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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忘掉那样的黄昏,我牵着姐姐的手,跟着母亲匆匆走上长乐坪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路艰辛又漫长,我们必须夹紧胳膊,缩着脑袋,躲躲闪闪,沿途绕过十几个裸露在外的水槽,三十多根晾衣杆,以及无数搁着砂锅的蜂窝煤炉子,架着搓板的洗衣盆,积满水垢的铝炊壶,反扣在墙上的穿洞的铁锅。路的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窄小木门,母亲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生锈的圆门环,轻叩三下,门嗄地一声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黑暗,以及扑面而来的类似腌咸菜的味道。进门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仅剩一线的天空,突然有种感觉,长乐坪像一颗巨大的毛板栗,我们三个像三条喜爱甜食的小虫子,正在一点一点朝里面钻。那个苍老的声音照例在黑暗中咳嗽了一下,在我听来,那正是长乐坪这颗毛板栗最最深处的声音。  请注意我刚才的说法,一路上,是我牵着姐姐,而不是姐姐牵着我。  这正是母亲在黄昏时刻,拖着两个女儿匆匆外出的原因。这一年我七岁,姐姐大我一岁,正在上二年级,可有人说,她看上去更应该去幼儿园。姐姐有着洋娃娃一样的面孔,五岁以前,人见人爱,五岁以后,再也不肯长一厘米,母亲眼睁睁看着我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姐姐,径直向上窜去,脸上一天比一天焦急,她不再带姐姐出去散步了,她不喜欢听人夸她大女儿“玲珑可爱”,也不喜欢“娇小”这个词,除了黄昏时分那扇老式木门,她不带姐姐去任何地方。  母亲不相信医院,因为那个带眼镜的胖医生总是一脸不耐烦。“遗传变异,听说过么?概率,听说过么?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物理治疗。”  母亲也不相信物理治疗,一位热爱双杠的体育老师告诉她,所有的田径运动都可以让人身材颀长,她平视着体育老师的眼睛,心想,他本人却是个头大肩宽的小矮墩。  母亲宁肯相信那扇隐藏在长乐坪深处的带圆环的木门,她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带回一瓶瓶神秘的清水,逼着姐姐当她的面喝下去。她想起那个胖医生,模仿起他的语调来。“精神变物质,听说过么?”  然而姐姐很满意自己的身高。“排队时从来没人跟我争第一名。”姐姐喜欢站在第一名的位置,课间操,跳舞,开会,课外活动时拿着小铲子去除草,她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她知道奔跑比行走更能吸引人的目光,何况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必须奔跑,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学淹没,更何况老师们很可能就悄悄站在玻璃窗后面,走廊的阴影下面,楼道的拐弯处,她喜欢有老师看她,即便不是她的任课老师,她也希望他们认识她,喜欢她。从学校大门到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绿树成荫的公共甬道,一条是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除非是送交作业,或者有问题需要向老师陈述,学生很少去走那条教师走廊,只有姐姐例外,上学放学,她无论如何要拐个小弯,装出走错路的胆怯样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吐着舌头走完整条走廊,再用几个欢快的蹦跳,结束这场模拟的冒险。  我从教室出来,径直穿过甬道,在大门口气鼓鼓地等她,她朝我飞奔过来,短裙像花伞一样撑开。  裙子是姐姐特有的。母亲爱美成癖,她不想看到姐姐平庸的短腿套着更加平庸的长裤,正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胸部平坦的缺陷一样,她给姐姐设计了一系列上身短小腰部打褶的短裙,无论春秋冬夏,她让姐姐穿着同一款式的裙子。山地寒湿,母亲就给姐姐准备了一双又一双颜色鲜艳的御寒长袜,袜口缝着松紧,外侧织进可爱图案。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她把姐姐从一个平庸的典型,提拔到无人可及的高度,姐姐穿着那些裙子,配上小靴,奔跑在校园里,如同一个公主,在自家花园里扑捉蝴蝶。与之相比,我这个发育起来按部就班的妹妹,看上去却像她身边老实憨厚的粗使丫头。  也许因为她的身高,也许因为她的可爱面孔,姐姐成为长乐坪最最著名的小女孩,她的头像被放大了,挂在长乐坪照相馆的橱窗,她的四寸小照被孕妇们拿去贴在床头,她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不用打扮,原样登台,就把画着大红脸蛋黑虫子眉毛的同学们比下去。有人向母亲建议,不妨带着姐姐去一趟北京,每天在儿童艺术剧院门口走上几个来回,走上一百天,不怕她不被童星探子发现。  这个建议让母亲很愤怒,她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好意,以为人家在咒她女儿永远是个小矮子。事隔多年,当她因为一些事沉浸到坏情绪里,不无惋惜地说:“也许那时候真的应该带你去北京。”对于长乐坪来说,北京像天堂一样遥远而美丽,充满了温和而幸运的事物。  据说姐姐的身高一度影响了父母的感情,那时我们都还小,以为父母就像房子和马路一样坚固耐用。我依稀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我和姐姐挤在母亲的大床上,挤在母亲的左右两腋。母亲望着蚊帐顶说:“过了四十岁,男人就是多余的。”后来父亲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果真有点多余,母亲在饭桌上摆放碗筷,再把姐姐那张加高了不少的进餐椅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拖出来,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父亲那份搞忘了。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身体和器官,只有硬件,其他一切,诸如性格脾气和命运之类的软件,都是在硬件上发展起来的,可是,等一等,我又要否定自己了,既然这些软件是从硬件上发展来的,而硬件又是天生的,这不等于说,人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么?人活一辈子,就是要验证那个密封到死才打开的答案么?这么说来,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命运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类似于把手背在背后,让你猜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游戏。  姐姐的软件像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大致轮廓正在那套洋娃娃一样的硬件上形成。  我猜她有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是她的姐姐,而她是需要我照顾的妹妹,也就是说,在这个四口之家,她应该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珍爱。她经常把《安徒生童话》翻开到“豌豆公主”那一页,她曾经向母亲要过一颗豌豆,我猜她把那颗豌豆悄悄塞到了棉被底下,很明显,别说隔着二十床棉被,仅仅隔了二床棉被,她的身体就感觉不到那颗豌豆了,否则她会嚷得尽人皆知。当然,这只是她内心深处无人知道的狂想,表面上,她并没有公主梦,虽然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除了跨上一层台阶,亲自爬到母亲为她特设的就餐椅这件事,其他事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她个人的,她一概不予理睬。  她清早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喊我的名字,她需要我给她取出当天要穿的衣服,衣柜里有许多格子,最下面一格挂着裤子,有时也有短一些的上衣,第二格才是她的衣服,可她够不着,除非站在一张小凳子上。她刚刚起床,不乐意马上就去搬小凳子。  她把梳子递给母亲,她永远梳那种蜈蚣辫,那是母亲给她设计的发型,从头顶开始,顺着发际线,不断挑起发股往后编进麻花辫里,两股麻花辫汇合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麻花辫的装饰,母亲似乎不喜欢看到光裸的辫子,她一定要在辫缝里插进一些花样,有着彩色圆点的瓢虫状夹子,细巧如星的花朵,光亮如水晶的丝带。编一头这样的发辫,即使是母亲这样的熟练工,至少也要二十分钟。  她吃饭,最好吃成本最贵的菜总是摆在靠近她下巴的地方,偶有疏忽,她没吃几口就一声不吭从专座上溜下来,谁劝都没有用。  她没有目的地大喊一声“我要洗澡”,就像电话来了总有人去接一样,不管是谁,谁最先听到谁就默默地走过去,拿下淋浴喷头,架在她够得着的地方,睡衣放在盖着塑料布的篮子里。  还在秋天,母亲就开始酝酿去一趟山外,采购最最纯正的丝棉,姐姐个头娇小,普通棉衣会把她穿成大棉球,丝棉又轻又薄,又保暖,只是比棉花要贵出许多,不过,仅仅只给姐姐做一身的话,我们家还是可以承受的。  姐姐唯一的优点是把上学看得比天还大。她感冒,需要去医院输液,上课前二十分钟,她要求拔掉针头,母亲反对,她拿起盐水瓶就往墙上砸,母亲只得依了她。外婆过世,全家奔丧,我替她请了一天假,她冷笑一声,第二天照常背起书包,在门口和我们三个人分道扬镳,母亲只得强忍悲痛,安排父亲留下来照顾她。  到了四年级,姐姐想竞选班干部。我说:“你算了吧,至少别人跑起来比你快,站起来比你看得远。”  姐姐一点都不示弱:“是当班干部,又不是比体能。”她思考片刻,痛下决心。“别看我个子小,我在同学中有号召力,这是老师说的。”  我还是无法想象小蜜蜂似的姐姐,能在那群哥哥姐姐似的同学中当好班干部,我担心她会惹下笑柄,让我跟着难堪,就轻蔑地说:“不当班干部又不会死。”  “是不会死,但会被人忘记。”  她精心准备了一篇竞选演说,她的目标是文艺委员,因为很久以前,一个客人曾经夸她嗓音漂亮,她便牢牢记住了。在我看来,她的竞选毫无希望,不光是她的身高有问题,她的演说稿也有问题,她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简直是想入非非,她甚至许下这样的诺言:如果她能当上文艺委员,她将组建一支班级合唱团,带着同学们每天练唱,她要让这个合唱团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要让它的歌声蜚声海内外。我偷看过她的演说稿,千真万确,最后一句话的确是这样的,尽管这句话选自别人的文章。据说,当她在讲台上念到这句话时,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笑了起来,她也笑了,她想,她的演说打动了他们,她的文艺委员十拿九稳了,最后的结果却是,她输给了另一个女生,一个非常朴素的大眼睛女生。她回到家,高高地坐在特制餐椅上,攻击别人,泪痕未干,又淌下新的泪水,但不妨碍她拿起饭勺。“脑后扎个刷锅把子,暗淡无光,一点都没有文艺委员的气质。”  也许是为了照顾情绪,老师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职务:班务助理。这在全校都是个创举,说到底,班务助理就是班主任老师的小耳目,诸如同学当中有什么可疑迹象,替老师跑跑腿。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老师跑了一趟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一块手绢,就像包袱雨伞我那个著名笑话里的和尚,“白底蓝花”四个关键字,姐姐是一路不停地念叨着跑过去的,那是暑假前的最后几天,太阳把光秃秃的街道烤得冒烟,姐姐终于把手绢和多余的零钱交到老师手里时,脸上淌下的汗珠子已经浸湿了她的小小衣襟。  班务助理这个职务,让姐姐越来越爱“多管闲事”。有段时间,学校从某个地方接到某种指示,开始检查起学生的个人卫生状况来,每周一上午十点,做完课间操,全校在操场上整队集合,挨个挨个接受检查,衣服鞋袜之外,还要检查指甲长短是否合乎要求,指甲缝里是否藏有污垢,脖子是否搓洗干净,是否每天刷牙,头发丛里是否有皮屑,是否生了虮子。因为是预先有通知的检查,所以从来没人被查出过问题,直到有一天,姐姐抢在课间操之前去了一趟教师办公室。  照例是集合,宣讲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卫生与健康的关系,然后由班主任对各班进行检查,当检查到一个男生时,班主任突然改变了检查部位,径直去看他的耳后。姐姐站在第一排,此时早已背对着主席台,不错眼珠地望着班主任,她注意到,班主任皱了一下眉,又查看了另一边耳后,眉头皱得更深了。男生被班主任从队伍中拽了出来,站到大家面前,他有一头少见的又黄又软的头发,类似于金黄小猫,原本白得像布一样皮肤,此时血红一片,连耳朵都是红的。在班主任的指点下,全校师生都看见了他耳后的耻辱,一边一块揉搓不掉的乌云一样的东西,用班主任的话说,“那里是一片干旱的沙漠,至少一年没沾过水。”这句俏皮话引来一阵轰笑,班主任一得意,又说了另一句俏皮话:“相信你身上这样的沙漠还有不少。”遗憾的是,班主任并没打算去解开他的衣服,也许她觉得时间不够了,因为马上要上第三节课了。  人潮散开,向教室涌去,姐姐略一回头,黄头发男生还在原地逆流而站,奔跑的学生不时撞到他,他低着头,东倒西歪,但他顽强地保持自己的姿势,不让自己倒伏在地。第三节课上到一半,姐姐突然向老师请假,去了趟操场,那里空无一人,她拔腿就往教师办公室跑。班主任很快就出来了,她朝操场方向瞄了一眼,带着姐姐一起去了传达室,值班老头证实,黄头发男生出去了。  第二天,那个叫李安生的黄头发男生没来学校上课,第三天也没有。  一些消息慢慢传到学校来,李安生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父亲在煤矿工作,据说是在井下操作的那种人,这些消息似乎给李安生耳后那两片乌云的存在找到了理由,好几个男生向姐姐投来异样的目光,姐姐告密的事不知怎么竟泄露出去了,我怀疑是姐姐自己不小心说出去的,“我最先发现了李安生耳后的秘密。”这种话她是说得出来的,她不喜欢隐瞒自己的成绩和优点,正如她从没想过如何掩饰自己的身高一样。  李安生的失学让姐姐不自在了一阵,但她马上让自己从隐隐约约的不安中解脱出来。“都四年级了,还不会洗脸么?班上没有一个人还要母亲给自己洗脸。”她的话很有道理,别说洗脸,很多人已经开始洗衣服了。  第四天,李安生来了,他没带书包,径直走到姐姐面前,他仰起下巴,眼皮朝下,板着脸要她跟他出去一趟。姐姐拼命咬住发抖的嘴唇,问他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肯在教室里当着大家的面说。李安生的眼珠子在睫毛间闪出一线亮光。“你真的要我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不后悔?”姐姐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的声音告诉她,他不怀好意,才三天不见,李安生就不是原来那个闷不吭声的李安生了,他像一个在森林里失踪多日的人,身上凭添了一股林莽间的野气。姐姐还在犹豫,李安生伸出一只手,卡住姐姐的小肩膀,不由分说,把姐姐推了出去。  下面这段对话是姐姐回家后哭着告诉我的。  “我是长嘎子(长乐坪方言:人身上的积垢)了,我喜欢长嘎子,又没长在你身上,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凭什么多管闲事?”  “如果我不是班务助理,我当然可以装着没看到。换了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狗屁,我才不会像你一样去当哈巴狗,去拍老师的马屁,别废话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长没长嘎子,跟你到底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去打小报告?”  “我已经说了,我是班务助理,我有我的职责。”  “狗屁职责!那么多人喊你矮子,喊你小丁壳,喊你小虼蚤,我一次都没有喊过,你反倒要算计我,老实人好欺负是吧?”  “好吧,作为同学,我向你道歉,作为班务助理,我不道歉,因为我没有做错。”  “你没有做错?真是好笑!你害得我退了学,你害了我一辈子,还不是错?”  “你才好笑呢,我又没叫你退学,是你自己不来的。再说,我冤枉你了吗?难道你没长嘎子吗?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从没说过一句假话,我只说我看到的。”  “……好,那我问你,你能不能保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死,一句假话都不说?”  “岂止这辈子!到了下辈子,我还是只说我看到的。”  “要是你说了假话呢?”  “不会。”  “万一你说了呢?”  “没有万一。”  “万一有万一呢?谁也不能把话说死。”  “万一我说了假话,我把眼珠子挖出来给你。”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是的,我说了,万一我说了假话,我把自己的眼珠子给你。”  “我劝你还是收回刚才说的话,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这一点我有必要告诉你。”  “笑话,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得回来么?”  “那你记好了,我会检验你今天所说的话,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盯着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食言,不要忘记把你的眼珠子挖下来给我。”  “哼!”  姐姐走了几步,回头一看,李安生还站在原地,他冲她一笑,大声说:“别忘记你今天说的话。”  走出好远,直到看不到李安生了,姐姐才在花坛边坐下来,她感到两条小腿突然变成了别人的,她再也无法指挥它们了。  那张特制的进餐椅,跟母亲亲手设计的短裙一起,陪伴姐姐一直走到她十岁。  准确地说,是姐姐十岁生日那天。  我知道没人相信这样的奇迹,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时街上还没有蛋糕店,只有一种类似煎饼的薄薄的面包,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在货架上一摆就是几个星期。母亲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蛋糕,金黄的蛋糕底子,上面堆着雪山似的厚厚奶油,红绿两色奶油笔精心绘制出三朵玫瑰——母亲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玫瑰,长乐坪瘠薄的土壤无法种植的玫瑰,生日快乐四个字是英文的,斜斜地飞在玫瑰的上方。  这样的蛋糕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我们三个(父亲恰好不在家)静静地望着十根飘摇的生日蜡烛,谁也没有吭声。我在想,我一定要把这个蛋糕看仔细,看清楚,明天到校,才有吹牛的资本,我相信他们谁都没有吃过蛋糕。蜡烛融化,滑进奶油,母亲轻声说:“不要紧,这是可以食用的蜡烛。”母亲真了不起,什么都懂,有了她,我和姐姐才能吃上长乐坪从未出现过的生日蛋糕,姐姐才能当上长乐坪唯一一个在冬天穿裙子的女孩,并且从一个小矮人一跃而成“美丽的长乐坪小公主”,我们一个老师就是这么叫她的,她是我们的自然常识兼音乐老师,她上音乐课的时候,喜欢把姐姐叫到风琴旁边,一边弹奏一边指点姐姐给全班领唱。  蛋糕的美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母亲刚刚吃下一小块,就被单位里的人叫走了,她身上有一串重要的钥匙,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叫走。母亲一走,我和姐姐就饿狼似的扑向蛋糕,很快,桌上就只剩了几把吮得跟洗过一样的勺子。  我们是晚上七点整开始吃蛋糕的,姐姐的第一阵不适在八点半发作,肚子疼,头疼,喉咙疼,也许她疼糊涂了,她说手指也疼,还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间歇性呕吐,蛋糕和奶油的混合体像浅黄色的稀泥巴,从她嘴里倾泻而出,一阵赶一阵,远远比她吃进去的要多得多。到了十点,她呕出来的东西变成墨绿,我想去叫母亲,可姐姐拉住我不放,求我不要丢下她一个人。母亲终于回到家时,姐姐已经光有呕吐的动作,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了。见到母亲,趴在地上的姐姐猛地向上一蹿,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醒来过后还是吐,我觉得呕吐的姐姐像一种软体虫子,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往前伸,腿随之往后蹬。尽管两只手都挂着液体,医生还是诊断不出姐姐的病症,但他肯定,绝不是食物中毒。天亮之前,姐姐莫名的呕吐终于止住了,她像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小战士,蓬首垢面杂乱无章地躺着,沉进深深的睡眠。将近中午,姐姐悠悠醒来,她睁开异常清亮的眼睛,让我看看她的脚尖,她说那里很不舒服。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相信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姐姐的脚趾挤破鞋帮,像破壳而出的小鸡,活灵活现地挤了出来。往上一看,齐膝小裙子突然短了一截,大腿赫然露在外面。再往上看,原来搭在肩头的小辫子,晃悠悠地吊在耳后,她连脖子都长了一截。  母亲闻讯赶了过来,她不出声地看了姐姐一阵,猛地将姐姐从床上拉起来,她要姐姐走路给她看,走过来,走过去,她要她不停地走,不停地跑,问她这里疼不疼,那里疼不疼,让她弯腰,转身,让她跳起来,去够墙上某一点。姐姐都按她说的做了。母亲再也想不出别的考验她的花样,就盯着她看,看来看去,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好了,好了,我们正常了。”  可是母亲又错了,姐姐的正常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又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过去,姐姐的个头像一列刹不住的火车,轰隆隆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她长得实在是太快了,有时,似乎是一夜之间,她的手腕脚腕就从刚刚添制的新衣服里钻了出来,一副捉襟见肘窘迫不安的模样。姐姐很快就从一个穿短裙的小不点,变成了四肢细长的钓鱼杆。  母亲合掌祈祷:“够了够了,我可不希望她将来去打篮球。”父亲手拿铅笔和直尺,把姐姐拉到门框边,一边叹气一边划下姐姐的最新高度,不到半年,他在门框上划下的刻度密密匝匝,像另一根没有尽头的直尺。  最终不得不像几年前一样,在黄昏时分匆匆走上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路还是那条路,心情却变了,母亲新添了坏脾气,她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瞪一眼姐姐。“走快点,你就不能叫人少操点心?”姐姐低着头辩解:“长得高又不犯法。”我却在想,这才叫一成不变的生活,街道,食物,病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原来恨不得往上扯起长,现在恨不得往下拽起长,看来我的水还是有效嘛。”听到黑暗中传来这样的欢迎词,母亲羞愧地低下头。这一次,除了在昏暗中捏着鼻子喝下一杯,她没有多余的水给母亲带回家,原因是母亲以前曾经对人说,“没有效,一点效都没有,害得我白白在那里又是磕头又是烧香。”母亲没想到,她虽然腿脚不便,又终日藏在黑暗之中,却能眼观八面,耳听六方。  才十二岁,身高就已达到一米七七,母亲只齐她胸口,父亲也只勉强够到她的下巴,就连班上最高的男生,看上去也像是她的小弟弟。在鲜有外地人进来的长乐坪,在世世代代精瘦矮小的山地人中间,这样的身高绝无仅有,史无前例,而脑袋还是那么小巧,四肢还是那么纤细,远远看去,姐姐就像是五根细棍子的组合体。  人人都说她丑,丑得让人又惊诧又嫌恶,看见她走过来就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等她走过了又回头贪婪地盯着她又细又长的腿,众口一词。“女孩子怎么可以长这么高?人怎么可以长成这种样子?”  母亲又开始开动脑筋,她永远都在为她的大女儿动脑筋,至于她的小女儿,她完全不必操心,她甚至看都不必看她一眼,她就顺理成章中规中矩地成长起来了。  这一回,母亲的智力显得很不够用。她给她烫了一个短蓬蓬的爆炸头,希望大头可以压缩身高,却不知道这样的发型反而显得脖子又细又长。她给她定做了最肥的裤子,希望用宽来冲淡长,却没想到大面积的宽反而强化了长。她给她买泡泡袖的窄身上衣,没想到肩部的体积上来了,腰肢却更显柔细,简直像要折断了似的。  迅速长高的那段日子,是姐姐生命里的低潮期。当她还是个穿短裙的花蝴蝶时,她满世界飞来飞去,每到一处,都能惊起一片诧异的目光,小小胸腔里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现在,往日的繁荣和生机早已不再,姐姐穿着肥肥大大毫无个性的长衣长裤,活像一根豆芽菜套进了罩子里。没有了惊羡的目光,姐姐活得灰头土脸。  何况她还有非常现实的苦恼,她常常感到全身疼痛,大腿,屁股,后背,前胸,皮肤慢慢出现孕妇似的斑纹,她的骨骼长得太快,而皮肤的弹性跟不上来,里面的韧带被扯坏了。  她不止一次说,她情愿是个小矮子,矮一点怕什么,只要矮得光彩,矮得可爱,矮得引人注目,总比现在普普通通差不多被人遗忘要强。她常常翻开影集,望着自己的小身子和小短裙发呆,那时候,她多么快乐,她从教师走廊里一脸矜持地走过,没有一个老师不抬起头来看她,望着她笑。她在音乐课上被老师挑出来,站在风琴旁边领唱,小身子不易察觉地摇晃,给自己打着拍子。她原以为做一名高个子同样会得到当初做矮个子的待遇,她没想到人们对高个子一点都不感兴趣,她发现,当一个人打量身边的高个子时,他的眼神是斜斜的白眼,似乎嫌高个子挡住了自己的阳光,看矮个子时就和善多了,就像看一只小蚂蚁,一只小瓢虫,一只小蚱蜢,有时还会流露出一点友爱和欣喜。  话说回来,身高是个客观事物,它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想长就长,想停就停。  直到一个夏天的傍晚。奇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傍晚,在蝙蝠出没的昏黄时刻。那天傍晚,姐姐背着书包,走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女生中间,她一直望着她们说个不停的嘴,她高举在细长脖子上的脑袋轻轻垂下来,望望这边的嘴,又望望那边的嘴,转来转去,不亦乐乎。姐姐班上的语文课代表看到了这一幕,他在第二天的作文中写道:方兵是全校个子最高的女生,我怀疑她总有一天会得上难以治愈的眼疾,因为她总是垂下眼皮跟同学们说话,就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天鹅,弯下脖子打量身边的小儿女。把人比作天鹅,这种反拟人化的写法引起了语文老师的兴趣,他在课堂上把它念了出来,全班笑得东倒西歪。就是从这天起,天鹅正式成为姐姐的外号。  那时他们口中的天鹅,还只是从一篇作文中下载来的中性词,当中不含任何褒奖成份。  事隔半年,这只天鹅突然从水面上优雅地飞了起来,她变成了一只穿着白色短裙的芭蕾舞里的天鹅。最具飞跃性的变化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就像我和姐姐曾经想要观察一朵花开的全过程,坚持了大半夜,最后还是错过了,一觉醒来,花蕾已经彻底绽放,最最美好的时刻总在无人处悄悄溜走。  姐姐最最美好的时刻也是这样。那天,姐姐遇到了一条伞形小裙子,表面是洁白的卡其布,底下衬着无数层轻柔的白纱,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它其实是芭蕾舞裙,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芭蕾这种舞蹈。店老板一直将它穿在玻璃橱窗里的模特身上。姐姐久久望着那裙子,突然宣布要买下它。店老板似乎有点为难,他闪烁其辞地告诉姐姐,它最好只是作为橱窗里的一种装饰,而且,很少有人只有那么小的腰围,再说,人们也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穿它,可是,如果有人真心想买的话……他绕来绕去,把自己弄得不耐烦了,索性把它取下来,不抱希望地递给姐姐,他不相信这个穿着密实长裤的女生,真的会买下一条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短裙。  当姐姐迫不及待地穿上它时,我突然不认识姐姐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眨眼间,姐姐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总感觉那裙子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裙子,而是某个魔术道具,它让姐姐从一个丑小鸭一跃而成白天鹅。  镜子里的姐姐,双腿修长笔直,腰肢细不盈握,胳膊在空气中优美地划动,她扭动身体,抬起胳膊,越过右肩,扭头去看自己的脚后跟,她轻盈地转了两圈,裙子神奇地活了过来,层层叠叠的轻纱簌簌上卷,簇拥着姐姐,姐姐像一只落单的天鹅,缓缓收拢翅膀,停歇在那个小而杂乱的服装店。店老板愣了一会才醒过神来,“太漂亮了,太合身了,可实不相瞒,这并不是给真人设计的裙子,不不,我的意思是,唉,你穿上它实在是太完美了……”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某个深奥的道理,姐姐穿那些长衣长裤总是不太相宜,不是土得让人难堪,就是让她瘦高的身材显出贫气来,显出寒酸气来,而这条短短的裙子,表面上看,似乎把她的缺点暴露无遗,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纤瘦,她的暴露对人的眼睛毫无冲击力,露在外面的地方越多,越发显得简单柔弱,纯洁无邪,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道理。  姐姐的身高终于在这个傍晚显出它非同一般的魅力,原来那个电线杆子似的高个子也可以变得这么美丽,而且美得与众不同,好像天与地给了她某种神秘的暗示,令她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从容与自得。  姐姐坚持要穿它上学。第一次穿它,她所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回答在哪里买的问题。第二次穿它,姐姐被逼进厕所里,女生们轮番试穿过后,个个变得垂头丧气,缄口不语,因为她们没有一个人穿得进去。第三次穿它,姐姐变成了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她用两条赤裸的长腿激怒了所有的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为陪衬去站在她的旁边。第四次穿它,语文课代表红了脸,大家都在说,他给了她一个天鹅的名字,她就努力把自己变得名符其实,她大概以为她真是天鹅呢。又围在语文课代表身边起哄,说他创造了她。他对创造这个词毫无来由地敏感,再也不肯看姐姐一眼了。而他们,再也不想大声叫出天鹅这两个字,够了,他们从来没有如何热烈而持久地赞美过一个人。  沉寂了一段时间,四万这两个字突然被传得爆响,并且在一天之内取代了原来的天鹅。这是他们偶尔从英语课上得来的灵感,swan(天鹅)这个单词的发音,有点像麻将牌里的四万,他们心照不宣地爱上了这个不太优美的发音,还没熬到下课,就压低声四万四万地叫了起来,每叫一次,感觉就像有一桶污水,哗地泼向那只看上去高处不胜寒的天鹅。  “四万!四万”  每天每天,他们快乐地叫着,泼着。  姐姐昂着头,两手交叠在蓬松的裙摆上,甩甩长长的披肩发,就像一只天鹅,优雅地扇扇翅膀,抖落身上的水滴。她假装听不出他们的叫声里隐藏的恶意,她很快就学会了从别人的妒嫉中体会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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