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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半举行。  但是,张太雷于十二月七日在广州召开秘密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原定“十二月十二日举行起义”。  时间提前是因为其间发生了变故:十二月九日,“汪精卫在上海获悉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消息,接连电告张发奎,要其迅速解除教导团武装,搜查苏联领事馆,镇压各职工会”;十二月十日,“黄琪翔从西江前线回到广州部署镇压革命。国民党广东省会公安局宣布特别戒严”;同日,“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针对这突发的形势,“张太雷召开省委紧急会议,研究敌我情况,决定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起义”。  会后,广东省委向中央写出紧急报告,指出:“省委认为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的向我们进攻,故广州暴动即须很快的发动。”同时,与会同志一致要求:“中央迅速派周恩来来广东指导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时半,“张太雷偕同恽代英、叶挺以及工人赤卫队代表到四标营,领导教导团革命官兵誓师起义。张太雷作起义动员报告,并任命教导团各级指挥人员;接着,恽代英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凌晨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教导团分三路出发”。与此同时,“警卫团第三营也分两路出发。在广州各处集中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在听到起义信号后,也纷纷出击。黄埔军校特务营的官兵也相继举行了起义。天亮前,除少数据点外,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  是日六时,太阳就要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广州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布成立,并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向中外庄严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大加颂扬:“你们的胜利在革命历史上是伟大的,在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赞美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也是第一次。”  然而,敌人闻讯向广州集结,妄图一举消灭广州暴动的武装。其中,驻珠江河南岸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于广州暴动的第二天分两路渡河,向猎德和长堤反扑,与起义军多次激战。是日下午,敌李福林部“再次渡过珠江,从东郊猎德进攻大北门;另一路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南下的敌军,联合驻西村薛岳部,从大北门攻占了观音山起义军部分阵地,并分兵直扑起义总指挥部。起义军民奋起反击,收复了观音山”。与此同时,“张太雷参加了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后,返回总部不久,闻敌人向起义指挥部扑来,就急忙与第三国际代表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至大北直街附近,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接着,广州起义就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有各种说法,而李维汉的见解是中肯的。请看:  当时党中央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想保住这个胜利,而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德国人),又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所以,在起义的当夜,当叶挺看到要坚守住广州并不容易,正确地主张把队伍撤退到农村时,纽曼便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本来可以是英勇的胜利的一战,却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总的方面看,对这次起义还是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  另外,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各派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后追论,失分最多的是汪精卫,得利最大的则是蒋介石。  诚如前文所述,汪精卫在北来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时,广州发生了第四军政变,遂招致新桂系、西山会议派等的非难。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在蒋介石筹办婚事期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上海新闻记者招待茶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一面回击李宗仁、吴稚晖等人的攻讦,一面为广州第四军政变辩护。由于他当年曾标榜自己是联共的大“左派”,故又在茶会上声明坚决反共,扬言:“无论任何方面,任何同志,任何武装同志,如果还要容共,兄弟必尽其精神心力,与之反对。”  但是,不管汪精卫怎样“回击”和“辩护”,新桂系控制的特委会丝毫未减对他的攻讦,并向预备会议提出了对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三人的弹劾案,要求取消他们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对此,汪精卫不得不采用“拥蒋以自救”的策略,向预备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以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但是,汪氏的算盘打错了,“促蒋复职”的提案被预备会议通过,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吴稚晖、李宗仁等人的继续攻讦和蒋介石的冷遇。  是上苍有意捉弄汪精卫,还是天助蒋介石上台?就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完婚,准备度所谓蜜月之际,广州起义爆发了。这就更使各方面有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右派元老吴稚晖、新桂系核心成员李宗仁,乃至全国舆论,都一齐把矛头指向了汪精卫,指责汪氏有意指使张发奎、黄琪翔“盲目内讧”,“致共产党得一绝好机会”,“以酿成此次之剧变”,要求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同时查办汪精卫等人。  十三日,汪精卫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就广州起义主动发表宣言,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恶化势力”,并对吴稚晖等人进行反驳。他宣称:“如今国内有两种恶势力,一是腐化,一是共产恶化,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对腐化势力奋斗的时候,共产恶化的势力便来袭击我们;我们对共产恶化势力斗争的时候,腐化恶势力便也来袭击我们。这奋斗是不容易的,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身处漩涡中心的汪精卫想游上岸是很难的。就算他全身都是嘴,也难以向国人讲清楚。他只有抱怨,说几个月来“跳来跳去”,实在是“跳得太苦了”。  然而,吴稚晖等人一口咬定汪精卫是共产党,攻击汪氏对广州起义一事不能辞其咎。桂系大将白崇禧激于义愤,竟然动了杀害汪精卫的念头。对此,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曾记述说:“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即白崇禧)径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杜月笙说:‘这事我做不来主意,你问法国领事吧。’及至白健生找法国领事,法国领事也说:‘这事我们不能干的,你找杜月笙吧。’这样互相推诿,事情才平淡下来。”但是,出汪精卫所料的是法国领事又叩开了他家的门,直率地说:  “汪先生,您是我们法兰西共和国最好的朋友,我们不能不通知您,接受我们的建议,尽快离开这座冒险家的乐园。”  “为什么?”汪精卫愕然地问道。  “详情无可奉告。我们只能说,您再在上海住下去,人身安全将受到威胁。”  汪精卫听后吓了一身冷汗。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蒋介石玩的鬼把戏。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正当蒋介石采取以静制动的手段,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控制的特委会搞垮台,而西山会议派被搞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老政敌汪精卫又因广州起义处于全党共讨之的厄境中。他深思熟虑,遂又在策划“驱汪复出”的大计。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介和自己争夺党政大权的书生。但是,由于他曾是孙中山先生仙逝后的接班人,与之较量的过程中,必须投鼠忌器。用时人的话说:“要多用内功。”换言之,利用形势,造成四面楚歌的危局,然后再不动声色地火上加油,把汪精卫推向绝境。待到他通过杜月笙等请法国巡捕出面威胁过汪氏后,他笑眯眯地叩开了汪氏的大门,有意称谓着汪精卫名存实亡的头衔,分外客气地说道:  “汪主席,对您时下的困境,我虽无回天之力,但我可以向您剖心相告:我不仅反对置您于死地的做法,而且我还坚定地认为,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汪主席!”  汪精卫不知是计,反而闻之几乎落泪。  “汪主席,”蒋介石依然操着尊崇尤加的口吻说道,“作为老同志,我不能不告诉您,李宗仁、白崇禧这伙年轻气盛的武人,为了报复特委会的失败,对汪主席很可能做出非礼的举动来。”蒋介石这番哀而动听的话语真的打动了汪精卫,他当即向蒋氏转述了法国巡捕的劝告。蒋介石听后喟然长叹了一声,故作生气状地说道:  “胡闹!我若仍能行使总司令的职权,一定拿李、白是问。唉,时下军权旁落,我也无能为力了。作为跟先总理一块奋斗的老同志,我只能说:汪主席好自为之吧!”  接着,当汪精卫于惶无定见,且主动向蒋介石讨教自救办法之时,蒋氏方说:  “时下,为了安全起见,汪主席不妨学着我的样子暂避异国,待我把这政局稳定之后,再请汪主席回来安邦治国。”  汪精卫在白崇禧举刀相逼之下,又经过蒋介石这番“好意”相劝,的确感到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了。无奈,他在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并愿将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由蒋介石办理之后,连夜写下有名的《辞职宣言》,遂于广州起义后的第五天——十二月十六日深夜,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低头登上一艘法国货轮,怀着怅然、郁愤的心情,第六次西行,赴法兰西过亡命在野的生活去了!  蒋介石就这样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在一片欢迎复出的声浪中,由沪抵宁,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但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暴动,使蒋介石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他在未来构筑蒋家王朝的过程中,除去各地实力派想与他平分权力之外,他的主要对手必将是共产党。因此,无论是在日本精心架构蒋宋联姻期间,还是在回国之后借与宋美龄完婚静观天下之变且于变中得利的时候,他时时都在思索着自己一旦复出,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消灭心头之患共产党。在蒋氏看来,暴动失败的共产党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像毛泽东、朱德分散在贫瘠的山村,占山为王,发展武装;再是像周恩来、张太雷潜回城市,继续领导城市暴动。前者,在蒋氏看来,只要手中握有兵权,消灭这些绿林好汉式的武装是轻而易举的事;后者,则要难办多了。不仅是潜伏城市领导暴动的共产党人有国际背景,而且这些人也是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更为难办的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公然存在着租界区,为这些中共核心人物提供了可隐蔽之处。换言之,未征得设在上海的外国工部局的同意,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是不能随意到租界区搜捕共产党人的。因此,他于静观事变中就早已在谋划着这件大事了。  宋美龄是一位权欲极强的女性。她与蒋介石结为连理,除去美人景仰英雄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把婚姻当作手段,借蒋氏的地位登上全国第一夫人的宝座。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绝非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如果再考虑蒋介石娶宋美龄的因素,蒋宋联姻的确是一桩政治婚姻。或许是宋美龄过分自恃聪明的缘故,她为了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早日建立起第一夫人的形象,不仅经常在蒋氏面前评说全国政情,而且还因精通英语,先于情报部门把欧美诸国的消息报告给蒋氏。就在广州暴动的第二天,宋美龄刚刚在内室收听完美国的新闻,就有些得意地来到客厅,她望着背剪双手,木然凝视远方的蒋介石,问道:  “达令,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张太雷。”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事有凑巧,宋美龄方才收听到的美国新闻,刚好是关于张太雷和蒋介石关系的。所以,她以调侃的口吻说道:  “是啊!四年多以前,他曾作为你的翻译,随你赴俄考察,给你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今,他又步你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之后,在广州造你们的反。难怪美国人说,蒋总司令是靠共产党起家的,但今后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也是共产党。”  虽说蒋介石是同意美国人的评论的,但由宋美龄的嘴里说出,他的心中感到总不是个滋味。对此,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  汪精卫偕陈璧君西渡赴法兰西之后,宋美龄认为自己离第一夫人的宝座又近了一步,故高兴非常。这天,她当着蒋介石的面打开琴盖,十分陶醉地演奏起了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借以抒发内心难以言喻的情感。  蒋介石不仅是一位音盲,而且对西洋音乐几乎是一窍不通,因此,他绝不会为这急风暴雨般的音乐所动。更何况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听这“劳什子”呢!少顷,他约见的两位客人走进了客厅大门,一个是亲信部属陈立夫,另一个就是上海闻人杜月笙。蒋介石欲要起身说声“请!”只见杜月笙伸手示意不要打断宋美龄的琴声。待到宋美龄演奏完这首《革命练习曲》,忘情地伏在琴身上的时候,陈立夫与杜月笙同时鼓掌,并连声称颂“好!好!”接着,陈立夫有意奉承地说道:  “我从夫人演奏的《革命练习曲》中听出了一些门道,知总司令者,夫人也!”  蒋介石一看宋美龄那不无得意的表情,也凑趣地说道:  “杜先生,你听出点什么门道没有啊?”  杜月笙出身低微,本与这西洋音乐是无缘的。可是,当他步入工部局且一天天腾达之后,也学着洋人的样子,听起了肖邦、贝多芬的经典音乐。自然,像肖邦的这首《革命练习曲》也是听过的。因此,他也故作斯文地说道:  “俗话说得好,行家听门道,外行听热闹。我从夫人这澎湃的琴声中,似乎看到了蒋总司令又在指挥千军万马,还有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  杜月笙的话说到蒋介石的心坎里了,他开怀大笑。待到陈立夫、杜月笙落座之后,他又客气地说道:  “今天,我请二位来,是想和你们谈谈长治久安的方略。”  陈立夫与杜月笙一听蒋介石言归正传,二人不约而同地起身,一个说“愿聆听教诲”,一个道“请总司令赐教”。顿时,客厅中又严肃起来。或许蒋氏一向视陈、杜二人是亲信,故直言不讳:  “阻挠我安邦定国的大敌是什么呢?我思之良久,认为一是来自我们党内,或者说再加上那些打着国民党幌子的地方实力派;再是来自党外,具体地说是共产党。前者嘛,我自有统一的良策,而后者嘛,我想交给二位去完成。”  陈立夫与杜月笙既是政海中的玩客,又都是靠追随蒋介石起家的亲信,一听蒋氏的话音就明白了这次约见的目的。另外,他们二人又都了解蒋氏的为人,且又懂得满足蒋氏高傲的虚荣心是最好获利的阶梯,故都谦恭地说道:  “请总司令示谕!”  诚如前文所述,关于如何对付潜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要人一事,蒋介石的确是煞费了许多苦心。他深知自己的发祥地上海的规矩:欲要消灭租界中的任何人,事先都必须与工部局达成某种默契。为此,他想到了杜月笙,故十分客气地说道:  “第一,希望杜先生利用和租界的老关系,帮着立夫,或者说帮着我,把暗藏在租界中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对此,杜月笙是愿效犬马之劳的。  “第二,我为立夫抄写了一副名联,看后便知。”  蒋介石说罢转身取来他的墨宝,双手展开,只见上书:  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陈立夫知道这副名联出于清朝雍正皇帝之手。自然,他更知道这副名联诞生的背景:那是雍正在历经喋血手足,登上九五之尊后,深知权力即为统治者手中的命根子,为了确保“龙廷”不易手他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权力膨胀至无限。与此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罗织罪名,剪除一切政敌和对手,尤其是那些帮着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有功之臣,实现“一人治天下”的独裁统治。为此,他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寝宫亲笔写下了这副对联。另外,陈立夫更为清楚军机处的性质:“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由此,陈立夫完全明白了蒋介石送他这副名联的目的,是要他组建蒋家王朝的军机处。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一步一步地建立了对付国民党内部权势之争的侍从室,以及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及中统特务机关。陈立夫在表明态度,立即组建“保卫蒋总司令的军机处”后,又报告说:  “据可靠情报,共匪党魁陈独秀失势之后,共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有不少动摇分子,尤其是那些曾在黄埔聆听过校长教诲的人,纷纷表示愿戴罪立功。”  “愿将功补过者,欢迎,但不可重用!”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另外,”陈立夫有些神秘地说道,“据有关情报,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要人由香港潜回上海。”  蒋介石惊得倏然站起,愕然沉吟片时,遂又蹙着眉头在室内快速踱步。  这时的宋美龄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她一见蒋介石这极为特殊的表现,误认为蒋氏是听说周恩来、郭沫若这些曾并肩战斗的战友,而今又揭竿举义为敌的人回到上海后的痛苦,或者是因念旧不知该如何处置,故有意地说道:  “达令,不要忘了,他们二人可都是你的政治部主任啊!”  宋美龄说这句话的本意,是给蒋介石一个台阶。但是,出她所料的是,蒋介石听后猝然驻步,低沉地说道:  “我更不会忘记,他们二人,尤其是周恩来更是我蒋某人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答话的态度和内容,实在令宋美龄意外,她几尽本能地问道:  “那你该如何处置他们呢?”  “出重金悬赏他们颈上的人头!”蒋介石说罢又转而对杜月笙、陈立夫说,“我就要离开上海赴南京了,你们二位要密切关注共产党在广州滋事后的动态。”  广州起义爆发之后,在中共中央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连日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开始,周恩来为了扩大广州起义的成果,“在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建立交通网,恢复各地关系及已损失的工作”。当他获悉战友张太雷牺牲的消息之后,心里充满了悲痛和仇恨。当中央确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鉴于自己曾参与过广州起义的策划,同时广东省委在广州起义之前曾致电中央,点名要他赴广州指导起义,而他历经南昌起义的失败,深知善后工作比组织暴动更为艰苦,因此,主动向中央提出“派自己去广东开展这一工作”。  然而,由于罗亦农于十一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工作,因此,中央组织局由周恩来代理主任。就在广州起义爆发的前夜——十二月十日,任弼时在中央常委会上提议任周恩来为主任。虽说待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会议才正式决定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但事实上周恩来早已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换言之,中央离不开周恩来。为此,由任弼时提议,“决定派李立三前往广东,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面对广州起义的失败,“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在事实教训下对暴动开始有些新的认识”,周恩来也进一步反省。自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参与中央领导以来,对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他不仅有所觉察,而且有意识地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制止和纠正。在讨论党团关系的时候,他批评共青团内存在“先锋主义倾向”,并说“上海党部近来实在有点军事投机——冒险”。在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湖北暴动一事时,周恩来公开批评“无动不暴”在共青团是一严重问题,明确指出“可见他们的暴动观点并未成熟”。在他参与讨论的中央发给湖北省委的信中,要求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周恩来“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简言之,他“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因此“仍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正当中央决定改组湖北省委,并考虑由谁出任省委书记的时候,交通员引来了大名鼎鼎的郭亮同志。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随军南下潮汕的郭亮与柳直荀被敌人打散,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他们二人在海边发现一只破烂舢板,立即跑上去,奋力划离海岸,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是,几天几夜的海上漂泊,又把他们送往一座南洋小岛。正当他们举目无亲、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岛上传来了教堂的钟声。聪明的郭亮顿时来了精神,用力捶了一下柳直荀的后背,大声叫着柳直荀的外号“柳和尚”,以商量的口气说:  “你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又说得几句英语,我们装成耶稣教徒,到教堂里找牧师去,只说在海上遇盗,请他帮助我们回到香港去。你看这办法如何?”  郭亮的主意奏效了,教堂里的牧师念及“同是上帝的儿女”的份儿上,帮助他们搭乘一条外国货轮,到了香港。接着,他们又通过组织,搭乘北来上海的客轮,历经各种风险,终于找到了昔日南昌起义的前敌书记、而今任中央组织局代理主任的周恩来。  周恩来见到郭亮真是高兴极了!他在听取了郭亮与柳直荀的汇报之后,当即向中央建议并得到批准:由郭亮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就在郭亮离沪西去武汉的前夜,周恩来又偕邓颖超与这位生死与共的战友话别。一见面,他就向邓颖超介绍:  “小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亮同志!”  邓颖超早就听说这位在湖南与毛泽东齐名的工人领袖了,所以,她紧紧握住郭亮的双手,笑着说道:  “郭亮同志,我不仅知道你的大名,而且还会背你写的一首宣传革命的新诗呢!”  周恩来望着愕然摇首的郭亮,笑着说:“让我代小超背给你听!”接着,就朗朗念道:  “梭镖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  郭亮听后大笑不止,遂又解释:“这哪是什么新诗哟,这是我当年为革命写的标语口号。”但是,周恩来却硬说这是最好的“讨蒋檄文”!可以想见,他们这次话别是亲切的。最后,周恩来又格外深沉地说道:  “郭亮同志,回到武汉以后,请代我,也代小超问候向警予同志。大革命时期,她在武汉是很有名气的。如果工作有困难,中央可以重新安排她的工作。”  “请放心,我一定负责转达。”  周恩来不但关心参加南昌起义返回上海的领导同志,而且还十分关注南昌起义失败后留存部队的去向。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参与中共中央致朱德信的起草,提出朱德所率“第二十五师不一定到赣西南,应根据实际情形而定”。并在信中指出今后的行动方针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率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统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并派军事科科长李鸣珂前往送信。由此可知,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的伟大举动,是根据中央与周恩来的指示办的。  风雨如晦、大起大落的一九二七年就要过去了,中央接二连三地收到了陈独秀的来信。周恩来主动地向中央提出,应当派人去看望这位党的创始人。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请求,由瞿秋白、罗亦农、周恩来、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于元旦这一天借拜年之机,与陈独秀谈话,交换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但是会有什么结果呢?谁的心里都没有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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