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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晚秋飞向盛夏  赴洛杉矶参加中美作家会议,之后并应邀访问美国。当我们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到机场送行。有位老诗人在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见我的头发没有认真梳理,有一绺还竖了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替我拢了几下那不听话的头发。我知道那绺代表我个性和灵气的头发是不会倒下去。他说:“三十多年来,你们是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加上翻译、秘书正好一行8人,可谓八仙过海。”  “过海”是真的,“八仙”则未必。我们都曾向往过革命圣地。如今也不必隐讳,对地球的另一半充满向往和好奇,不想成仙得道,只想去看一看。  9月15日中午,我们乘中国民航的班机到达了以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历史背景和经济结构闻名于世的城市——香港。一走下飞机,立刻觉得身上粘糊糊、潮漉漉的。天空灰沉沉,不时会飘下一阵牛毛细雨,却并不凉爽,气温闷热得叫人喘气都困难。我生性怕热不怕冷,今年命运却格外照顾我,3个月中让我过了3个夏天:6月下旬去庐山,下山后饱尝了火炉南昌的滋味,做为北方人过早地享受了盛夏的煎熬,患了热伤风,急忙逃回天津。舒服不到半个月,北方也进入了盛夏。好不容易熬过了7、8月,京津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CA103航机飞行了3个半小时,又把我送回了三伏天。今年可算是出差多、出汗多、出作品少喽!  下午和晚上抽空看了香港的市容和夜景。这个城市拥挤得象一个打足气的皮球,仿佛一碰就要爆裂。有些房屋向高空发展,如同石柱子一般,一根根指向空间。然而,很高的建筑也并不多。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窗户外面都挂一个空调器,象蜂窝一样,着实不算好看。  香港——据朋友讲是因过去装卸香料而得名,是个香气弥漫的港口。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亲口向我描述过这个奇特的城市,我也看过一些介绍香港的文字材料和图片,这一切再加上想象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香港”。然而,我亲眼看到的香港和原来头脑里的“香港”,大不一样。以中国语言的准确、精巧、机智,几乎无情不可言传。但听景总不如观景。人的思想不同,心情不同,眼光不同,角度不同,对相同的景物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描绘。此一时,香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香港并不太“香”,也不很“港”(指洋气、时髦、与众不同等等)。街道甚至称不上干净。没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谁能用一两句话说出它最突出的标志和独一无二的特点呢?没有特色正是香港的特色,它是个大自由市场,世界经济的哈哈镜,历史风雨的寒暑表。大街上商店多,书店少,报社多,在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城市里也许是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地方。  大街上贴着巨幅标语:“请投XXX一票!”竞选者的大幅印刷照片贴得满街都是。广告为政治服务,用经商的办法搞政治。不知这样一来,XXX是不是真能多得一些选票?赛马场凯旋餐厅里的冷气放得过多,餐厅免费为每一个冻得发抖的人提供一条羊毛披肩。热了搞冷,冷了又搞热,可谓穷折腾。望角东部海边有个农副产品市场,很象中国的农村集市。而“瑞晶”酒店里的水晶地板,站在厕所里为顾客开水门、递擦手纸的侍者,使我想起在欧洲见过的豪华饭店。许多刊物的封面和广告画甚为不雅,在街头设摊的报刊小贩专门把这些刊物摆在显眼的地方,以招徕买主。但电视节目里色情的东西极少,倒是大同小异的古装片、打斗片泛滥成灾。有位朋友告诉我,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在香港出售需剪去其中最“刺激”的部分,这倒有点出人意外。  亲眼看到的香港是真实的、可信的,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光怪陆离,花花绿绿。也许我没有机会到那样的地方去。有些东西还有其原始的、朴实的一面,如贫民区里在街头卖风味吃食的小摊子,我钻进这种肮脏的、破旧的小胡同里,犹如置身在一个落后的南方小县城里。  可惜,在我们这个代表团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进行了这种走街串巷式的游逛。有钱的朋友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请客吃饭,然而我对香港的饭菜兴趣并不很大,宁肯去逛大街。傍晚,由望角返回美丽华大酒家,在街头看见一个奇怪的音乐家,他至少有50多岁,衣衫不甚整洁,长发披散,好象是在举办露天独奏音乐会,提琴上挂着根粗电线,接在旁边的一个大喇叭上,使他的乐声能够盖住车辆和行人的喧噪。他身边围着几个人。我以为这是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港式的牛仔、嬉皮士之类的人物在街头寻找剌激。走近一看,音乐家脚下放着个铁罐,铁罐里丢着几枚硬币。原来他是靠音乐行乞。真够新鲜,讨饭也能玩出花样儿。这也箅是香港一景吧!  谁也没有想到来到香港最大的负担就是吃饭,把时间和精力全耗费在饭桌上了。  吃,吃,吃!  今天除去应邀吃了三次饭,什么事也没干。吃饭——也许是这里进行社交的重要内容。仿佛进饭店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说”,应酬,客套,没话找话,无尽无休的东拉西扯。其节奏之慢着实令人吃惊。我坐在酒席筵前,却很容易想起有些使人昏昏欲睡的马拉松会议,面对精美的食品,犹如在听一个空洞乏味、不知所云的长篇报告。自古来官场和社交场就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许多共同点:过分讲究礼仪而显得造作和不够真诚。缺乏那种真正朋友之间的亲密、自如和随便的气氛。  有些中餐馆把餐厅布置得古色古香,招待员根据级别和职务的不同,穿着样式不同的经过洋化和舞台化了的汉族服装。说它“洋化”,人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它是“舞台化了的”?女侍者上身穿绣花镶边的对襟小袄,下身穿同样颜色的镶边裤,这是从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的装束上演变过来的。我猜测穿这样的服装有两点意义:一、证明这家饭馆历史悠久;二、不言而喻,这里的饭菜具有真正中国的民族风味。这样的用心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个疑问:现在中国除去舞台上再也见不到有人穿这种服装了,汉民族为什么只用怀旧来表现自己的风格,难道就不能从正视现实和创造未来中吸取诗情吗?  饭馆的门口和厅柱上贴着对联、古训,比如:“人杰地灵”、“财源广进”等等。大玻璃柜里用活水养着活鱼、活虾、活蟹,象玩具一样的水车能制造出一种泉水淙淙的效果,给饭馆增加一点山林野荒的情趣,使人感到舒服谐调。然而真正能产生盎然生机的是饭店里的花草,侍弄得很好,没有枯枝败叶,绿油油滴翠流青。有的摆在桌上,有的吊在头上,有的沿走廊的栏杆攀援而下,有的把大厅装饰成一个花圃。奇怪的是:家家的花草都枝叶繁茂,唯独不见开花。我曾疑惑它是假的,然而有些确是真的。  我在香港的饭店里看到不少具有中国传统的东西,虽然这传统带有一种“港味”,有些甚至搞得不伦不类、不够高雅。但比丢掉了这些传统要好!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些饭店用餐,听着民族器乐曲,比坐在号称第一流的“富丽华”30层楼顶的旋转餐厅里吃自助餐、看香港的夜景、听乐队和歌星的演唱更觉得亲切和舒适。“吃在香港”——果然不虛。  飞机向东飞,最后却到了西方  中午1时20分,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脱离了跑道,斜刺里向东北方向的高空钻去。透过舷窗,我突然感到香港城也在倾斜、旋转,一座座突出高大的建筑物象一只只斜伸的手臂,是对我们挽留,还是为我们送行?  乘飞机告别是最痛快的了!感情还来不及表达,失重的感觉刚一消失,身子觉得平稳了,香港也不见了。机翼下是一团团的白云,如汽如雾。  空中小姐送来了饭菜,简单且味道不佳,啤酒收费,一元钱一听,同中国民航上对乘客的招待相比差远了。从现在起,我们开始接触美国人的作风:一切以钱为轴心,讲求实际。礼貌有助于赚钱就要,妨碍盈利就不要。  5点半钟,在一片辉煌的灯火之中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我们要在这里下机休息一下。日本以经济大国自诩,在世界上的形象如同一个暴发户。但成田机场内的设备和装饰并不讲究,甚至逊于北京机场和香港机场。候机厅里的沙发靠背极矮,象我这样的大个子只能拿它当板凳坐,断不能往后依靠。坐这样的椅子有个好处,只能昂头挺胸,可以练功,不会得驼背。可怜那些疲惫不堪的乘客,将身子东歪西倒、怎样也坐不舒服。  大厅里摆着3台彩色电视机,正播放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在国内看过这部电影,仍然认真地坐在“练功椅”上观看。因为我关心这部电影的命运,这个候机厅里哪个国家的人都有,我想观察一下他们的反应。《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中日合拍,关于它的报道和文章太多了,盛名和效果能否相符?我看过一份美国的材料,中美合拍的电视连续剧《马可波罗》在美国放映后反应一般,只有北京的演员英若诚获得了很大成功。许多制片商想留他拍片,并断言他若留在美国一定能轰动,赚大钱。但英若诚拒绝了。有位批评家说,《马可波罗》所以没有引起轰动,是因为关于它的广告太轰动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广告对艺术事业往往帮倒忙,在商业上却不可缺少。艺术和金钱难道真是那么水火不相容?  7时45分我们继续登机向东飞行,告别了东京的灯火,飞机钻进了无边的茫茫黑暗之中。机舱里放映电影《星球大战》,看得我头昏脑胀。10点钟,我眼皮发沉,想睡一会儿。闭上眼刚刚打了盹儿,窗外已是阳光灿烂,这是我经历的最短的一个夜晚。我们连续飞行了口个多小时,明明觉得是过了一个夜晚,到达洛杉矶却仍然是9月18日,当地时间下午3时30分。地球和太阳开了我们一个玩笑,人类的科学再发达,恐怕也难于打乱宇宙的布局。  金钱、艺术、永存  洛杉矶的街道垂直交叉,城市布局呈方块状,象棋盘一样整齐。我们下榻的“假日旅馆”离豪华的好莱坞住宅区不远,环境幽静,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有土的地方就有花、有草、有树,难得看见一块地皮。因此空中有烟雾,地面上却没有尘土。气候温暖,但身上并不发粘,穿短袖汗衫正适宜。  由于从地球的那一面来到了这一面,阴阳颠倒,黑夜白天混乱,昨天晚上我吞了一枚被称做“炸弹”的特效安眠药,才维持了4个小时的睡眠。吃过早饭,我的头还有些昏昏沉沉。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治疗时差反应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躺在旅馆里休息,越想睡觉就越睡不着;也不是用安眠药轰炸神经;而是用疲劳轰炸肉体,把“节目”安排得又紧又满,越精彩越好。负责为我们安排节目的加州大学梅缵月博士,精明练达,能文能武,她接待过众多的政府代表团、体育代表团、演出团体等等,了解美国,也12了解中囯,经验丰富,灵机一动,决定带领我们去参观亨丁顿公园。还一再鼓励我们说:“你们去了以后决不会感到后悔的,作家不可不看这个亨丁顿公园。”  其实,这位才气纵横的年轻女士,只要不照顾我们在旅馆休息,我就不会后悔的。节目一确定,我立刻长了精神,头也不感到发沉了。  梅缵月是哈佛的历史学博士,对历史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起过去的事情脸上的表情充满快乐和自信,如同叙述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楚。她高效率地利用时间,在汽车上除去介绍沿途景物,还抽空讲解了亨丁顿公园的历史。  老亨丁顿以修建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而发财,老伴死后又娶了一位年轻的太太,没有儿女,死后将全部财产传给了侄子。这位侄子和他的后婶娘不仅年岁相当,而且都酷爱艺术,于是两人又结为夫妻,一直白头到老。就是这两个人修建了亨丁顿公园,其实是一座艺术博物馆。在它的藏书楼里,珍藏着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的成名作的手稿,如:但丁、牛顿、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等等,还有一些世界名著最早的版本。图书馆里专门收藏着世人很难见到的绝版书和珍本。而且藏书极其丰富,参观者要看什么书都可以,那些价值连城的珍本不许借走。还有一批学者仍在整理亨丁顿的藏书。楼上几十间小展厅里摆着自文艺复兴以来著名的美术作品,有雕塑,也有绘画,有许多都是伟大画家的真笔。至于珍奇的金器、银器和陶器,点缀在美术作品中间,相映成趣,使整个大楼变成了一座奇妙艺术之宫。你站在任何一个地方,朝任何一个方向看,都会见到一件艺术品,没有空白的角落。唯一和这浓郁的艺术气氛不相谐调的,就是每个展厅里都站着一位身体高大的保卫人员。  我在惊叹之余,心里又升起许多疑问,问身边的梅博士:  “这里有许多是无价之宝,亨丁顿是怎么搞来的?”“花重金收买。只要被他知道了哪儿有好东西,是真货,有艺术价值,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它买到手。你注意每个厅的糊墙布都不一样,都不是现代货。他要买一件艺术品,包括周围陪衬这件艺术品的东西:镜框、托架、装饰,连同糊墙布一块都买走。这个大厅里的糊墙布是花高价从英国的王宫里揭来的,因为这幅画原来就在那间王宫的墙上挂着。”  “一个资本家不用钱生钱、利滾利的办法去赚更大钱,却用来收藏和购买这些艺术品,倒也难能可贵。”  梅缵月点点头:“亨丁顿和他妻子都喜欢文学艺术,这是最根本的。而且他们的趣味高雅,艺术修养很深,识货,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看完他收藏的这些东西,以及大楼里面的布置、装饰,你就会相信这一点,没有俗气,不觉得他是在附庸风雅。如果以后有时间我还可领你去看凯蒂博物馆,也是一个大富翁修建的,那就有点沽名钓誉、附庸风雅了,有钱不识货,买不到艺术珍品,搞得不伦不类。从另一方面说,亨丁顿是个聪明人,金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而艺术是永存的。正是由于他的名字和这样一座公园连在了一起,才受到了后人的纪念和尊敬。否则,有谁会知道历史上还有个亨丁顿呢?世界上有钱的人很多,要想有名就得学诺贝尔、亨丁顿……。亨丁顿象他叔父一样,无儿无女,把家产变成了一个艺术博物馆,化腐朽为神奇,你能说他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聪明人?”  “亨丁顿其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办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集中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艺术品。否则,近百年来欧洲战事繁多,这些宝贝的命运并不全是乐观的。”  亨丁顿公园免费向全世界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参观,自由出入,不收门票。因此,美国政府也不征收这个公园的地皮税。”  “这未尝不是又一件聪明的措施。”我很喜欢边参观边和梅缵月交谈,这使我了解的更多,她的许多观点能提高我的参观兴趣。  走出图书馆,梅缵月提醒我们:“大家应该快一点走出这个迷人的艺术之宫,再是这样留连忘返,后边的东西就要看不完了。下面要看的才名副其实是亨丁顿的公园,有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怪树和不同风味的独特景致。大公园里又分十几个小分园,有葡萄园、桔子园、枚槐园、欧洲公园、日本公园、非洲公园等等,大家要跟紧,否则会很容易漏掉一个公园。”  欧洲公园和日本公园没有什么好看的,亨丁顿还是用老办法,到日本去相中了一个公园,花钱买下来,把花草树木、假山木桥和房屋陈设,全部装船运到他的公园里。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坏了自然的谐调的美。  拮子园里有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桔子;葡萄园里有各式各样的葡萄,大的如核桃,小的如珍珠;玫瑰园里正盤开着一百多个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太感到惊奇。  只有穿过热带植物林的时候,心头才为之一震。那密不透风的植物墙,那如关羽手中青龙偃月一般宽大的树叶,使人一下子忘记了时代,远离了尘世,仿佛回到了几万年以前的原始年代,刀耕火种,与野兽为伍。  而两个公园的连接处长着一些花草和树木,难住了我们所有的人,谁也叫不出它的名称,我只好用一句古诗安慰他们:“花不知名分外娇”。有一棵怪树,一条根上长出十几条树干,扭在一起,我们3个人伸开胳膊不能抱过?  当我走进非洲公园,立刻耳目一新,眼前是一片新奇的植物世界,是我想象不出、想象不到,可谓大饱眼福!我没有去过非洲,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却有了一个关于非洲的想象。一提起这块土地就觉得和沙漠、荒凉、落后分不开,枯燥的气候,干裂的光秃秃的原野……当然,亨丁顿的非洲公园不等于就是非洲,但它却彻底改变了我对非洲的看法,对花草的看法。“花儿里为王的数牡丹”,菊花、梅花也被人们千古咏唱,令人折服。而那些仙人掌、仙人球、仙人鞭之类的球球蛋蛋,不过是花中的丑类,黑不溜丘、刺儿蕻蕻,不能登大雅之堂。有谁见过庄严肃穆的会场上、优雅豪华的殿堂里、喜庆热烈的大厅中间摆着这些东西呢?然而,这也许是人们的偏见,在亨丁顿的十几个小花园里数非洲公园最精采,使许多参观者大声叫绝,为之倾倒。  在非洲公园里有几条弯弯曲曲的沙土小路,小路两边滚满了各种各样的仙人球,使你象走进了丰收的西瓜地,一不小心就会踩上一串。一个挨一个,一个挤一个,大的如西瓜,小的似红枣,奇大的直径犹如磨盘。品种繁多,奇形怪状,有的静如一块块岩石,有的象不倒翁一样东晃西歪,有的几百个、几千个球长在一起,组成一个奇特的造型一仙人球山。在这样的“山顶”上或“山缝”里突然钻出一朵花,很象岩头的灵芝,比灵芝更高傲,更清雅。仙人掌、仙人鞭之类的名称在这里是不合适的,还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种非洲植物我叫不出名字。  就在于每样植物都有自己突出的个性特征,才使人觉得又奇又怪又可爱。决不娇柔,决不妩媚,不迎合任何人,你只可观看,只可赞赏,倘若不小心碰了它一下,真够你受的。却自有一种带有原始味道的热烈而粗犷的美!别看它们每一个都浑身是剌儿,并不伤害同类,喜欢抱大团、扎大堆,你挤我压,成千上万,以多取胜。一般的风风雨雨、天敌侵犯是奈何它们不得的。  还要感谢太平洋给了洛杉矶一个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各种各样的植物都能在这里养活。  直到走出了亨丁顿公园坐迸汽车,我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这样一幅情景:清晨,黄昏,也许是任何一个情绪烦闷或者情绪欢愉的时候,皓首银霜的亨丁顿陪着他年老的夫人慢步在这个人工的小世界里,是立刻变得心情怡悦呢,还是愈加神情郁郁?是令人钦羡,还是招人怜悯?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花钱办了一件好事。”我不觉喃喃出声。  梅缵月笑了:“如果你有兴趣,我们稍微绕一下路,去看一个富翁有钱没处花,是怎样糟踏艺术的。”我立刻响应:“这样的事例不可不看。”梅缵月讲了下面一个故事:一个阿拉伯石油王的儿子到美国来上学,花100多万美元,在好莱坞的豪华住区买了一幢十分漂亮的房子,主褛是乳白色。楼前有一个很大的方形前廊,四周有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栏杆,栏杆上立着10个和正常人一般大小的白色大理石雕象,虽不是出自大家之手,但这些传说中的女神、女杰,个个都线条细膩,神态生动,纤巧灵秀。周围还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花园。石油王的儿子买了这所房子之后,先是忙于找女朋友,好好坏坏,以后又离婚打官司。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这幢房子清雅的色调不合他的口味,请来工人对房屋进行了一番改造。“究竟他把房子涂抹成什么样子,一会儿你们就看到了。”梅女士卖了个关子。  汽车驶进了所谓的高级住宅区,马路笔直,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每一个象棋格似的方块中间,有一幢房子,四周是花园的草地。每幢房子的结枸、外形和颜色都不一样,各式各样,千奇百怪。但各有各的特色,各有美妙动人之处。这片地方果然优美安静,空气湿润,草地碧绿而又茂密,比地毡更叫人赏心悦目。房屋周围和马路两旁长满高大的树木,这些树木也和房子一样不是清一色和统一规格的,有热带阔叶树,有椰子树、苦瓜树,有温带的火焰松,寒带的桦树,最羊群出骆驼、高出一大截的是桄榔树,它身高五丈,从地面到四丈半的地方都是光秃秃的树干,只在顶部有十几片又长又宽的大树叶,活象一把把扫天的大掸子。  “停车,就这儿。”  一点不错,这所房子被糟踏的够可以了,房子染成绿色,栏杆和雕象涂上了黄油漆,花园和草地显得荒芜而不整齐。色彩不协调,大黄大绿,俗不可耐,格外刺眼,也破坏了周围这一片住宅区整个的格调。  “所以邻居们意见很大,纷纷抗议,甚至告到了法院。”梅缵月解释说。  “他自己的房子,有权随心所欲,告他什么?”我问。“破坏环境的美,污染人们的视觉,搅乱自然的平衡,影响市容……”  “这还能构成犯罪?”“罚款。”“他认罚吗?”  “他不认罚,他爸爸认罚。你没见门上贴着封条吗?前不久他被坏人绑架了,那些人割下他一只耳朵寄了他的父亲,倘若他父亲不拿出一笔巨款,下次收到的将是他儿子的人头。”  听完石油王儿子的故事,我感到不大舒服,在回来的路上再也提不起精神。说不出这是为什么,仿佛自己的心情也受到了污染。梅博士似乎在望着我偷偷地笑,一定是我的神情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笑什么呢?她也许是很得意给作家们出了一道有意思的思考题。  唐人街上的见闻  为了有个比较、更好地了解唐人街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先看了一下洛杉矶较繁华的地区,浏览了一个规格相当高的超级市场。可叹美国的经济正处于萧条期、超级市场里东西很多,有些商品确实够高级,但光顾的人很少,楼上楼下难得看见有人买东西。也有一个特点,你不管从什么地方惹了气就去进商场,售货员笑脸相迎,主动问候,也可以说是十问不厌,十拿不烦。我为什么不用“百问不厌,百拿不烦”呢?事不过三,挑捡一百次的说法太过分夸大,不真实,因而也做不到。如果是故意刁难,又当别论。如果是领导来检查工作,故意考核售货员,轮上我也可以做到百问不厌,千拿不烦的。美国的售货员不是铁饭碗,小心翼翼还唯恐砸了饭碗,尤其怕顾客到老板那里告发,老板为了多赚钱是不愿得罪买主的。当然,势利眼的售货员还是有的,但不敢过分表现出来,假笑也得笑!一般都能做到对顾客有礼貌,服务热情而周到。你如果不是故意去找气生,在别处惹的气或许一逛市场能消掉一部分。  其实,这家超级市场给我印象最强烈的、真正够得上“超级”水平的,不是它的商品,而是不出售的鲜花、盆栽树木、假山、喷泉以及装饰商场的鸟鱼虫兽和各种工艺品。几乎每一个售货厅里都种有花木,绿油油,没有一点黄叶和枯枝。美国人善于制造人工小自然,把大自然浓缩搬到房子里来。难免造作,却很好地调节了商场的气氛。这叫:会做买卖,千方百计吸引顾客。  超级市场的底层是饭馆,设有正餐和快餐。美国不叫快餐,叫“自助餐”,顾客端着盘子自己去拿,想吃多少拿多少,想吃什么拿什么,售货台多是圆形和长条,各种菜、面包和点心、各式饮料,都按顺序放好了,你按顺序一路走去,自由选择,计算机箅帐,节省时间。美国人不光爱花草,还爱吃,商店里设饭馆,机关里带饭馆,大学里饭馆更多,剧院里也有饭馆。有点象我们的单位食堂,不同的是单位食堂收专用饭票,他们的饭馆只要有钱就可以进。说公道话,他们的饭馆很讲究,卫生条件、服务设施也很好,但吃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较中囯至少落后几十年。他们的饭菜就是那两下子,顶多变变花样,大同小异,注重营养价值,不太考究色香味美。现在有些美国人已经认识到,营养过剩对身体并无太大的好处。这个道理我们的老袓宗在1千多年前就知道了。我这番议论获得了美国朋友的赞同,倒是有两个中国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西餐比中餐先进。超级市场的老板赚钱的技术确实很高明,楼上的东西没人买,楼下吃饭的人不少,有人不饿也买杯酒或咖啡坐在天井的喷泉旁边休息。这叫歪打正着,你只要走进了商场,不丟下点钱是出不了门的。尤其是带小孩的顾客,门口有木马、汽车等玩具,1角钱坐5分钟。还有托狗所、带狗的人是不能不花钱的。  走出超级市场,我却意外的遇见了两个怪客。形容美国人的装束打扮是不应该使用这个“怪”字的,他们的衣着几乎都不重样,没人觉得奇怪,没人认为“奇装异眼”是贬意词。相反,穿和别人一样的衣服,倒觉得脸上挂不住。即使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来到这块土地上,很快就习惯了他们的服装,觉得大多数美国人穿戴都很随便,很自然,各取所好,应该每个人有不同的特点。我在好莱坞大街见过嬉皮士和牛仔,他们不管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模样,别人也不会感到惊奇。我所以称那两个人为“怪客”,可见他们在美国也是十分突出的。走在前面的是位瘦小枯干的妇人,胸前却塞了两个足球,即使不是足球,也是类似足球的形状和大小的东西。不会是人们都知道的普通的假乳房。后面是一位老者。穿了一件肥大的珍珠衫一一用五彩斑烂的贝壳串成的一件没有柚子的袍子。一抬脚动步,哗啦啦四处乱响,可谓是有伴奏的散步。重要的是他的神色,用中国话说,叫“自我感觉良好”!我不便过久的对他行注目礼,因为马路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更不要说围观了。怪事太多了,大家就会见怪不怪,只有我这个外来人才少见多怪。  我想起昨夭晚上一位美国朋友给我讲的一条消息,一个男孩长到14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根据他的性情和爱好,应该是个女人,不应该成为一个男人。于是到医院动手术把自己变成了姑娘,现在是美国很有名的女模特儿,当然是独身。个性自由到可以随意改变性别,岂不等于取消个性了。如果不是有根有据,有名有姓,真令人难以相信。其实这只是外表和形式的改变,内容是变不了的。美国社会喜欢捧用各种方式一鸣惊人的人。  唐人街实在没有什么好记的,离繁华地区很远,街道、建筑、环境、气氛都不中不西,四不象,有些冷落和不够“财源茂盛”。马路两旁多是饭馆和小商店,远不如香港。中午我们要在美丽华酒家吃广东菜。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住在美丽华大酒店,这里的饭馆名称也和香港差不多,多是美丽华、五月花、富丽华……汉字那么多,在海外谋生的同胞偏偏就爱这几个并不甚雅的中文字。  时间还早,我们走进了一家书店。在国内我也常和朋友们逛书店,他们都喜欢在书架上看见自己的著作,我则不然,最怕看到书店里还摆着自己的书,那就说明这些书没人买。但是,在美国的书店里看见摆着自己的著作,那感受又是别一番滋味了。冯牧、李准看见了自己的作品,李24瑛找到了自己的诗集,显然已喜不自胜。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书,不仅髙兴不起来,反而有些失望。但不愿再找了,低头去翻看美国的书刊杂志。这时一个懂中文的售货员领我来到一个书架前,上面摆着我4本书,奇怪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百花社6月份刚出版,9月份就进了洛杉矶的书店。我出来时带的书不多,他这里卖我的4种书加起来不过十来本,我想都买下来,送给美国朋友。我一看定价,吓了一跳,比国内贵十几倍。我的“中篇集”国内的定价1.70元,他们竟卖“美元1本。“难怪卖不出呢!”——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张洁的眼泪  下午2点钟,加州大学成露西教授和林培瑞教授请张洁和我给学生讲课,他们说是“做报告”。我看应该叫“座谈式的讲课”,或者叫“讲课式的座谈”。会场不象是教室,很象一间大会议室,听讲的人坐沙发,讲话的人坐椅子,大概是为了便于让大家看到。时间只有2个小时,因为4点钟校长专为我们举行一个招待会,张洁和我不能不参加。讲话的题目也是极轻松的——“我和当代文学”。根据自己的体会介绍一下中囯当代文学。  理所当然我让张洁先讲,理所当然她应该多讲。如果她讲1个半小时,我就省力气多了。况且我一点也没有做准备,一边听她讲,一边在脑子里也好拉出个提纲。谁知她连自己那1个小时的定额还远远没有完成,就收住了话头。她不是取巧,而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如果她把话都讲尽了,轮到我的时候岂不没有词儿了!她只讲了自己的创作道路,讲得诚恳、实在,同文学有缘的人一定能从她的讲话中受到不少启示,会场气氛很好。她把最好讲的那一半题目——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留给我了。中国当代作家一大群,风格各异,有“绝招”的人很多;作品更是车载斗量,我不敢说全都读过,自信对重要的作品没有漏掉。而且这些作家里多数人我都见过,要介绍他们并不感到困难,不论是北京的谌容,还是广州的陈国凯,都可以说上不止1个小时。1个题目,一人一半,各有侧重,妙极!女士,倒有老大哥式的仗义,令人感佩。于是我一鼓作气也完成了自己的讲话任务。  在同学们鼓掌的时候,我俩极快地对望一眼,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这是到美国后的“第一课”,第一次登台“亮相”,也不过如此,轻松自如地就应付过去了。还剩下一点时间,让同学们提点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圆满结束了。没想到这个尾声倒爆出了“冷门”,使我们一下子认识了坐在下面的听讲者,把这次讲课推向了一个奇特的高潮。  白种肤色的学生占少数,他们对中国了解的不多,问题提得单纯,甚至在中国人听来是幼稚,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清楚。他们听完回答总是点点头,表示满意、谢谢。这时候站起来一位黄种肤色的“义士”,我用“义士”这两个字并不含挖苦的意思,他当时的表演实在是很侠义,那神态仿佛在说:“你们不行,提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怎么能难住这两个中国作家?看我的!”于是,他摆出了最了解中国“内情”的架势,提出了一连串自认为是“最尖锐”的问题,十分自信地认为一下子就会把我们难住,看我们张口结舌,出尽洋相。其实他那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不时髦,简直是老掉牙了,我据实介绍了情况,讲了我自己的观点。其他的学生都点头,那位“义士”很不甘心会有这种效果,眼看要自己下不来台,用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又开口了:“你们别来这一套,瞒不过我!”  我笑了“我们这一套不想欺瞒任何人,请问你这是哪一套?”  “我去年刚从大陆出来,大陆的情况我都清楚。”我心里一颤,为这个自作聪明的小伙子感到悲哀,只好说:“中国有句俗话,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了。”  紧接着又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向张洁飞去。张洁讲的更真诚,更激动,没有回避我们面前的困难,讲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也讲了我们的未来。讲到最后感情奔涌,化做热泪滚滚而下。全场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边,心里十分感动,这是多么宝贵的泪水,多么纯洁的泪水!这泪水体现了女作家的才气,把她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晶莹赤热的灵魂全托出来了。不知这些在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对张洁的泪水作何感想?这泪水难道不能温热有些人的心,洗亮一点他们的眼睛吗?张洁为这次讲课做了最精采的结尾。  无酒不相逢  走出会场,林教授向我们表示歉意,认为那个学生的提问不礼貌,也不得体。我却哈哈一笑,表示应该感谢那个学生,因为我觉得这堂课对我来说也很有收获。我回国后也许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只是不理解那个学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这样干,出风头、表现自己?还是想迎合某种东西?岂不知这祥一闹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为他向我们道歉。我心里隐隐有点舒服,也许应诙由我们向两位美囯教授道歉。  这时有两个刚才听课的中囯留学生追上我们,一个叫苏炜,一个叫董阳声,他们也有些忿忿然,觉得都是中国人,何必要在这种场合给自己的同胞出难题,结果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难堪!我不愿再提这件事,那个小伙子够可怜的了。便岔开话题,问起他们的留学生活。原来两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小董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的时候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炮兵司令员的儿子》,当时在上海颇有影响。这样一耽搁,我们赶到招待会上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致辞”、“答辞”一类的程式已经过,光剩下喝酒聊天了。  从美国各地专程来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齐了,两国作家想必已经互相做过介绍了,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谈得正热闹。我刚才讲话够多了,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喝点饮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见过面,寒暄几句便来到客厅外面的花园里,绿荫下摆着几套白色桌椅,清静幽雅。我从侍者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镇苹果汁,正想找个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国妇女向我示意,她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表示了谢意,然后坐下去。  “您是蒋子龙先生?这位是安妮蒂乐德。”一位华人学者自动充当了翻译。  “噢,久仰!听说去年您到中国访问过了?”我嘴上说着客气话,脑子里飞快地映出以前看过的有关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1945年出生,我记得最清楚,她是这次参加会议的美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中国团中年纪最轻的,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乐德是宾夕法尼亚人,毕业于弗吉尼亚州的何林斯学院,在西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授过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曾是美以美教会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写过五本书,其中《丁克溪的朝圣者》一书为她赢得了荣誉,获1974年的普利衆奖。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一些文学奖励,她好象同中国的许多女作家一样,也是文学上的幸运儿。  “我不懂中文,只能读英译本,觉得《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单刀直入谈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动,因为她的著作目前还没有译成中文,我只看过一些内容提要,那不算阅读,无法对等的交换对彼此作品的看法,只能聆听她对我的批评。便说:  “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的来信,很想听您对我的作品谈点具体的批评意见。”  “《日记》的成功有三条,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复杂的,不象有些中国作品里人物那祥简单;二、技法是现代的,节奏很快;三、语言简炼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诚的,也很会说话,这叫反话正说,此三条的对立面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里的不足吗?她不说出来,却让我想到了。  没料到我和第一个相识的美国作家就这样以文学作桥梁,很快沟通了思想和感情,建立起友谊和信任。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作家,在文学上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谈得很愉快,安妮兴之所至当场用钢笔为我画了一张画。并告诉我,她学过美术,很想为我画张像,又怕画不象,于是画了一幅抽象画。我是看不懂她的画,她自己是不是能解释清楚那幅画的意境,我看也没有把握。  我来不及再跟其他美国作家交谈,就不得不告辞出来,坐进汽车跟大家一起到一个剧作家家里去参加另一个筵会。  还好,主入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酒会,主要目的并不是只为了塞饱两国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为辅,以谈为主。以酒菜为媒介,便于感情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和美国工人诗人加里——斯奈德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容易就把双方感情的距离拉近了。这次我俩的交谈却不是从文学开始,而是从各自的生活经历谈起。“工人诗人”是他自称的,而且强调自己当过伐木工、护林员、油船水手、电焊工等,现在是个农民。是“体格强壮的流浪汉”和“能够吃苦耐劳的无产者”。在这样的场合,周围是这样一群人,他用庄重的口吻这样介绍自己,使我感到惊奇和钦佩。他甚至指着剧作家豪华的客厅、丰富的饭菜幽默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应诙是我的,不知为什么被他们抢来了。他们是吸血鬼,资本家。”  美国文学院院长、这次中美作家会议的美方主席诺曼卡曾斯似乎猜到了斯奈德的心思,对大家说:“请中国朋友不要误会,你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大家笑了。  加里斯奈德于1951年在里德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还曾到印第安人部落里生活了几个月,他在精神上体验到一种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丰富的精力加以神化。这成了他创作诗歌的一个动机。他先后出版过八部诗集,多是描写美国西部风景,让自己返  回自然,寻找超世的经验。  “我的诗为人民服务,为被压迫的生物服务,甚至为非人的生活服务。”他这样对我说。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篇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12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国文化,1968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迁回美国。他丰富多彩的背景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反复表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想到中国去,却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醒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  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一一《在美国见到的中国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音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凑,不知他怎样起调?  等了半天没人开口,刚才还是十分热闹的客厅里立刻变得气氛尴尬。我们出国前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没有准备到美国来还会叫我们唱歌。我在代表团里是最小的一个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后边不吭声,叫他们大将在前边顶吧。  美国朋友一再鼓掌,沉默的越久我们的处境越狼狈,大将们你看我,我推你。我心想:坏了,自己不应往后躲,大将们应该去打“大仗”,这种唱歌跳舞的事理应由我这个小兵出头。于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说我们两个好,阿弥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你妈妈说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们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第三次去找你,你还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  你妈妈说你进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总箅圆了这个场。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安妮——蒂乐德要我教她唱中国民歌,她的语言我不懂,我的语言她不懂,这可难住了我。好在这时候  汽车里响起了轻轻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可能是谢恒(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领事)、聂华苓、张洁、梅缵月几位女士在唱,给我解了围。  卡曾斯先生和他的伙伴们  上午9点半钟,30多年来第一次正式的中美作家会议就算开场了。会场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的礼堂里,10名中国作家(一名翻译和一名秘书包括在内,再加上先到美国的陈白尘和刘宾雁)和10名美国作家交叉在台上坐成一个半圆形,冯牧和美方主席诺曼卡曾斯坐在这个半圆的中间,象水泊梁山排座次一样,各率领一队人马。舞台的右后角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聂华苓、罗伯特李思——加大洛杉矶校文学院长、林培瑞——加大洛杉矶校教授;舞台的左后角也放着一张长条桌,坐着列席代表李欧凡、陈若曦。舞台下面的座位是旁听席,来旁昕的人不是很多。一开始我曾为这一点感到奇怪,中美作家会议筹备了近两年的时间,曾几起几落,引起了中外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来听会的人反而不踊跃呢。几天后在一次酒会上《美洲华侨日报》记者李惠英,当众揭开了这个秘密。她是托朋友走后门才得以到会旁听的。  据她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几乎没有发旁听证,许多报纸的记者和关心这次会议的人,都不得其门而入。卡曾斯为什么要对外封锁消息呢?是想独占新闻,还是另有其他想法?这些都是后话,还是回到中美作家会议的会场上来。在礼堂二楼正对着舞台的同声翻译室里坐着一男一女两翻译,男的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曾宪斌,身体肥胖,脾气随和,好好先生,更象买卖人。女的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名叫余珍珠,和梅缵月是同学。但未取得博士学位,仍在做研究生,有时在联合国当当翻译。其人也象珍珠,小巧玲珑,浑身冒精气。但不失分寸,不妖不媚,圆熟练达,象她这样名符其人的真少见。口齿流利,不论英翻中,还是中译英,都极棒,无可挑剔。叫她一比,本来翻译水平也'相当高的曾宪斌则显得笨拙、口齿不清、声音沙哑。而且常常卡壳,颇有些狼狈。代表们不批评曾教授,却一窝蜂地夸奖余珍珠,这就愈发使人感到尴尬。到处是竞争,水平相当,则女人沾光,更不要说在实际上还略胜一筹的女人啦。  卡曾斯主持第一天的会议,总的议题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对人类所能起的贡献”。他要求每个作家先用最简短的语言介绍一下自己的生平和文学生涯,以及对这次会议的希望。“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又要有内容,有个性,精采引人,舞台变成了擂台,这是当面考验每个作家的才气。而且关于每一个人的基本情况都知道一些,说套话,重复大家都知道的材料有什么意思?又要介绍自己,又不能有丝毫的自我吹嘘;在这样的场合又不适于故作谦虚,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怎样讲得分寸得体,幽默含蓄,机智风趣,这真得动用作家善于表达的全部艺术技巧和智慧。  我的位子不在最前,也不在最后,一时半会儿轮不上我,正好可以从容地观察这些堪称中国和美国的一流作家们。如果能抓住他们性格中某一点真实而突出的地方,也不枉在这儿陪坐一场。然而,有近半数的发言令人失望,不是空洞无味、泛泛官话,就是没有惊人之处、缺乏才智。连卡曾斯其人都令我费解,他的发言平淡无奇。可以说他认真地介绍了自己,也可以说他什么都没讲。他是绕圈子的能手,有绅士风度,从容不迫,温文尔雅,语不惊人,却并不软弱。70岁高龄,动作敏捷,眼睛里常含一种善于知人的笑意,不缺乏灵活性和幽默感。  我们到达洛杉矶的当天晚上,卡曾斯和夫人陪同我们吃晚饭。他的夫人和我坐在一桌,是个极普通的老太太,性情温和,喜欢交谈,显得善良。坐在另一桌的卡曾斯却不时倾听我们的谈话,用目光照顾着自己的太太,我便感到这位先生的精明了。我们的团长冯牧是尽人皆知的文艺批评家,美方的这位团长身上有多少文学色彩呢?他一方面曾担任过35年《星期六评论》杂志的主编,一直是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主席,被作家和记者协会命名为1980年度优秀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医学院的兼任教授,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特别顾问小组的成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是美国的世界联邦制拥护者协会的主席,作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及约翰逊总统的私人使者在国外执行过外交使命。出版过15本著作,其中多是医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方面的书,获得过联合国和平奖、美国和平奖等多种奖励。他有这样复杂的背景,其人还能简单得了吗!?  比较起来,卡曾斯的那些伙伴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作家的气质。而作家总是有其单纯的一面。  女作家格雷,5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又高又瘦,满脸褶纹,不停地吸烟。安妮也吸烟,另外八个美国男作家倒不吸烟。美国女人吸烟比男人多而凶。  “……我曾召集鲸鱼开音乐会,为鲸鱼作曲,给它们朗诵诗歌。听到乐声,加利福尼亚州的灰鲸鱼果然都游来了广斯奈德妙语惊人。  “我爱男人不爱女人,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25年没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艾伦,金斯伯格就坐在我的右边,他的率直使我惊奇,令我感动。  在所有参加会议者中间,金斯伯格的相貌最容易辨认,最容易记住。他只有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大脑袋。虽然刚56岁,头顶已光秃秃,周围长着一圈儿灰白色的乱发,下巴上的胡子象一团杂草。眼睛大而明亮,象年轻人的眸子,常常用凝聚的目光看人,带有一点轻微的神经质。但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会是个同性恋者,更想不到他会在自己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明白无误地介绍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我专注地望着他,一边听他发言,一边拿他的话和他那不平常的经历对号……  我太专心了,忘记了金斯伯格讲完就该轮上我了,我临时想了几句,大意是: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学的长途跋涉,文学的考察,文学的旅行。  “我出生在林冲发配的地方,是农民的儿子,以后却偏偏爱上了工厂。既然爱上工厂,喜欢搞技术,就应该去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鬼差神使却偏偏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路。每个人的简历可以介绍清楚,就象在飞机上填写入境卡片一样简单。但命运是无法说清的,尤其是由一连串的误会和偶然的事件组成的。  “我在中国作家代表团里是年纪最小、对文学的贡献最小的一个,因此这次访问美国除参加会议之外,个人的心愿也最小:一、我曾接到过美国读者热情的来信,我想看看这些可爱的读者生活的地方;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美国的自由神雕像锈蚀严重,倘不进行大修很可能要倒掉,目前正筹集款项。我想趁它没倒之前,看一眼这个为世人所瞩目的自由神。  “感谢主人的盛情,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晚上,卡曾斯在家里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客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免不了又来一阵文艺节目,文学院长李思领来了夫人、女儿、儿子,为大家开了一个短小的家庭音乐会,演唱了美国传统的民歌。然后金斯伯格打开了一个自己带来的红布包,里面是一个小风琴,比手风琴更小更简单,只有七个音键,象小孩玩具。他自拉自唱起来。  用中国一句不大好听的话来形容,他的嗓子象“破锣”。但是粗嘎洪亮,他摇头晃脑,唱着牛仔们喜欢唱的歌曲,很是自得其乐。有些歌曲还使大家跟着他一块唱起。  晚会散了以后,我试弹了金斯伯格的风琴。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位诗人本身发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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