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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乡下广阔的田野里,在清新的气息中自由自在地呼吸,农村孩子质朴友好的感情、好奇渴求的眼睛,使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交了许多朋友,这使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家庭的背景在孩子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在我许多的农村朋友中,有家庭出身好的,三代贫农;也有出身不太好的,或者有严重的家庭问题,比如地主富农的孩子,他们总是不能抬起头理直气壮地做人。  留在记忆中最深的是“中和党”。  那一带“中和党”很多,一个村子,差不多有三五家,至少有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中和党”到底是什么?它的组织到底有多大?成员有多少?总部设在哪里?总书记是谁?目标纲领是什么?具体有哪些行动?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全称,全称是什么?是中华和平党?还是中国共和党?或者是别的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党到底存在不存在,也许它就像当时的另外一些所谓的反动组织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不管“中和党”有没有,是对共产党造成威胁,还是无损一根毫毛,总之,在我们那里,“中和党”的阴影是非常浓的,浓得连我这样不谙世事的外来孩子都感觉到了它的压力。在我的思想中,“中和党”是比地主富农更反动、更凶恶的敌人。  我的一些农村朋友,小小的年纪,便背上了“中和党”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  文满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刚下乡的时候,正是冬天,我们到田里敲麦泥。我没有手套,手冻得厉害。下晚儿,文满带着另一个小女孩儿来到我家,并带来一副手套,是粗线织的,送给我。文满指指小女孩儿说:“这是我妹妹,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家里。”  我说:“她怎么没来?”  文满说:“她想来,我不许她来。”  文满和她的大妹妹只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第二天,母亲从外面回来,神情很严肃地说:“你知道昨天给你送手套的是什么人吗?”  我说:“她是文满。”  母亲说:“你知道她家的情况吗?”  我说:“不知道。”  母亲说:“她父亲是‘中和党’。”  我没有问母亲“中和党”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什么是“中和党”,但是,当时母亲说到“中和党”时的那种神态,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文满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  如今文满40多岁了,仍然不识字,后来,我曾经把文满以及她家里的一些情况写在一篇散文中。去年有一天,文满的爸爸突然从乡下到苏州来,找到我说:“有人告诉我,你的一本书上写了文满。”  文满的爸爸想买一本书回去看看。  我把那本散文集给他,他要付钱,我拒绝了。  文满的爸爸说:“谢谢你!”  春节前,我正在写作,电话响起来,我听到一个遥远的乡音,是文满。  文满说:“二十几年没有见到你了,我想去看看你。”  我说:“我正忙着,你过几天来吧。”  文满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苏州,没有出过远门,到时候你要到车站接我。”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忘了这件事。  到了正月初三,文满的电话又来了,我知道抵赖不过,文满是非来不可了。文满说:“我梳一条长辫子,我把辫梢咬在嘴里,你就能认出我了。”  我说:“好。”  阴差阳错,我在车站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文满,文满果然咬着辫梢,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  见到我时,文满笑了,她说:“我好心慌,以为没有人来接我呢。”  文满在乡下私人工厂里绕线圈,一年收入5000元;文满的丈夫养牛蛙,文满说:“这一两年牛蛙也不好卖了。”  去年因为价不好,他们的牛蛙没有卖,已经养得很大了,她还做了个手势,说:“今年再卖。”  文满现在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儿上高中,文科比较好,明年要考大学。她说:“到时,请你帮忙。”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我和小天向文满打听村里张三李四,回忆从前的许多事情,我们又笑又伤感,谈得都很累,往事和故人把我们的心填得满满的。  我问文满什么时候回去,文满说:“我住一个晚上。”  我说:“好。”  下午4点左右,我对文满说:“文满,我们到车站去看看明天的车是几点的,如果能买预售票,就买了,免得明天不知道时间,赶不上车。”  我带着文满,到街上打的士,下车时,文满看我付车钱,问:“这么一段路10元钱”我说:“10元钱是起价费,上车就是10元。”  我们买到了第二天上午的火车票,出了车站,我说:“文满,我陪你到‘沧浪亭’玩玩。”  文满说:“‘沧浪亭’是什么?”  我竞一时有些语塞,说不出“沧浪亭”是什么。  在“沧浪亭”买门票的时候,文满问:“多少钱一张票?”我说:“5元。”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我们进园不久,工作人员就在里边催游客,让大家抓紧看。文满说:“5元钱还没看够呢。”  我们匆匆转了一圈,我只能告诉文满,这是从前的一户有钱人家住的地方,从文满的脸上,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  文满在我们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拿出一件羊毛衫、一条绒毯,还有几盒营养品和食品,都是人家送的,转送给文满。其中有一盒营养品,我对文满说:“文满,这个给你爸爸。”  在车站门口,我又给文满买了一个大蛋糕。卖蛋糕的妇女看看文满手里拿的东西,对文满说:  “这份礼蛮重的。”  另一个妇女也看看文满,又看看我,说:“是插队时的朋友吧?”  我说:“是的。”  文满回到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到家了。  第二天,文满的爸爸也打来电话,谢谢我给他的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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