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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常常产生摩擦,外婆生气的时候,就称父亲为“范先生”。她说:“范先生,你有什么?就家里两只马桶,还是我从南通带来的。”  外公曾经坐在堂屋中间高高的红木太师椅上,指桑骂槐地骂父亲。  父亲那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住在继母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远房亲戚又恰恰租了外公家朝北的小屋,父亲在南通城里读书,到这里玩,便走进了外公的家。  以后才有了一切。  父亲站在外公家的门槛上,尽量地踮起脚跟(这是母亲告诉我的),大概他觉得个子不够高,身材不够魁梧。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抿嘴笑了,我看到母亲的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在母亲的后半生中,苦难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笑容很少出现在她的脸上,她长年身患重病。  再往前回想,在母亲的前半生中,也没有多少快活,但是,我记得母亲的笑,是那么纯真甜美。  尤其当母亲说起往事的时候,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子;她曾经沧海、饱经风霜,她笑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羞涩,脸上有一个不太深的酒窝。  父亲那时候踮着脚跟朝里边张望不已,外公很威严又很不屑地说:“头顶着人家,脚踏着人家。”  这是对我父亲寄人篱下的形象描述。  其实,父亲大可不必为此感到耻辱,他应该认为他的家族历史和气势远比外公的家族历史和气势大得多、长得多、也辉煌得多,只是到了父亲这辈,家族败落了。这事与父亲无关,我爷爷死的时候,父亲才7岁。在以后的生活过程中,曾经有人说父亲7岁就做了地主,向人收租。我想这也不是全无道理,老地主死了,小地主就是地主,顺理成章;就像老皇帝死了,小皇帝就是皇帝,这与年龄全无关系。作为土财主家后代的父亲,我的书香门弟的外公是不屑一顾的,在外公心里,我母亲像公主一样的高贵。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高贵的,她是女师的高才生;母亲不费吹灰之力替舅舅写的作文,得了三个星;母亲自己编印的文学小册子到处流传。好多年后我走上文学道路,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一直不知道她对此有什么看法。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母亲问及此事了。  母亲走到哪里身后总有一串影子,他们在背后说:“手帕掉了。”  母亲回头一笑。  父母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上街游行,喊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母亲年轻的脸庞激动得大放光彩。后来,她曾经告诉我,谁谁是地下党、谁谁是三青团。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母亲在大操场上唱“北风吹”,可以想象出她当时的骄傲;外公坐在朝南堂屋里的高高的太师椅上,听我母亲一边做作业一边唱歌,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  其实,父亲完全不必因为外公的感觉不好而自惭形秽。事实上,外公家在我父亲出现的那个年头,也已经走过了他们的高峰期;外公将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换些房钱才能平衡开支。只是因为外公那时候仍然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使我父亲暂时较难感受到这种衰败气息的日趋逼近。  父亲躲躲闪闪地和母亲接头,母亲也大有私奔的思想;其实,到了那个时候,外公已经不可能一锤定音地包办母亲的婚事了,父亲和母亲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母亲义无反顾地跟定了一无所有的父亲时,外公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我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曾填写过许许多多的表格,这些表格越积越多,也就慢慢地构成了我这个人。  当然,不止是构成我一个人,我们大家都是被这样构成的。  1985年我调到新的单位,报到的时候,领导说:“你的档案我们看过了,你自己很干净,但是,不要忘记思想改造,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想象着我的档案是一堆发了黄的和没有发黄的表格,许多年在每一份表格的某一个栏目中我总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填上“历反”两个字。这两个触目惊心的字眼,好多年一直侵蚀着我的心灵。  1978年3月,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填表格,当我写下“历反”两个字的时候,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问我:“历反是什么意思?”  我说:“历反就是历史反革命。”  问话的同学不再说话,周围的同学也不说话,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表情如何。  我在农村插队时入党,当我在支部大会上念自己的表格时,有人说:“你外公是历史反革命?”  另一个人说:“但是,她舅舅是党员,如果她外公有问题,她舅舅怎么能入党?”  于是,我被通过了。  外公骨子里的骄傲后来肯定是荡然无存,这种气息体现在外婆身上是另一种状态。外婆说:“范先生,你其实什么也没有。”而事实上外婆也没有万贯家财。在我的记忆中,在从前的政治表格上,父亲和母亲一概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填为小业主;外婆从她的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小业主的老家带出来了一些琐碎的小东西,比如一只青瓷花瓶。那只花瓶一直跟随着我们从城里走到乡下,又从乡下走到城里,外婆去世了,花瓶还在。我结婚那年,经济拮据,新房里只有一只朋友送的花瓶,书桌上放了,圆桌上就没有。于是,拿来外婆的青瓷花瓶,插了一大把硬绷绷的塑料花在里面,头重脚轻地搁在桌上。终于来了一阵清风,将青瓷花瓶打翻在地,粉身碎骨。从前说:“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回是“清风不识宝,活活糟蹋了”。外婆的青瓷花瓶究竟是不是宝,也已成为永远的谜。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家的家具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参加工作在薪级制和包干制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包干制,也就是吃住都由公家包了,家具当然也是用公家的。这样做是不是革命得更彻底?那时候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好像提出要拿国家的薪水自己过日子,是很不光彩的事。后来,包干制取消了,但是,仍然住公家的房子、用公家的家具,一用就是几十年。  所有的家具上都刻有公家的印记,写着某某单位的名字,然后,每月在父母亲的工资中扣除很少的一点租金。我们就是在这些刻着公家名字的家具中慢慢长大的。许多年过来,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方便。孩子大了,缺少一张床,就到公家的仓库里去找,搬回家;哪件家具破旧得不能再用,就到公家去换一件。  外婆和母亲历数着父亲的不是,“我回家就是冷言冷语冷粥冷饭,”父亲说。其实,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家庭总是有温暖的。  父亲没有自己的父母,他们部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很多年以后,父亲重回老家,看到他小时候住过的地主的住宅几乎就是一个猪圈。这时候,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名字,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不知道他的儿女的生日以及确切的年龄。父亲从一开始就独自一人,孤独地站在一条战线上,母亲和外婆在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条战线上,所以,父亲无处诉说自己的委屈。  许多年后,我想向父亲诉说丈夫的不是,父亲说:  “我不听。”  父亲不和女儿一起数落女婿的不是。  从前,父亲在辩论不过的时候,就大声喊:  “毛主席万岁!”然后,冲出门去,作出决不再回家的样子。  过了一天,至多两天,父亲回来了,还带回来母亲最喜欢吃的东西,母亲的心便融化了。外婆是不以为然的,但至少外婆也不再数落什么了。  日子就是这样往前过的,1966年是一种哗啦啦天塌下来的感觉,我看到外婆坐在马桶上哭。  “外婆,你为什么哭?”我问。  外婆说:“我是担心,我们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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