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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体验?体验就是亲身去体尝、去察看、去验证,即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淮南子·汜论训》中说:“故圣人以身体之。”《韩非子·显学》中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这里的“以身体之”与“参验”指的都是体验。  任何学科其实都有个体验问题,无论是直接体验、还是间接体验,是主动体验还是被动体验,如卫星上天,载人飞船,科学家和宇航员是直接体验,我们行外人则是间接体验。文学也一样,它的体验是多项的、多方面的。如:阅读的体验、创作的体验、逻辑思维的体验、形象思维的体验,职业的体验、非职业的体验等等。  一、阅读的体验  文学体验的特点是,要特别关注被体验者,也就是读者的体验程度。文学作品其实就是通过文字符号的排列组合发布一种信息,从中传达作者的对于某种社会生活的体验,让接收者去接收、去间接体验。作品就是一台发射机、发报机。每个作品的发射频率和频道都是不相同的,接收的范围和效果自然也不相同。  文学的信息范围很广,可以包括: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军事信息、外交信息、历史信息、科技信息、生活信息、人物信息、情感信息、心理信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家的体验越广阔越丰富,作品的信号就会越强烈,信息的含量也就会越多。对接收者来说也是一样,你的体验越广阔越丰富,你的接收就越敏感,接受的信息量就越接近最大值。所以,体验的程度与效果是写好书、读好书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红楼梦》作者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和民间流传的“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其实说的都是对作品的体验。还有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实质说的也是体验。虽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当代人来讲,似乎已成了一种更注重象征意义上的要求或标准,因为没有人会去严格检查你是否少走了一里地,少读了一卷书。相反,从减少交通拥挤,缓解铁路、航空运输压力上讲,当今社会似乎更提倡“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看书、看报、看电视、上互联网、打手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管是多远的地方、发生了多罕见的事,马上你就会知道。所以,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信息手段似乎使“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愈加变为了一种象征意义。但其实“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绝非只是为了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直接的体验或间接的体验。只有将走与读与体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走与读的真正目的和最大价值。  前不久我去了一次日本,历时一个半月。回国以后,一日翻出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来读,忽然有了一种全然不一样的感觉。若干年前,我也曾读过《细雪》,记得当时虽也曾为作家那优美细腻的文笔和书中主人翁的命运所打动,但除此之外并无更多的感受。但此番竟全然不同了,仿佛整个人一下子掉进了书里,所有的人物、场景和事件都在眼前活了起来。可以说,我从小到大还从未体尝过这样一种阅读上的感受。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也许是一种幸运或是一种巧合,我此次的日本之行,其活动场所正与谷崎润一郎在《细雪》中描述的地点完全吻合。譬如从主人公的住处到去京都赏樱花的路线、场所,以及主人公散步的夙川大堤和风光旖旎的六甲山,都与我实地见到的完全一致。耳濡目染与亲身经历使我再一次读起《细雪》的时候,除了备感熟悉与亲切外,也读懂了许多以前不懂或似是而非的东西。这对于理解书中人物的性格、情感、以至细微的心理变化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如:书中的主人公雪子因为喜欢二姐的女儿妙子的缘故,总是想方设法住在二姐的家中,而不愿意到大姐的家中去住。而大姐鹤子的家就在上本町,距二姐住家的芦屋很近,即使这样,雪子仍是尽可能地待在芦屋而不愿去上本町。如果你有了地理位置上的概念,便会对雪子当时的心态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此外,四姑娘细子小姐未婚先孕,这对于一个在当地极负名望的贵族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件丢尽脸面的事。为掩人耳目,二姐幸子遣人将细子送到有马温泉去住。读到这里,不禁令人拍案叫绝。有马温泉与芦屋仅一山之隔,论距离不算遥远,但因中间隔着六甲山,故较为封闭。加上有马是个小镇,人口稀少,非旅游季节时极为清静,让细子在此躲避,无疑是既安全又保密,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一旦分娩,只要两个小时即可抵达神户的医院,正可谓远则远矣,近则近矣,可进可退,万无一失,足见二姐的做事周全与良苦用心。这一切地理上的掌握,自然得益于我此次无意中走了从芦屋乘坐大巴翻越六甲山到达有马温泉的路线。读到书中此处时自然心领神会,对于二姐考虑问题的周细与严密更是全盘领略。以上事例是否可以得出:因为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才有了与书中人物同步而行的喜怒哀乐呢?我想这个结论应该是靠谱的。  无独有偶,正当我思索这一问题的时候,偏巧有一位作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令我喜出望外,颇有知音之感,这位作家就是张承志。那是他应邀到鲁迅文学院为高研班的学员讲课,题目是《谈学习》。其中,他特别地提到了关于实地学习的话题。他说有一次他到江西九江去,特意到了浔阳江头,体验了一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当年写《琵琶行》时的意境,后又去了浮梁。浮梁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产地,如今更是一处颇具规模的茶叶集散地。张承志虽不太懂茶,但也想带一些回去馈送亲友,当他询问茶叶时,几乎所有的售茶店都一迭声地说:“新茶还没有下来呢。”张承志本不大懂新旧茶的区别和优劣,但陪同的朋友告诉他,喝茶自然是新茶好。张承志闻后颇为当地淳朴的民风和诚信所感动。时值五月,新茶竟还没有下来,说明此地新茶上市较晚,这一发现令张承志心头一动,忽地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那句描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当时是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去到“浔阳江头夜送客”的,并由此相识了被商人抛在家中的琵琶女,商人此刻抛下妻子赶去浮梁购茶,可见浮梁的新茶上市是比较晚的,这与张承志当时看到的情形正好吻合。当然,新茶上市再晚也不会拖到秋天,而商人选择入秋时去浮梁买茶,显然是因为此时茶叶的价格要比新茶刚上市时便宜得多,从中不难看出茶商的精明与心计。张承志感叹道,不到浮梁便永远不会体味到这首《琵琶行》中的一些潜在的东西和细微的含义。那天,张承志还提到了如何向山水学习,他说自己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是否因此便有了那一篇篇动人的作品,不得而知,但受益之大自不待言。可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写万卷书的道理一样。在读书人抑或写书人的眼中,走路与体验,读书与写书实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二、作家的体验与深入生活  谈到作家的体验,我们自然会引出一个相关的话题——关于作家深入生活。作家该不该深入生活?这个看似一个在理论上已经获得了解决的老话题,其实,也不尽然。作家深入生活自然也是一种体验,我们常讲作家要深入生活,这话没错,但细究起来,这个概念或提法似乎有些不准确,容易产生一种歧义或误解。深入生活?什么是生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生活里,谁生活在生活外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生活重心或生活范围,领导有领导的生活,群众有群众的生活,工人有工人的生活,农民有农民的生活,当兵的、做演员的、当老师的、做学生的,不管你是做什么的,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之间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哪怕你是个监狱的犯人,也有犯人的生活。作家当然也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所谓深入生活,其实是作家在深入别人的生活或自己不太熟悉甚至是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  所以,深入生活,它的本意应该是扩展作家的视野和生活经验,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淘汰自己原有的生活经验。到部队去、到矿山去、到农村去、到国外去、甚至是到监狱去,都是为了获得一种体验,一种半新的或全新的体验,作用是:开阔自己的视野,扩展知识范围,增进感性认识,启迪新的思考,寻找新的感悟,捕捉新的创作灵感,累积新的写作素材等等。从这个角度上说,不管是哪位作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应该经常深入生活。实际上就是更广泛地接触社会,深入社会的更多领域和更多方面,而非仅仅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和生活范围。  所以,我以为深入生活时关键而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在深入生活时,你的主体是什么?二、你的用意和目的是什么?有的作家为了写小说,特意去蹲监狱,但这样做只是可以起到熟悉环境的作用,但永远找不到犯人的感觉。因此,我们深入生活的目的不是叫自己变成工人、农民、解放军,而我们过去提倡的深入生活,是包含有这样的意思的,即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工农兵学习,要争取脱胎换骨,那不是深入生活,那是改造。为什么许多老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我以为,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丧失了自我。许多老作家解放前是一个民主斗士或是共产党员,自觉代表着新生力量,代表着先进的思想,代表着无产阶级,浑身充满自信。但到了解放后,许多老作家被众多的政治运动搞蒙了,自己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来了,与工农兵相比显得很自卑很落伍,总想不停地改造自己,试图脱胎换骨,想抛弃自己以前的所有的世界观、思想、经历、经验、技巧,勉为其难地去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写那些时兴的、革命的、火热的东西,结果怎样呢?自不用说。  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庐隐认为:“作家还应当充实个人生活,因表现人生,当以作家生活经验为基础。虽然经验有间接的、直接的分别,但无论如何,作家生活经验越丰富,其作品的真实性也越浓厚,反之则其作家不免空虚无力——虽然有时想象的真实,会胜过实际的真实,但想象的根据,仍不能离去既往的经验。”(1)她说得很清楚,一个作家要不断扩充自己的生活经验。但不能离去既往的经验。所以,作家的自信是必要的,作家在深入生活时,不是要消弱这种意识和自信,而是加强。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国企、私企,都似乎与过去变得截然不同。不要说把握、解释,就是知道、了解似乎都有些来不及。但作为作家,不但要知道,还要深入地了解、把握,从这个角度讲,作家的深入生活也自然有了新的内涵,即更多地融入了如何把握时代变革的巨大主题。此外,一些作家对深入生活的新途径新方法也在做有益的探索。如诗人王久辛说:“我体会所谓深入生活的新途径新方法其实说的是进入时代或进入人心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当你有了灵感,或当你决定去写一个题材时,我以为你的必经途径是一个新人的灵魂,当你真正走进人的灵魂,并表达出了对这个灵魂不同角度与不同尝试的关爱,救赎与超度,那么你的写作必定是成功的。”(2)这些探索对帮助我们加深对深入生活的理解都是很有启示的。  三、新的发现和独特体验  现在许多青年作家对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都已有所了解和实践,那么,他们的作品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呢?著名作家王蒙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对于生活的发现。  作家王愿坚也曾经这样说过:“短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发现。短篇小说创作的才能,就是发现的才能。若想把生活写透,那就需要从寻觅和发现入手,善于从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的描写对象,找到那个用以‘见大’的小的东西。实际上,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是一种探索、寻觅、发现的过程。”(3)因此,对写小说的人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发现比表现更重要。为什么很多人在创作中会忽视对于生活的发现,而且缺乏独特感受和创新意识呢?我认为,这与我们从小受到的传统作文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上学时,老师一般要求作文要写清一件事,再加上文通字顺、思想向上就成了。于是,四平八稳的东西受到欢迎。后来的事实证明,小时候作文做得好的长大后成为作家的极少。所以,存在一个“文学教育”问题,现在的大学中文系轻视文学创作,以为创作不如学术。其实不然。一个没有创作经验的老师,如何给学生“细读”那些杰出的文学经典?鲁迅那一代大学教授为什么能桃李天下,成就卓著,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优秀的古诗词或白话文作家。  那么,怎么去找到这种发现和独特的感受呢?还是那句话,要依赖生活的积累、体验、观察和思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许多人常自卑自己没有生活,或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常羡慕别人生活丰富,这说明你没有看到自己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只盯着别人了,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们不应该以别人之长来比己之短。比如,曲波写出了《林海雪原》,人家剿过匪,有生活,你要和他比这个,你肯定比不过。作家邓刚当过“海碰子”,他笔下的大海是独特的,属于他的,《迷人的海》、《龙兵过》、《芦花虾》谁也写不出来,但如果让他去写剿匪那就完蛋了。所以,你要清楚属于你的那一方天地是什么?有人觉得自己整天都闷在城里,上班下班,没得写。那人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就写的是这个,很精彩,成了名篇。所以,写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在于你过的什么生活,而在于你从中有没有新的发现。要在别人认为没戏的地方或并不新鲜的事情上找出戏来,这就是作家的本事。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围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围墙》写的是一个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了,后来又把它砌起来的事。但是它把我们机关中的许多弊病都暴露出来了,这种发现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  其实,独特的感受也是一种新的发现。这种发现的范围自然就更加广阔了。比如一个景象、一句话、一首歌,都会引发出你的某种独特的感受,这其实也是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新的发现。作家的这种独特感受的发生其实是经常性、随时性的,它的多与少、深与浅,主要取决于作家对生活观察力的敏锐程度和内心情感世界的丰富程度。女作家毕淑敏在这方面比较突出,她的几乎每篇东西都有新的发现,在人们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中,她都能找出一些新的东西和获得一些新的感觉。所以,她的作品(包括散文)很受欢迎。读者喜欢她的作品,是希望从她的作品中呼吸到新的空气,去感受一种新的意识,去品尝一种新的感觉。  四、体验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选题的角度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说:“写小说的艺术在于:尽可能地少着墨于外在生活,而最强有力地推动内在生活。因为内在生活才是我们兴趣的根本对象。——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4)  小说宜智取,不宜强攻。我的这个提法也许没人这么说。但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不属于创作技巧,而是如何选择作品的主攻方向的问题。什么叫智取,什么叫强攻呢?写小说和打仗的道理一样,正面强攻往往没有好结果,所谓费力不讨好。在我们看到的作品中,强攻派占不少。比如写“文革”的、写改革开放的、写反腐倡廉的、写抗击“非典”的、写抗震救灾的,事实证明,凡属正面表现某一主题或重大事件、题材的小说,往往成功率不高,或站不住;而有些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与所谓重大事件隔着一定的距离,力度也不强,有些是侧面表现或间接表现,却反倒常常是大获全胜。我把它称之为“智取”。“文革”以后,写“文革”题材的作品不少,包括一批影视作品,许多都是正面描述,写了妻离子散、写了受迫害致死、写了上层斗争、写了下层人民、写了革命干部、写了知识分子,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能被读者或观众记住的寥寥无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描写角度太正,硬碰硬,有些干脆是“文革”场景的回放和重现,随着时间推移,便显出了底气不足、生命力不足。写“非典”也一样,“非典”还没完,书就出来了,写的人很多。你写这个医院,我写那个医院;你写男大夫,我写女护士;你写一对恋人因“非典”没结成婚,我写一对老夫妻因“非典”没离成婚,最后,都没人看。  应该怎么写呢?还是用例子来说明问题。写“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多少作品?留下多少?为什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常读不衰,后来还被改编成影视、话剧。写“文革”的作品中,倒是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给人留下了一些印象,为什么?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它们都避开了正面的描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虽有战斗场面,可是写了一群女兵的生活,写了她们的情感和命运,处处闪现出人性化的主题。《阳光灿烂的日子》写了“文革”中的一群孩子,通过描述这些孩子过的那种既正常又反常的日子,折射出“文革”阴影对人的心灵的影响,也属于侧面进攻。  这种例子很多,歌词创作也不例外。如电影《上甘岭》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人人会唱,久唱不衰。它几乎没写战争,连抗美援朝都没直写,而主要是写家乡的美,对故乡的情,超越了战争,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侵略者的痛恨。词作者乔羽用的也是“智取”,以唤起人们的美好的情感。当时,《上甘岭》的导演沙蒙让乔羽写歌词时对他说,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乔羽后来便写了“一条大河波浪宽”。电台在录制后的第二天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奇景。  归纳以上的几个例子,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学创作要善于从一个人们普遍意想不到的角度去调动人们的视觉和情感,当人们还在沉浸于某一特定氛围之中的时候,要学会超越那些暂时的、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状态,善于在现实与未来、现实与永恒之间搭建一座精神相通的桥梁。如果有了这个意识,我们以后也许就会越来越少地看到那些底气不足却还在对一些重大事件做正面硬攻的作品。  注:(1)庐隐:《我的创作经验》。  (2)摘自《红色岁月给予我们营养与收获》,原载《文艺报》,2011年5月23日。  (3)王愿坚:《短篇小说的发现与表现》。  (4)【德】托马斯·曼:《论小说艺术》。  2009年5月初稿  2011年6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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