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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赓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一下就离开医院了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牛惠霖医生给陈赓看完病离去不久,忽然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负伤住进了这家医院,恰又被值班的护士安排在陈赓隔壁的病房中。这位团长很不安分,拄着一根木制的拐棍走出了自己的病房,就像是在战场上察看地形那样,想看看其他病房中有没有熟人,好在医院中打发这寂寞的日子。由于他和陈赓的病房紧挨着,自然就先进了陈赓的病房,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正在锻炼腿功的陈赓,笑着大声说:  “这不是大师兄陈赓阁下吗?”  陈赓一听暗自吃了一惊,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就读时的同学,他急忙笑着站起,一瘸一拐地迎过去,用力握着这位新到的病号的手,逢场作戏地说道:  “师弟,在何处供职?两年不见,怎么变成个铁拐李了?”  “我在校长的手下供职,官至团长,在追剿南昌暴动的那些散兵游勇中挂了彩,被送到这所医院就医。”  陈赓一听暗自说:“好哇!真是冤家路窄,又在医院里相见了。”但他表面上依然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当即伸出大拇指,大加称道地说:  “我为蒋校长有你这样的弟子,我有这样的师弟而骄傲!”  这位负伤的团长早在黄埔就读的时候,就知道陈赓是全校有名的“左倾”分子,只是因为他在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救过蒋介石的命,黄埔系中反共的右派学生才不敢公然和他为敌。他与陈赓分别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始终不知这位师兄陈赓的踪影,故有意地问道:  “师兄,你怎么也变成铁拐李了?也是和共匪作战中挂的彩吧?”  “惭愧!说来实在是惭愧……”  这位负伤的团长有意继续追问陈赓的腿是怎样负伤的。“他不相信陈赓临时向他编造的话,提出许多疑问。陈赓晓得这个人的思想反动,预感到继续留在医院里面会有危险。此人刚一走开,他就当机立断,连招呼都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家医院里面的一位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过了几天,牛惠霖大夫在马路上遇到陈赓,立刻把车停住,跳出来紧紧握住陈赓的手,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陈赓便把逃离医院的原因告诉了他。牛惠霖大夫带着非常遗憾的神情说:真没想到啊!早先给你找间好一点的房间就好了。”  陈赓逃离医院不久,又通过妻子王根英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接着,李强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要他参加党的保卫工作,并在近期查清出卖陈乔年等同志的叛徒,设法营救陈乔年等被捕同志出狱。就这样,陈赓的腿伤还未彻底康复,又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去了。  诚如前文所述,陈赓是我党第一代战斗在情报战线上的大将,他不仅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再加之他有一位在上海长大的妻子王根英,因此他在隐蔽战线中战斗,真可谓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出卖陈乔年等同志的叛徒叫唐瑞林。  唐瑞林经受不住血雨腥风的考验,主动变节投敌,并把革命同志当作他求生、晋升的阶梯。当他获悉陈乔年等领导同志开会的消息和地点之后,事先引敌人包围了那两个会议的会址,致使陈乔年等十一位同志全部被捕。狡猾的敌人为了探明陈乔年等同志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故意将叛徒唐瑞林也一起“捕”进监狱,而且,竟然将唐瑞林与陈乔年关在一间牢房内。  陈乔年被捕之后知道自己很难生还,故考虑的重心不是争取出狱,而是如何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起初,他感到敌人并不知他的真实身份,遂化名王某,在狱中与敌人周旋。然而,陈乔年并不知同牢房的“囚犯”唐瑞林就是出卖他们、且又充当敌人卧底的叛徒,这就对陈乔年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唐瑞林虽然不能确定哪个被捕者是陈乔年,但他试图利用共住一牢房的条件,观察陈乔年的一举一动,借机套近乎,有意进行攀谈,妄图找出一些破绽。由于陈乔年警惕性很高,致使唐瑞林终无所获。接着,敌人又使出苦肉计,借所谓“提审”之机,把唐瑞林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再把故作昏死的唐瑞林推进牢房,使陈乔年相信唐瑞林是自己的同志。  陈乔年并不知这是敌人使的苦肉计,他凭着自己的良知,端来一搪瓷缸子热水,蹲在一边,精心地给“昏死”的唐瑞林喂水。直到唐装模作样地醒来。接着,唐又故作英雄状地自语:“我,我什么也不知道……”陈乔年听后一怔,小声地问道:  “他们问了你些什么事?”  唐瑞林睁开双眼,看了看陈乔年的表情,蹙着眉头说道:  “非常奇怪啊,他们第一句话就说:不要装蒜了,你的真名叫唐瑞林。”  陈乔年感到有些突然,一是他不认识谁是唐瑞林,再他一时也搞不清同牢的“难友”如此说的用意,故怔了片时才说: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也闹不清楚。”唐瑞林故作忽然想起什么的样子,又说道,“他们还对我说,和你住在同一个牢房的犯人也不姓王,听口音就知道,他不是上海人。”  “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陈乔年十分警惕地问道。  “我说不知道。接着,他们就对我问这问那,我都说不知道,他们就对我动了大刑,直到把我打得昏死过去。”  陈乔年身处牢笼,既不能轻信同牢“囚犯”的话语,也不能不相信他说的话。但是,从唐瑞林上述的话中可以断定:如果唐不是叛徒,那么被捕的同案人中就一定是出了败类。他沉吟良久,有意地说道:  “看来,我们当中出了叛徒,你可要当心啊!”  “你也是啊!”唐瑞林故作关心地说道。  陈乔年虽然不知谁是出卖他们的叛徒,但他渐渐从唐瑞林的话中感到了一些问题:首先,他清楚唐瑞林并不是出席会议的主要成员,唐为什么会与他们同时被捕呢?其次,在这次被捕的所有成员中,他在党内的地位最高,在社会上影响也最大,如被捕成员中有人叛变,他自应是第一个被指认的人。换言之,敌人审讯的第一人应当是他。可为什么会是这位自称是唐瑞林的人呢?因此,他回到自己的铺位,望着铁窗外的夜空陷入了沉思……  唐瑞林自以为得计,故又装作十分亲热的样子问道:  “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  陈乔年从这句问话中听出了破绽。在被捕的同案犯中只有他是安徽怀宁人,如果他答说是,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陈乔年。他沉吟片时,漠然地说:  “我是中国人!”  唐瑞林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遂回到自己的铺位,故作入睡的样子。  陈赓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及时向顾顺章等作了汇报。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必须让被捕的同志,尤其是陈乔年知道唐瑞林的叛徒面貌,并视情况把唐从监狱中轰走。为此,陈赓又通过内线把这一决定通知陈乔年等人,要他们在不暴露政治面貌的前提下,尽快完成从监狱中轰走唐瑞林的任务。  就在党中央在狱外积极营救陈乔年的同时,与乔年同案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等同志,也在狱中想方设法使乔年脱险。他们利用每天放风的时机,进行私下串联,交流有关情况。很快,他们就得出结论:在同案被捕的十一人当中,只有陈乔年、周之楚是叛徒唐瑞林不认识的。为此,郑复他、许白昊等同志在狱中经过研究,计划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由周之楚顶替陈乔年的职务,借以欺骗敌人,使陈乔年能早一点出狱。陈乔年听后认为不妥,这样做等于加害周之楚同志。  周之楚是位十分英勇且又非常顾全大局的同志,他一是知道陈乔年在党内的地位,认为以自己救乔年对党的工作是有益的。因此,他愿意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再是他认为自己是归国华侨,父亲又是南洋有名的巨富,一旦获知自己被捕之后,父亲必定会赶来上海营救自己。到那时,由父亲出面证明自己不是陈乔年,再向有关人员花上一大笔钱,获救出狱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悄悄地对陈乔年说道:  “不要犹豫,就按大家说得办!”  正当狱中同案被捕的同志密商如何实施以周之楚代替陈乔年的方案时,陈赓要他们齐心协力当众戳穿唐瑞林的叛徒面貌。他们几经密商,终于想出了一个既能以周代陈,同时又能驱唐的两全之策。用周之楚对陈乔年的话说,“这条狗卧底的目的是弄清你我当中谁是陈乔年,只要我利用轰狗的时候坦承自己是陈乔年,问题就全都解决了。”陈乔年不无担心地说:  “愿你这出真假陈乔年演得成功。”  “放心,绝不会露半点破绽的。”  是日上午放风的时间到了,陈乔年为了帮着周之楚演好这出真假陈乔年,按照预先约定好的,他借口身体不适留在牢中休息。这样,唐瑞林只好一人鼻青脸肿地从牢房中走出,到院中借放风的机会继续完成他卧底的任务。  按照唐瑞林的想法,既然难以从同牢的犯人口中问出谁是陈乔年,那么不妨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另外一个不相识的犯人身上再做文章。因此,他看了看满院放风的犯人,就直奔周之楚而来。未说几句话,就神秘地小声说:  “你看有多奇怪,他们非让我供出谁是陈乔年,不说,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代我受过了?”周之楚说罢伸手抓住了唐瑞林的衣襟,随即又在唐瑞林的面前掂了掂拳头。  “你……”  “我就是你要找的陈乔年!”周之楚说罢重重地打了唐瑞林一拳。  接着,郑复他、许白昊等人就起哄似的大喊“打人了!打人了……”少时,看押犯人的狱卒赶到近前,一把拉起被打倒在地的唐瑞林,大声问道:  “是谁打你的?”  唐瑞林被打得嘴和鼻子都在流血,他指着周之楚说道:  “就是这个叫陈乔年的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狱卒厉声问道。  “我没有打人啊!”周之楚不屑地答说。  “那他是不是人?”狱卒指着唐瑞林大声问道。  “不是人,”周之楚说罢转身对围拢来看热闹的犯人们大声说,“请诸位留意,他是一条狗!哈哈……”  就这样,周之楚圆满地演完了这出真假陈乔年的好戏。自然,唐瑞林这条狗从此也就在监狱中消失了。  就在陈乔年等在狱中完成驱赶叛徒唐瑞林之后,周恩来为进一步营救陈乔年等同志出狱,特地约见了陈赓。但是,当他看见身披国民革命军大衣,肩扛上校军衔的陈赓如约走进,他惊得有些愕然了。这时,陈赓一本正经地行了个标准军礼,大声说道:  “报告,昔日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陈赓,前来晋见昔日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转惊为喜,再一听陈赓的话语忍俊不禁地笑了,走到跟前,轻轻地捶了陈赓一拳,爱责地说道:  “陈赓啊陈赓,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活宝脾气呢!”  “报告周主任:一、改了就不是我陈赓了;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生此世没有希望了!”  “好,好,可你这身打扮……”  “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这个不听蒋校长话的学生,打扮成他的嫡系部属,不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上海,并堂而皇之地来见蒋校长最赏识的周主任了嘛!”  “好!这说明你已经进入了角色。为安全计,今后你还是少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的好。”  “得令!”陈赓边说边又行了一个军礼,“但是,就像孔明唱空城计那样,偶尔来一次出其不意还是允许的吧?”  “唉!真拿你没办法。”  接着,周恩来仔细询问了陈乔年等同志在狱中的情况,以及驱赶叛徒唐瑞林的经过,遂又蹙着眉头沉吟片时,说道:  “虽说叛徒从监狱中轰走了,可他还知道我们很多同志啊!”  “好办!用老顾的话说,让他以命偿命。”  对此,周恩来没有立即表态支持,这是因为他历来反对搞恐怖行动。接着,他严肃地向陈赓说明,党的保卫工作的重点,一是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再是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处决叛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最后,他又郑重地说道:  “转告顾顺章同志,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党的保卫工作引向恐怖行为。”  陈赓未再以玩笑视之,肃然点头称是。  “陈赓同志,你有营救乔年等同志的内线吗?”  “说老实话,前天还没有。”  “那到昨天呢?”  “托周主任的福,您一定给我派来了一个内线。”  “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根据经验,周主任没有特殊的任务是不会主动约见我的。”  “你呀,真是聪明。”周恩来边说边取出一份材料,交到陈赓的手中,“你先用心地看完这份报告,然后我们再一起交谈中央交给你的任务。”  接着,陈赓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双手展开这份报告,十分认真地读起来。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材料呢?是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特委会的报告,是关于荐举敌人营垒中的核心成员鲍君甫的。  鲍君甫,广东人,早年留学日本,曾读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后回国投身国民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左派,同情我党,并与我党不少同志相识。他家里有不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另外,他在上海滩混迹多年,“曾是日本洋行职员和新闻记者,交际很广,手腕很灵活”。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他利用职业之便,“经常去上海总工会,因而结识了洋务工会的杨剑虹。他们都是广东人,一见如故,关系比较密切。杨剑虹不久投向国民党右派,离上海到广州国民党部工作”。鲍君甫为拓展自己的视线,又利用职业之便,“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曾到广州找过杨剑虹,并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右派人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也常去鲍家玩。到一九二八年春,鲍同国民党的人来往更加密切了”。简言之,鲍君甫的经历和学识,尤其是他在上海滩广泛的交游,使他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争取的对象。  一九二五年年底,陈养山同志经人介绍向鲍君甫学习日文,遂与鲍相识。这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陈养山在上海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做事。局长是恽代英同志。这个交通局负责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报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这样,进步书刊才不至于被各地邮局没收”。在这期间,陈养山“也经常将书刊送给鲍君甫。鲍很高兴地说,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能得到较高的稿费。从此两人成了比较好的朋友,有时陈养山同志也托鲍办点事”,鲍都不打折扣地帮办。“一九二八年春节后,陈从家乡出来,因为找党的关系,一时找不到,没住处,就暂时住在鲍的家里。”二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  诚如前文所述,恰在这时,蒋介石从故里奉化回到南京复职。“他在二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夺取了党、政、军的大权,建立了独裁统治。”同时,他“为了对付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反对势力和镇压共产党,镇压革命群众,蒋介石自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陈立夫任机要秘书,并在中央组织部设立了一个调查科,用党务调查为掩护,建立特务组织”。陈立夫兼任调查科第一任负责人。不久,他卸任之后,又任命自己的亲信叶秀峰接任,而这时调查科的总干事就是鲍君甫的好友杨剑虹。  不久,陈立夫偕杨剑虹自南京来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等机关广泛联系,同时探亲访友,积极物色特工人员。就在这种情况下,杨剑虹选中了广东同乡鲍君甫”。  据史记载:“一九二八年三月间,杨剑虹对鲍君甫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了调查科,这次要用中央党部的名义在上海筹建一个调查机构,要鲍参加办案,鲍答应了。第二天杨剑虹邀鲍到他家,介绍鲍同陈立夫见了面,并对陈说鲍是日本通。”陈立夫自然清楚日本侵华的大势,未来在上海是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换言之,杨剑虹介绍的鲍君甫是必将能派上用场的,是个有用的人才,故陈立夫提议“一起到日本菜馆去吃饭”。在用饭过程中,陈立夫与杨剑虹进一步向鲍君甫说明他们的意图。在酒过三巡之后,杨剑虹才直言相告,说:  “主要是想办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各‘反动党派分子’的活动,尤其是中共。”  鲍君甫听后一怔,遂点了点头。  接着,杨剑虹又说:“每次给租界来公函办案,多数由于办手续的时间拖长,以致泄露机密。”“目前要研究设法打通这条路,简化手续,严保机密。”最后,他望着认真倾听的鲍君甫,十分信任地说:  “我和陈秘书长谈到你,他认为你如果充分利用自己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是最佳的人选。”  “是的,是的,”陈立夫为了做出信赖鲍君甫的样子,遂又礼贤下士地说,“首先要联系所有各种社会团体、机关和学校等,搜集各种情报材料。”  就这样,鲍君甫被陈立夫、杨剑虹拉进了新成立的调查科的核心机构。  但是,鲍君甫告别陈立夫与杨剑虹之后,平静地想了想陈立夫与杨剑虹的讲话,心里便产生了矛盾。他当时是这样想的:“做国民党的官可以,当侦探搞反共,若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不取得共产党的帮助,那就什么事都办不成,还会有生命的危险。”他经过再三考虑,遂想出了一条妙计,即:“如果帮助共产党做点事,又能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那么既可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没有危险。”于是,“鲍君甫一方面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务,一方面又决定同共产党建立关系。因此,鲍把国民党拉他在上海组织特务机关的事,告诉了陈养山同志,还将随身带的一份搜捕名单交给了陈,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及时提供给共产党”。  陈养山听后也陷入了矛盾的心境:如果真像鲍君甫所说,在敌人的心脏机关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那就等于建立了一个“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的反间谍关系”,万一出个差错,那就会殃及党中央的安全。怎么办?他连夜赶写了一份报告,把上述这些情况通过闸北区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在研读了这份报告之后,向中央报告了他的处理意见,接着,为营救陈乔年等被捕同志的事,约见了刚刚参加党的保卫工作的陈赓。  这就是周恩来交由陈赓阅读的报告。  陈赓在政治上是绝顶聪明的。他读过这份报告材料之后,就明白党中央已把争取鲍君甫的工作交给了自己。为此,他肃然起身,十分郑重地说道:  “请具体下达任务吧!”  周恩来指出,党中央特委认真地研究了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这样一个关系,在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确是非常需要的,可以加强政治教育和加强党的领导。使之为我工作。当即决定使用鲍君甫”。接着,周恩来指示道:  “陈赓同志,中央特委作出决定:为了安全使用鲍君甫,由你出面约见陈养山同志,通知他断绝同其他方面的联系,由你单线联系,负责对鲍君甫的联络工作。”  “是!”  “同时,为了党的安全工作顺利展开,由你作为我的单线联络人。至于你在中央特委会的工作安排,日后由中央决定。”  陈赓微微地点了点头。  “关于营救陈乔年等同志的事情要抓紧,需要动用多少经费,要提前向中央报告。”  “是!”  周恩来在亲自领导、拓展中央特委会工作的同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上。在这期间,他对开展全国性的暴动以及创建武装割据的政治局面,都提出了有着深远影响的建议。例如,在讨论江西问题的时候,他曾明确地指出:“要在江西各处形成割据,预备一个总暴动是对的,但立刻就要定期举行一个总暴动而不顾湘、鄂、粤三省是不对的,要立刻夺取政权也是太乐观了,目前是一个准备总暴动而深入割据局面的前途。”这就十分策略地阻止了党内主张盲目暴动的倾向。  再如出席中央常委会讨论江苏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江苏的实际情况指出:“江苏最近的工作,总的政策方针依然是经过艰苦的工作发动小斗争,改造党,然后再进到大的斗争。”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怀疑党的路线,但他的言行是反对不顾客观实际的盲目暴动政策的。  三月九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常委会,在讨论两湖问题的时候他曾说道:“湘鄂赣边区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十日,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明确指出:“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由此可见,周恩来一直关注着朱德与毛泽东所领导的两支军队的发展。  在这前后,中央收到了来自广东的报告:“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他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且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许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李立三就采取惩办的办法,大批地处分起义领导人。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觉得不妥”,为此,专门召集常委会,讨论广州起义的善后处理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接着,他明确指出:“这次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对李立三的做法明确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些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他还说道:“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最后,中央作出决定:  派周恩来去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的错误。  就在周恩来动身的前夕接到报告:由郭亮主持的湘鄂赣特委新到任的“六名干部,在岳阳河街一家旅馆里被反动当局抓住杀害。随后,敌人又在岳州屠杀了三十多人,驻岳州麻塘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也暴露了身份”。由此,周恩来又想到了湖北省委遭敌破坏,军事部长苏先骏等被捕的事情。一旦被捕的人中有人叛变投敌,长期战斗在武汉三镇的郭亮、向警予等同志,就有可能落入敌人的魔掌。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湖北省委、湘鄂赣特委等就会遭敌破坏,党在两湖地区的损失就太惨重了!为此,他要求立即通知时在武汉巡视的罗亦农同志:一、罗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二、要通知郭亮、向警予等百倍提高警惕。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化装成一位华侨巨商,在陈赓等人的护送下登上了南下香港的客轮。他小声地叮嘱:  “要注意就要举行二次北伐的蒋介石的动向,要积极营救陈乔年等被捕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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