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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我编选了自己的第一本评论集《小说艺术探胜》书出版时,我很惶悚:据说评论是没有什么人读的。后来,陆续地接到了一些热诚坦率的读者来信;他们除了和我一起探讨文学评论的问题之外,又觉得从我那本稚拙的习作里感受到了“一颗温暖跳动的心”。这些来自热心的普通读者的鼓励和批评,足以令我感动以至感奋。的确,如果在当时我还有什么称得起是“追求”的追求的话,我追求赤诚和热情,追求犀利和明快,追求“修辞立其诚”,尽量贴近读者的心灵,热衷于立足“个别”,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美学评价,来捕捉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其实,我的心何尝不是被许多作品里刚劲的和善良的、顽强的和脆弱的灵魂所温暖着、激动着呢?我这个六十年代中期从大西北踏进北京,怀抱着理想和冲动的大学生,何尝不是象许多同龄人一样在经历了坎坎坷坷之后,有满腔激情需要抒发呢?当然,“追求!”“实际”常常是两回事。然而,我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鼓励——没有比自己的微薄社会劳动为社会所乐于接受更让人欣慰的了。于是,在假日里,在深夜里,我仍坚持当代文学评论的写作,又陆续写了一些“近距离”的评论文字。这些文章大都带着匆忙的痕迹。虽然这些文件并不具备久远的学术价值,但它伴随文学创作一道前进,也许有存在的必要。  去年底,《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编委会的同志嘱我编一本“评论选”,加入“丛书”;他们的意图自然是为了“扩大文学评论队伍”的需要。这套“丛书”恰好又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此,我颇为踌躇:我只出过一本书,所谓“选”无从谈起,我的情况还不能与列名“丛书”的其他师兄们相比;何况未来的日子还长,既然力不从心,不如悄然引退。我的心情得到了“丛书”编委会冯牧等同志的谅解,我深为感谢。在出版社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下,我索性将近两年的评论新作三十四篇另编一集,以《文学的青春》名之。这便是本书的由来。它是我追逐着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文学浪潮所留下的浅浅的足迹。写于一九八四年的文章只收了一篇,就赴《注意力转移之后》一文。  对于我的弱点,对于当代文学评论面临的严重“挑战”,我不是没有深刻感触的。只是我经常喜欢用“评论的迫切性”、“编辑工作太忙了”之类的理由掩饰自己的无能,推诿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这是弱者的逻辑。这是尚未把文学评论看作是人民的事业和严肃的人文科学的敷衍之词。那么,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应该打破“依赖性”,改变评论的附庸地位,使之自强和自立,进入相对的“自由状态”。我们应该从多年来形成的政治评论和社会评论的“茧壳”和“方框”里解脱出来,向着真正美学的和历史的评论努力。这里又包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宏观”和“微观”评论的问题。使我惭怍的是,我也不时写一点“概评”式的文章,可是这与众所忻慕的气魄恢宏的“概观”名篇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那应该是包含着诸多深邃见解的带有体系性的文章。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可说已经提供了充足的形象材料,进行系统的宏观研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当然,对“微观”文章也无须鄙薄;它作为础石或者更具有群众性。其次,我想到,也许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趋势,要求着文学评论的综合研究:多种学科向文学渗透,文学又向着多种学科汲取养料,单一化的文学评论逐渐没有能力解释具有“杂色”的文学现象了。最后才是评论要有评论魅力的问题,要有新的概括、新的语汇、新的文体。我觉得,评论工作者们不妨有所分工。时间有限的书评家们,应该成为敏锐的“信息栽体”,及时提供新动势和新见解;时间相对充裕的研究者们,则应以深湛的理论分析和体系性的绵密阐述,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大家不必各以所长,轻彼所短,而是互相渗透,长枪与短剑并用,造成当代文学评论的强大阵容。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让理论迈开双腿,走进人民群众中去,庶几可以获得它的生命活力和不竭源泉。这些设想和期望我差不多全没做到,但我愿说出这点小小的觉醒与评论同行们共勉。  当代文学评论没有理由悲观。这六、七年来,文学新人梯队的层层奋起,文学创作的峥嵘繁盛,其中文学评论的潜在催动力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就象创作随时都有个“怎么办”的问题一样,评论仿佛也进入了它的苦闷——新生期,在汹涌的新的文学浪潮面前,我感到了犹豫和彷徨,却还不是颤栗和畏缩。一位评论界的友人说,评论之道需要长途跋涉,让我也加入这跋涉者的行列吧。  青春是美丽的,在这个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青春时代里,我愿用自己笨拙的笔,更多地评论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的作品,更热情地赞美青春的文学和文学的青春。  以上就是此时此刻我想说的一些心里话。  作者  一九八四年八月记于京郊麦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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