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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年轻时做过一点儿什么事,就一辈子都甩不掉了,像头绪过多的线团,绕成一个疙瘩,休想再解开。恰恰是那些不能再解的线团,就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坐定了重要的位置,一个特别准确的词儿称这线团或疙瘩叫“情结”。  几日前,我和我的丈夫去北京火车站送朋友,在大厅上行的自动扶梯上,有个穿着单军装的女兵,大檐帽压着齐耳短发,上尉军衔;肩很宽,却很瘦削,肩后的肩胛骨支支楞楞的,看得清清楚楚;她斜挎一个扁扁的帆布“军挎”,一手提着一只不大也不满的旅行袋,军用胶鞋……我当即就呆住了。这不是我吗?这不是杨星吗?这不是刘小华、叶玉梅、徐伊丽吗?  身旁是丈夫,是他拉着我离开扶梯的,他问我,怎么了?  将要分手的朋友也关心地凑近我,病了?  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我五指并拢捂住眼睛,另一手指指那女兵的方向,说,看那个女兵……  那女兵在找候车室,扬着头,挺直的腰,宽大的军裤,几乎是扁平的臀部……当年在队列里,战友们的背影几乎是同样的。  丈夫对朋友解释道,又是她那个“女兵情结”,十几岁当了几年兵,就永远能触景生情,真服了她!  那女兵的神情像是要离家归队,眼神中有几分落寞,几分离愁。在外当兵那么多年,这种时刻的这种感觉,不必再专心去体验,似乎勾勾手指它就会出现在眼前,像一只带久了的小狗。  当天晚上,我开始写我的女兵小说。  第二天,同在一个单位的女友、也当过兵的于萍一听了我讲给她的小说构思,就急不可待地抢着说,好好好好。这个故事的专利权在我这儿,这是个真人真事,听我给你讲。  我当然诧异,问她,真人真事?这是我编出来的呀!  她笑了,拍拍我的脸说,得了吧你,这个故事,在我们军区的好几个医院里都知道,我们几个医院的总机班晚上值班的时候,没事就互相打电话,讲的都是这些故事。  我不间断地写下去,再也分不清哪些是于萍讲的,哪些是我编的了。  一辆军用卡车在山间公路上颠簸而行。卡车后边扬起一股巨大的土阵。土阵极其嚣张,飞扬翻动滚滚向前。猛然,卡车刹住,停在一个叉路口,车后的土龙继续前行吞没了卡车。驾驶室的车门打开又关上,过了好一会儿,土落完,车门才重新打开,跳下一个士兵。他走向车厢尾部,拍拍厢板叫道,到了!他从车上接过一个背包放在地上,再伸手去接,一个着装整齐、腰间束着腰带的女兵跳下车来。  女兵说,真热啊!  男兵指指叉路,说,那边就是。  女兵说,谢谢啊!  男兵径直进了驾驶室。  女兵说,以后看病来找我!我叫杨星。  其实她那时还不会看病。  卡车走远了。杨星怔怔地盯着脚旁的两件行李。一个捆得结结实实的背包,一个灰色人造革旅行袋。就在这天早上,军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晨练几乎让她给搅了。演李奶奶的副队长张燕帮她打好背包后就去了练功房。杨星也一直跟在后面。一进练功房,有人见她眼泪汪汪的,就招呼道,星儿,要哭哇?一说就灵,她真的就哭起来,抽抽塔嘈,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开始还有人笑,后来就都没了声。  队长过来,先把腿搭在扒杆上,才说,让你去军医院,那是培养你哪,学医去,学技术去,多好的事呀,还哭?!  副队长张燕又说,等我们有了病,就去军医院找你,你给我们开药方、打针多好!  舞队的徐伊丽也凑过来,给她擦眼泪,说,就算你先去开辟根据地,以后我们老了,跳不动了,就去跟你学看病。  斜刺里有一条黄土路,深深浅浅的车辙形成硌硌楞楞的道沟,蜿蜒伸展出去。路尽头有一片灰秃秃的房子,绿树环绕,像一座村庄。有三三两两的老乡从路上过,对路旁这个单个女兵竟熟视无睹赛过见多识广的城里人。这说明野战医院里女兵不少。杨星松了口气。  杨星15岁当兵,因为太小,先被放在军宣传队。整日跑龙套,轻松而惬意,居安不思危。一年多下来,养得白白胖胖,寄回家的照片把她父母都吓了一跳。于是她父母给老战友、军政治部主任写了一封信,恳切要求把女儿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锻炼。杨星接到家书,几乎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调令终于下来,军野战医院在等着她。“野战”两个字吓人得很,使她联想到抬着担架边掩护边撤退的战斗情景。她悄悄说给军部食堂的大师傅张,大师张点点头成全了她的想象,说,有这个可能。杨星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她又说给副队长张燕,她们同住一个宿舍。张燕严肃地说,当兵嘛,就是要随时准备上战场。所以临走这天早上她那么个哭法,不仅仅是因为军部在城里而军医院在几十里之外的山沟;也不仅仅是战友情深,难舍难离;但也不完全不是久久盘桓在她头脑里的那个生死界的问题。她留恋这个充满阳光充满和平气氛的练功房,留恋这个可以无忧无虑抖着嗓子尖叫到高音C,踢腿摔到地上没人笑话,钢琴、手风琴乱弹一通,黑管、提琴又吹又拉,整日顽童一般的生活。  “李玉和”帮她拦了一辆军部的卡车,她在他那个戏里演卖香烟的小女孩。她本想请求副队长张燕送她到医院,可是队长对李玉和说,你和李奶奶的戏上午再来一遍,要是再像上次那样给我那么拖着……  李玉和打断他说,杨星走了,今晚香烟谁卖?  谁都能卖。队长说。  杨星把背包抡到身后,提起旅行袋。  二、  医院政治处像家一样。杨星敲门的时候,已经看见里边坐着两个干部,一个年轻,一个年长。她随即向年长的一敬礼,说,报告!战士杨星,向您报到。  这是临走前队长教的,而且还像演出一样排练了两遍。年长的果然是主任,他向年轻的一挥手,年轻的就上来接下她的背包和手提袋。  主任笑眯眯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说,过去只在舞台上见过。  年轻的推过一把椅子来。  主任说,你演的小常宝,我们都看过……  杨星说,那不是我,我只演群众。  主任洞悉一切地笑,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今后可以把医院的文艺活动带动起来了。然后他又对年轻的说,徐干事,你去叫外科王护士长来!  王护士长是个横着走路的大个儿,他进门见到杨星好似不见,毫无欢迎之意,一张黑黑的大脸紧绷着,一双眯缝眼只盯着主任。他说,我那是外科,断胳膊断腿的背起来就走,这能行吗?说完转身要离开,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净弄把子后门兵,打起仗来谁上战场?!  这时,只听主任一声怒吼,王喜贵!你什么态度?!解放军就是个大熔炉,什么材料来了都能炼出好钢来,那才是你的能耐!你还挑挑拣拣了!要依着我,就你那点儿事,早让你开路了!  杨星眼看着王护士长的脸由黑变白,又由白变红,最后涨成紫肝色。  主任仍旧怒气未消,说,把人领回去,马上回这里来!  杨星后来才听老护士们讲了王护士长的故事。王喜贵是连队卫生员出身,当兵五年回乡娶了亲以后,调到军野战医院提干作护士。婚后三年,妻子年年来探亲,每次住一至三个月不等,却年年不孕,急得王喜贵七窍生烟,公开在办公室骂街,说,弄只老母鸡养三年还给生个蛋哩,娶这么个媳妇还不如鸡,等等。这句话被人及时汇报上去。不久他又捎话回乡下,要休妻。妻家兄弟二人赶到医院说理,被他骂走。人家随即告到院里,斥问,解放军是怎么教育的?!这一下就直接给解放军抹了黑。于是院里一方面大会小会帮助他,另一方面秘密调查他有没有犯作风的行为,结论是没有。外科党支部讨论时,医生们提出了精液检查方案。化验证实了王喜贵本身精子量过少,但并非没有生育可能。王喜贵心服口服地回心转意,终于在第五年整出个儿子来,却肤色极白,眼睛极大。  杨星委委屈屈地跟在护士长后面,眼泪几次涌上来又咽下去。又不是她自己想来这儿,却被人无端地侮辱。远远的,宣传队那和睦、欢乐的家庭般的氛围像天堂。时光不再。  整个军医院都是平房,共分三趟,每趟五排,虽然简陋但很整齐。外围是菜地,菜地之外拦着一道简单的铁丝网,有鸡、鸭、猪、狗自由出入,一片和平安乐的田园风光。尽里边靠山脚的一趟是病房,与另两趟普通平房不同,病房都是中间带走廊,大门开在横断面上,跨度挺大的那种封闭式平房。外科病房是最南边的一排。  王喜贵进了走廊就不知哪里去了,让杨星在陌生的来苏尔消毒水的气味中等了足有10分钟。有病人走来走去,毫不掩饰地打量她,然后其中一个耳朵上裹着纱布的病号问她,你是新住院的?  另一个病号看着她的背包和旅行袋说,新调来的吧?这么小!是不是后门兵?  杨星低着头不敢抬眼,紧紧盯着自己的鞋尖。这时,只听身边有人说,什么后门兵前门兵,不都得给你们端屎端尿、打针送药?快回病房去,医生还查房哪!  这是个穿着白衣、个头不高的男兵,他冲杨星笑笑,拎起她的旅行袋说,我姓冯,跟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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