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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小的时候,曾经拿脑袋去撞过苏州街上的石子,但是这件事却完全不符合我的主导性格。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的主导性格下定语,而更多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惭愧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似乎并非出自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仅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屏。所以我想我是绝对不可能拿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子的,不管是温柔故乡的石子,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石子,不过石子撞了我的脑袋确是事实,结果是这样的,我从地上爬起来,我说:“姑姑,阿有血。”何止有血,还有一个窟窿!  这个被我叫作“姑姑”的人,其实不是我的“姑姑”,而是我的哥哥,也就是现在许多朋友所认识的在《钟山》编辑部工作的范小天。顺便说一下,把“哥哥”叫作“姑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一个口音问题或者算作方言问题,在这里我再一次为我们的兄妹关系正名。但是我相信今后仍然会有许多朋友对我说“你弟弟”怎么怎么,这只能归功(归咎)于他的性格和长相。小天的性格的主导性,这在我6岁或7岁也就是撞破了脑袋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飞奔而去,神速归来,并且叫回了一辆三轮车。然后就是我母亲拥着我坐上三轮直奔医院。据母亲后来回忆,到了医院,上了手术台,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我的头,留出一个小孔,那正是我脑袋上的“冒血”的窟窿。母亲后来说那真像一只眼睛,她一看到眼睛,就晕过去了。  母亲能说出许许多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孩童时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但是母亲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还有我的外婆,她在我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到我们家来了,我曾经被她怎样地疼爱、偏爱、溺爱过,我是很难写出来的。我总觉得我的母亲和外婆去世太早,这是生活特意留给我的终身遗憾。我并非是要借此悼念我的亲人,我想说的是在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懦弱的母亲和善良的外婆塑造了我。后来我长大了也是这样。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当然在三十多年中总会有一些转折。这是难免的。第一次转折算起来应该是在1966年,但1966年这是千百万人经历过的,也是干百万人阅读过的故事。那年我11岁,11岁的事情在此不赘。到了1969年的冬天,我想这也许可以提一提,我记得那年冬天,有一艘小船载着我们全家从城里到了乡下。我们做了几年农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所农中,以此为题材后来我写过一些小说,复设班,一间草屋,一眼土灶,一口大锅,门前就是运河,运河上的船只,很奇怪贫困落后也会是一种诗意。  后来我在县高中毕业,又到另一个地方插队。那已经是1974年。如果能够确认我的主导性格是被动型的,那么,就在1974年以后,有几年时间,我的性格中似乎出现了另一些成分,有了闪光的,鲜亮的色彩,我可以说那时候我确实无愧于铁姑娘队员的称号,在寒冬腊月光着脚下河挖泥,在三伏酷暑从早上3点做到夜里10点,究竟为了什么,现在似乎难以说清。我曾经领导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威风了一大片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从未上台唱过一支歌,演过一段戏,直到现在我仍然不大会跳舞,这也许是我的主导性格所致)。  我曾经不要命地干活,后来终于倒下了,伤了腰。到现在我早已记不清当时的情景,我只记得后来辗转在苏州老阊门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位推拿老医生,请他治疗。在这期间,我开始在小笔记本上写我的“长篇小说”,写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小说,当然这是不可能写成的。在这前后,我还写了不少古体诗词,在每一首诗中加入一些极为冷僻的古字,比如我写道:东隅未爽蟾宫映,辽囿还宁泛早舟,溘现狼烟升比陲,数时浩气贯牛斗……  现在如果不翻古汉语工具书,我恐怕解释不清这是什么意思。我留在记忆中的事,好像大多与写作有关,是否可以证明我和文学有一点缘份,这我就不敢说了。  在1977年底,我参加改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被江苏师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录取,考入这所学校,与我当时的志向是有一些偏差的,但是在代表全校新生发言的时候,我的心中无疑涨满着对未来的自信。四年的大学生活,自己总以为是喜怒哀乐,五味俱全,但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关键这四年为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打下了较为重要的基础,一是事业,一是爱情。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我的热情、智慧、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以至于基本上是彻底地转向了文学,这应算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我从大二开始写小说,大三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有10年了,其中留校任教有三年时间业余写作,1985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我可以说,对写作的兴趣,同时也令我困惑和不安。  现在在我的内心,有一种畏惧,是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还是对他人,我说不清楚,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宁静平和的畏惧,我想这种畏惧是文学给我带来的。  评论家说我笔下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这是不是作者的写照呢?这不是。我愿意在我的脸上永远浮着平和的微笑,但这不可能。和友人相聚,以酒助兴,兴之所至,满嘴“感情深,一口闷”、“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豪言壮语、胡言乱言,三分酒意,七分忘形,哪还有什么平和的微笑;6岁的儿子顽皮之极,面对他的种种“劣迹”,或者面对他的大胆设想新奇创造,只有无可奈何的苦笑。  评论家接着说,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我忧伤吗?我快活吗?我不应该忧伤,朋友说我运气好,我是一个宠儿。如果我忧伤,则忸怩作态。所以我并不忧伤,但我却畏惧。  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是记住我的外婆和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欺人是祸,让人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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