、教会机关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和在美华人纷纷订阅;美国的政府机关也居然订了7份,一时间,这家由4名中国留美学生用业余时间采编发的《通讯周刊》竟发行近千份!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看到了这份报纸,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喜欢这份报纸,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读到了这份报纸,他们纷纷拜访四公子龙绳文,热情的鼓励、坦诚的交谈、中肯的建议使他们心心相印,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这友情绵延了十几年。  青年男子谁个不钟情,青年女子谁个不怀春!不管四公子有意还是无意,正值恋爱年华的他还是博得了一位小姐的青睐。那姑娘尽管很难得与之两相独处,但还是对他魂牵梦绕。爱是排他的,这位小姐多么希望与之耳鬓厮磨,乘上有爱无他的独立小舟,在情海里徜徉在爱河中相拥……可不知是情丝木讷,还是过份自我,事业型的四公子似乎从没意识到她是个女子,更没想到他跟她需要单独相处说说情话,他全部身心几乎都被学习、工作、采访新闻、编发报纸占有了,偶得余暇,也是与众同学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议论时政与闲谈……姑娘失落了,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终归没待爆发就自行抑制平静下来。她悄悄地恋恋地从他身边走开了,他从此也再没相恋,直至今天。  公元1948年,冯玉祥将军归国。行前,他把四公子叫到自己的在美寓所,把自己在华盛顿创办的北宫饭店交四公子经营,同时把一幅将军亲作的墨竹赠给绳文,画作题款是“工农大众之兵势如破竹”,绳文郑重接过将军的赠品,把它永远地挂在北宫饭店的大厅里。  …:二岁月悠悠,时光荏苒,龙绳文先生已人届中年。人生的路往往阴错阳差,绳文先生学的是政治历史,却既未能如其初衷归国做《文汇报》记者,也没能在自己专业的原野里耕耘著述,他忠实地经营着北宫饭店,他创办了自己的中美贸易进出口公司,在纽约,他还经营房地产。  1968年,中美关系尚未解冻,美苏在10年前制造的震惊世界的古巴事件却已化解。一天早晨,龙绳文先生家里的电话在笃笃笃地响,他拿起听筒。那边传来的是一阵陌生的ABC电视台记者的声音:“……我想请您允许我一会儿去贵饭店摄像。”“请问,您要摄什么像?”龙绳文先生十分诧异。“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反正政府通知说一会儿要去北宫饭店开记者招待会。”“……好吧,我允许。”龙先生迟疑了一会儿,允诺了。  20分钟后,一群群记者来到北宫饭店。  几年不见的美国前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斯盖利先生走到龙先生面前,他们握手问候之后,他即走上讲台:“……按照10年前我与已故总统肯尼迪先生订下的承诺,在他死后的一定时间我就可以宣布他在任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始末了。今天,我将宣布10年前古巴危机事件的酿成和化险为夷的始末……”其实,10年前,古巴事件爆发不久,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选中了这座北宫饭店,肯尼迪的特使与赫鲁晓夫的代表间三次秘密接触就有两次在这里进行,北宫是美苏在古巴剑拔弩张、必欲以火箭导弹相见而后快,到双方讨价还价终于化险为夷这一重大国际事件的第一见证人。龙绳文先生现在始知,当年,美国总统的监听器就日夜装在他的饭店大厅里。于是,政治嗅觉敏锐的各国驻美记者始终盯着北宫饭店,饭店老板龙绳文也就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他本来只想做一个普通商人,可政治漩涡却总朝他扑来。  70年代初,美国当局处心积虑挑起了钓鱼岛事件。由于那段可悲可耻的历史原因,几十年来孤悬太平洋的那块可爱又可怜的中国国土依据某个国际条约责成美国托管,祖国并没有忘记它,遍居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每念及此,无不心情灼灼。可是突然一天,美国当局既不与主权国协商,也不向任何国际组织申明,竟与日本当局秘密达成交易,宣布于×年×月把钓鱼岛交还日本!这就是说,中国的一块领土将由美国奉送日本,中国的岛屿也将由两个不相干的别的国家送来送去当作别人的礼物!这强盗的面孔霸主的恣肆,深深触怒了龙的子孙!于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主权国发表严正声明,台湾当局也提出种种抗议,民族的义愤,受辱的呼喊席卷海内外华人的心,龙绳文先生、杨振宁博士匆匆赶到李振翩教授的住宅。一个是德高望重、学冠中西的医学教授,一个是名震遐迩、诺贝尔奖获取者的理论物理学博士,一个是驰骋商界却始终不忘祖国不忘民族尊严因而在政界漩涡中卷来卷去的社会名流,他们虽然职业不同发不同青,一颗同样鲜红同样炽热的民族心早已把彼此结为肝胆相照的挚友,如今,为了民族的权益祖国的荣辱,他们正激昂慷慨,准备挽钓鱼岛之灾难于足下:“……我们应该表达在美华人之义愤!”“我们要把旅美华侨组织起来!”“这都是应该做的。但当务之急是行动,行动!要唤醒旅美华人的爱国心,要动员舆论,表达民意!”讨论进入到具体步骤:“……我的家庭背景人人皆知,我愿意公开出面,串联在美侨众……”龙绳文先生意气方刚,请求出战。  “四公子年富力强,在全美侨界又素来结交甚广,我看当今的张仪是非你莫属了……”李教授年近古稀,又素有搞爱国运动的经验,他的话最有说服力,杨博士也频频额首。  四公子龙绳文于是披挂上阵文武兼行:他首先与一友人合作,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信中历数美国政府搅扰美中关系致使混乱持续多年的罪证,继而又痛斥美国当局既不征求中国意见,也不与中国当局打招呼,就擅自要把中国的钓鱼岛奉送日本的行为……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后,美国侨界义愤填膺,纷纷派代表往访龙绳文。美国华人的知识界起来了,商界手工业界和劳工们起来了,美国几所知名大学的华人学生更是意气风发,捐款募款筹集资金,接着又在《纽约时报》发出了第二篇文告……龙绳文先生开始了穿梭旅行各方串联,从华盛顿到纽约到旧金山到洛杉矶,在北美大陆上他东西驰骋,南北奔忙,所到之处当地侨领和各界华侨都热情欢迎热情咨询,这一份份热情表达着普通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意和正义心声,华侨们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捐款和募捐的大潮。要求组织全美华人协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龙绳文先生成了凝聚四方的轴心。在龙先生的日程表上本没有去夏威夷群岛的安排,但那边的侨领和众华侨也纷纷来电邀请往访。龙先生哪能违逆众望?他终于又飞向夏威夷……这一连串的往访演说花去了他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耗去他十几万美元的资金!遵照全美各地华侨民众的意愿,回到华盛顿后他立即与李振翩、杨振宁两先生商议建立全美华人协会事宜,经选举,李振翩先生为协会会长,龙绳文先生为副会长兼总干事。华侨有了自己的组织,其行动的条理性号召力更加清晰更加有力,于是他们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旅美华人抗议大游行。那天,来自全美各地的华人队伍多达4000余人!《华盛顿邮报》惊呼旅美华人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一位曾在北宫饭店打过工的华裔青年学生、现为《纽约时报》的华裔记者秦聪与龙绳文先生晤谈后,详细报道了钓鱼岛事件的始末以及旅美华人游行浩大的声势,盛赞了不可辱的民族义愤和民族感情……文章在《纽约时报》登载后,民众震惊舆论哗然,美国当局也不得不收敛了嚣张的气焰。自此,全美华人协会的声望更响遍世界。  北京饭店5009号房间里依然是人来客往笑语如珠。人们在祝贺着影片《龙云与蒋介石》公演成功,祝贺着这桩沉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公案终于在银幕上栩栩如生地得以再现得以还原公之于世。可能是耿耿于心几十年的公案终于面诸于世的兴奋?可能是久居海外忽生还乡的亲情?这位年过六旬略显清瘦的龙绳文先生总是满面春风,对于人们的致意与询问总给以深沉恰切发人情思的回答。  “请间,你看了《龙云与蒋介石》这部影片后有什么感想?”问话的是一位北京中央某报社的记者小姐。“我觉得这部影片非常好,非常真实。我说影片成功,这意义不仅在于奇梦石先生扮演的家父的形象惟妙惟肖,更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形象。试想,一部以蒋介石和家父这样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人公的影片能拍得这么好,并且能在大陆公演,这不是充分说明了我们时代的成熟,大陆政治的成熟吗?”龙绳文先生答。  “我觉得令尊大人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非常准确,他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悲剧人物。不过我想,父亲既然投身到国家的事业中去并成了一位领导人,那么,他一面曾有过很大权势,一面也就该担得起可能发生的任何历史的政治的后果,他不曾怨天忧人,我也不。”“您说得非常好,很有历史观念。您既然一直学历史,又这么了解我国的近现代史,您想过要写些历史比如说近现代史方面的东西吗?”“时过境迁了,现在,我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还是做我的小生意吧,哈……”“您的弟兄姐妹和子侄们呢,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都是些普通平实的人。还是家父那句话:世界上多些普通平实的人,要比多些官僚政客强得多。”“听说,您曾为中美电影交流做过很多工作?”“那都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办的。我曾先后把美国的《虎虎虎》、《音乐之声》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一些影片输往中国,也曾把《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林则徐》等中国影片介绍到美国,影片《林则徐》曾在纽约连续放映了17个星期,场场爆满。对经我手介绍的中国影片我都做了详细校订,标了英文字幕,写了故事说明,也为此花了些钱。”“您为中美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可惜海内人士知者不多。”“不必让人们知道,这是我愿意去做也是我该做的。”“听说,您也为中美建交做了一些工作。”“这工作是政府做的。不过,做为一个海外华人我深深感到,中美一日不建交,在美华人的权益就一日不得保障,所以,我是愿意为此做些贡献的。我想不独是我,凡是在美的稍有爱国心的华人都愿意这样做,因为强大的祖国才是海外华人最有力最可靠的依傍。”北京的夜,灯光烁烁星光烁烁,不知是灯河在向星河延伸,还是星河在向灯河回流……纽约此时该是霞光缕缕万物骚动了,可在龙绳文先生的意识里始终没有横亘两地的太平洋,始终没有十几小时的时差,他身在纽约,心却始终与北京紧紧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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