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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佩戴着大红花走在游行的队伍中,绕苏州城走了许多路,最后,来到苏州大光明戏院,在这里将要召开欢送大会,军分区的司令员刘金山在大戏院门前迎接我们。刘金山就是《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能够亲眼看到刘司令简直是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果没有下放,我们不可能看到刘司令,就像在1969年以前的许多年中,我们家不可能与“光荣”两个字沾边一样。  刘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无法回忆,所以,也就更加无法判断刘司令对下放干部的讲话和当初他对铁道游击队战士的讲话有什么区别和不同;我描述不出刘司令的样子,但是,记得印象中的刘司令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热闹的场面终于结束了,回到家后,心情仍然很激动。我唱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呀祖国,哺育着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用双手把你建设得更富强。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母亲在整理东西,我在母亲身边唱来唱去,并且津津有味地收拾着我收集的糖纸、香烟纸、邮票、刻纸等。心情烦躁的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抬手打了我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打我?用力一推,母亲居然倒在地上。  事后,母亲一再地对外婆说:“她力气真大,一推就把我推倒了。”  外婆笑了,虽然全家都要到乡下做农民,但外婆还是笑了。不管怎么说,她的外孙女好像是长大了。  面临的事情是具体而琐碎的,比如,我们要选择家具。  家具是公家的,而我们不再是公家的人了,不好再用公家的家具,公家理所当然地要把家具都收回去。考虑到我们的生活,可以留下一些必用的东西,比如床等。按件作价,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我们。  记得有一张木质很好的梳妆台和一个书柜。  母亲说:“这两件也让我们带走吧。”  公家的人说:“你们到乡下去,这些东西用不着,带得太多,人家还以为你们是‘地主’呢。”  最后,留下两张架子床、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一个衣柜。把这些东西装上小船,我们从此就离开了“公家的怀抱”。  我们的家具上仍然写着公家的名字,但事实上它们已经属于我们,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具。  在我们下乡之前,对那地方是一无所知的,只知道那地方叫桃源。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孤陋寡闻,什么也不懂。既不能理解父母亲从干部一下子变成农民的心情,也不知道乡下和城里有什么差别,只是听到父母亲在说,怎么弄到桃源去了呢?不是有个黑典型叫桃源吗?但那不是江苏呀!又说陶渊明的什么“桃源”。我不知道陶渊明是谁,更不知道陶渊明的“桃源”是怎么回事。  父母亲的忧愁,他们对于前途的担心完全是正常的;他们对于命运在突然间的大起大落,也完全有理由抱怨。而我却不担心、不抱怨,我觉得很快活。对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突然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充满了幻想,我似乎没怎么留恋我的同学、老师、邻居,也许那时候我还小,还不懂得应该记住什么。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过得并不开心,家庭受到的冲击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本来就不大爱说话的我,更加沉默寡言、郁郁寡欢,更加口笨舌拙、泥塑木雕般地不讨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我不凑任何热闹的场面,穿着旧衣服,无声无息地生活在许多无忧无虑的女孩子中间,愈发地感到自卑;我对那种环境是麻木的,说不上讨厌,但也决不喜欢。  我已经上了初中,那是一所相当不错的中学,和许多优秀的学校一样,曾经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可是,1969年我在那里上了一年学,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和全校师生一起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防空洞,另外一件就是学了一首英语歌曲《海内存知己》和一句俄语口号“缴枪不杀”。  于是,在一个大雪天,一艘小木船载着我,驶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1996年5月,我住在桃源镇宾馆,镇党委吴书记说:“你们当年下放在新亭大队,我陪你去看看。”  吴书记很年轻,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所以,我不认识他们。  从前的干部都在哪里呢?我恐怕不能再见到他们了。  大约只有几分钟,车就开到了新亭大队。我们走进大队的酒厂,琴芬迎了出来,但是,我叫不出她的名字,只是感到我是认识她的,就说:“你是三队的?”  琴芬笑了一下,大队干部说:“她是琴芬。”  我已经不记得琴芬了,但还是“噢”了一声,做出立即就想起来的样子,而脑袋里却一直在搜索琴芬。  吴书记告诉我,新亭在整个桃源镇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村子,惟一的希望是正在新建的酒厂。  他们向我介绍了打开酒的销路的过程,我却一直在搜索琴芬。琴芬是谁?  走出酒厂,吴书记说:“我陪你到三队去看看。”  这段路曾经是那么遥远,我穿过桑地到大队部的小卖店去,桑地里有河泥,浇在桑树根周围,既施肥,又保暖。河泥的表层给太阳晒裂了,我以为那是干河泥,踩上去才知道在干裂的表层下面,河泥仍然是软的。我用力拔出自己的脚,却发现少了一只套鞋,它陷在河泥里。我把手伸到河泥里摸了半天,也摸不到套鞋。我不明白,只是那么小小的一堆河泥,套鞋能到哪去呢?我找不到它。  我十分尴尬,张着两只洁满河泥的手,光着一只脚走进小卖店,说:“请你们帮我找找套鞋。”  小卖店的人说:“你的套鞋呢?”  我说:“在河泥里。”  他们大笑着说:“城里人,城里人。”于是,他们拿着一把钉耙或是别的什么农具,跟我到桑树下,替我从河泥里扒出了套鞋。我回到家时,小天哈哈大笑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我很狼狈,一只手提着肮脏的套鞋,连鞋肚里都塞满了泥,母亲说:“唉,好好的一只套鞋。”  套鞋是母亲的,我自己没有套鞋,在乡下的几年,碰到下雨天,我常常是光脚走路,几乎从不捧跤。我会用脚趾扒住烂泥地,农民说:“你走路一点也不像城里人。”  他们表扬我。  我曾经先后两次来到农村,第一次是全家一起下乡,几年以后是高中毕业,一个人去插队。我在许多年里曾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农民,并且为此而自豪。  1975年4月27日  莳秧的活儿,明显地反映出我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差距。她们莳得又快又好、高质高量;我呢,莳得慢且不说,莳的秧比天空中的星星还要乱,真所谓“满天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锻炼,尽快改变这种差距。但又觉得,自己反正不一定长期在农村,算了吧,多吃苦头有啥好处。  “一阵子”和“一辈子”这两种思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反映出了两种世界观。树立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思想,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难活儿都能学会;没有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一件事都干不成。  我一定要树立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从一点一滴学起,真正地做一名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很难说这样的日记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那时候我的灵魂是扭曲了的还是真诚的。但它既然出现在我生命的过程中,我想它就应该是有意义的,至少它反映出了当时我曾经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农民的事实。许多年中,我一直是光着脚走来走去,后来,我的脚长得特别大,超出了与身高的正常比例。在商品还不太丰富的年月里,买大号的女鞋比较困难,就算能够买到,大大的脚,总是不太美的。  我常常梦见自己光着脚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走在大街上,或者出现在某个重要场合。解梦的人认为这是隐私,我不知道这样的梦与我从少年向青年转变时期经常光着脚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我在很多年里非常想有一双套鞋。  我在开始知道漂亮的时候,家里经济比较拮据,买布也要票;只要哪一年家里添了新被子,若想再做新衣服,就只能去买一些不要布票而且比较便宜的土布来做。不能说我是穿着土布长大的,也不能说我小时候就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我相信母亲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女儿穿得好一些,只是我已经记不清了,而只有那些土布衣服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在桃源镇乡下,家家都有自己的纺线车和织布机,我在那里学会了纺线和织布,也知道了那些粗糙的土布原来是要经过千丝万缕的织造;知道了平常粗茶淡饭的生活也是来之不易的。  我穿的第一件绒线衣,是母亲结婚前穿的,这件衣服我一直穿到自己有了孩子。我曾经在许多年中非常想有一双套鞋,在农村读中学时有一位女同学,她住在农村,但她的父亲是上海的工人,所以,给她买了一双高统的套鞋,是宝石蓝色的。她穿着来上学,我很眼红,我那时真的不相信套鞋还有宝石蓝色的。她告诉我,她还有一双半新的套鞋,是黑色的,如果我要,她可以转让给我。于是,为了这双8元钱的套鞋,我回家和母亲作了“许多斗争”,终于如愿以偿。这双套鞋后来一直陪伴着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乡间的小路通向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一直在走,没有停下。后来,我又走进县中学,在那里毕业,到乡下插队;然后,又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留在学校教书,一直到做了大学老师,我仍然穿着这双套鞋。套鞋早已经磨损,前后都已经修补过,但只要是下雨天,我仍然穿着。我并不是一个懂得勤俭治家的人,那双套鞋穿那么长的时间是怎么回事,自己也说不明白。有一天,病中的母亲说,不能再穿了,买一双新的吧。于是,我去买了一双新套鞋。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只是母亲已经长眠。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每年的清明节时,在她的坟前烧一些纸钱。我想,对于母亲,也许已经够了,况且母亲生前就没有什么奢求。  许多年以后,我经过桑树地,桑树地已经没有了,但套鞋的故事却会陪伴我一辈子。吴书记说:  “到了,这就是三队。”  有一些新的二层楼房,有一个小卖店,有几个人坐在小卖店门口,吴书记和大队的干部们向他们点头,给他们递烟,这时,我认出了柴队长。  柴队长说:“小青来了。”  好像我昨天才走,或者我昨天也来过。  他们都向我笑了笑,我穿着一双高跟皮鞋,一件红黑相间的丝绸料子西装,一条下摆稍大的黑裤子,发型是流行的。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出现在这里,显得十分难堪和难过。同行里有一位北京来的电视界的朋友,也插过队,他说:“我在好几年前就完成了这个仪式。”  我说:“什么仪式?”  他说:“回插队的地方看一看。”  我有些尴尬,我想说我不是来完成什么仪式的,也不是来寻根、忆旧的,更不是来寻找丢失的什么,甚至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我茫然不知所措。  一个年轻人推着一辆车,车上装着砖头,向我一笑,说:“我是子松的儿子。”  我说:“你们家里盖房子?”  他点头,车子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想起他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的姐姐秀带是我的好朋友,我离开的时候,秀带说:“你要是不给我写信,我要生气的。”  我说:“我一定会写的。”  但是,我没有写。  秀带有几个弟弟,刚才拉砖头盖房子的不知是哪一个。我走进我们的大院,院子小多了,也旧了。一位老太太冲着我笑,我依然不知道她是谁,刹那间我倒是想起了韩少功的小说《归去来》。村民告诉我马眼镜已经死了。其实,我并没有时空错乱的感觉,也没有人生茫然的想法,只是觉得我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  我狼狈地逃离了这个地方。  回到车上,吴书记说:“你有什么要求,你想看哪里,尽管说。我没有时间,我会安排其他人陪你。”  1996年,我在桃源镇呆了两天,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要什么。这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  文化站长和七八个人陪我吃饭,有卡拉OK,边吃边唱。她唱得极好,专业水平,唱了好几个,别的人也唱,只有我没唱,因为我不会唱。他们动员再三,我也不唱。最后,文化站长说:“范老师,你就唱一个吧,要不然,真不知道是谁陪谁了。”  我便唱了一个,忘记唱的是什么。  我唱不好歌,跳不好舞,所以,一到那样的场台便装成死狗,大家说:“重在参与。”  我说:“参与也有水平问题,你们参与得好,就有兴致参与;我参与得不好,就没有兴致参与。”  我的朋友对我说:“总不能天下的事情样样你都最好呀,小说你比我们写得好,唱歌你就让我们比你唱得好一点吧。”  1996年我来到桃源镇,第二天,有人陪我到乌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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