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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小学同学来往,大概不会很多。  许多年来,我只和一个叫曹小燕的小学同学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  我们分手的时候只有12岁,小学四年级,遇上“文化大革命”,停课了,就不再到学校,也不再和同学们在一起。许多年过后,谁也不知道谁到了哪里,过得好不好。我的这位同学,大约在十多年前,突然找到我们家。那段时间我被车撞了,轻度脑震荡,影响睡眠。她来的时候,我正在睡觉,母亲说:“是叫醒她呢?还是不叫醒她呢?叫醒她吧,又有些不忍;不叫醒她吧,你们20年没见面了,你能找来,真是不容易,也不忍心。”她说:  “别叫了,我以后会常来的。”母亲就没有叫醒我。  她和我母亲聊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醒。  当她再次来到我们家时,是几年以后。她一进门,就看到了母亲的遗像。  她很伤心,眼睛湿润了。  以后,她就真的常常到我这里来,或者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她对我的关心,远远地超过了我对她的关心。  今年春节前夕,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记得李平吗?”  我说:“记得,当年我们三个最要好。”  她说:“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有些惆怅,停了一停,问我:“要不要我去找她?”  我说:“你能找到?”  她点头。  过了不久,曹小燕的电话来了,告诉我,她找到了李平,她很激动,在电话里就迫不及待地说了李平的一些情况。她说她到李平家去了,只是没有见到李平,但见到了李平的妈妈,李平的妈妈向她说了李平的一些事情。  约好了,过年的时候,她和李平一起到我们家来。  到那一天,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眼就认出了李平。  我说:“你是李平。”  李平说:“你仍然是那个样子。”  我们三个都笑了。分手的时候是12岁,今年是42岁,整整30年。还是那个样子?扎两个羊角辫?穿吊在肚脐眼上的灯心绒外衣?  李平笑眯眯的和和气气的一点脾气也没有,她长得很富态,我们和她开玩笑,说她像香港富婆。  李平说:“什么富婆,我是最没意思的了。”  我们三个人,只有李平一直留在城里,没有下乡,初中一毕业,就进了校办厂,近30年没有动过。  曹小燕说:“你不知道吧,李平的男朋友就在你们这个大院儿,所以,她对这儿很熟的。”说着,看看李平。  李平又笑了笑,看着我说:“我的事情你晓得吧,几年前我离婚了。”她的口气很平静。  曹小燕说:“不明白,像李平这样没有脾气、好性子的人也会离婚。”  李平叹了口气。  我说:“现在这个人怎么样?”  李平想了想,说:“也说不出怎么样。”  “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情?”  “吵过几次架。”  曹小燕问我:“你说说,应该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想了想,觉得说不清楚,但我还是说:“女人在年轻时和年纪大些的时候,对男人的要求也许不一样,是不是年轻时更喜欢男人的潇洒、气派;上了些年纪,或者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就更希望男人是个懂体贴的善解人意的人?”  曹小燕说:“对,对。”  李平笑而不语。  其实,我也是很可笑的。  就这样,我们谈谈笑笑,整整一下午。  我想,小学同学,30年后见面,不容易呀。  听说还有幼儿园同学在一起聚会的呢。  草桥小学离我家很近,这是一所很古老的小学,今年迎来了她的92岁生日,我代表校友在纪念大会上发言。我说:“今天,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子,这么多的老师、同学、校友为纪念我们的母校——苏州草桥小学建校92年,走到了一起。”  “在离开母校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重回母校,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于我们都有着美好的回忆。我们曾经在母校度过了童年,是母校的老师哺育了我们。我想,今天相聚在草桥小学的每一位校友,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母校,是我们人生之路的第一个重要起点,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母校的培养,母校不仅给了我们知识,更给了我们自信;母校不仅教会我们数学、语文,更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每一个校友,都是从草桥小学开始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丰富的人生。”  “我常常想,母校是什么?”  “母校是人生的摇篮,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帮助我们长大成人;母校是人生的驿站,我们在这里驻足、积蓄力量,再向前行;母校有比驿站更多的一份温情,在你苦恼的时候或者在你幸福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你所需要的回忆。”  “母校就是你心中那一片最美好、最温馨的天地。”  “许多年以后,也许再很少有机会回母校,但我相信,母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草桥小学毕业的校友,我愿意为母校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一切都在发展,一切都在变化,惟一不变的,是我们对母校的感情。”  我对于母校的记忆,停留在1966年,那时候,我是四年级,文班。在我的母校,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班名,比如我哥哥的班,叫强班,我的班叫文班,还有信班、忠班等等。除了曹小燕和李平,我还有许多同学,但是,多数已经记不得他们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模样,他们的种神情形,都已经永远地失去,不可能再回来了,能够记住的,一直留到今天的不多。  其中,有一个同学,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倒是记得她爸爸妈妈的事情,也算是比较奇怪的记忆。  她家住在言桥头,爸爸妈妈开了一家老虎灶,我们常常到老虎灶打开水。我的同学是被领养的孩子,长得像爸爸,不像妈妈。她妈妈有病,胃下垂,所以,一直很瘦,瘦得脱相,背后大人孩子都叫她“蝴蝶迷”。  “蝴蝶迷”的胃下垂后来突然好了,吊上去了,这件事在我们那一带广泛流传。  1968年以后,“下放”这个概念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在苏州,不仅有知青下乡,还有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和更大规模的居民下放。  毛主席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在武汉或其他城市里也有一些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于是,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下放”的气息越来越逼近“蝴蝶迷”家,开老虎灶基本上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恶习。为什么开水不能自己烧,要让别人烧呢?要彻底根除这种恶习,大家都应该自己烧开水。那么,开老虎灶的人,还要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是没有用的人了;没有用,也没有事情可做,在城里干什么?吃闲饭?不,那就下放。  “下放”是光荣的,“下放”让许多根本不可能与光荣沾上边的人和人家都变成了光荣的人和光荣的人家。  敲锣打鼓声越来越近,已经有小孩子奔到老虎灶来报信:“是你们家,是你们家!”  “蝴蝶迷”惊吓地“噢”了一声,同时,感觉到身体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她感觉到自己的心提起来、胆吊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她下垂的胃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蝴蝶迷”从此身体好起来。  我和这位已经忘记了名字的小学同学也就从此分别了,再也没有见面。不知道“蝴蝶迷”后来是不是胖了,胃有没有再垂下去;也不知道他们当时下放到了什么地方,根据苏州下放居民的情况推测,他们是去了苏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蝴蝶迷”下垂的胃被吓上去的时候,我们家门口,也被贴上了“光荣下放”的大红纸条。  1988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写道:  “在这个城市里,几乎全城的人都知道黑窝。黑窝还有许多别称,比如‘矮房子’、‘红房子’、‘渡江干部村’、‘两块头’等等。”  “黑窝的官名叫‘采莲浜’。关于‘采莲浜’的传说,就像关于苏州城的传说一样,老苏州人大概都能说出一二。”  “关于‘采莲浜’的传说,有的见诸干历史记载,有的则是口头流传,反正和所有的传说一样,既可信又不可信。虽然内容丰富,但毕竟与现在苏州城里的老百姓生活并无什么直接的关系。”  “一直到公元20世纪70年代,在那片荒芜多年的废墟上,突然竖起了近二百幢红砖红瓦、低矮简陋的平房时,并几乎是在新房子交付使用的第二天,一眨眼的工夫,‘采莲浜’就变成了这座城市里的一个正正式式的居民住宅区了。”  “‘采莲浜’从此有了人,有了人的气息,也就有了关于人的一切。”  这些人就是下放的居民,就是和“蝴蝶迷”家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家庭。  我在小说里写道:“如果说当初百万知青大军几乎在一夜之间涌了回来,确实给一些大中城市带来相当的压力、造成了某种恐慌的话,那么,几乎在同时,苏州这座古老的小城的背脊上,也同样被返城的下放户压上了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  “‘文化大革命’曾经给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处乡村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难以弥补的创伤,有许多从前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闻名干世;也有许多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改变了世人对它的看法。在苏州这样历史悠久、民风典雅的封闭城市里,先是令人惊骇的武斗震动了外界,接着大规模的下放干部、工人、居民,又使外地人瞠目结舌。”  “10年后,知青回来了,下放居民也回来了,他们同样遇到了工作、住房、生活等困难,然而,知青毕竟还有个家,有一个虽然没有多大能力,但好歹支撑了他10年,也还能继续再支撑一下的后盾。”  “可是,下放户没有,他们带回来的是一堆不值钱的破烂农具和几张要吃要喝的嘴。”  “他们没有家,没有后盾,没有支撑点。”  “他们没有一点退路。”  “政府预料会有一场混乱,事先制定了方针、政策和规定,一定要自己寻到了住处,有了所在地居委会的证明,才能办回城手续。”  “于是,奇迹出现了。几乎所有的下放户,在最短的时间内,都手持一张有居委会大红公章的证明。”  “中国人是聪明的,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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