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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镇是茅盾的故乡。  我们家下放的地方,离乌镇不远,农闲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小镇上看看,那就是去乌镇了。  在方圆几十里之内离我们最近的镇就是乌镇,虽然我们和乌镇属于两个省份。  其实,要说近,我们离乌镇也不算很近,至少不是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得见的;我们要沿着大运河走,一路少说也要个把小时。  只不过那时候的个把小时对我们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从来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单调。  我们走着走着,不知道哪一脚就跨到了浙江省,也不知道哪一块田是江苏省的,反正两省交界处没有设关卡,也不用办护照什么的,很方便。在乡下,一脚跨两省、一桥通两县的情况很多,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有时候也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很难分清楚。  我们常常在早晨去乌镇,桑树上的露水还没有消,如果是有桑枣的季节,我们就钻进桑地,摘些紫的桑枣吃;有的桑枣还不熟,红红的,但也忍不住吃了,弄得满嘴大红大紫,身上湿漉漉的。  再走一段,小天就不老实了。他在过桥的时候,不走桥面,却爬到桥栏杆上走,像女子体操平衡木,走窄窄的桥栏,做出种种惊险动作。桥下不是厚厚的海绵垫子,而是湍湍急流,吓得母亲赶紧闭上眼睛。  桥下有船经过,船上的人大声喊:“喂,你儿子掉河里了!”  母亲又赶紧睁开眼睛。  船上的人大笑。  小天继续走着平衡木,稳稳当当,无动于衷。  若是在夏天,小天多半在河里游泳,我和母亲在岸上走,或者他吊住一条船的绳子。母亲不知为他担过多少心,受过多少怕。  在个把小时的路程中,武有武的走法,文有文的走法,文的走法多半是大人讲故事,或者讲什么新闻,说得最多的,是乡下流传最广的鬼和背娘舅。  背娘舅不是鬼,就是从前书里写的劫道的强盗。在两省交界处,一直是这些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即使在解放后好多年,也没有彻底断绝。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在乡下出没的背娘舅,干一回也弄不到多少钱,那年月谁的身上会有很多钱呢?没有的,也不知道钱都在哪里。30年后的今天,恐怕一个小孩子身上也会有不少钱。现在的钱,一下子多了起来。杀人越货,这是强盗行径,但杀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然要干,好歹也该多弄些钱财,可是,那时候的背娘舅,常常为了几个小钱,或者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包袱,就背了娘舅。这决不是传说中的故事,在我们乡下,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亲身碰到,但几乎每天都有人说起背娘舅。这背娘舅的事情,一直像一片阴影似的笼罩在我的心头。我在乡下走路,常常提心吊胆,生怕从路边的桑树地里蹿出个背娘舅来。  背娘舅肯定不是一个人,这些人的形象也应该是各不相同。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背娘舅始终只有一个形象,这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却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同背娘舅制造的恐怖气氛有异曲同工效果的就是鬼的故事了。  在我们去乌镇这一路上,走到哪一段就有哪一段的鬼。我们过大通桥,知道大通桥有五个鬼,每天夜里都坐在桥头上乘凉,并有叽里咕噜地说话声;有人走过,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有月光的时候,还能看到水花。虽然大通桥的鬼并不厉害,它们见了人还会逃跑,但是,每当经过大通桥时,我身上总是打寒噤,从心里往外冒寒气。  再往前面走,就是小红孩儿的地段了。关于小红孩儿的故事,我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附)一张糖纸  到了穿棉衣的时候,妈妈就把带回去拆洗翻新的棉衣寄来了。  那其实还是一件新棉衣,才穿了两个冬天。可是,在乡下干活穿衣服就会脏的快、破的快。夏天,家里让妹妹来看我,见了这件棉衣,很是笑了一阵子,便带回去了。现在,妈妈把它弄成新的一样又寄来了。  包裹是邮递员从公社邮局代领了送来的。那天正好刮着西北风,连乡下人都穿上了棉袄。小孙接过包裹,回屋便拆,拆了拖出棉衣往身上一穿,浑身立时暖和了。  棉衣口袋里鼓鼓的,他伸手一摸,摸到了一个小包。拿出来一看,是一包水果糖,足有半斤。小孙舔了一下嘴唇,好久没有吃糖了。屋里两个同伴不在,他飞快地剥了一块,塞进嘴里,糖纸仍然放回口袋。  他含着糖,很甜,身上也很暖和,心情一下子好起来,哼着歌下河去淘米。  刮起了北风,河水还没有冻冰,却已经很凉了,刺手。河滩上有个小姑娘,在刷鞋子。穿一件红棉袄,很短、很旧,几乎盖不住屁股了。是坤宝家的大女儿,只听见别人叫她大丫头,不知道她有没有大名,也许没有。根本用不着,她不上学。小姑娘手冻得通红,有十来双鞋,都快洗好了。小孙知道坤宝家,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小孙蹲下来淘米。  小姑娘盯着他的嘴,凹下去的眼睛很黯淡。半晌,忍不住地问:“你嘴里是什么?”  小孙赶紧将那块水果糖挨了一下位置,使它停留在舌尖,不再鼓起左颊或右颊。  “你嘴里是什么?”小姑娘又问了一次,随后咽一口唾沫。  小孙有点讨厌她,不理睬她。  小姑娘便不再作声,重新洗刷鞋子。鞋总算刷完了,小姑娘走上台阶,忽然又回过头来说话:  “我没有吃过糖。”  小孙心里一动,看了她一眼。  “我没有吃过糖。”小姑娘黯淡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嘴,“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  小孙避开了她的眼睛,仍然不理会她。  小姑娘好像叹了口气,走了。  小孙赶紧掏出那张糖纸,扔进河里。揉皱了的糖纸,在河面上慢慢地舒展开来。  天阴沉沉的发紫,老人说,要下雪了。  晚上,同屋的三个知青都在,天冷了,不能出去。那两个人无聊得很,早早地钻进了冰冷的被窝,抽一毛四一包的“大铁桥”烟。小刊、不抽烟,偶尔被逼着抽一支,也尝得出那烟的劣。  小孙几次将手伸进口袋,想摸几块糖,却又几次空着手出表。那两个的馋劲,他害怕,两三块水果糖是不会杀念的,非捣空了不可。三个人刚下来的时候,吃的用的都是“共产”,后来都“共产”不起了,偷偷地独吃。  说着说着便开始骂人、诅咒,一肚子的怨气。  后来,又说看见后湾的小卫,进城回来,一下车背着包就到书记家里去。咒语里有点羡慕,且怨自己老子无钱无势。  小孙心里一动,用劲按了按口袋。  早晨起来果真有厚厚的雪,队长挨家喊:“今天不做工录了。”  小剥、要到大队部打煤油,拎着油瓶,到门口,又看见坤宝家的大丫头,仍是那件很短很旧的红棉袄,下河去洗尿布。看见小孙,小姑娘的眼睛很黯淡,仍然盯着他的嘴。  小孙下意识地按了接口袋,那包水果糖还好好地在。  走出一段路,小孙回头看看,小姑娘还站在河滩上看着他。他心里又是一紧,听见坤宝娘子骂:  “死丫头,快洗,发什么痴!”  路上不好走,雪积得很厚,走一步陷一步,走出一段,小孙便出汗了。他歇歇,抹抹汗,忽然看见坤宝家的大丫头,穿着那件红棉袄还背着个书包在前边站着,不时地抬回头看他,像在等他。  小孙吃了一惊,定神看,却没有。雪白的一片,什么也没有,他嘘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大队书记的家就在大队部边上,小孙顺路进去看看。在院门前的柴堆上,小孙又看见坤宝家穿红棉袄的小姑娘,坐在柴堆上等他,走近时却又不见了。小孙心神不安。  书记不在家,老婆和孩子都在,小孙知道书记也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儿,这时看见她也穿了一件红棉袄,不过并不短,和坤宝家的女儿极像。  并没有人招呼他,很没趣,他招手让书记的小女儿过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水果糖,塞进她的口袋,书记的老婆脸色缓和了些,让小女儿叫叔叔。  小女儿并不叫,掏出糖来看了看,又走过去,说:“硬糖,不要;硬糖,不要:吃奶油的。”说着,把糖又塞到小孙手里,“我有奶油糖……”  小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捧着糖不知道怎幺办才好。  小女儿从里屋捧了个糖盒来,让他看,果真是奶糖,那糖盒也极漂亮,不知道是小卫送的,还是别人送的。  小孙好尴尬,要走,书记的老婆也不留他,他便出来了,心里好憋气。到大队部打煤油,见有几个熟人,使狠狠心发了些糖,自己也剥了两块一齐吃。  远远地便听见有哭声,走近了见河滩上围着不少人。哭声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在雪天雪地里愈发地凄惨。  小孙奔过去,心怦怦地跳。  “什么事?”  “淹死了。”有人说。  “冻死的。”有人纠正。  “谁?谁?”小孙眼前有个红色的影子晃了一下。  “大丫头,坤宝家的大丫头……”似乎很平淡。  小孙心抖得厉害,拨开人群挤进去。  很短很旧的红棉袄,已经结了冰。小孙不敢看小姑娘的脸。坤宝娘子趴在小姑娘身上,嗓子已经哭哑了。坤宝闷声地蹲在一边,另外几个小的孩子趴在他身上哭。  “坤宝也是作孽,前世作的孽,本来大丫头养大了点,好帮手了,又淹死了,唉,可怜哪……”  小孙愤怒地瞪了那女人一眼。  “怎么会,怎么会……”他喃喃地身上一阵冷似一阵,直瞪着那红色的小身体。  “唉,林生家的丫头看见的,说是水面上有一张糖纸,去捞那糖纸,便扑了上去;林生家的小丫头,吓呆了,等叫来了人,已经沉了,捞上采,已经……”  坤宝娘子又是抢天呼地,坤宝仍是闷着头。半晌,才听坤宝嘟嚷了一句:“可怜哪,连块糖都没尝过呢……”  小孙像丢了魂儿似的,忍不住去看小姑娘的脸,那脸竞很平和,一点也不吓人,只是略有些紫。左手抓着一块尿布,右手捏着一张糖纸。小孙认出那张糖纸。再看那脸,竟有些笑意,嘴微微地张着,好像说:“我没有吃过糖。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  小孙回想那盯着他嘴看的眼睛,很黯淡的,凹下去的,渴求着什么……“你嘴里是什么?我没有吃过糖。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糖。”小孙心里在哭,脑袋要炸开了,想撕什么东西,又想大叫。他终于什么也没有干,慢慢地蹲下去,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水果糖,剥了纸,塞进了小姑娘僵硬的嘴里。他想拿下她手里那张已经浸坏浸烂的糖纸,换一张新的,却怎么也取不下来,手将那张糖纸紧紧地捏着。  坤宝自己钉了个小棺材。小姑娘只有那一件又短又旧的红棉袄,坤宝要剥下来给小的穿,坤宝娘子哭。小孙扑过去,说这棉袄让她穿去吧。坤宝看了他一眼,不作声,也不再剥那件红棉袄。  钉棺材盖的时候,小孙最后看了一眼那又短又旧的红棉袄,将所有的水果糖全部装进红棉袄的小口袋。  雪天雪地里,坤宝娘子凄渗的哭声,很久很久不曾散去。  这篇小说发表于1986年的《太湖》杂志。  往乌镇去的路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害怕地往前走着。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大运河的河水。  印象中的乌镇好像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乌镇的轮船码头,我们曾经在这里上船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去杭州,就是从这里起航的。乌镇还有一个地名也是久久不能忘记的,是乌镇的北栅头。因为,我们家的方向在乌镇的北面,我们进入乌镇是由北栅头而八,回家则是从北栅头而出,所以,印象深一些。有一次,父亲带我和哥哥去杭州,回来时船到乌镇已经是半夜了,我们随身携带些东西,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在那时候却是很宝贵的。我们在塘西买了两大捆甘蔗,没舍得吃。一下船,出了码头,就有一个汉子看到我们。后来,他追过来问:“你们去哪里?”  哥哥说:“去桃源。”  父亲连忙接口说:“就在北棚头处。”  父亲的话一直记在我心里,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尽管父亲那时候还不老。  我们一家人有时摇船去乌镇,父亲摇橹,哥哥纤绷,我和母亲坐在船头。生活虽然艰苦,前途也是未知,但一切却是那么欢快、那么宁静。许多年过去,我和哥哥都有了自已的事业,然而母亲却已经不在了,也唤不回那种温馨、和谐了。  已经有25年没去乌镇了,我想象不出乌镇现在是什么样子。1996年5月,我来到乌镇。  到茅盾故居参观,而后在街上转一圈,有说不出的沮丧。我没有感想,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也没有感伤,甚至没有回忆。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是急急地想回去。我是特意到桃源来的,我是特意要到乌镇来看看的,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看。  我急急忙忙地上了车,车把我送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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