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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我曾经用脑袋去撞苏州街上的石子,不过,这件事完全不符合我的“主导性格”。我不知道该怎样给自己的“主导性格”下定语,而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惭愧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似乎并非出自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仅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屏。  所以,我想我是绝对不可能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子的,不管是故乡的石子还是什么地方的石子。不过石子撞了我的脑袋确是事实。  我从地上爬起来,一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茫然,想了一会儿,才知道是跌了一跤。  我有些狼狈,说:“哥哥,阿拉有血?”  不仅有血,还有一个大窟窿。  小天的“主导性格”在那个时候也许就表现出来了,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飞奔而去,神速归来,并且叫来一辆三轮车。  母亲也来了,她抱着我坐上车,一路呻吟。三轮车工人奇怪地回头看着,说:“你们到底是谁摔破了头?”  没有人回答。  我那时是无声无息地倚在母亲的怀里,一点也不疼。后来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了我的头,露出的正是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母亲后来说,那个窟窿像一只眼睛,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医生说:“这怎么行,回去回去,换个人来。”结果就换来了外婆。  母亲能说出许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童年时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但是母亲去世了。还有我的外婆,她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家,我曾经被她怎样地疼爱过,是很难写出来的。  母亲和外婆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生活留给我的终身遗憾。我想,在我小的时候,是柔弱的母亲和善良的外婆塑造了我;后来,我长大了也是这样。在我的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有一些波折,这是难免的。  1996年,我母亲去世10周年。  1996年,我正在为自己的一套文集中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写序。  母亲在世的时候,读过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发表于1985年底,那时候,离母亲去世只有几个月。我告诉母亲我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母亲笑了;但是,这时候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去读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了。于是,在母亲的已经带走的印象中,只有我的短篇小说。  198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夜归》。  当时母亲正在住院,父亲从医院一直走到很远的邮局,买了十几本当期的《上海文学》,又片刻不停地赶回到医院。我记得那一期的《上海文学》是淡绿色的封面。  父亲拿着《上海文学》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并且向别人介绍了又介绍,逢人就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这是我女儿的小说。”  母亲躺在病床上,身患重病,满心欢喜、笑眯眯地听着父亲朗读我的处女作。母亲将那本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搁在她的床头,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看望母亲,都能看到那个淡绿色封面的《上海文学》。  在1980年到1986年的这段时间里,母亲的生命也曾出现过一些奇迹。久病不愈的她,有一阵子身体突然好起来,于是,她将堆积了许多年的家务——从头做起。当感到疲劳的时候,就在一张旧的躺椅上躺一会儿,而这时,她的灵感也就会突然而至,所以,她就从躺椅上坐起来,找出纸和笔写道:“在到了快要做外婆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母亲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了她小时候跟着她母亲坐船到外婆家去,她母亲抱着弟弟睡在船的那一头,她睡在船的这一头,听着河里的流水声和岸上的狗叫,母亲说:“我既害怕又兴奋。”  不久以后,母亲再次病倒,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做家务、写作。  母亲终于没有写成她的任何一篇小说。  但是,有一个声音始终在告诉我,母亲的灵魂是文学的灵魂。我总觉得,我的小说,是母亲赠给我的生命礼物。  母亲生前只读过我的短篇小说,现在已经记不清母亲对我的短篇小说有过什么样的评价,只是记得在那些岁月里,母亲与病魔进行着生死搏斗,但是,最终母亲输了,我们都输了。  我能做的只是在母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把我的这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她。  遗憾的是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集子里收集的全是我1988年以后的短篇小说,我没能把母亲读过的我的短篇小说中的某一篇收进到这个集子里。  遗憾永远是难以避免的,母亲的去世,就是无情的上苍给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  我无法代替母亲去实现她也许曾经有过的作家梦,但是,我做母亲希望我做的事情。  母亲一辈子经历的苦难足以将她的心磨出很厚的茧子来,但是,母亲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心都是柔弱的、浪漫的,母亲的心里有太多的爱。  当我儿子的生命刚开始孕育时,母亲也许就知道她与世不久了。她躺在病床上,每天靠药来维持生命。病痛稍轻的时候,她的脸上就露出神往,我想那既是她对自己生命的渴求,更是为下一代的即将来临所产生的企盼。她开始给我未出生的不知是男是女的孩子起名字。  每一位父亲、每一位母亲大概都会为自己的孩子想许多名字,我和丈夫也是一样,设想过孩子的许多叫法。但奇怪的是,那一天,当母亲脱口一说时,我心里就立即认定,这就是孩子的名字。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一点点反复。  在儿子刚刚懂事的时候,他就听我们无数遍地说过:“你的名字是外婆起的。”  后来,我们发现儿子对外婆给他起的名字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他当然不知道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一说,但在平常的日子里,只要有人或认真或玩笑地对他说改名字的事情,儿子就会严正地说:“我的名字不能改,我的名字是外婆起的。”  也许他不理解人的名字到底算什么,但他永远地认定一个理。  为什么外婆起的名字就不能改?没有人能说清其中的道理,儿子自己当然更说不清,他只是在心中有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这是他对外婆的一种特殊的感情。  来了新的朋友,或者不知道他名字来历的人,我常听见儿子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外婆起的,我生下来才17天,外婆就去世了。”  有一位退了休的医生告诉儿子,说:“徐来,你外婆当时躺在病床上,你妈妈把生下才5天的你抱到医院给外婆看,外婆摸了摸你的脚,笑了。”  我生孩子时的病历记录,一直在抽屉里放着,儿子从那上面看到了他的小脚印。儿子很惊讶,反复地说:“我的脚这么小?外婆摸的就是这只脚吗?”  从一种意义上说,我母亲和我儿子是见过面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没有见过面,因为我儿子没有印象,母亲有印象,但她的印象只维持了10天。在这10天中,母亲曾经向守护在身边的人说起她的担心。  母亲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黑?”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那是胎气的缘故,母亲也没有等到听一听,更没有等到看一看。值得欣慰的是,儿子虽然对外婆没有印象,但是外婆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却是最神圣的。  儿子自己的东西,如学习用具之类,总是丢三落四、乱七八糟的,从来不知道整理。你替他整理了也是白搭,你前脚收拾好了,他后脚又给你摘乱了,没有办法。可是有一天,儿子忽然很紧张、很严肃地跑到我身边,说:“妈妈,床头柜里掉出一包东西。”  床头柜本来是我父亲用的,后来移到儿子床边,里边塞的东西都是用旧报纸包的,儿子从来没有想到要看看这是些什么。这一天突然从柜子里掉出一包东西,儿子打开,看到里面是些信件、笔记。他看着那陌生的笔迹和陌生的话句,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慌慌张张跑来问我:“妈妈,那里边是什么?”  我知道那里边是什么。  母亲的遗物。  我说:“是你外婆的东西。”  儿子默然,他郑重地将纸包重新包好放入床头柜,并且放得很严实,确信不会再次掉出来。  最后,儿子对保姆老太说:“这个柜子里装的是我外婆从前写的东西,妈妈说,外婆的字,写得很好。”  现在,我应该回到从前了。  1966年的深夜,响起了惊恐的敲门声,有人来抄家,他们是我父母亲的同事。我在隔壁的小房间里,听到母亲不断地说:“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  母亲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木门书柜,对我来说,书柜的门永远是关闭着的,因此,书柜也显得很神秘。有一天,我在里边发现了一本《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几乎是几代人的英雄偶像。  我相信他也是我母亲心目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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